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琪翔（1898年～1970年），字御行，廣東省梅縣（今梅州市）人。國民革命軍陸軍上將。著名愛國將領，政治活動家，中國農工民主黨創(chuàng)始人之一。

畢業(yè)于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炮兵科，曾留學德國。

1922年大革命時期回廣東追隨孫中山，歷任粵軍團長、師長、第四軍軍長。

1924年加入中國國民黨。

1930年參加鄧演達創(chuàng)辦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

1933年11月，參加“福建事變”，任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委員、軍委會委員、參謀團主任。失敗后由香港移居德國，后回國任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總書記。

抗日戰(zhàn)爭時期歷任第九集團軍副總司令、第八集團軍總司令、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第二十六集團軍總司令、第五戰(zhàn)區(qū)副司令長官兼第11集團軍，第22集團軍總司令、第六戰(zhàn)區(qū)副司令長官、中國抗日遠征軍副司令長官等職。指揮部隊參與了淞滬會戰(zhàn)、棗宜會戰(zhàn)、滇西緬北戰(zhàn)役等重大戰(zhàn)役。抗戰(zhàn)勝利后任駐德國軍事代表團團長。

1948年赴香港脫離國民黨，參加愛國民主運動。

1949年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新中國建立后，歷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兼司法部長、國防委員會委員、國家體委副主任、第一、二、三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農工民主黨副主席等職。

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文革期間遭到殘酷迫害；

1970年12月10日凌晨因心肌梗塞病逝于北京，終年七十二歲，骨灰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1980年平反昭雪。

著有《軍事演講集》。

黃琪翔童年在村塾就學。

1910年，進其族叔黃鈞選創(chuàng)辦的梅縣務本中學讀書，后到廣州進優(yōu)級師范附中求學。

從1912年起，黃琪翔先后在廣東陸軍小學、湖北第三陸軍中學、保定入伍生隊、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炮兵科第六期學習，由于聰穎過人，成績優(yōu)異，為師友所期許。

1919年，黃琪翔于保定軍校畢業(yè)后，分配到北洋邊防軍第一師炮兵團第三營任排長。

1920年調回保定軍校任炮兵隊隊長，陳誠是他隊上的學生。

由于受孫中山革命思想影響，黃琪翔于1922年辭去保定軍校職務，回到廣東參加革命。黃到廣州時，正值孫中山率師北伐，他在粵軍第一師司令部后方辦事處任少校參謀。同年6月，黃應第一團輜重營營長張發(fā)奎之邀，任該營副營長。從此，黃與張共事至1927年底，離開廣東為止。

1924年1月，國民黨改組后，黃加入國民黨。次年，黃琪翔任粵軍第一師第一旅第一團第三營營長，參加了第一次東征，討伐陳炯明，接著，參加了平定楊希閔，劉震寰叛亂之役。戰(zhàn)后，第一團擴編為獨立旅（旅長張發(fā)奎），黃琪翔升任該旅第二團團長。同年8月，粵軍第一師擴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李濟深)，隨后獨立旅擴編為第十二師(師長陳可鈺、副師長張發(fā)奎)，黃任該師第三十六團團長。10月，黃又參加了國民革命軍的第二次東征，在討伐南路的鄧本殷之役，一直打到瓊崖。

1926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舉行北伐。黃琪翔隨第四軍第十二師進入湖南、湖北和江西、河南，在平江、汀泗橋、馬回嶺、上蔡、臨穎等重要戰(zhàn)役中，都建立了功勞，成為北伐著名的戰(zhàn)將之一。

第四軍于8月中旬經醴陵、瀏陽到達平江。8月19日拂曉，平江之役正式打響。黃琪翔率三十六團在當地農民指引下，避開敵人堅固要點，從右冀迂回鉆隙跨過汨羅江進入平江東北的山西坑。該地地形險惡，只有當地農民上山采樵的小徑。敵軍做夢也沒有想到北伐軍會從那里進攻，沒有派兵防守。三十六團出敵不意，攻敵不備，輕取北門，殲滅了駐守北門的敵兵。黃乘勝率部直搗敵軍司令部時，敵司令陸澐匆忙率衛(wèi)隊百余人逃入三間比較堅固的房屋頑抗，激戰(zhàn)數小時未能攻下。黃不顧孤軍作戰(zhàn)，以一部包圍敵司令部，指揮余部竭力向右延伸，以分散敵軍勢力，截斷敵人。向西北退逃之路，力圖全殲敵軍。這時，第三十五團和獨立團得知三十六團已進城內，立即發(fā)起猛攻，敵陣混亂，紛紛潰逃。敵司令部久攻不下，黃琪翔為避免攻堅而致傷亡過大，下令舉火焚燒。頓時火光沖天，殺聲四起。三十六團穿墻鑿壁逐層進攻，致敵無路可逃，終于舉起白旗投降，俘虜敵參謀長以下官兵約百余人，敵司令陸澐自殺斃命。

第四軍攻克平江后，日夜兼程挺進，于3月26日到達汀泗橋南。在攻打汀泗橋戰(zhàn)役中，黃琪翔以偷襲戰(zhàn)術攻敵側背，再立奇功。該日昏，副軍長陳可鈺和各師、團長親臨前線偵察地形。大家見汀泗橋敵防守兵力雄厚，地形險要，工事堅固，易守難攻，在討論打法時，意見不一，黃琪翔建議以所部三十六團為前鋒，于當晚開赴橋之上游，強渡北岸，迂回橋北，奪取敵最高峰陣地，次晨橋南部隊發(fā)起正面攻擊，橋北部隊配合作戰(zhàn)，當可一舉成功。黃陳述意見后，大家都表示贊成，蘇聯顧問尼基金稱此為奇謀勝算。當夜，黃琪翔令偵探隊長梁秉樞率六十余人首先渡河，第三營和第一營跟進。黃并命令遇少數敵人時只用刺刀，未到達最高峰敵陣地之前，不許放槍。時敵軍在最高峰陣地上設防，山腹地區(qū)兵力較少，黃部乘夜摸索前進，秘密接近敵人，未經過激烈戰(zhàn)斗就奪取了四個山峰。迨接近敵最高峰陣地時，黃琪翔下令發(fā)起沖擊，忽然間槍聲大作，殺聲四起，敵亂成一團，紛紛潰退。在拂曉前，三十六團即攻占了最高峰敵陣。此時，獨立團、三十五團及第十師亦發(fā)起猛攻，敵遂全面崩潰，大部為第四軍截斷退路，包圍繳械。著名的汀泗橋戰(zhàn)役不到一天就勝利結束了。

汀泗橋戰(zhàn)役后，黃琪翔因功升為少將團長(北伐軍中獲少將銜的團長唯葉挺，黃琪翔二人)。之后，黃率部參加了賀勝橋之役和圍攻武昌之役。

9月，蔣介石在江西被孫傳芳打敗，第十二師奉命入贛援助。11月2日拂曉，黃琪翔又采取聲東擊西的戰(zhàn)術，率第三十六團突破德安車站以南敵陣，即沿鐵路南進，向逃亡敵人追擊，全殲孫傳芳部謝鴻勛師。爾后又協同第七軍夾擊德安城之敵。中途遇敵據高地抵抗，黃以一部由烏石鋪渡河，攻擊敵右側背。守敵害怕被包圍，紛紛潰退。黃當即率部一舉攻占德安車站。這時，馬回嶺戰(zhàn)況激烈，黃率部星夜兼程北進，增援第三十五團進攻馬回嶺車站附近的孤山。他以主力攻擊西南端，以第二營抄襲北端，血戰(zhàn)，至晨，占領孤山主峰陣地。敵全線開始動搖，黃率部乘勢沿著山脊猛沖，配合第二十八團、二十九團、三十五團將敵圍殲，敵大部分被繳械，旋即攻占馬回嶺。當第四軍進攻馬回嶺時，孫傳芳率部向德安城反攻。攻占馬回嶺后，黃琪翔即率三十六團馳援第七軍，沿南潯鐵路西側南進，到達八里鋪附近占領陣地，并配合第七軍和第十師發(fā)起逆襲，挫敗反攻之敵，粉碎孫部的反攻企圖。隨后，第四軍即回師武漢，進行整編，第十二師擴編為第四軍，張發(fā)奎升任軍長，黃琪翔升任該軍第十二師師長。

1927年4月19日，武漢政府以唐生智為總司令，出師河南，繼續(xù)北伐。黃琪翔為第四軍前敵總指揮(時黃已升任副軍長)，率部沿鐵路向開封進攻。5月14日，第四軍第二十五師與奉軍接觸于上蔡西南臥龍崗，一戰(zhàn)而擊敗敵富雙英部，敵退守上蔡縣城。15日，第十二師在上蔡城北十里鋪與敵遭遇，敵退守東西洪橋，據險頑抗。黃琪翔偕同第一縱隊司令張發(fā)奎親自到前線視察，布置作戰(zhàn)，經過三晝夜激戰(zhàn)，終于將敵擊潰，占領了東西洪橋，迫使上蔡守軍富雙英旅投降。接著，黃琪翔率部配合兄弟部隊，攻擊臨穎城東北兩端地區(qū)之敵。6月27日下午，黃的第十二師到達葦塾附近時，敵軍大部據守七里頭及十里頭一帶，并筑有堅固工事，布防甚嚴。黃琪翔乃令三十四團于黃昏時向敵攻擊。部隊一舉占領十里頭，敵退至七里頭一帶，激戰(zhàn)晝夜未能攻克。28日晨，黃部向敵發(fā)起全面進攻，敵憑借良好工事和優(yōu)越兵器頑抗。自晨至午，苦戰(zhàn)半日，傷亡甚眾，第二十六師七十七團團長蔣先云犧牲。此時全線情勢危急，張發(fā)奎和黃琪翔均親臨前線指揮作戰(zhàn)。激戰(zhàn)至下午三時，第十師趕到增援，才反守為攻，全線出擊，敵遂不支，棄堅固陣地潰逃。黃督師乘勝追擊，一舉攻占臨穎城。6月5日，協同友軍又克開封。不久，奉命回師武權。

駐武漢后，黃琪翔升任第四軍軍長。7月15日，第四軍移駐江西南昌、九江一帶，準備東征討伐蔣介石。29日，黃參加了汪清衛(wèi)等在廬山召開的“分共”會議。他派人連夜下山，秘密通知著名的共產黨人高語罕、于樹德、惲代英等離開該軍。8月1日，賀龍、葉挺在共產黨領導下，舉行了南昌起義。黃不愿追隨蔣、汪反共反人民，又沒有勇氣跟共產黨走。因此，感到無所適從郁郁于懷。他說：“北伐至此，最覺痛心，擬將第四軍所有槍炮拋沉大江中，軍中所存款項，平分全軍作路費還家，做個真的解甲歸田”。

同年9月初，汪精衛(wèi)因在寧漢滬合作的“中國國民黨特別委員會”中沒掌握實權，企圖據有廣州，另組中央黨部和政府與南京特委會對抗。于是勾結張發(fā)奎，命黃琪翔帶領第四軍回粵。不久，黃琪翔領部從九江出發(fā)，經南昌，豐城、吉安、泰和、贛州開回廣東。汪精衛(wèi)、陳公博、顧孟余、張發(fā)奎等人謀劃政治投機，乃以黃琪翔的第四軍為主力，溝通原在廣東的薛岳、黃鎮(zhèn)球兩師。于11月17日發(fā)動“張黃事變”，占領了廣州的中央機關和地方軍政機關，改組廣東省政府和政治分會，以黃琪翔為廣州衛(wèi)戍司令。事變發(fā)生之后，全省震動，駐東江的陳濟棠部和蔣光鼐、蔡廷鍇郡，準備回師廣州討伐，廣西方面亦由黃紹竑率師沿西江東下，夾擊廣州。張、黃乃決定將第四軍主力調到東江和西江布防。

12月12日，留守廣州的教導團和廣州工人群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發(fā)動了廣州起義，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張發(fā)奎、黃琪翔被迫逃往廣州河南李福林處躲避，以總指揮和軍長名義急召東西江部隊遄返廣州，協同朱暉日的公安部隊向起義軍反撲，鎮(zhèn)壓了廣州起義，血腥屠殺革命群眾。黃琪翔對這一事變負有重責，在內外輿論指責下，離職前往香港。

黃在香港逗留月余，于1928年春赴日本，同年7月赴德國柏林，入柏林大學補習德文。

黃琪翔在柏林逗留期間，適鄧演達、葉挺，宋慶齡等人也在柏林，黃受他們影響，有所覺悟。他贊同鄧演達與共產黨合作的立場，并贊助鄧在中國組織，建立既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又不同于共產黨的第三種政治勢力的主張。

1929年5月，黃應宋慶齡之請，護送宋回國參加孫中山移靈南京典禮，后寄居上海。1930年5月，鄧演達也回到上海，發(fā)起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即第三黨，農工民主黨的前身)，黃力予贊助。8月，舉行結黨式，成立中央干事會。黃琪翔參加干事會，并擔任軍事委員會主任委員。次年11月，鄧演達被蔣介石殺害，黃乃負起與各方聯系之責，繼續(xù)“第三黨”的工作。

“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全國震動。原第四軍將領蔣光鼐、蔡廷鍇率領十九路軍在上海奮起抗戰(zhàn)，舉國矚目。黃琪翔當時仍在上海，曾親至前線，并領導“第三黨”在上海的同志組織義勇隊參戰(zhàn)，發(fā)動群眾開展募捐、慰問等活動，支援前線。上海抗戰(zhàn)失敗后，“第三黨”在上海的組織也多被破壞，黃琪翔避往香港。

十九路軍調到福建后，經過原第四軍將領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的積極籌劃，于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召開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推黃琪翔為大會主席團主席。黃在會上宣讀了宣言，宣告成立人民革命政府，改國號為中華共和國。這就是當時稱為“閩變”的福建人民政府運動。

黃琪翔積極參與了這一事變，早在逗留上海期間，黃與蔡廷鍇等人比鄰而居，時相過從，對當時形勢，曾屢加研討，認為非抗日不足以圖存，非反蔣不足以言抗日，彼此之間早有默契。在事變中，黃擔任人民政府委員兼軍事委員會委員及參謀團主任。他力主實行改元易幟、計口授田，以便爭取工農大眾的擁護。但是，“福建人民政府運動”由于事起倉卒，沒有廣泛的群眾基礎，也沒有取得各方的支持，在蔣介石的軍事壓力下，很快就失敗了。黃乃離開福州，在漳州匿居月余，后經汕頭轉道香港，并于1934年夏重赴德國柏林。

黃琪翔在柏林期間，正是希特勒實行法西斯專政，反動氣焰空前高漲之時，在德留學的中國學生組織“留德學生抗日聯合會”，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積極開展活動。黃加入了該組織，由此受到國民黨特務的注意。有一次，該組織召開大會，國民黨駐德大使館通知希特勒政府派出警察干涉，并將主持大會的黃琪翔、朱江戶

1935年11月，章伯鈞、彭澤民等在香港召開臨時行動委員會干部會議，決定將“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改名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時黃琪翔尚在德國，仍被推為總書記。

1936年10月間，黃琪翔在柏林接到陳誠來電，要他回國參加抗戰(zhàn)。黃即動身回國。次年1月，黃在南京會見陳誠，復由陳引見蔣介石，蔣委黃為中將高級參謀，后任命為訓練總監(jiān)炮兵監(jiān)。

1937年，上海爆發(fā)“八·一三”抗戰(zhàn)。張治中任第九集團軍總司令，黃琪翔為副總司令防守上海。不久，黃又調任第八集團軍副總司令、總司令，指揮青浦，嘉定一線的防御作戰(zhàn)。11月5日，日軍以其海、空優(yōu)勢，在杭州灣金山衛(wèi)登陸，繞攻上海。黃琪翔聞警星夜趕赴松江，抽調部隊驅逐登陸日軍，無效，乃扼守黃浦江以圖阻止日軍前進，保障松江以固上海側后安全。黃琪翔只率參謀若干人駐松江城指揮，傾注所有殘存部隊，竭力抵御。經兩晝夜激戰(zhàn)，終于不支，日軍坦克于8日開進松江，黃琪翔由小道退出。至此，上�？箲�(zhàn)遂失敗，全軍西撤。黃隨軍到達武漢。

翌年，在武漢成立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蔣介石以陳誠為政治部長，周恩來和黃琪翔為副部長。黃努力與周恩來合作，壯大抗日陣容。但是，政治部的實權操于中統、軍統特務手中。中統的張厲生任秘書長，軍統的康澤、賀衷寒分任第一、二廳廳長，他們都是反共老手，把政治部作為反共場所。1938年3月，中國學生救國聯合會在武漢召開大會，黃出席參加。會后，張厲生對黃說會議上恐怕會出問題，黃不明其意。會議進行時果然有人搗亂，黃即加以制止。原來，這些搗亂分子是中統、軍統特務組織的，黃因此為張厲生所不滿。之后，政治部反共氣焰日益囂張。連民主人士也遭排斥。8月，周恩來去職。黃不安于位，乃請陳誠調其為軍訓部次長(部長白崇禧)，離開武漢前往桂林。從1938年秋至1939年，一年多時間里，黃在軍訓部次長任內呆在桂林。

1939年秋，日軍在湖南、湖北戰(zhàn)場發(fā)動進攻。黃琪翔調任第二十六集團軍總司令，率李默庵的一個軍和第四軍駐防湖南邵陽，拱衛(wèi)長沙。但軍隊還沒有調到戰(zhàn)場上，黃又被調任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駐湖北襄樊，參加棗宜會戰(zhàn)。

棗宜會戰(zhàn)是抗戰(zhàn)中較重大的戰(zhàn)役之一。日軍出動了五個師團的兵力，第一期作戰(zhàn)以占領棗陽、襄陽、老河口為目的。黃琪翔第的十一集團軍屬第五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李宗仁統轄，擔任棗陽地區(qū)正面防守。其時，第二十二集團軍總司令孫震請假回川，戰(zhàn)區(qū)長官部又以黃琪翔兼任該集團軍總司令，指揮該部作戰(zhàn)。 1940年5月4日，日軍第三十九師團、第六師團之一旅團向第十一集團軍進攻，占領高城、安居陣地。黃以第八十四軍一七五師在唐縣鎮(zhèn)附近阻擊，使主力部隊得以轉移到棗陽陣地周守。但此時在唐縣鎮(zhèn)正面進犯之敵，從兩翼包抄，湯恩伯為保存實力，不戰(zhàn)而退，棗陽暴露敵前。8日，黃部被迫棄守棗陽，撤至襄樊撤退時，黃琪翔滿腔悲情，在辦公室黑板上，揮淚書寫了“還我河山”四個大字。黃部撤退后日軍緊迫不舍。黃以第一七三師阻擊日軍，由于寡不敵眾，該師在激戰(zhàn)中，自師長鐘毅以下大都陣亡。黃率主力撤至外線后，沉著指揮，積極反攻，對敵實施反包圍，在友軍協同下，將日軍的四個師團兵力，圍困在襄東平原地區(qū)，激戰(zhàn)至11日，敵傷亡慘重，突圍東退，棗陽復被克復。但在襄東追擊戰(zhàn)中，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率少數部隊與敵發(fā)生遭遇戰(zhàn)，壯烈殉國。敵復以反撲，于17日再度侵占棗陽。

黃琪翔所指揮的部隊是雜牌軍，第二十二集團軍又是臨時隸屬，難以調遣。棗陽、襄陽、樊城相繼失守后，黃曾憤慨地說：“若有當日第四軍在手，我對抗戰(zhàn)不至于毫無辦法�！�

黃琪翔常說：自己是一個軍人，在抗日戰(zhàn)爭中絕無保留地貢獻一切，是天經地義的。由于他的積極和素養(yǎng)，指揮作戰(zhàn)總是沉著、冷靜，膽大心細，每有戰(zhàn)事，必詳盡研究敵情，仔細查看地圖，雖敵機在頭上盤旋，炮聲在耳邊轟響，都若無其事，鎮(zhèn)靜如常。在他的司令部，還引用一些進步人士如廖沫沙、朱潔夫、陳卓凡等人，擔任重要工作。其夫人郭秀儀亦以戰(zhàn)場為家，隨同工作，不避危險，組織戰(zhàn)地服務團，進行救護工作。

1940年9月，第十一集團軍番號撤消，黃調任預備集團軍總司令，于1941年初到重慶。這年冬，黃調任第六戰(zhàn)區(qū)副司令長官，駐湖北恩施和四川黔江。皖南事變后，新四軍軍長葉挺被拘禁在恩施，黃不避嫌疑，時加看望并予照顧。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中國組織遠征軍，在昆明設遠征軍司令長官部，黃任副司令長官(司令長官是陳誠)。抗戰(zhàn)勝利后，黃改任中印公路東段警備司令等職。1946年，該司令部撤銷，黃回到重慶。

黃琪翔回到重慶后，被授予上將軍銜，實際上解除了軍職。其時，經過中國共產黨的努力，國共兩黨通過重慶談判簽訂了《雙十協定》，黃琪翔對此感到非常振奮，他曾在重慶各界歡迎李濟深，田漢等來渝和慶賀葉挺、廖承志出獄的宴會上說：“我從軍隊中來，報告一點軍中消息；勝利之初，軍人很興奮，但跟著就漸漸煩悶。很多官兵來問我，他們擔憂內戰(zhàn)爆發(fā)。我當時多方說明國內外大勢要趨于和平，保證內戰(zhàn)不會發(fā)生。但后來事實一天天證明與我見解相反，心里很難過。后來政協開會，給我以恢復自己的希望，天天看報收聽廣播，知道結果完滿，停止沖突已成定案，心里轉而高興。雖然問題不簡單，波折仍有，但從大處看，內戰(zhàn)已絕對不能了。”表達了他當時渴望和平，反對內戰(zhàn)的愿望。

但事與愿違，蔣介石一面在談判，一面調集軍隊，準備大舉進攻解放區(qū)。黃不愿參加蔣介石發(fā)動的反人民內戰(zhàn)，又無挽救辦法，便回避現實，主動要求出任駐德軍事代表團團長，于1947年6月赴柏林任職。

1948年秋，解放戰(zhàn)爭已進入人民解放軍全面反攻階段。蔣介石寄希望于美蘇戰(zhàn)爭或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以挽救失敗的命運。是年9月，黃琪翔在柏林忽接蔣介石一封署名電報，內謂：“聞柏林美蘇關系緊張，冷戰(zhàn)有變?yōu)闊釕?zhàn)可能，究竟情況如何，希即回國報告�！秉S即回南京見蔣，向蔣分析大戰(zhàn)不可能發(fā)生，希望恢復和談。這次會見，使黃對蔣的幻想最后破滅，便請求辭去駐德軍事代表團團長職，不愿再赴柏林，決心歸附人民。

之后，蔣介石要黃琪翔到臺灣去看陳誠，想借陳誠的關系留黃在臺灣備用。黃見陳誠后，陳即勸黃將家屬搬來臺灣定居，黃答以回上海后再商量，就此離開臺灣，回到上海。是年冬，他離開上海前往廣州，后潛赴香港，脫離了國民黨的控制。

黃在香港期間，曾向中共負責同志表示希望在黨的領導下，為解放事業(yè)多做一些工作。因此，他曾寫信給張發(fā)奎、余漢謀、薛岳、李漢魂等原四位將領，策動他們起義。

1949年8月間，黃琪翔在中共組織安排下攜眷北上，回到北平，以特邀代表資格參加了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并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

建國后，黃琪翔歷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兼司法部長、法案委員會委員、國家體委副主任、國防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及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和秘書長等職，并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898年9月2日生于廣東梅縣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

1914年，他被保送到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炮兵科學習。畢業(yè)后，曾任該校分隊長。

1922年，由于深受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他辭去保定軍校職務，回到廣東投奔革命，在東征、南征諸役中，屢建功勛。

1926年6月，國民政府為實現孫中山先生反帝反封建的偉大主張，興師北伐。黃琪翔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十二師三十六團團長。他與獨立團團長葉挺并肩戰(zhàn)斗，下醴陵，克平江，直抵汀泗橋。

1927年4月他榮升第四軍（“鐵軍”）軍長。

1930年8月，他與鄧演達等人創(chuàng)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農工民主黨之前身），提出自己派別的政治主張。鄧演達遇害后，他主持黨務，后與李濟深等人發(fā)動并領導了“福建事變”。

1931年，鄧演達死后，黃琪翔臨危受命，擔負起領導責任，后被國民政府通緝。

1933年，黃琪翔輾轉流亡德國，從柏林給郭秀儀發(fā)來求婚信，得到允諾。

1934年，年僅22歲的郭秀儀登上意大利“康德羅素”號郵輪，只身前往歐洲，黃琪翔和郭秀儀在德國結婚。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fā)后，他曾參與指揮上海淞滬會戰(zhàn)，率部與日寇浴血奮戰(zhàn)。

1938年，他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歷任集團軍總司令、戰(zhàn)區(qū)副司令長官等要職，指揮過多次大小戰(zhàn)役，重創(chuàng)日寇，屢建功勛。七七抗戰(zhàn)一周年，與夫人郭秀儀積極參加獻金運動，帶頭捐款，郭秀儀主持一個獻金臺。武漢地區(qū)群眾抗日救亡運動在政治部的領導下，搞得轟轟烈烈。1939年任第11集團軍總司令，進駐湖北襄樊。日軍集中5個師團的兵力，發(fā)動棗宜會戰(zhàn)。因第22集團軍總司令孫震請假，黃琪翔又兼該集團軍總司令。1943年，中國遠征軍建立，黃琪翔任副司令長官。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榮獲“抗日戰(zhàn)爭勝利勛章”、中國最高獎章“青天白日勛章”以及美國最高獎章“自由勛章”。黃琪翔第一個以現役軍人的身份，公開聲明：“從此退役，絕不參加內戰(zhàn)�！�

1947年，蔣介石為避免他造成更大的負面影響，將他派往德國，任中國駐德軍事代表團團長。

1949年，黃琪翔在香港宣布擁護中共政權，后應邀出席了全國政協第一屆會議。歷任中央政法委員會委員，國防委員會委員，中南區(qū)司法部長，國家體委副主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全國人大代表，中國農工民主黨秘書長，副主席。他以實際行動擁護抗美援朝和民主改革，為國家戰(zhàn)后重建事業(yè)，特別是中國的司法和體育事業(yè)作出了重要貢獻。

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

1970年12月逝世，終年七十二歲。

1980年平反。

1988年9月2日，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在人民大會堂隆重集會，紀念黃琪翔誕辰90周年。時任統戰(zhàn)部部長閻明復代表中共中央向黃琪翔表示深切的懷念和崇高的敬意。他在致辭中說：“黃琪翔先生為新中國的司法、體育事業(yè)，為發(fā)展愛國統一戰(zhàn)線作出了積極的貢獻。黃琪翔先生的一生是堅持民族獨立、反帝愛國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進步的一生。他為人豁達大度、溫文爾雅，識大體、顧大局，他的思想品德和革命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