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南(1909年-1988年)，陜西乾縣人。讀中學時參加學生愛國運動，思想追求進步。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在乾縣、淳化等地從事建團、建黨活動。1929年赴日本留學。1931年轉(zhuǎn)去德國，在德期間先后任德國共產(chǎn)黨中國語言組書記，國際反帝大同盟東方部主任，旅歐華僑反帝同盟主席。1935年任中共旅德支部負責人。他創(chuàng)辦并主編《明星》雜志，積極宣傳反蔣抗日的政治主張，參與領導旅歐華僑中的抗日救亡活動，從事國際聯(lián)絡工作。1936年春，被中共駐共產(chǎn)國際代表團派回國內(nèi)，到西安做爭取西北軍楊虎城部第十七路軍聯(lián)合抗日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由于他的深入細致的宣傳勸說，對楊虎城將軍決心聯(lián)共抗日起到積極作用。他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過程中，協(xié)助周恩來等做了許多有益工作。同年底任西北民眾運動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參與領導西北地區(qū)的抗日救亡運動。1937年任上海文化界國際宣傳委員會常務委員，全國各界救國會常務委員。

抗日戰(zhàn)爭時期，先后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國際宣傳組負責人、南方局外事組組長、中共中央南方局候補委員等職。他長期在重慶等地從事抗日救國的國際宣傳，同時進行與各國友好人士的聯(lián)絡工作，擴大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敵后戰(zhàn)場在國際上的影響。1945年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參加重慶談判工作，擔任毛澤東主席的秘書。隨后任中共駐南京代表團外事委員會副書記兼中共代表團發(fā)言人，協(xié)助周恩來進行擴大中共影響的國際宣傳。1947年春隨代表團撤到華北解放區(qū)，擔任中共中央外事組副組長，參與對外政策的制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擔任政務院外交部辦公廳主任、部長助理，協(xié)助周恩來總理籌組外交部機關，開展外事工作。1955年任中國駐波蘭大使，兼中美大使級會談中方第一任首席代表，參加了長達九年的中美會談。1964年回國，任國務院外交部副部長。“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誣陷迫害。1975年重新工作，出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xié)會會長、中共黨組書記，后任顧問。曾被選為中共第十二大代表，第一、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外事委員會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xié)常務委員等。1988年12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當新世紀的曙光已經(jīng)升起的時候，人們不免要撫今追昔，回顧一下過去的百年。飽受列強欺凌、掠奪之苦的東方雄獅，從睡夢中驚醒，在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經(jīng)過幾代人的奮勇拼殺，終于推翻了腐敗統(tǒng)治，建立了一個屬于人民的主權(quán)國家，并一步步跟上時代的步伐，從黑暗走向光明，從落后走向富強。凡親眼目睹這百年滄桑巨變的人們，在歡欣鼓舞之余，無不深深緬懷那些革命先驅(qū)為祖國復興拋頭顱、灑熱血，前仆后繼所作的犧牲。先驅(qū)這一桂冠，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圈定的，而是根據(jù)其開拓性的貢獻、獨到的業(yè)務建樹和社會各界的威望而被公認的。

就王炳南來說，他的貢獻、建樹，以及他在各黨派和愛國民主人士中的威望，被人稱之為統(tǒng)戰(zhàn)工作和外交工作的先驅(qū)，是當之無愧的。

王炳南從1925年入團、次年入黨開始，為祖國、為人民在統(tǒng)戰(zhàn)和外交工作中奮斗了一生。他生平的職務并不太高，但他的才華、智慧以及他的貢獻遠遠超過常人。

1936年，王炳南奉中央之命，到楊虎城將軍部從事統(tǒng)戰(zhàn)工作，為促進第二次國共合作，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在震撼中外的西安事變中，王作為楊虎城、張學良的牽線人，穿梭于楊、張和周恩來之間，為這場“以突發(fā)的姿態(tài)出現(xiàn)，以意想不到的結(jié)果收場”的事變，出謀劃策、溝通內(nèi)外。

之后，王炳南以楊虎城的代理人、宋子文的水利專員以及中共中央南方局成員、周恩來的上校秘書、重慶談判時毛澤東的秘書等頭銜，活躍在上海、武漢、重慶、南京等蔣管區(qū)和國民黨元老、國民黨上層以及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無黨派愛國人士之間。他是中國共產(chǎn)黨統(tǒng)戰(zhàn)工作的開拓人，是周恩來與各民主黨派密切合作的聯(lián)絡人，他還是毛澤東和蔣介石會談的見證人。

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王炳南身為毛澤東的秘書，第一個聆聽了毛主席“另起爐灶”的戰(zhàn)略思想。當時，周恩來說：炳南不僅是我的右手，也還是我的耳朵和嘴巴。之后王以周恩來的副手、中共代表團成員的身份和美國總統(tǒng)特使馬歇爾進行了長期的周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王炳南在總理兼外長周恩來領導下，及時、敏銳地貫徹“另起爐灶”方針，準時發(fā)出001號對外公函，以告知天下：新中國不承認舊中國的對外關系，并表示愿在尊重領土主權(quán)完整的原則基礎上，和世界各國建立外交關系。1954年，王炳南作為第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和美國代表就雙邊問題進行正式會晤和大使級會談，達9年之久。9年的會談，王請回了錢學森；達成了一個“中美承認在中美兩國愿意回國者的返回權(quán)利”的協(xié)議；在臺灣問題上，王炳南堅持原則立場，寸步不讓。為捍衛(wèi)神圣的主權(quán)原則，他圓滿地完成了黨中央交給的外交使命。借國民黨高級將領陳誠的評語說：王炳南在中美會談中“不受奸詐，不圖近利，是泱泱大國風度”。

“文革”之后，王炳南出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xié)會會長。這對王來說，是重操舊業(yè)，駕輕就熟。王上任后，面對七十年代的新形勢，對開展民間外交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他認為民間外交具有廣泛深入、靈活多樣的特點，它與政府外交相輔相成；民間外交可以推動國家關系的發(fā)展，而國家關系的發(fā)展又可以為民間交往開辟廣闊的領域和創(chuàng)造更有利的條件；民間友誼應該代代相傳。為此，王炳南力主走出去，積極開展民間外交，并獲得了很大成功。許多友協(xié)的同事說：王炳南把我國的民間外交又推上了一個高峰。

王炳南的品德和為人也給他的朋友和晚輩們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王炳南樸實謙和，嫉惡如仇又古道熱腸，待人誠懇，沒有架子。無論是對外還是對內(nèi)，無論是在談判桌上，還是在和朋友促膝交談，他都是娓娓而談，情意懇切，因而，他的朋友很多；他是個樂觀派，無論處在順境，還是處在逆境，他一貫從容不迫，信心十足；他剛直不阿，愛憎分明，從不隨聲應和，東倒西歪；他廉潔奉公，不搞特殊化，對自己如此，對子女的要求也是如此。他把個人的一生奉獻給了祖國和人民，他在遺囑中寫道：“回首平生無憾事，只恨許多有益的工作還沒有做完。只要同志們想起我時，說一聲：u2018是個好同志u2019也就滿足了�！�

王炳南1908年生于陜西省乾縣，1925年在中學讀書時加入共青團，1926年加入共產(chǎn)黨，從此義無反顧地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參加革命后不久，就從事黨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和外事工作，并長期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工作，是周恩來在外事方面的得力助手。1947年5月，中共中央第一個直屬的外事機構(gòu)——中共中央外事組在山西臨縣成立，葉劍英兼任主任，王炳南任副主任。1948年4月外事組隨中央機關遷至河北省西柏坡，周恩來兼任主任，王炳南任副主任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向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周恩來被任命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中央決定王稼祥、李克農(nóng)、章漢夫為外交部副部長，王炳南為外交部辦公廳主任，組建外交部的具體任務便落在王炳南的身上，王炳南時年41歲。他面臨繁重的任務，一方面要選定辦公地點、建立機構(gòu)、配備干部、建立內(nèi)部規(guī)章制度和工作秩序；一方面執(zhí)行對外政策、爭取國際承認、建立國際聯(lián)系。10月9日，王炳南經(jīng)李克農(nóng)向周總理上報了外交部機構(gòu)設置和人員的配備草案。草案設辦公廳、六個地區(qū)業(yè)務司、兩個專門委員會，推薦人才包括伍修權(quán)、喬冠華、宦鄉(xiāng)、柯柏年、夏衍、閻寶航、董越千、賴亞力、龔澎等。這個方案經(jīng)政務院第11次會議通過。1949年11月8日，外交部召開了成立大會，王炳南主持，周恩來、李克農(nóng)發(fā)表了具有指導意義的講話。王炳南致開幕詞：今天是本部全體工作人員大會。10月1日外交部成立，10月5日部分單位即開始辦公。在機構(gòu)、人員兩不健全的情形下，我們進行了一些工作，對外方面：（1）辦理了毛主席文告和周部長公函送達各國，與9國建立了外交關系；（2）辦理了蘇聯(lián)大使羅申遞交國書；（3）準備并歡送王稼祥大使赴任；（4）由周部長出面宴請了法捷耶夫代表團；（5）歡送丁玲率領的代表團赴蘇參觀；（6）舉辦慶祝十月革命節(jié)酒會。對內(nèi)工作：（1）草擬了本部組織條例草案；（2）配備了各級工作人員；（3）分配了臨時辦公地點和宿舍；（4）初步建立供給與待遇制度；（5）與政務院建立聯(lián)系，并建立了匯報制度。外交部建部工作，到最后，基本上已經(jīng)順利完成任務。有了辦公地址，有了組織條例，有了工作干部，這些條件與其他部門比較起來是很難得的。我們相信，今后在周、李兩位部長直接領導下，定能順利完成任務。

從這個不滿400字的講話中，我們可以看到外交部建部之初內(nèi)外工作的繁重，也隱約可見王炳南之才干。

外交部的組建是在周總理直接領導下，全部上下通力進行的，并非王炳南一人業(yè)績，但說他起了重要作用、立下了汗馬功勞也不為過。建部后幾年的工作實踐再次證明，王炳南在為國出力方面有很大潛力。1954年王炳南被晉升為外交部部長助理，仍兼辦公廳主任。

1954年在蘇聯(lián)倡議推動下在日內(nèi)瓦舉行有中國參加的五大國外長會議，討論解決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這是新中國出席的第一個國際會議。中央領導十分重視，任命周恩來為首席代表，張聞天、王稼祥、李克農(nóng)為代表，王炳南任代表團秘書長。

會議期間，美國通過與中國有外交關系的英國向中方表示，希望解決美國在華被拘留人員問題。當時中國也有一批有成就的科學家和留學生被扣在美國，不得回國。周恩來認為應利用時機，開辟同美國直接接觸的渠道。經(jīng)請示中央，指定王炳南為代表與美國代表就兩國僑民回國問題進行會晤。美方代表是代表團成員約翰遜。他是美國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曾參加過北平軍調(diào)處工作和朝鮮板門店談判，有和共產(chǎn)黨打交道的經(jīng)驗。雙方可謂是棋逢對手。王炳南與約翰遜的會晤進行了四次，雙方各自闡述了自己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主張和要求。在第四次會晤中，中方提出：建議雙方起草一個公報，宣布住在一方的對方合法僑民和留學生將有返回祖國的完全自由；同時建議在相互平等的基礎上由第三國代表雙方僑民和留學生的利益。美國拒絕了中方建議，會晤未能達成協(xié)議。

1955年4月，周恩來在萬隆會議期間就臺灣局勢發(fā)表聲明，表示“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愿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這個聲明引起了巨大反響。那時美國也有同中國保持接觸的需要。他們通過英國向中國建議互派大使級代表在日內(nèi)瓦舉行會談。當時中國把美國視為頭號敵人，中美會談影響斗爭大局，是震動世界的事，誰來擔此重任？據(jù)說中央曾有幾個人選，最后還是選定王炳南。那時他已出任駐波蘭大使。美國代表仍是同王炳南打過交道的約翰遜。

在當時，中美互不承認、沒有外交關系，但又舉行大使級會談，這是外交史上的創(chuàng)舉。

會談于1955年8月1日在日內(nèi)瓦開始舉行。中美雙方在第一次會談中輕松地商定了議程，一是雙方僑民遣返問題，二是有爭執(zhí)的其他實際問題。按中方理解，第二項議程當然是美國占領臺灣和阻撓中國解放臺灣的問題。關于遣返僑民問題的會談反反復復進行了多次，談判是艱難的。為了使會談不在一個具體問題上無限期糾纏，以便進入實質(zhì)性問題的會談，即第二項議程，中國在釋放在押美國人方面作了些讓步，終于在9月10日達成了協(xié)議。這是以后持續(xù)15年的中美會談達成的唯一協(xié)議，全文如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利堅合眾國）承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美國人愿意返回美利堅合眾國者（在美利堅合眾國的中國人愿意返回中華人民共和國者）享有返回的權(quán)利，并宣布已經(jīng)采取、且將繼續(xù)采取適當措施，使他們能夠盡速行使返回的權(quán)利�！�

這是在雙方互不承認的情況下體現(xiàn)雙方共同意愿“各說各的”奇特文件，叫做“協(xié)議聲明”。17年后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訪華，雙方簽署的“上海公報”就是延續(xù)了這種做法。

其后，雙方進入第二項議程即實質(zhì)性問題的討論。一開始就很麻煩，關于什么是實質(zhì)性問題，雙方意見分歧。后由中方主動，建議在第二項議程中雙方自由地交換意見，不必確定詳細議題和排列議題的次序，這樣就打破了僵局。自第20次會談開始，雙方代表在歷次會議上都是各自闡述自己政府的立場觀點和政策主張。王炳南發(fā)言自然是圍繞著中國人民最為關心的臺灣問題，并一再提出解決問題的協(xié)議草案；美國則堅持霸占臺灣，并要求中國對臺灣放棄使用武力，雙方主張距離甚遠，會談無進展。1957年，在第73次會議上美方提出改由參贊代表參加以后的會談，想使會談降級，遭中方拒絕，會談從而中斷近一年。1958年，臺海局勢一度緊張，經(jīng)過雙方多次磋商，中美雙方在華沙恢復大使級別會談。大使級會談卻仍是不斷交鋒，一拖數(shù)載，期間雙方具體做法曾有變化，在實質(zhì)性問題上美國政策不變，會談無進展。1964年4月，王炳南奉調(diào)回國，出任外交部副部長。至此，他和美國先后三任代表談了九年，共計120次。

1955年王炳南被任命為駐波蘭大使。當時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對立，波蘭是社會主義陣營重要國家，也是新中國外交的重點。

1956年，蘇共二十大以后，波蘭國內(nèi)局勢動蕩，執(zhí)政的波蘭統(tǒng)一工人黨黨內(nèi)對國內(nèi)形勢、過去的政策、波蘇關系等重大問題發(fā)生分歧，決定于10月召開中央全會，改組政治局，準備推舉1948年因“右傾民族主義”被罷黜后被監(jiān)禁的前領導人哥穆爾卡復出以穩(wěn)定局勢。蘇共領導反對哥穆爾卡重新上臺執(zhí)政，進行干涉，準備用武力解決問題。在此緊要關頭，王炳南發(fā)動全館人員通過各種渠道了解有關情況，爭分奪秒地向國內(nèi)報告反映。這對中央領導更全面了解情況，作出決策起了好的作用。中國領導人采取了正確的立場和政策，支持波黨新領導并勸阻蘇聯(lián)動武，并派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去莫斯科做工作，避免了像匈牙利事件那樣的流血慘劇，維護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jié)。1957年1月在波蘭議會大選前夕，周恩來率政府代表團訪問波蘭，支持波蘭統(tǒng)一工人黨并繼續(xù)調(diào)解波蘇關系�？紤]到波黨內(nèi)斗爭的復雜性和哥穆爾卡的特殊情況，經(jīng)王炳南安排，除與波蘭領導人正式會談外，還前往哥穆爾卡私宅進行了兩次單獨交談，這在周恩來外交實踐中是第一次，也是以后罕見的特殊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波蘭事件以后，中波兩黨兩國關系更加密切，團結(jié)友好達到高峰。

1960年后，中蘇分歧公開化，同蘇聯(lián)關系密切的東歐國家同中國的關系逐漸惡化，駐東歐國家的大使一方面要堅持反對領導集團的“修正主義”，同時又要做爭取工作，難度之大可以想象。在大氣候十分不利的條件下，中波兩國關系保持了相對正常，除黨的政策外，與王炳南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在波蘭時，王炳南每天的日程表都安排得滿滿的。上中下、左中右和社會各界都是他進行工作的對象。他政治上比較敏感，經(jīng)常從看似平常的材料中看出背后的問題。1963年某日與波外貿(mào)部長接觸中，對方談了中波貿(mào)易中的問題，同時談到蘇聯(lián)東歐國家經(jīng)互會內(nèi)部意見不一致的一些情況。王炳南認為這個談話反映了波蘭的重要動向，在發(fā)回國內(nèi)反映談話內(nèi)容的電報末尾加了很長一段話，列舉了波蘭在國際共運意識形態(tài)爭論中值得注意的七件事，指出蘇聯(lián)與東歐國家矛盾有所發(fā)展，建議對波方要求予以適當迎合，認為這有助于使波蘭在中蘇斗爭中采取較為中立的立場并影響其他東歐國家。國內(nèi)采納了王炳南的建議。

王炳南勇于向中央反映自己的意見和建議，他的一些建議事后證明是正確的，但在當時卻有“逆潮流而動”的風險。比如，1962年回國述職匯報波蘭形勢時，他談到：波蘭要求中蘇團結(jié)，蘇共22大后對我們友好；哥穆爾卡認為中共是大黨、是有經(jīng)驗的黨，現(xiàn)波正繼續(xù)翻譯出版《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我們南方的船只北調(diào)，需繞臺灣海峽，我們找波蘭幫助，用波蘭船旗，打了個電話就解決了，表現(xiàn)夠朋友。他越講越無顧忌，接著說：波蘭黨給我們黨中央寫信，我們黨復信不講實質(zhì)內(nèi)容，要他們?nèi)タ次覀兘o蘇共的信，波蘭一政治局委員向我表示：波蘭黨是獨立的，即使我們錯了，也應給我們批評，不要只讓我們?nèi)タ茨銈兘o別人的信。在當時國際共運意識形態(tài)斗爭方興未艾，波蘭被認為同我們“有原則分歧”的情況下，王炳南稱許波蘭，對黨中央至少是中聯(lián)部提出批評意見，膽子可謂大矣！

1964年王炳南自波蘭回國后被任命為外交部副部長，時年56歲。這時他既有國內(nèi)工作的經(jīng)驗，又有國外工作的鍛煉，各方面更加成熟，原可以為黨和國家做更多的事情、發(fā)揮更大的作用，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很快，他受到大字報“炮轟”，隨即被隔離檢查，失去了自由。根據(jù)“揭發(fā)”，他被扣上許多莫須有的罪名，只要其中一兩項成立，他就會身敗名裂，甚至“死有余辜”。面對如此大的壓力，他理智冷靜、從容坦然。當專案調(diào)查人員對他進行調(diào)查和在批斗會上質(zhì)問他假黨員問題時，他總是嚴肅地說“我是真的入了黨的”。字字千鈞，凡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這句話的內(nèi)涵和分量，能夠體會他百感交集的心情。

經(jīng)周恩來關注催詢，1975年王炳南終于被分配了工作。這意味著“解放”了。不過不是回到他很有感情的外交部，而是改作民間外交，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xié)會會長。當時對外友協(xié)是外交部附屬的司局級單位，王炳南實際是被降級使用。而且此時，他已年過花甲。

即便如此，王炳南朝氣未衰，銳氣未減，到任后即抓緊對外展開工作，對內(nèi)調(diào)整改革，在任12年使友協(xié)各方面工作在過去基礎上有了明顯發(fā)展和改進。

由于經(jīng)歷了更多風雨，政治上更加成熟，他對國家興衰更加關注，多次給中央寫信或?qū)憟蟾妫�陳述對國事及時弊之意見。文件末尾均簽名王炳南，表示對信件和報告承擔責任。1984年7月12日，王炳南曾給總書記胡耀邦寫了一封信，信中匯報了在這些國家親眼看到的情況，著重提了兩點建議：（1）考慮承認蘇聯(lián)是社會主義國家；（2）加強對東歐國家的工作。當時中蘇關系尚未松動和改善，黨內(nèi)國內(nèi)認為蘇聯(lián)社會制度不屬于社會主義的還大有人在。據(jù)說，在20世紀80年代初一次高層會議上，王炳南還就中美關系提出意見，認為不能與美國建立戰(zhàn)略關系，對針對蘇聯(lián)的“一條線”戰(zhàn)略提出異議。通過此例，已可看出王炳南度過“文化大革命”逆境之后眼界更開闊了。

王炳南于1988年12月22日與世長辭。他在遺囑里寫道：“回首平生無憾事，只恨許多有益的工作還沒有做完。只要同志們想起我時說一聲u2018是個好同志u2019也就滿足了�！�

王炳南是位身經(jīng)百戰(zhàn)的老外交家，他參與策動過“西安事變”，他穿梭和游說于國共兩黨和中美兩國之間，發(fā)揮過別人無法取代的作用。同時，王還做過周恩來的助手，當過毛澤東的秘書，他有智有謀、膽大心細。但這位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卻沒有辦法抵御營壘內(nèi)部突如其來的天禍。1966年1月邢臺地震后的一天上午，外交部長陳毅在黨委會后，對常委們說：我受總理委托，向各位轉(zhuǎn)達一件事。前些日子，王炳南同志和剛從美國回來的董國瑛有過幾次接觸，已引起有關部門的注意。為此，總理親自提醒炳南注意，不要因小失大。有關部門又發(fā)現(xiàn)炳南和有國際間諜嫌疑的董國瑛有通信聯(lián)系，并懷疑炳南向董國瑛提供外事情報或者是有暗語聯(lián)系等等。該有關部門在謝富治、康生的親自過問下，將所掌握的上述新情況，又一次上報總理，并建議減小炳南的閱文范圍和停止其一些對外活動�？偫韺Ρ�南兩次授人以柄，很生氣。為了弄清情況，為了嚴肅對待這類問題，總理同意謝、康的建議，責令炳南暫時停止某些外事活動，抽時間閉門思過，并就此事寫出檢查上報。

王炳南聽后，如同晴天遭遇霹雷。一向沉著、穩(wěn)健、遇事不慌的他，對這種強加于人的打擊，也有些難以忍受�？瞪�當年在上海也知道董竹君(董國瑛的母親)，也知道董家在戰(zhàn)爭年代里，為我們做了一些事，今天憑什么毫無根據(jù)地向中央說人家是特務、是國際間諜？王和董家接觸已經(jīng)有幾十年的歷史，那都是出自工作需要，不存在任何泄密問題。這些情況中央都是了解的，何罪之有？但考慮到陳總所宣布的決定，是知情人周恩來定下來的，必然有其緣由和道理，王就竭力平靜地向陳總說了一句話：“我和董家有接觸、有來往，這是事實，但沒有泄密。我服從總理的決定。我將作出檢查，把問題說清楚，請陳總和總理放心�！�

30年代，王炳南和潘漢年一樣，在黨中央領導下，既作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又作情報工作。在這期間，由于工作關系，他認識了董竹君。

在抗戰(zhàn)期間，董竹君在經(jīng)營錦江飯店的同時，也作了不少有益于公眾的好事：她曾設法送一批青年去蘇北淮陰解放區(qū)；她也對中共代表團駐上海辦事處的活動提供過方便。

王炳南萬萬沒想到在“文革”前，由于和董家有接觸，而遭誣陷，而董竹君隨即以“特嫌”罪名，被關押了5年。

董竹君的女兒董國瑛和王炳南交往是在抗戰(zhàn)勝利之后。當時，董國瑛還只是一個剛離開滬江大學、投身革命的青年黨員。

1946年底，董國瑛奉命從蘇北部隊回到上海。她在上海文藝界人士的影響下，很想出國專修電影專業(yè)。為此，她在母親董竹君的幫助下，多方面進行活動。蘇北黨組織建議她找夏衍幫忙，夏衍又找到王炳南。

王炳南回南京后，向周恩來匯報了去上海出差任務的同時，順便談了一下董竹君女兒要求出國學電影專業(yè)的事情，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王向周報告說：“從長遠看，我們也很需要電影專業(yè)人才。盡早培養(yǎng)和儲備人才，也應該是我們的當務之急�？紤]到需要和統(tǒng)戰(zhàn)，我們應該給予一定的關照和幫助。如果她能去美國，這個忙也容易幫�！�

關于董竹君女兒出國留學，周恩來同意王炳南的意見，具體事宜囑王去辦。他還說：如果她能順利前往美國，可讓她替我們帶幾封致意的信給美國朋友。

沒有多久，王炳南出差到上海，他在錦江川菜館和董老板母女說：關于辦理出國護照和去美國手續(xù)一事，我介紹你們到南京去找吳茂蓀，通過吳再找國民政府高教部長康立武，請他們關照辦理。

董國瑛按照王炳南的交待，到南京找到了吳茂蓀。她在吳的幫助下，很快就獲得了出國護照，并辦好了去美國的簽證等手續(xù)。王炳南得知董國瑛已辦好出國手續(xù)，曾親自向董表示祝賀。

1947年2月，董國瑛順利地離開祖國，飛往紐約。董手持王炳南交給她的介紹信，找到了中共黨組織負責人唐明照。經(jīng)唐協(xié)助交涉，她考入了紐約市立大學電影技術學院。

1949年7月，董國瑛在紐約學業(yè)結(jié)束，由美國回到北京。董又在王炳南的幫助下，接上了組織關系。然后，王又請中央組織部梁華同志把董介紹到中央電影局去工作。

1954年王去瑞士出席日內(nèi)瓦會議，1955年他又出使波蘭，一去就離開祖國10年。

1964年，王炳南由華沙回國。在一次全國政協(xié)開會的時候，王炳南和董竹君在會場上偶然相遇。兩人談起了這十多年的往事。

王炳南很高興能和董竹君相遇，但聽到董國瑛在生活上遇到困難，很為之震驚。會后，王即去董家拜訪，又去東單看過董國瑛。從此，王又恢復了與董家中斷了十多年的來往。

就是這樣幾次到董家訪友，卻被謝富治毫無根據(jù)地編造成是在從事間諜活動，還說董國瑛是國際間諜，王是定期向董家提供外交情報，并以涉嫌間諜案向總理辦公室作了報告。

周恩來對此事，不能置之不理。為此，一天夜里，周恩來把王炳南叫到西花廳。

周恩來向王炳南說明情況并聽了王的解釋后，嚴厲地批評了王，最后囑咐王炳南，董國瑛那里就不必來住了。

王炳南對周恩來的批評誠懇接受。王炳南中斷與董家母女的來往，給董家造成一定的疑惑。對此，王有些進退兩難。

他給董國瑛寫過一封簡單的解釋信，告其：“工作忙。無暇訪友，請諒解�！毙虐l(fā)出之后，王雖沒收到回信，但也算了卻了一樁進退兩難的心思。

就在外交部搬到東交民巷之后，王炳南收到了董國瑛從邢臺發(fā)來的信。王看過信，才知道董國瑛年前就隨工作組到邢臺參加“四清”工作去了。信中詢問地震對北京的影響如何？她媽媽是否已回北京？希望能得到王的答復。

董國瑛這封信充滿了友情和親情，她身處震中地區(qū)，還在牽掛著遠離震區(qū)的朋友和母親。怎么復信？王很為難。復信就意味著恢復和董國瑛的聯(lián)系，有背周恩來的忠告；不復信，就意味著置之不理。這樣做，太殘酷，太無情。

王在一本《人民日報》雜志中的一頁上，寫上一句報平安的話，“一切沒變，希望你平安回來”。這句話上無臺頭，下無落款。然后王再托人將這本雜志送到邢臺。董國瑛看到這份雜志，自然會理解是王的答復。

王炳南自以為已經(jīng)很巧妙地解決了這一困惑問題，但萬沒想到這本雜志又給王帶來了很大的麻煩。王炳南托人送出的這份雜志，沒經(jīng)多久，又從邢臺轉(zhuǎn)到謝富治手里。

謝富治說這七個字是國際間諜常用的暗語和暗號，向周恩來作了書面報告。

周恩來很生氣，當天把陳毅找來，作了王炳南暫時停止對外活動的指示。

第二天，陳毅在外交部黨委常委會上談了上述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