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少年時期
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生于德國萊茵河畔路德維希港城（Ludwigshafen）的一個猶太家庭，其父為巴伐利亞鐵路局的職員。路德維希港城是一個新興的工業(yè)城市，空氣污濁，充斥著大量的無產(chǎn)階級，在這里，布洛赫看到了資本主義最丑惡的一面。隔河相望的曼海姆市（Mannheim），歷史悠久、文化繁榮，這里的古建筑群、劇院、音樂廳和圖書館象磁石一樣吸引著他，在城堡圖書館，布洛赫發(fā)現(xiàn)了德國古典哲學的寶藏。一橋之隔，有天壤之別，不幸生長在橋這一端的布洛赫，并沒有受狹隘環(huán)境的局限，缺乏文化氣氛的路德維希港城，反而使他對精神世界格外向往和偏愛，他和小伙伴們一道，用兒童天馬行空般的想象力，賦予路德維希港城以神秘的、精神性的外貌。從小，內心世界異常豐富的布洛赫就愛幻想，對于神秘的未來和廣闊的未知世界充滿了冒險家般的激情，這些富于青春氣息的激情與夢幻為他一生的哲學思辨定下了基調。無神論者
雖然他從小受到過一些宗教訓練，但沒有任何證據(jù)表明他的家庭有文化氛圍，布洛赫的少年早慧只能用“天才”兩個字來形容。13歲那年，他成了無神論者，并在一部名為《根據(jù)無神論看待世界萬物》（Das Weltall im Lichte des Atheismus）的手稿中提出了他對于生活意義的看法：不存在非物質性的本質，物質是萬物之母，世界是一架機器。但是，這種對幻象的拒斥很快就被對神秘之物的追尋取而代之，象那個時代的許多德國青年一樣，布洛赫厭惡工業(yè)文明帶來的虛無主義、市儈哲學和唯物主義，受到當時流行的反理性主義傾向的影響，他在早期的另一部手稿中呼喚“感性”（sensuousness）的復興。1902-1903年，他的興趣主要放在哲學、音樂、心理學和 物理學上，并已經(jīng)與李普斯（Theodor Lipps）、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文德爾班（Wilhelm Windelband，）、 馬赫（Ernst Mach）這樣一些學界泰斗有通信往來。此外，他已然深深沉浸在黑格爾和卡爾·梅（Karl May，德國探險小說作家）的著作中，這兩個人物對他一生的思想發(fā)展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17歲那年，他又寫了一部手稿：《論力及其本質》（über die Kraft und ihr Wesen），后來，布洛赫在晚年的成熟著作中還引用過手稿中的兩句話作為題頭：“世界的本質是充滿著喜悅的精神，是強烈地要求創(chuàng)生成形的沖動；u2018物自體u2019是客觀的想象”，也就是說，這部手稿已經(jīng)孕含著他后來的一些主題思想。在如此年輕的時期，布洛赫就已經(jīng)開始探尋和表達新哲學之輪廓，其思想之早熟和創(chuàng)造力之充沛，令人嘆為觀止；這個世界上，大多數(shù)學者不過是在概括、總結、傳播和復制，他們所依賴的正是象布洛赫這類能綻放出燦爛的精神之花的開創(chuàng)性人物。學習時期
1905年（20歲），布洛赫進入慕尼黑大學，師從移情心理學的代表人物李普斯。通過李普斯，布洛赫接觸到新浪漫主義的現(xiàn)象學和建立在自我省察基礎上的心理學，還與現(xiàn)象學大師胡塞爾（Husserl）和舍勒（Scheler）有過聯(lián)系。1907年，布洛赫去烏茲堡大學（Würzburg）學習哲學、物理學和音樂，在那里，他跟著當時在實驗心理學和認識論領域最有權威的學者屈爾佩（Oswald Külpe）干了六個學期，深受其批判現(xiàn)實主義的影響。在烏茲堡，經(jīng)一個擁護猶太復國的朋友介紹，布洛赫對卡巴拉（Cabbala）和猶太神秘主義產(chǎn)生了興趣，后來他指出，神秘主義中包含著濃厚的烏托邦精神。開始創(chuàng)作
22歲那年，布洛赫完成了一部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手稿：《論“尚未”范疇》（über die Kategorie Noch-Nicht），獨具一格的新哲學誕生了！新哲學的核心范疇是“尚未”，“尚未”是主客觀世界發(fā)展變化的樞機，就主觀意識而言，“尚未意識”是一種向未來可能性開放的期盼意識[在中文里，“未來”一詞本就意味著“尚未”]，它是烏托邦意識的心理基礎。22歲那年，布洛赫的烏托邦理論找到了出發(fā)點和堅實的基礎。
主要是為了追求一個女生以及放蕩不羈的波西米亞生活方式，布洛赫于1908年轉學到柏林，跟從著名的哲學家、社會學家西美爾（Georg Simmel）學習。布洛赫對西美爾的形式主義以及缺乏系統(tǒng)性不太滿意，但西美爾對不可見的直接性（“生活的瞬間”）的強調、關于靈魂的一般解釋學的計劃以及有關“或許”的學說，多多少少還是對他產(chǎn)生了影響。布洛赫雖然對老師的批評哲學持批評態(tài)度，但西美爾廣博的興趣以及哲學要與真實生活相結合的想法，倒是與他不謀而合。在柏林，布洛赫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先驅之一盧卡奇成為好朋友，他們隔三差五地在一塊熱烈討論，兩人都很左傾，[布洛赫從少年時代起就讀過馬克思、恩格斯、培培爾和羅莎·盧森堡的書]都對德國古典哲學有濃厚興趣，都受到過新康德主義、生命哲學等等的影響。在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1923年）的核心概念“無產(chǎn)階級意識”、“總體性”中，可以看出布洛赫思想對他的影響，但這兩個人顯然錯誤地估計了對方，后來盧卡奇走上了理性主義的道路，做了很講究實際的半官方哲學家（盡管官方對他并不很滿意），布洛赫卻從很早起就對非理性的幻想和體驗更感興趣，后來在1930年代的表現(xiàn)主義論爭中，他們的這一分歧充分暴露出來。就哲學和藝術而言，盧卡奇顯然是一個沒有多少才分和才情的人，他自始自終都沒有超過黑格爾和馬克思，現(xiàn)代哲學對他幾乎就沒有起任何的影響（雖說他寫過長篇大論的文章對之進行批判），他的著作枯燥、平板，沒有什么突出的、吸引人的觀點。布洛赫則不同，他很有天才，思想敏銳，富于現(xiàn)代性，雖然也繼承古典哲學的傳統(tǒng)，但絕對不會重蹈覆轍，再走前輩的老路，他是一個有自己獨創(chuàng)性思想的人，對于文化遺產(chǎn)，他總是從自己獨特的哲學視角出發(fā)重新進行闡釋，信手拈來，卻又絕非炒現(xiàn)飯。布洛赫的書象迷宮、象色彩斑斕的多棱鏡、象多聲部的大合唱，充滿了神秘、充滿了魅力。阿多諾曾說，哲學有兩種功能，一種是說理，另一種是表現(xiàn)。很少有哲學家做到第二點，布洛赫卻做到了，他的哲學和表現(xiàn)主義是同調的。
思想變化
1911年，布洛赫移居加爾米西（Garmisch），沉浸在自己的哲學研究之中。為了與朋友盧卡奇討論問題，布洛赫往返于加爾米西和海德堡之間。在海德堡，布洛赫加入了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小圈子，韋伯的夫人評價這個年輕人說：“最近新來了一位猶太哲學家──一個留著長長額發(fā)的男孩，一副自命不凡的模樣，他顯然把自己看成是宣講新彌賽亞福音的先知，并希望別人也把他看成這樣”，韋伯也有類似看法，對他的神秘思想敬而遠之。1913年，布洛赫與雕塑家艾莎·凡·斯特里茨基（Elsa
von Stritzky）結婚，她諾斯替式的（gnostic）基督教神秘主義大大感染了他。
一戰(zhàn)爆發(fā)后，布洛赫因為身體不合格免于服役，他對帝國主義之間的爭斗和德國人狂熱的民族情緒十分反感，遂于1917年離開德國，到瑞士參加反德活動。在瑞士，他與小他七歲的本雅明（1892-1940年）相遇，兩位奇才惺惺相惜；那時，布洛赫已是一位沉浸于馬克思著作中的社會主義者。在瑞士，布洛赫還遇到了宗教無政府主義者雨果·波（Huge Ball），波的著作提到閔采爾、魏特林等人，后來布洛赫不僅專門寫過閔采爾，還用革命和烏托邦的視角來重新闡釋宗教與神秘主義。在這段“狂飆”時期，布洛赫身邊盡是一些充滿末世論情懷的畫家、詩人和邊緣知識分子，他積極參與他們的活動，并以表現(xiàn)主義風格寫了一本書：《烏托邦精神》（Geist der Utopie）。這本書寫于瑞士，1918年發(fā)表于慕尼黑，布洛赫將它題獻給他深愛的妻子艾莎。這一散文風格的書混合了彌賽亞主義、社會主義和改造過的黑格爾主義，是布洛赫前期的代表作。1919年，布洛赫返回柏林，后又到慕尼黑。他寫作了一部關于哲學邏輯的手稿，可惜后來在納粹期間遺失。1921年，他發(fā)表了《革命神學家托馬斯·閔采爾》（Thomas Münzer als Theology der Revolution）一書，一半是從共產(chǎn)主義出發(fā)，一半是從千年王國主義出發(fā)，布洛赫對閔采爾的神學做了精彩的研究。這部書可以說是《烏托邦精神》一書的尾聲。
婚姻波折
1921年，布洛赫的第一個妻子艾莎不幸病逝，這造成了難以愈和的創(chuàng)傷。第二次婚姻（1922年）只維持了一年，整個20年代布洛赫都在四處漂泊，1928年左右布洛赫與來自波蘭的一位年輕的建筑系女生卡羅拉（Karola Piotrkowska）邂逅并相戀，這一戀愛于1934年開花結果。他們的婚姻生活很美滿，兩人相互支持、相互幫助，卡羅拉在自傳《源自我的生活》（Aus meinem Leben）中曾描述過他們的幸福生活。四處旅游
在20年代的漫游時期，布洛赫去過意大利、法國，還到過突尼斯，在那里接觸到伊斯蘭教，獲得了許多有益的感性認識。德國他主要去的地方是柏林，在那里與后來成為法蘭克福學派頭面人物的阿多諾（Theodor Adorno，1903-1969年）相遇。阿多諾比布洛赫年輕18歲，讀完《烏托邦精神》后登門拜訪作者，由此結下友誼。阿多諾敬佩布洛赫，布洛赫則在維也納的先鋒雜志上撰稿稱譽阿多諾的音樂觀。相比之下，布洛赫與本雅明的關系更親密。和布洛赫一樣，本雅明也對神秘主義傳統(tǒng)（尤其是“卡巴拉”）著迷，并試圖以馬克思主義的視角來重新思考宗教、烏托邦和末世論，而且在戲劇觀上受到布洛赫的影響；布洛赫則得益于本雅明對細節(jié)的敏感，他發(fā)現(xiàn)，這一點在盧卡奇身上是缺乏的。1924年他倆一起去度假，與盧卡奇討論文學上的一些問題，經(jīng)過這次討論，布洛赫清晰地意識到，本雅明比盧卡奇更能理解幻想對馬克思主義的意義。1926年，他倆住在巴黎的同一家旅館，進行著無休無止的熱烈討論，雖然兩人的氣質不一樣，但這些爭論和談話對雙方都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本雅明將布洛赫視為能與卡夫卡和布萊希特比肩的、將德語散文推向完美境地的作家，并為《烏托邦精神》寫了評論，布洛赫則為本雅明的《單行街道》寫下了極富洞察力的書評。自1919年相識，他們的友誼持續(xù)了20年。和本雅明一樣，布洛赫也與布萊希特交厚，早在1921年，布洛赫就與布萊希特相識，他們的友誼一直保持到布萊希特的逝世。在30年代的表現(xiàn)主義之爭中，布洛赫站在布萊希特一邊，支持現(xiàn)代派藝術，批評盧卡奇“把十九世紀資產(chǎn)階級上升時期的結束干脆視為其藝術沒落的開始”。在柏林，布洛赫還與“達達派”和其他的藝術圈子有密切往來。在馬克思主義者中，為現(xiàn)代主義和先鋒藝術做辯護的人，要首推布洛赫。創(chuàng)作高峰
20年代，布洛赫已有一定的名氣，定期為柏林有名的報刊（如Die Weltbühne 、Vossische Zeitung和Berliner Tageblatt）供稿。他寫了大量的政治和文化評論，抨擊后期資本主義的抽象生活，攻擊魏瑪共和國，向往蘇聯(lián)式的社會主義。他早期的評論文章收在1923年出版的《穿越荒漠》（Durch die Wüste）一書中。1923年他對《烏托邦精神》一書進行了大幅度的修訂，更為系統(tǒng)地表述了自己的烏托邦哲學。布洛赫此時已是一位羽翼已豐的馬克思主義者，在為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寫的書評中，可以看出，他力圖把自己的烏托邦哲學與馬克思主義系統(tǒng)地結合到一起。1930年，他的散文集《蹤跡》（Spuren）出版了，受德國作家黑貝《璣珠集》的影響，這本書采用了一種新寓言體，它立足于對離奇的體驗、短小的神話、傳說以及日常生活瑣事作出闡釋。和阿多諾的《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本雅明的《單行街道》類似，《蹤跡》試圖通過文學呼喚人們走出扭曲了的世界�！钝欅E》的主題思想是，“世界的秘密”有其“蹤跡”可尋，而世界的秘密在于這個世界是“尚未”完成的，日常生活中的白日夢與幻想包含著“尚未意識”，這些意識形式透露了世界的秘密。逃往國外
對于布洛赫等反法西斯主義作家來說，希特勒的上臺是件不幸的事情，加之他有猶太血統(tǒng)、信仰共產(chǎn)主義、支持現(xiàn)代派藝術，便只能逃亡國外。1933年布洛赫離開德國到了蘇黎世（Zürich），在那里與卡羅拉結婚，于次年（1935年）發(fā)表《這個時代的遺產(chǎn)》（Erbschaft dieser Zeit）。《這個時代的遺產(chǎn)》是社會和文化分析方面不可多得的一部好書，在書中，布洛赫懷著痛楚的嘲諷回顧了“金色的二十年代”，初步分析了法西斯主義的本質，而且還對詩歌、戲劇、美術（現(xiàn)代派藝術）、電影、建筑、哲學、音樂、大眾文化、物理學以及政治學在當代取得的新進展作出了中肯的評價。
布洛赫一直沒有參加德國共產(chǎn)黨（KPD），并曾暗示，黨所提出的無能的客觀主義以及在提供理想目標方面的失敗，應對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的興起負部分的責任。30年代，他批評了某種缺乏熱情的共產(chǎn)主義（Cold Communism）將面包和小提琴隔離開來的做法，他認為幻想、藝術和烏托邦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不可缺少的“暖流”，這使他與正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導致后者將他視為神秘的非理性主義者。但奇怪的是，在政治上布洛赫竟然為斯大林的蘇聯(lián)唱贊歌，而且把現(xiàn)代政治歸結為“要希特勒還是要斯大林？”這種二元選擇。很明顯，蘇聯(lián)并不是即將廢除國家和特權的社會主義社會，而是一個對老百姓施加暴政的新帝國，也許布洛赫和其他西方左翼知識分子一樣，被蘇聯(lián)的對外宣傳和自己一廂情愿的幻想蒙上了眼睛？可是，在蘇聯(lián)進行大規(guī)�！扒逑础焙屯罋⒌臅r期，布洛赫仍支持斯大林，將那些懷疑和動搖的人稱之為叛徒。在《希望的原理》中，他仍然將蘇聯(lián)視為一個理想的國度。有時候，一個知識分子是很容易在政治上被蒙騙的。
暫定美國
好在布洛赫沒有去蘇聯(lián)，而是逃到了美國，在美國至少不會被清洗掉，而且還可以自由地思考。從1938年到1949年，他都呆在美國，在那個遠離戰(zhàn)爭的國度，他寫下了《希望的原理》這部成熟時期的代表作的大部分。他一直未能精通英語，對美國有一種反感，他認為美國文化同樣帶有法西斯主義的味道。在美國的反共浪潮中，布洛赫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到移民局接受公民權審查，最后在美國憲法口試合格后才正是成為美國公民。在美國，布洛赫雖然很關心德國的事情，為反法西斯的刊物《自由德國》撰稿，但他與圍繞在托馬斯·曼周圍的德國流亡知識分子的關系并不太緊密。遷移到美國的法蘭克福研究所沒有聘用他，[這要怪阿多諾沒有盡心盡力]他沒有固定的生計來源，只得靠妻子養(yǎng)活，他的妻子先是當女招待，后來在一個建筑師事務所謀得一份工作。關于希望的著作以《自由與秩序，社會烏托邦文摘》（Freiheit und Ordnung，Abriss der Sozialutopien）為題，先后在紐約（1946年）和東柏林（1947年）出版。他的引起巨大爭議的關于黑格爾的研究著作，于1949年在墨西哥和布宜洛斯·艾里斯以西班牙文印行，書名叫《黑格爾的思想》（Il pensamiento de Hegel）。恢復任教
通過布萊希特，布洛赫與第三國際發(fā)起的、籌建自由德國的國家委員會發(fā)生了聯(lián)系，這使他得以在恢復和平后到萊比錫大學任教。從1918年開始，布洛赫就盼望建立一個朝向“東方之光”（蘇聯(lián)）的新德國，二戰(zhàn)后成立的民主德國正好“符合”他的理想。1949年回東德之后，布洛赫滿懷希望地工作，在講堂上他試圖復興哲學化的馬克思主義，并教出了一批優(yōu)秀的學生，沃夫岡·哈里希（Wolfgang Harich）是其中之一。起初，由于他譴責美帝國主義是新形式的法西斯主義，并相信東德將在維護世界和平和保存、發(fā)揚德國文化方面發(fā)揮重大作用，他幾乎被視為擁護現(xiàn)政權的模范。雖然他的妻子已是一名黨員，但他仍沒有入黨，而是試圖去觀察黨的原則。1951年，布洛赫的黑格爾研究的德文本以《主體-客體：評黑格爾》（Subjekt-Objekt，Erl?uterungen zu Hegel）為題在東柏林發(fā)表。斯大林主義者們把黑格爾貶低為“反動唯心主義”，不予理睬，布洛赫的這本書無異于向這種觀念提出了挑戰(zhàn)，因而遭至廣泛的批評。1952年，布洛赫發(fā)表了一部論阿維森那的專著：《阿維森那與左翼亞里士多德主義者》（Avicenna und Aristotelische Linke），對馬克思主義的物質概念作出新解釋。同年，還發(fā)表了評論17世紀德國法理學家克里斯琴·托馬修斯的專著：《克里斯琴·托馬修斯：一位無憂無慮的德國學者》（Christian Thomasius：Ein deutscher Gelehrter ohne Misere），在這本書中，布洛赫從馬克思主義立場出發(fā)繼承了自然法的遺產(chǎn)。馬克思的著作缺乏對自然法的尊重，從理論上應該為其后繼者對個體人權的踐踏負責，一向熱衷于烏托邦與幻想的布洛赫能關注自然法，說明他具有理論敏感性和現(xiàn)實感。1954-1955年，長達1800頁的《希望的原理》（Das Prinzip Hoffnung）前兩卷在東柏林出版了，布洛赫成為東德公認的著名哲學家，他獲得了國家獎章，并成為德國科學院院士。
但是，受莫斯科控制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容忍真正意義上的思考，一切與官方哲學不同的論調都可能在一夜之間成為遭受鎮(zhèn)壓的反動思想。不管一個知識分子的聲名有多顯赫，意識形態(tài)的高壓控制是終究回避不了的，要么堅持自由思想、成為被口誅筆伐乃至肉體消滅的異端分子，要么卑躬屈膝、迎合官方的格調。布洛赫是一個一輩子用自己的腦瓜想問題的人文知識分子，不可能與僵化的官方哲學長期和平共處。事實上，矛盾很快就暴露出來了。不少人指責他試圖把他主編的雜志《德國哲學雜志》變成與正統(tǒng)馬克思主義抗衡的陣地，他的一系列觀點遭到批判，有人給他扣上“唯心主義”和“神秘主義”的帽子。自1956年斯大林內幕被赫魯曉夫暴光之后，布洛赫終于認識到蘇聯(lián)的可怕狀況并不是西方制造的謠言。蘇共20大召開之后，布洛赫對蘇聯(lián)是唯一的社會主義模式提出質疑，主張各國摸索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放棄教條主義和凌駕于無產(chǎn)階級之上的專制，回歸民主集中制。他公開宣稱東德社會主義應進行政治的和哲學的改革，旋即遭到四面圍攻。1957年，他的一批學生被捕，其中有支持鐵托反斯大林專制的哈里希。雖然布洛赫不贊同哈里希用“民主的人道主義”來改革東德的方案，但他還是牽連到“反革命活動”中去了，不過僥幸的是，他逃脫了逮捕。哈里希以與西方共謀的罪名被判十年監(jiān)禁，布洛赫則被勒令退休，停止授課。黨的領導人瓦特·烏布里希（Walter Ulbricht）將布洛赫定性為：過于強調主觀性，其烏托邦哲學忽視了具體的階級斗爭，唯心主義地追求“遙遠的目標”。1957年，由官方授意出版了一本批判布洛赫的小冊子：《恩斯特·布洛赫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作為一名修正主義分子，布洛赫被剝奪了參加學術生活的權利，處在一種隔絕的狀態(tài)中，只能與朋友們私下往來。但是，他的著作仍在出版，1959年，《希望的原理》第三卷在東柏林出版，不過印數(shù)不多，1960年，他關于閔采爾的書也再版了。1961年柏林墻開始修建時，布洛赫正巧在西德訪問，此時他對東方社會主義的希望徹底破滅，向西德政府請求政治避難。
他接受了圖賓根大學的邀請，任客座教授，在那兒他依然熱烈擁護社會主義，當然他擁護的是他理想中的社會主義，和其他的德國教授不同，他將很多時間和精力都花在學生身上。布洛赫以其資歷、學識和良心贏得了廣泛的尊重，人們將他稱為德國古典哲學在思辨（Speculative）方面的最后一個代表。莫爾特曼（Jürgen Moltmann）等德國神學家到他的希望哲學中尋找理論資源，這使他名揚國際；他對基督教的獨到看法，促進了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對話，甚至影響到拉美的解放神學運動。60年代，他積極支持學生運動，認為西方反資本主義的力量來自中產(chǎn)階級子弟，在這一點上他和馬爾庫塞有相似之處。在美國，他和馬爾庫塞成了革命學生的精神領袖。一方面，他反對美帝國主義，抨擊越南戰(zhàn)爭，呼喚重振列寧的富于創(chuàng)造性的社會主義和十月革命，另一方面，他猛烈抨擊蘇聯(lián)，擁護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支持布拉格之春，支持以色列建國。他的人道主義社會主義主張吸引了捷克的哲學家和1968年，他與馬爾庫塞一起參加了南斯拉夫的“科爾丘拉（Korcula）暑期學�！�，1969年接受薩格勒布（Zagreb）大學授予的榮譽博士學位。 、
布洛赫贏得了姍姍來遲的豐收與回報，他的著作被譯為包括波斯文、阿拉伯文和日文在內的多國文字，1975年著名的索爾本（Sorbonne）大學授予他榮譽博士學位。晚年雙目失明的布洛赫仍堅持工作，直到1977年夏天溘然長逝。在長達的92年的風云變幻中，布洛赫充滿激情地生活、斗爭、思考和寫作，面對這個既丑惡、野蠻又充滿神秘和希望的世界，滿懷好奇心的他，象個孩子那樣興奮地拾揀古往今來的人類生活中涌現(xiàn)的斷片，仿佛總有講不完的故事和寫不完的東西，20世紀90年代，象他這樣博學多才、有宏大而連貫的思想體系的哲學家，恐怕是再也難以發(fā)現(xiàn)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