生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少年時代，父親早喪，家境清貧，但天資聰慧，勤奮好學，得富裕姻親資助讀書、赴考。在縣學考取優(yōu)廩生后，入讀廣雅書院。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考取拔貢第一名、再于北京會考，得一等第十一名。

光緒二十四年上京朝考之后獲得欽點，授職銜“七品小京官”，旋升刑部六品主事。

光緒二十九年 （1903年），鄉(xiāng)試中舉人；

光緒三十年（1904年），進士殿試以第一甲第二名欽點榜眼及第，誥南書房行走、奏翰林院編修。

光緒三十二年 （1906年），被選派到日本東京法政大學讀法律，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日本東京法政大學畢業(yè) 后回國。

宣統(tǒng)元年（1909年）為了擬定「商業(yè)法」，奉派往中國各地商埠調查現(xiàn)代商業(yè)操作習慣，提交長達數(shù)十萬言的調查報告。

宣統(tǒng)二年（1910年），清朝舉辦第一次法官招聘考試，委派往貴州出任主考。

宣統(tǒng)元年（1909年）三月的一天，剛剛通車3年的蘇州火車站迎來了一批頭戴花翎、披掛齊整的大清官員，為首的是一位舉止儒雅的中年人�；疖囌就庠缬修I子在等候，他們一行人上轎經過錢萬里橋，從閶門進入古城。落轎停當，中年官員從轎中緩緩步出，這位官員是何許人也？他和蘇州又有什么淵源呢？通過相關檔案資料，筆者為您揭曉。

中年官員乃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次科舉考試的榜眼——朱汝珍。說起他的那次科考，頗為傳奇。原來，朱汝珍本應是清代末期的狀元，但由于其姓名和籍貫的緣故而與狀元失之交臂。根據(jù)慣例，甲辰（1904年）恩科的主考官在閱評完所有考生的試卷后，從參加殿試的273名考生的試卷中挑選出10份，排好名次，呈送給慈禧太后“欽定”。慈禧太后翻開主考官列為“頭名”的朱汝珍的試卷，只見文字暢順華麗，字體卻為粗筆楷書，看后不禁連連搖頭，只因慈禧太后平素偏愛疏淡清新的字體。當她看到朱汝珍的籍貫為廣東時，心中又陡然升起一股厭惡之感，廣東是她痛恨的地方，是叛逆的代名詞，那里出了太平天國首領洪秀全，維新派領袖康有為、梁啟超，高舉反清大旗的孫中山等。朱汝珍名中的“珍”字，又讓老佛爺想起被其逼死、支持光緒皇帝變法的珍妃，“朱”者“誅”也，“朱汝珍”三個字一下子觸動了慈禧那根敏感的神經，因此狀元之門就對這位滿腹經綸的倒霉才子關上了。同時，慈禧看到榜眼劉春霖這個名字，他又是直隸（今河北�。┟C寧人，她認為此名有吉祥之兆，“春霖”二字含春風化雨、甘霖普降之意，當年恰逢大旱，急盼一場春雨；加之肅寧地處京畿一帶，于是，老佛爺大筆一圈，劉春霖由原來的第二名成了頭名狀元，朱汝珍只好屈居榜眼了。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朱汝珍被選派到日本東京法政大學讀法律，兩年后學成歸國。制定商法是晚清修律的重要任務之一，朱汝珍于宣統(tǒng)元年（1909年）被任命為法律館纂修，前往各地商埠調查情況。蘇州是清代商業(yè)繁華之地，備受關注，于是就出現(xiàn)了文章開頭的一幕，朱汝珍到蘇州開展“商事習慣”調查。江蘇省蘇州市檔案館館藏商會檔案中有兩封朱汝珍寫給蘇州商會的信函，其中一封寫道：“先從事調查，實慮及此竊維吾國商業(yè)發(fā)達最早，貴省交通利便，民性活潑，貿易日見繁盛，尤占世界商業(yè)重要之地位�！�

蘇州商會收到朱汝珍的信函后，第二日便復函，請他來商會“駕臨一敘”。同時，對于清政府布置的調查，蘇州商會認真準備，積極配合，首先將調查商事習慣的調查表印制數(shù)千份，接著通過信函與盛澤、江震、平望、昆新、梅里、常昭等蘇州各轄區(qū)的分會聯(lián)系，讓他們填寫調查表，及時反饋信息。

“商事習慣調查表”共5頁，分為商號習慣款目表和各種字約單票章程簿據(jù)類目兩項，其中商號習慣款目表又分六目，條目分類詳盡、細致。例如在“第一目商號之組織及資本之關系”中就有8個問題，有“商號之組織共分若干類，各類之異同若何，商號之資本主自行營業(yè)與請人營業(yè)者孰多”等等。

由于調查的行業(yè)較多，本著仔細、務實的態(tài)度，蘇州商會并未在半年的期限內完成朱汝珍交代的調查任務。1909年9月20日，朱汝珍在給蘇州商會的第二封函中寫道：“現(xiàn)商法已著手起草……本年籌備事宜不容稍緩……茲限期已迫矣，請貴商會按照問題迅速回復萬勿再遲�！�

至于蘇州商會最終是否回復了這位末代榜眼，筆者找遍了蘇州市檔案館藏，也沒能探出究竟。

1911年辛亥革命后，朱以“南書房行走”留在溥儀的小朝廷里13年（1912—1924），在紫禁城從事《德宗實錄》等史宬工作，銜至頭品頂戴光祿大夫（正一品）。

1924年農歷十月停職，從商于津、滬間。在天津開設印刷館。后南歸，寄寓香港。

民國18年（1929年），移居香港，港創(chuàng)辦隘園學院，自任院長；任香港清遠工商總會會長，把會名改作“清遠公會”，注冊為慈善機構.

民國20年 （1931年） 應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聘請，曾經短暫出任哲學及文詞兩科教習和香港學海書樓主講。

民國21年，在日本關東軍操縱下，偽“滿洲國”成立，已廢的清朝末代皇帝溥儀被捧上臺，朱曾前往長春“覲見”（他是溥儀的老師），溥儀示意他再事“皇朝”，他以年老多病為由，婉言謝絕，旋即回港。

民國22年（1933年），任香港孔教學院第二任院長兼附中校長。

抗日期間,積極配合抗日團體開展抗日募捐、義演等活動，并接濟抗日戰(zhàn)士。

民國30年 （1941年底）香港淪陷。他與居港同鄉(xiāng)黃文根等人組織歸鄉(xiāng)指導委員會，協(xié)助同鄉(xiāng)3萬多人疏散返鄉(xiāng)。

1942年避居北京，當年病逝，享年72歲。

朱氏族譜

朱汝珍編撰的《朱氏族譜》：他的入廣東一世祖朱源，於明永樂間（1403—1424）由閩（福建）汀州府永定縣遷至粵韶州府翁源縣（韶關市南部）。朱源的父親朱禎是元朝人，官至兵部侍郎，二世祖朱永通，他的后裔在翁源縣生活了整整六代，即三世祖朱廣，四世祖朱環(huán)，五世祖朱得鄺，六世祖朱信，七世祖朱世昌，八世祖朱玉。 清遠縣開基始祖為九世祖朱萬賢，明末清八旗南下攻擊明軍於翁源（韶關軍港），崇禎八年（1635年）朱萬賢毅然告別翁源縣的父老兄弟，只身南下清遠縣，選擇城北筆架山下一個名叫“八片村”的小村落籍。十世祖朱德，十一世祖朱國璋，十二世太高祖朱清，十三世高祖朱大裕。十四世曾祖朱澧，舉家從八片村祖居地遷入清遠城南門街，為后裔的發(fā)展打下了堅實基礎。十五世祖朱夢齡，十六世考（父）朱猷章是五品武官，曾任知府，朱汝珍是朱猷章第七子。

1931年7月、1933年7月和1935年4月，清遠縣前后發(fā)生了屢次重大洪澇災害。朱汝珍以家鄉(xiāng)平易近眾疾苦為念，不顧年逾花甲的高齡，親自聯(lián)絡于香港同胞和社團中間，構造施助，救濟家鄉(xiāng)平易近眾渡過一個又一個難關。另外，1935年清遠建平易近眾教誨館；1940年清遠縣籌辦帶高中的縣立中學；1940年香港清遠同鄉(xiāng)幫忙社籌辦同鄉(xiāng)后輩義學等。都得到清遠公會的熱忱關懷和救濟。這些善舉，具體記錄在平易近國《清遠縣志》或香港清遠公會會刊。

朱汝珍樂善教育、醫(yī)療等社會公益。編撰有《藏霞集》并贈給清遠縣民眾教育館一批書籍和設備。又先后擔任《清遠縣志》和《陽山縣志》的總纂。為清遠戰(zhàn)時平民醫(yī)院和縣立中學募捐藥品和資金；為香港清遠同鄉(xiāng)協(xié)助社的子弟義學提供常年經費援助；

他本人擅長詩文，惜大多散失。他的書法，師出名家，具有王、柳、歐風格，并有創(chuàng)新，自成一家，尤其是楷書，端正圓潤、遒勁清秀，深受國內外稱許。他常代人書寫招牌、條幅、中堂等，要禮金價頗高。在南洋、港澳、飛霞洞、飛來寺等地，均存其遺墨�？h博物館內，收藏有他的楷書“清遠公會”題額手跡。但署款從不寫“民國”二字，他曾對人說：“決不吃民國飯�！�

香港淪陷期間，日本人送大米給他，想要利用他，而他毅然抗拒，1942年離開久居的香港，避來上海，借住在女兒家中，表現(xiàn)了他的民族氣節(jié)。后來他回到北平老宅。民國32年（1943年）夏，有一天他在與孫輩嬉戲時中風病逝，享年73歲。

原來，朱汝珍本來應該是清代末科的狀元，但是由于姓名和籍貫的緣故而與狀元無緣—— 按照慣例，甲辰恩科的主考官在閱評完所有考生的試卷后，從參加殿試的273名考生的試卷中挑選出10份，并按名次排列好（其中朱汝珍第一，劉春霖第二），呈送給慈禧太后“欽定”。慈禧太后翻開主考官列為“頭名”的試卷，見該卷雖然文詞暢順華麗，但字體卻為粗筆楷書，因慈禧性喜疏淡清新字體，故看后不禁連連搖頭。

當她看到“朱汝珍”這個名字時，心中更是不由得陡然升起一股厭惡之感：奪魁的舉子是廣東人朱汝珍，不禁讓這位老佛爺想起太平天國的洪秀全，維新派的康有為、梁啟超，高舉反清大旗的孫中山……這些人都出自廣東，在慈禧看來，廣東是出叛逆的地方。加之朱汝珍姓名中有“珍”字，“朱”與“誅”同音。珍妃支持光緒皇帝變法改良，被推入井中溺死，“朱汝珍”這三個字一下就觸動了慈禧那根敏感的神經。于是她將朱汝珍的試卷扔到一旁，狀元之門對他關閉了。

相反，慈禧覺得劉春霖這個名字有吉祥之兆，又是直隸（今河北省）人，“春霖”二字含春風化雨、甘霖普降之意，這一年又逢大旱，急盼一場春雨。加之直隸地處京畿，“肅寧”又象征肅靜安寧的太平景象，這對烽火四起、搖搖欲墜的清王朝，自然是“吉祥”之兆。于是，大筆圈定，名列榜首，發(fā)榜時劉春霖由原來的第二名而成了頭名狀元，朱汝珍只好屈居榜眼了。

隘園是清代末科榜眼朱汝珍的故居，在今清城南門街左四巷內，原為占地約140平方米的磚木結構三間二廊式傳統(tǒng)民居。現(xiàn)傳統(tǒng)民居已不存，但有朱汝珍紀念館在此。

朱汝珍父親朱猷章是五品武官，在清城南門街有房屋多座，其中的太守第占地約700平方米。朱猷章于光緒三年去世，家道逐漸低落，竟至于后來太守第被用于抵債。朱汝珍有兄弟八人，住房并不充裕，朱汝珍青少年時代長期在外，家里并無安排獨立住所，待他取得功名后，其兄弟就把位于太守第對面巷內的一座房子讓給他住，就是今天的朱汝珍故居。

朱汝珍自覺住所狹窄，自笑之取其名曰“隘園”。1920年，他50周歲生日時，寫有《五十自壽》詩四首，其中有句云：“隘園一畝足幽清，秋菊經霜可掇英”，說明“隘園”一名，出現(xiàn)較早。他又以“隘園”自號，以示安貧樂道。

建國初，隘園由朱汝珍堂侄朱世明代管。1994年，舊城改造紅線所至，隘園被拆。

為了紀念清朝末代榜眼、愛國愛鄉(xiāng)的大才子朱汝珍，廣東清遠市政府在清城區(qū)橫荷廣清高速公路出口對面興建了朱汝珍公園，并在公園內修建了巨幅朱汝珍銅像。

朱汝珍公園占地23194.3平方米，項目投資1228萬元。公園內設中國優(yōu)秀旅游城市雕塑、八駿雕塑、朱汝珍塑像、景觀小品和主要景區(qū)的文化墻浮雕等園林景觀，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游憩環(huán)境。市民既可欣賞末代榜眼雕像，沉醉于古典園林之美，又可感受清遠的人文魅力。

朱汝珍寫得一手好詩文，又擅長書法藝術，行書疏淡和平，嫻靜爽利，有晉唐遺風。他知道劉春霖、商衍鎏、張啟后也有書畫作品，便將四人的作品配成一套，名為“四屏”，成為當時極享盛名的書畫作品。參與創(chuàng)定《大清商律草案》、《大清民法草案》及纂修《德宗景皇帝實錄》，著有《詞林輯略》（附詞林姓氏韻編）、《本紀圣訓》、《中外刑法比較》，以及鄉(xiāng)試、會試、廷試的立論七篇以及飛來寺石刻《愛山亭記》等，惜大多散失。他關心家鄉(xiāng)文化事業(yè)，先后于民國4年、民國23年和26年，編纂有《藏霞集》，受聘總纂了《清遠縣志》和《陽山縣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