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沖（原名：許鐵如），福建漳州市薌城區(qū)石亭鎮(zhèn)香坂村人。1933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

1934年8月轉入中國共產(chǎn)黨，在漳州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和學 生運動，曾任中共漳州地區(qū)工作委員會組織部部長�？谷諔�(zhàn)爭爆發(fā)后，任新四軍宣傳隊隊長，戰(zhàn)地服務團大隊黨代表，中共安徽當蕪縣委書記，新四軍第2支隊民 運科長。

1941年后，任新四軍第6師第18旅第53團、52團政治處主任，獨立團政治委員兼中共江蘇泰州縣委書記。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先后任蘇中軍區(qū)獨立旅團政治委員，華東野戰(zhàn)軍第18旅52團政治委員，第6縱隊第18師政治部主任，第24軍第72師副政治委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共福建省委秘書長，福建省委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兼龍溪地委書記，中共中央華東局統(tǒng)戰(zhàn)部副部長，江蘇省委常委，南京市市長、市委第一書記，江蘇省委書記。

1966年至1968年擔任南京大學黨委書記。

1974年起，任中共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蘇省革委會主任，南京軍區(qū)第二政治委員、軍區(qū)黨委第三書記，上海警備區(qū)第一政治委員

1976年10月后，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書記、市革委會第二副主任。

1978年2月至1 9 8 3年6月任政協(xié)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1979年后任上海市革委會主任，政協(xié)上海市委員會主席，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市長、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1983年6月被選為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六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

1988年4月當選為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2010年10月18日因病逝世，享年96歲。

“龍師”第一個黨員

1933年，中共廈門中心市委派地下黨員到漳州恢復成立了黨小組。彭沖（當時名叫許鐵如）在龍溪高等師范讀書，受紅軍的影響，開始接受共產(chǎn)主義思想。他在此期間成為龍師第一個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之后不久，又成為龍師第一個黨支部的負責人。

1934年，中共漳州工委吸收了由左翼知識分子組織的進步文藝團體——虹橋文藝研究社，并派彭沖等加入文藝社，將之改造為黨的革命文藝團體，這便是名噪一時的“薌潮劇社”，他既當導演，又當演員，廣受當?shù)厝罕姷臍g迎。他們在實踐“到農(nóng)村去”的口號中堅持方言演出，堪稱創(chuàng)舉。

“好市長”“好書記”

從解放初至粉碎“四人幫”，彭沖主政南京、江蘇，書寫了25年光輝篇章。他是新南京城的創(chuàng)業(yè)者、建設者，被江蘇人民稱為“好市長”、“好書記”。是他，把南京由一座“消費型城市”變成了“生產(chǎn)型城市”——由于當時抓緊了生產(chǎn)，1956年全市工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值達到了9億多元，是1949年的3.2倍。到1962年，達到了20余億元，為南京的化工、電子、汽車和建材四大支柱產(chǎn)業(yè)打下了基礎。

“文革”時期，南京遭了殃，領導被當成走資派打倒。1966年8月到1968年2月期間，彭沖被南京大學造反派揪去批斗達200次之多，吃了許多苦頭，但他堅韌不拔，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進行抵制。

“文革”的破壞史無前例，但江蘇的社會生產(chǎn)、生活和治安仍得到良好的維持和一定的發(fā)展。南京城市綠化美化獲得海內外的公認，都同彭沖的名字聯(lián)系在一起。也正是由于他在“文革”中力排眾議，堅持保護歷史文物古跡，把南京市城墻的大部分保留下來，使其成為名符其實的文化古城！

建議人大會議不再懸掛領袖像

20世紀70年代末，彭沖調到北京工作，他意識到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這是我國歷史發(fā)展的客觀要求，是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后得出的正確結論。他參加全國人大會議之后，便向中央寫了報告。報告中，彭沖鄭重提出，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的權力機關，召開會議時，會場正面懸掛的應是國家的象征——國微，而不應是領袖畫像。彭沖的建議，中央很快就接受了。也就是從那時起，在每年全國人大會議的會場中，正式開始懸掛國徽了。

主持起草制定法律近百部

彭沖具有深謀遠慮的政治家眼光。他居高望遠，思路清晰，做好民主法制建設這篇大文章。在他連任第五、六、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期間，先后主持起草和制定法律近百部。我國民主法制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凝結了他的智慧與心血。

1993年，民主與法制出版社出版了彭沖的《民主法制論集》一書。他的研究和探索，為我國民主法制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彭沖的一個基本的、重要的思想是：民主法制建設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石。他提出，要做好民主法制建設這篇大文章。治國要靠民主，要靠法制，高度民主和完備法制是一個國家現(xiàn)代化的標志。

抓四人幫

彭沖這個名字，對于建國以后江蘇和南京的干部群眾來說，無疑是家喻戶曉的。彭沖在這里工作了二十余年，歷任中共江蘇省委常委、南京市市長、中共南京市委第一書記、江蘇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南京軍區(qū)第二政委、軍區(qū)黨委第三書記、上海警備區(qū)第一政委等職。

1976年10月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后，指派彭沖與蘇振華、倪志福一起赴上海去接收黨政大權，去穩(wěn)定局勢，恢復生產(chǎn)，揭批“四人幫”及其余黨，支撐一方大局。彭沖在上海的四年，是風雨雷電的四年——緊張、熱烈而帶有驚險色彩。

急派中央工作組，彭沖受命赴上海

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在北京被拘捕。這四人中，王、張、姚三人均直接來自上海，江青也同上海有著歷史和現(xiàn)實的千絲萬縷的關系。因此，粉碎“四人幫”后的諸端大事之中，接收上海和解決上海的問題，自然處于極端重要而緊迫的位置上。中共中 央在1976年10月18日晚上通過電臺宣布了粉碎“四人幫”這一令世界震驚的消息，而從10月7日開始，就分批把各省、市、區(qū)和各大軍區(qū)的主要負責人召到北京去“打招呼”了。彭沖時任中共江蘇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南京軍區(qū)第二政委，是第一批被召到北京去面談的。整整20年后的1996年10月，他是這樣回憶這一段往事的：

1976年10月7日下午，我正在辦公室，桌上的保密電話機的鈴聲響了。拿起聽筒，里面是中央辦公廳一位平時很熟悉的局長的聲音，話很扼要，但有點嚴肅。他說：“中央請你馬上到北京來，是黨中央主要領導同志決定的。接你的專機馬上就到，請你不要離開辦公室。”多年養(yǎng)成的習慣，我什么也沒有多問，就擱下了電話。當然，心中的納悶是有的：中央相召這么急，不知又出了什么事。到飛機場一看，才知道同被召去北京的還有廖漢生、丁盛同志，他們當時是南京軍區(qū)的政委和司令員。到了飛機上一看，已經(jīng)坐在機上的還有馬天水（時任上海市委書記，主持工作）和周純麟（上海警備區(qū)司令員），原來專機是從上海飛過來的。馬天水一見面就問我：“去北京有什么事？”我說：“我還不跟你一樣？”他就不吭聲了。

到了北京，在京西賓館住下以后，我們很快就被接到西山開會的地方，中央的領導同志都已等在那里了。1976年10月7日晚上那一次談話，中央的同志向大家強調了把“四人幫”抓起來的必要性，更多的是講了毛主席生前對“四人幫”的不滿和批判，說明辦這件事是必要的，也是有根據(jù)的。于今來看，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樣強調無疑是正確的，這才有利于統(tǒng)一認識，穩(wěn)定大局。

我們聽了都很振奮，長在我們黨身上的毒瘤終于被開刀了，這一天終于到來了。我們幾人都表示擁護。

中央第一批打招呼的是四個省、市（江蘇、山東、湖北、上海）和三個大軍區(qū)（南京軍區(qū)、濟南軍區(qū)、武漢軍區(qū)）。

這個“打招呼”會議在1976年10月8日又開了一天，是各省、市和各軍區(qū)的人發(fā)言，對“四人幫”進行揭發(fā)和聲討，氣氛極好。1976年10月9日晚上，中央的幾位領導人又找我們和南京軍區(qū)的四個人談了一次。我們是10日中午被送回南京的。

彭沖于1976年10月13日又有第二次北京之行。他說：本來以為無非是中央對揭批“四人幫”再作進一步的部署罷了，哪里知道，這次是中央要把我們三人（蘇振華、倪志福）緊急派去上海，接管上海，商議解決上海問題的方針大計。

當時中央政治局對解決上海問題的方針是兩句話：既要解決問題，又要穩(wěn)定局勢。中央交代我們：中央工作組到上海的任務，就是抓好揭批“四人幫”的階級斗爭，千萬不要鉆到具體事務里去。具體事務讓當時的職能機構去搞。有人如果乘機搗亂，破壞生產(chǎn)，破壞革命，你們查他們就是了。

在1976年10月13日晚上的會議上，中央決定任命蘇振華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委會主任，倪志福為中共上海市委第二書記、市革委會第一副主任，彭沖為中共上海市委第三書記、市革委會第二副主任。以這樣的頭銜任命蘇、倪、彭三位，自然是為了以高屋建瓴之勢奪去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三人在上海曾經(jīng)有過的兼職，并足以壓倒“四人幫”在上海的余黨，實現(xiàn)中央對上海的領導。但這項任命直到1976年10月20日才正式發(fā)表，這是因為中央在選擇一個時機。中央要以最恰當?shù)臅r機來鼓舞士氣，支持群眾，打擊敵人。在會上講得最多的是葉帥，他雖已79歲高齡，仍頭腦敏捷，侃侃而談，條理清晰，最能抓住要害。葉帥強調解決上海問題的重要性：上海是“四人幫”的發(fā)家之地，經(jīng)他們多年經(jīng)營，勢力日見坐大，盤根錯節(jié)，情況復雜。上海又是全國最重要的工業(yè)基地和最大的城市，在政治和經(jīng)濟上均有舉足輕重之勢。葉帥強調去上海的方針是穩(wěn)住局勢，穩(wěn)定人心，恢復生產(chǎn)，抓住揭批，取而代之。葉帥再三強調：上海穩(wěn)住了，全國就穩(wěn)住了一大半，就是為中央分憂。葉帥這番話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來幾年的實際工作，我們一直以此作為指導思想，也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工作組陣容強大，堪稱“臥虎藏龍”

1976年10月19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的北京廳，由蘇振華主持召開了一次重要的會議。除倪志福、彭沖參加外，又增加了如下幾位：林乎加，時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嚴佑民，時任公安部副部長；車文儀，時任海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毛聯(lián)玨，時任中共北京市委秘書長。

這幾位都是中央工作組的領導成員，將分工掌握上海一個系統(tǒng)的運動和生產(chǎn)，后來都成為上海新市委的副書記或常委。中央工作組還有一位領導成員陳錦華，時任紡織工業(yè)部計劃司司長。他已先被派往上海，以了解經(jīng)濟計劃的名義，了解“四人幫”在上海余黨的活動情況。

蘇振華在會上鄭重地告訴大家：“四人幫”雖已被拘捕，但上海的黨政大權還掌握在“四人幫”余黨的手里，而且正在蠢蠢欲動，要出大事，出了大事就要影響全國。所以，中 央決定立即派出一個強大的工作組去上海接收黨政大權，此事十分緊迫。請各位稍作準備，立即趕去上海。

盡管當時中 央要處理的問題很多，要向各方派出得力人員的需求量很大，向上海派人還是得到了中 央和國家各部委的大力支持。被派往上海的干部雖明知那里的斗爭將十分復雜，任務十分艱巨，但仍以參加中 央工作組為榮，得到通知后立即奔赴新的崗位。

中央組織了一個強大的工作組，計有省部級干部17人，司局級干部58人，陣容強大，堪稱“臥虎藏龍”。在他們之中，當時只是一般干部和年輕人的，后來許多人很快成為黨和國家機關的骨干，成為部長、駐外大使或部級企業(yè)的總裁、總經(jīng)理。有的當時是司局干部，后來被推選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

蘇振華、倪志福、彭沖三位領導人乘坐海軍的專機飛抵上海。林乎加、毛聯(lián)玨、車文儀等在組織安排其他人員以最快速度趕赴上海后，同機抵達上海�！八娜藥汀庇帱h蠢蠢欲動，但并未“天下大亂”彭沖從到上海的第一天開始，就進入了一個復雜混沌的世界，這是“四人幫”苦心經(jīng)營了多年的復雜世界。

蘇振華、倪志福、彭沖一行14人乘坐的海軍專機于10月19日下午6時左右飛抵上海虹橋機場。機場一片沉寂，正處于嚴密的戒備狀態(tài)。飛機落地已經(jīng)十余分鐘了，還沒有一個機場工作人員趨前過問。正在這時，海軍駐上海部隊的一個車隊飛快地駛進機場，一字排開停在專機旁邊。海軍上海基地司令員杜彪、政委康莊帶著全副武裝的警衛(wèi)人員走下車來，登上飛機，向蘇振華敬禮，并說：“蘇政委，我們接你們來了，遲到了一步，對不起�！碧K振華的眉結舒展開了，向倪志福、彭沖微笑了一下，招呼大家說：“同志們下飛機吧！”

在機場候機室里，早已有兩個人在等候：一個是上海市委警衛(wèi)處政委，一個是上海警備區(qū)副政委。兩人走上前來，對蘇振華說：“請問各位首長，是路過上海呢？還是到上海有事？”穿著海軍制服的蘇振華面色嚴峻地說：“我們沒有通知你們，你們怎么會知道，跑到這里來的呢？”兩人還想說點什么，蘇振華一行不作理睬，登上海軍駐上�；�地的車子，飛快地走了。他們第一次抵達上海的這幾天，是住在海軍上海基地的招待所。在這里，他們會摸一摸上海的脈搏，然后制訂接收上海的各項計劃。

原來，中央工作組第一次飛抵上海的事，當時中央沒有通知尚在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主持下的上海市委，而是直接通知了海軍上�；�地，因為粉碎“四人幫”這件大事還沒有向各級正式傳達和向全國公布，中央還需要做很多準備工作。中央工作組開進尚在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控制下的上海還有風險，尚須一定時日保密。

可是，沒有得到通知的上海市委警衛(wèi)處居然搶先一步進入機場，可見“四人幫”在上海余黨當時獲得信息之快、掌握交通樞紐之靈了。而其時，正是“四人幫”上海的余黨陰謀發(fā)動武裝叛亂的關鍵時刻。彭沖事后談到機場這一幕時說：“這一幕有點驚險色彩。但對我們幾個老兵來說，會上這些小把戲的當嗎？談何容易！但他們撈到消息這么快，搶先一步趕到機場同我們照了面，說明他們的情報系統(tǒng)很靈，不可小看！”

蘇振華、倪志福、彭沖三位抵達上海的當天晚上，就找當時尚在主持上海市委工作、六天之前在北京聽了中 央“打招呼”之后回滬的馬天水談話。談話是由蘇振華、倪志福、彭沖三位一起談的，要馬天水匯報從北京回來以后做的工作和思想認識。蘇振華、倪志福、彭沖三位神態(tài)從容，主要是聽，也插一點話；馬天水則精神緊張，講得結結巴巴。這頗像一出當代的“三堂會審”。同馬天水談完，接著就找王秀珍、徐景賢來個別談話，還是“三堂會審”。同馬、徐、王逐個談完，已是10月20日的凌晨5時了。每談完一個，當晚就由蘇振華、倪志福、彭沖的秘書分工向中央辦公廳匯報談話情況。

蘇振華、倪志福、彭沖等還分別會見了王一平、韓哲一和先到上海了解情況的陳錦華等人，了解“四人幫”上海余黨的活動情況，也了解上海干部群眾的認識和動態(tài)。

中央工作組如此緊張地工作，不是沒有原因的。在中央工作組抵達上海之前，“四人幫”上海余黨正在醞釀發(fā)動一次與中央相對抗的武裝叛亂。

馬天水是在1976年10月7日上午接到北京通知，而與上海警備區(qū)司令員周純麟一起到中央開會的。對這個通知，包括中央直接通知周純麟而不是通過他轉告，馬天水與徐景賢、王秀珍當時就議論過，覺得“不正�！保�特別覺得開會內容“太不摸底”。以往馬、徐、王他們去北京開會，事先總會得到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的預告，這一次為什么“中央首長”一點招呼也不打呢？他們往北京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住處一個一個掛電話，或沒有人接，或聯(lián)系不上，不免有恐慌之感。

馬天水到了北京，聽了“打招呼”之后，已為紀律所制，不敢與上海聯(lián)系，使得留在上海的徐景賢、王秀珍與馬天水又失去了聯(lián)系�？墒牵�有幾個小人物正以各種暗語向上海報告“四人幫”出事的消息。有人在北京給王秀珍通電話時說：“我的老胃病復發(fā)了！”有人給徐、王打電話說：“我娘心肌梗塞！”這些推波助瀾的小道消息，促成了“四人幫”上海余黨有如下行動：

10月8日下午2時，徐景賢、王秀珍以及其他幾個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在康平路小禮堂（中共上海市委所在地）舉行緊急會議，分析北京的情況和各路消息，肯定“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北京發(fā)生了宮廷政變”，討論“上海怎么辦，要有緊急部署”。

10月8日下午3時，徐景賢、王秀珍以在滬主持工作的市委書記的身份，向上海市民兵指揮部（號稱有百萬民兵）負責人和上海市公安局負責人發(fā)出指令：“一切行動由徐景賢、王秀珍統(tǒng)一指揮�！�

10月8日下午4時，徐景賢向上海《文匯報》、《解放日報》、廣播電臺和新華社上海分社的負責人下了三條指示：（1）中央如發(fā)出有關新聞，你們要先報告市委；（2）要繼續(xù)宣傳“按既定方針辦”；（3）要立即加強電臺、報社的警衛(wèi)。徐景賢還向他們講了一個事例：當年蘇軍出兵捷克時，捷克國家廣播電臺只聽一個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指揮，對別人的指令都不聽。此時舉此例的真意不言而喻。

同一天晚上，“四人幫”在上海的另一骨干朱永嘉趕到以上四家新聞單位逐一布置任務：布置《文匯報》，“如果他們（指中 央）發(fā)來某某反黨集團的消息，我們不登，我們登出《告全國人民書》、《告全世界人民書》”；跑到《解放日報》命令，“假如《人民日報》登了那類消息（指粉碎u2018四人幫u2019一事），紙型來了，你們不要印”；要求廣播電臺：“不要理睬中央的通知，照播《永遠按既定方針辦》的歌曲，不要轉播中央電臺的消息，廣播上海u2018兩報u2019的文章”；還規(guī)定，電臺、報社聽他指揮。朱永嘉在名義上雖然不過是寫作組組長，“文革”中卻是上海政壇上的風云人物，與張春橋、姚文元有單線聯(lián)系，取得張、姚的絕對信任，掌握上海輿論大權，甚至壓過了徐景賢。因此，他在發(fā)動武裝叛亂以對抗中央的問題上有瘋狂的信念，已經(jīng)制訂了“還我春橋！還我江青！還我洪文！還我文元”和“一月革命風暴萬歲”等口號，準備印發(fā)《赫魯曉夫是怎樣上臺的》文章，妄圖拉出民兵，拿起武器，負隅頑抗，“打一個星期，打三天五天也好，讓全世界知道”。

在徐景賢這邊，晚上果然下了這樣的手令：“民兵指揮部加強戰(zhàn)備，2500人集中，3.1萬人值班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蓖瑫r下命令調集公安干警1500人，動用各種槍支2萬余支，子彈數(shù)萬發(fā)，汽車、摩托車225輛，架設應急電臺15部，并確定了指揮位置。

1976年10月9日他們又緊張活動了一天。最大的動作是上海市民兵指揮部召開了10個區(qū)、5個民兵師的“緊急會議”，以“加強戰(zhàn)備”為名落實徐景賢的手令。

黃浦江畔，群魔亂舞，對抗中央的武裝叛亂一觸即發(fā)，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正當“四人幫”在上海的余黨蠢蠢欲動的關鍵時刻，1976年10月9日下午，中央緊急通知徐景賢、王秀珍也到北京開會，這樣，馬（馬天水在10月7日被召到北京以后，一直未回上海）、徐、王三人都被留在北京洗了三天腦，從而使“蛇無頭不行”，打亂了他們妄圖武裝叛亂的計劃。同時，上海警備區(qū)根據(jù)中央軍 委的通知，指示所屬駐軍“嚴防內潛外逃”，密切注視上海市民兵指揮部的行動。10月10日以后，中央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已經(jīng)由種種渠道逐步傳進上海，涓涓細流溫暖了千萬人的心田。上海灘很快就沸騰起來，并把斗爭的矛頭指向了“四人幫”及其在上海的余黨。

工作艱巨復雜，更見領導藝術

中央工作組在上海經(jīng)歷的斗爭，于今回顧，客觀地說，即使不能說是驚濤駭浪，也絕不能說是風平浪靜。

中央工作組的對手，有黨棍，有文痞，有地痞，是一幫在上海沖殺廝混了多年的“地頭蛇”。中央工作組本身，是幾天之內倉促集中后從北京趕來的，人生地不熟，因此，每跨出一步，都要遇到困難和阻力。

這時，就充分顯示了中央工作組主要領導成員的革命堅定性、高超的領導藝術和互尊互諒的團隊精神。三位主要領導人，蘇振華是一位著名將領，倪志福是一位著名工人領袖和勞動模范，彭沖同他們二位都是初次相處，又初次共同運籌解決這么一件大事，可是他們之間在工作中徹底實行了集體領導與分工負責相結合的方式，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多謀善斷，因而使中央工作組在發(fā)動群眾中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

蘇振華、倪志福、彭沖當時非常重視依靠中 央工作組其他幾位領導成員，依靠他們去打開一個一個系統(tǒng)的局面。如依靠林乎加（經(jīng)濟專家和農(nóng)業(yè)專家，長期在國家計委工作，對全局和上海有深刻的了解）去打開工交系統(tǒng)的局面，依靠嚴佑民（公安專家）掌握全市揭批“四人幫”的專案工作，依靠陳錦華（當時中央工作組里最年輕的領導成員）去打開文化系統(tǒng)的局面，依靠趙行志（資深外交官）去打開外事系統(tǒng)的局面，依靠鄭拓彬（外貿(mào)專家，后來擔任外貿(mào)部部長）去打開外貿(mào)系統(tǒng)的局面，依靠彭德清（海軍高級將領，交通部副部長）去打開交通系統(tǒng)的局面，等等。他們還特別重視原來在上海市委擔任領導工作、后來受“四人幫”排擠的王一平、韓哲一在運動中的領導作用。

工作的復雜性和艱巨性，或者說運動的阻力首先來自“四人幫”在上海的余黨。在上海灘大撈了多年的新貴們，能心甘情愿地退出歷史舞臺嗎？武裝叛亂不成，就搞種種合法斗爭或非法斗爭，干擾和破壞清查運動的大方向。能回憶起的材料有如下數(shù)例：

第一，1976年10月16日下午，南京路上的20路電車正在行駛，忽然一個乘客發(fā)現(xiàn)座位上有一張傳單，上面赫然寫著：“誰搞隔離審查就是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

第二，果如李先念所說，有“四人幫”余孽大造彭沖的謠言。1976年11月6日，解放日報社接到一個電話，說：“有個工廠反映，交通大學貼出了u2018彭沖滾出上海去u2019的大標語，快去報道！”交通大學是當時揭批“四人幫”很積極的單位，在上海起著帶頭作用。一查，根本沒有這回事，而是這家工廠一個王洪文的“小兄弟”放出來的謠言。就在這個月的一天，我（本文作者———編者注）忽然接到江蘇省委辦公廳打來的電話說，南京傳得很普遍，說“彭沖遇刺”，警衛(wèi)員也受傷了。我回答說：彭書記很平安，沒有此事，請各位放心。彭沖聽到這個消息時，哈哈大笑。

第三，1976年的11月、12月，上海市場上的大路貨“飛馬”牌、“海鷗”牌香煙突然脫銷了。一查，原來問題出在煙糖公司的一個頭頭身上。此人是王洪文“五虎將”之一的一個親信，以“我已指揮不動”為借口，消極對抗，看中 央工作組的笑話。有幾天，市場上還忽然刮起了一股搶購毛巾和火柴的怪風，有人一次買走幾十條毛巾和幾十包火柴。商業(yè)部門有人建議限量供應。情況報到彭沖那里，他對產(chǎn)生這類問題的原因了然于胸，應付自有辦法，同蘇振華、倪志福等幾位領導商量后斷然決定：從庫存中緊急提發(fā)，堅決頂住怪風。彭沖說：“不上這個當，毛巾、火柴不能當飯吃，頂一陣就過去了�！惫�然，頂了幾天，搶購風銷聲匿跡。

在市場商品供應方面，真正的困難是有的。彭沖分析說：“毛巾、火柴這類商品，倉庫里有的是；就是缺少，緊急生產(chǎn)和調運也不難，這點本事商業(yè)部門還有。我們擔心的是這十年u2018四人幫u2019、特別是張春橋之流搞亂了人們的思想，干擾、破壞了正常的經(jīng)濟規(guī)律，什么u2018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u2019，什么u2018革命搞好了，生產(chǎn)下降也可以，群眾生活再苦也沒關系u2019。把干群的思想搞亂了，把國民經(jīng)濟拖到崩潰的邊緣，這不是一時之間可以解決的問題。”因此，彭沖以他幾十年領導生產(chǎn)的豐富經(jīng)驗，一方面配合蘇振華、倪志福領導運動，一方面當仁不讓地從一進入上海就開始抓生產(chǎn)，頻頻召集計劃、工交部門的干部開會，聽取匯報，分析情況，提出措施，布置任務。

群眾發(fā)動起來，萬炮齊轟“四人幫”

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三人在北京被洗了三天腦，于1976年10月13日（就在這一天，中央把彭沖第二次接到北京，組建中央工作組，準備接管上海市委）被放回上海，中央責成他們向上海干群傳達中 央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內部文件并表明他們的態(tài)度。這招很厲害，一石三鳥：既讓馬、徐、王自己把自己放到陽光底下照一照，對中央的決定是真擁護還是假擁護；又可以牽制住那么多“四人幫”上海余黨的蠢蠢欲動之念和狗急跳墻之舉；更可以打開閘門、推倒圍墻，放手發(fā)動上海的群眾起來揭批“四人幫”及其在上海的余黨。

上海傳達到區(qū)、縣、局和大專院校的負責人，下午陸續(xù)傳達到群眾。一夜之間，已經(jīng)聽到許多小道消息的上海群眾立即沸騰起來了。全市所有的大街通衢，一下子涌現(xiàn)出成千上萬張大字報、大標語，萬炮齊轟“四人幫”。最熱鬧的是外灘，從北京東路外灘向南，到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辦公大樓前面，一直延伸到延安東路外灘，所有的防汛墻上、大樓墻上，都貼滿了大標語。上面寫著：“誓死捍衛(wèi)黨中 央！打爛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u2018四人幫u2019反黨集團！”“絞死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砸爛u2018四人幫u2019在上海的老窩！”“揭開上海市委階級斗爭蓋子，徹底肅清u2018四人幫u2019流毒！”“上海市委為什么不傳達中央關于上海是u2018四人幫u2019基地的指示？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必須老實交代！”

從10月15日下午2時開始，一隊又一隊手擎紅旗和標語的游行隊伍，自發(fā)地來到外灘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大樓前，表示擁護黨中 央對“四人幫”采取的措施。從下午5時起，人群源源而來，外灘人山人海，口號此起彼伏。每過來一支游行隊伍，兩旁群眾就熱烈鼓掌致意。此情此景，使每個身歷其境的人都深切感受到：上海的民心、軍心、黨心，是向著黨中 央的，無比仇恨禍國殃民的“四人幫”。

交通大學、上海藥物研究所、上海輪胎一廠、南洋模范中學、湖南路街道辦事處、上海越劇團等單位約10萬群眾，不顧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的規(guī)定，擁進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張貼大字報，開展廣播宣傳。許多群眾還擁進了王洪文所住的22號樓，砸了一些家具和玻璃窗。

交通大學的師生走在這場群眾運動的前面。他們首先在康平路市委大院周圍刷出使馬、徐、王心驚肉跳的大標語：“砸爛反革命集團的黑窩！”“揪出反革命的幫兇！”“清除四害，斬草除根！”

他們還迫使徐景賢走到院子內，向群眾表態(tài)，并要他轉告馬天水、王秀珍等，要好好檢舉、坦白、交代！

交通大學的團委、學生會還發(fā)起召開了全市16所高等院校的“聲討u2018四人幫u2019大會”，有3萬多人參加。這個大會通過了向黨中 央的兩點請求：一、立即改組上海市委，組成新市委，領導上海人民進行揭批“四人幫”的斗爭。大會表達了對馬、徐、王主持的上海市委不予信任。二、立即派中 央調查組到上海，調查“四人幫”在上海的一切罪惡勾當。

上海的群眾又自發(fā)組織了一次以工人為主的100萬人聲討“四人幫”大會，有200多個單位參加。會后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游行。

以上兩個大會的功績，是剝奪了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的主動權，打破了他們妄想領導、操縱這場運動的企圖，顯示了上海人民群眾心向何處。

馬、徐、王亂陣腳，蘇、倪、彭撐大局

在群眾的強大壓力下，心慌意亂的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向中央發(fā)出告急電話如下：

在徐家匯、康平路周圍以及外賓車輛必經(jīng)的延安西路、淮海路等處，由交通大學學生等刷出了一批“打倒u2018四人幫u2019”的大標語。其內容除指名“打倒王、張、江、姚”四人的以外，還有“砸爛反革命集團的幫兇”等貼在市委周圍。我們估計，這類大字報一多，特別是聯(lián)系上海市委的標語增多的話，有些思想尚未轉過來的人，會貼出反擊大標語。有的會出來支持市委，甚至可能貼出為“四人幫”辯護、矛頭指向黨中 央的大標語。如有打砸搶者，我們將采取堅決措施予以鎮(zhèn)壓。

這個電話，話中有話，軟中帶硬。

到第三天深夜，馬、徐、王又向中央發(fā)出第二個告急電話：

原來打算在文化廣場召開“上海市委（指當時尚在馬、徐、王主持下的上海市委）憤怒聲討u2018四人幫u2019的反革命罪行大會”，但考慮到有一百幾十個單位發(fā)起定于明天（19日）下午在人民廣場召開30萬人的大會，帶頭的是交大，他們的負責人通知我們說市委的大會是陰謀，他們要沖大會。由于我們當時已不能調動任何力量保衛(wèi)會場，我們只能決定市委的大會停開。我們準備去參加這個大會，和群眾一起揭發(fā)、批判“四人幫”的反革命罪行，并接受群眾的揭發(fā)批判。

市委機構整個已經(jīng)癱瘓，急請中 央予以指示。

這兩個電話稿，均經(jīng)過馬天水、徐景賢一字一句地精心推敲，既多少反映了他們當時的狼狽相，同時也對中 央施加一點壓力，妄圖使中 央能夠出面為他們解圍，威脅與告急并舉。

黨中央高屋建瓴，因勢利導，抓住戰(zhàn)機，當機立斷，深夜通知上海：

根據(jù)你們來電話要求派人，中 央決定派蘇振華、倪志福、彭沖同志去上海了解情況，幫助工作。他們今晚已到上海，會和你們聯(lián)系的。

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一伙接到這個電話后，十分緊張。他們對于中 央派彭沖去上海尤其敏感和反感。

以蘇振華、倪志福、彭沖中央工作組主要領導成員抵達上海后，在海軍上海基地住了四天，了解情況，觀察動態(tài)，交換看法，以便向中 央?yún)R報。

蘇振華、倪志福、彭沖飛回北京，向中 央?yún)R報當前情況和對策并取得中 央指示后，從北京飛到南京停留一天，上午再次飛抵上海，住錦江飯店南樓。從粉碎“四人幫”之日起，中 央以及外事部門即決定上海停止接待外賓。這時，蘇振華的隨員是：秘書1人，機要員2人，打字員2人；倪志福的隨員是：秘書2人；彭沖的隨員是：秘書3人。彭沖說：中央工作組是強大的，上海干群是遲早要起來革命的，看看我們能不能因勢利導，趁熱打鐵。你們要抓住情況，反映動態(tài)，盡可能到現(xiàn)場看看。

彭沖的工作班子與倪志福的工作班子一起住在興國路招待所時，用的是一個餐廳。倪志福每天要的夜餐是一碗陽春面，天天如此，這給我留下的印象至今難忘。林乎加、嚴佑民、陳錦華、鄭拓彬、趙行志等同中 央工作組的其他人員住在一起，便于直接指導各系統(tǒng)的運動。

這一時期的彭沖是很忙的，天天工作到凌晨兩三點，熬通宵也是常事。如此夜以繼日，日復一日，有幾個月一直處于高度緊張的狀態(tài)之中。已經(jīng)進入花甲之年的彭沖，常年參加體育運動的習慣和一貫樂觀的心情，給了他一副好身體，始終精力充沛，精神抖擻，從未見他有任何疲憊之態(t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