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4年生于澳門。幼習中文，后到英國受短期教育。1830年在廣州作英商翻譯。1833年5月在澳門創(chuàng)辦《福音傳道師》雜志。1834年繼任英國駐華商務監(jiān)督處中文秘書兼翻譯官。1840年，他隨懿律、義律乘兵船到天津與清政府代表直隸總督琦善會晤，作搜集情報和翻譯工作。1841年5月，在英軍支持下創(chuàng)辦《香港公報》。1842年，他隨同英國香港總督兼駐華公使，駐華商務總監(jiān)、全權代表璞鼎查至南京，參與中、英談判并起草《南京條約》。英國割占香港后，他任香港政府議政局和定例局委員，兼代輔政司。1843年8月29日因患瘧疾病逝，終年29歲。

在英國對華進行鴉片走私和鴉片戰(zhàn)爭前后的侵略活動中，西方傳教士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第一個來華的基督教傳教士馬禮遜和他的兒子馬儒翰以及德籍傳教士郭士立等人先后都服務于英國侵略東方大本營的東印度公司，與英國侵略者有著密切的關系。這些傳教士來到中國，用他們自己的話：“與其說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寧說是由于政治的原因”。他們利用傳教的方便，研習中國的語言文字，熟悉各地的風俗習慣，不僅在販賣鴉片、外交談判中充當推銷員和翻譯官，而且搜集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情報資料，為英國侵華活動出謀劃策，起著急先鋒和狗頭軍師的惡劣作用。以下著重介紹馬禮遜父子和郭士立的有關情況。

馬儒翰(JohnRobertMorrison，1814-1843)，英國人。傳教士馬禮遜的長子，一般中國史籍上稱為小馬禮遜或秧(young)馬禮遜，出生于澳門。他在英國受短時期教育后到馬六甲英華書院進修。自幼習漢文，對中國語言文字和社會風習很是諳熟。1830年(道光十年)十六歲時就在廣州為英國商人作翻譯。1832年編成《英華行名錄》，1833年著《中國商務指南》。1834年馬禮遜死后他繼任英國駐華商務監(jiān)督處中文秘書兼翻譯官。他除熱心傳教事務，遵其父遺命修改《圣經》漢譯本，與傳教士麥都思、郭士立、裨治文等合作完成了新的譯本，但卻以更多的精力參加英國侵華的政治活動。

1839年(道光十九年)林則徐到廣東查禁鴉片，中英交涉日繁，英方文件大多由馬儒翰經手翻譯。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后，他隨同懿律、義律直接參加對中國的軍事侵略，擔任情報的翻譯工作，其中包括參與義律與琦善1840年(道光二十年)7月大沽口的談判和1841年1月迫訂《穿鼻草約》的談判以及1842年8月(道光二十二年七月)璞鼎查與耆英、伊里布等簽訂的南京條約的全過程。在戰(zhàn)爭進行時，他為璞鼎查出謀劃策，干了不少壞事，例如在英軍進入長江口后他知道長江沿岸清軍沒有設防，兩江總督牛鑒庸儒腐敗無作戰(zhàn)決心，所以驅輪深入。到了京口，他又勾結揚州漢奸江壽民挾兵索賄六十萬兩白銀，到了南京，他又聲言要入城就食，索取餉糈三百萬兩。在南京，一切談判主要由他“來往傳說”時常以謾語相恫嚇，表現極為惡劣①。南京條約簽訂后，他又同璞鼎查到定海、廈門等地，橫生枝節(jié)，借臺灣愛國軍民抗英事件進行訛詐②。

由于他侵華有功，戰(zhàn)后他被任命為香港立法行政委員會委員兼香港殖民政府秘書。1843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三年閏七月初五日)，馬儒翰因瘧疾死于香港③。香港總督璞鼎查為英國侵略者喪失了一個侵華的急先鋒和得力干將而深感惋惜，認為這是他們“國家的一大災難”④。由此也說明了馬禮遜父子在英國資本主義侵略中國初期的重要性。

(戴學稷)

①《馬禮遜小傳》，第155頁。

②夏燮：《中西紀事》，卷8，第4—5頁。

③散見《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中華書局，第5冊，第2409—2549頁怡良與伊里布有關折、片。

④同上，第27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