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寔敢于抨擊當時的黑暗政治，主張革新。提出國家制度要根據(jù)形勢的變化而改變,決不可“背急切而慕所聞”。著有《政論》5卷。全書已散佚，部分內(nèi)容載于《后漢書·崔寔傳》和《群書治要》。另著有《四民月令》，已佚，部分內(nèi)容保存于《齊民要術(shù)》齊民要術(shù)一書內(nèi)。

    大概是受了父親崔瑗的影響吧，崔寔亦工書法。南朝庾肩吾《書品》將他的書法列為“中之上”，稱“子真俊才，門法不墜”。
    子真是崔寔的字，其父字子玉，兩者差一字，無避諱，我們或許會表示詫異。史書講述崔寔時，還提到他“一名臺，字元始”，不過他這兩個名字都不為人熟知。
    父親是崔寔為人處世的榜樣，崔寔一言一行全深深烙下了父親的印記，他們父子跟一個模子刻出來似的，不僅形似而且神似。我們想像父子兩人在一起的情景，晨誦夜讀，書香滿室，其樂融融。
    這種其樂融融的情景伴隨父親的病故有所改變。父親享年66歲，在當時不算長壽亦不算短壽。父親通達，臨終前特別叮囑崔寔：“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于天，還骨于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xiāng)里。其赗贈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崔寔答應(yīng)了，將父親葬在了洛陽。
    “剽賣田宅，起冢塋，立碑頌”，崔家雖名聲在外，可日子一直過得緊巴，父親的喪事辦完，資產(chǎn)竭盡，家境愈加窮困。沒辦法，崔寔“以沽釀販鬻為業(yè)”，貼補家用，“時人多以此譏之，寔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余”。
    再不能當面聆聽教誨，崔寔“隱居墓側(cè)”，和父親陰陽兩望。守孝期滿，“三公并辟”，他“皆不就”。
    期間漢順帝劉保死了，其后沖帝劉炳和質(zhì)帝劉纘先后即位，但都不到一年時間，或病死或遭毒殺。這是王朝沒落的征兆。公元147年，15歲的劉志被扶立為帝，改元建和元年，隨即詔令公卿郡國舉薦“至孝獨行之士”，符合標準的崔寔在公元151年被“郡舉”，“除為郎”。
    以崔寔的知識修養(yǎng)和工作能力，在郎這樣一個默默無聞的位子上崔寔做起來游刃有余；崔寔“明于政體，吏才有余”，又賢孝，文章寫得漂亮，特長政論，他的“論當世便事數(shù)十條”，“指切時要，言辯而確，當世稱之”。
    一天一天過去，崔寔的名望一天一天積累起來。太尉和大將軍府私下都想聘征他，他卻回絕了。太尉袁湯和大將軍梁冀是朝廷頂級高官，尤其是梁冀，還有外戚身份，其父梁商還曾征召過其父崔瑗。
    崔寔誰都沒買賬。他心里清楚此時梁冀的名聲遠不如其父清明。父親欣賞的李固即屈死在他手里。李固在《與黃瓊書》中不是說過這樣的名言：“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符。
    崔寔不想成為任何一個派別或利益集團中的一員，他已先知先覺到朝廷遲早會掀起一場暴風驟雨似的“黨錮之禍”嗎？與其投靠某個派別某個利益集團，倒不如就以卑微的郎之身份待下去，朝野上下人際關(guān)系錯綜復(fù)雜，能夠保持精神獨立，安身立命有基本的保證，他不計較職位高低貴賤。
    九卿中的大司農(nóng)羊傅和少府何豹共同上書推薦崔寔“才美能高，宜在朝廷”。崔寔于是“召拜議郎”。后又先后到大將軍梁冀手下做司馬，到東觀和當時的文化名人邊紹、延篤等一塊著述。這些工作崔寔都沒能堅持到底，他的官職等到了另外一個升遷機會。

   京城是文化中心，常常也是禍患集中之地。當所有的士子們都將目光投向京城，向往這里的人文繁華的時候，崔寔卻打點行裝，要向京城洛陽告別。
    崔寔新的職位是五原太守。
    當時的五原偏僻荒涼，百姓生產(chǎn)生活原始落后，“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
    崔寔到任，目睹此情此景，開始為這方貧瘠卻寧靜的土地尋找希望。和他一起尋找希望的還有隨他至此的母親。母親“常訓以臨民之政”，他每每做出一點點成績，都跟母親在背后的支持訓導分不開。
    最初，工作從跟百姓溫飽問題切實相關(guān)的穿衣著手。五原土質(zhì)適宜種植麻枲，所產(chǎn)麻枲品質(zhì)非常之好。崔寔“作紡績、織纴、練縕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
    五原地處邊地，境內(nèi)常遭胡虜殺掠，“一歲至九奔命”。針對這種現(xiàn)實，崔寔“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常為邊最”。
    崔寔流傳后世的著作，除“碑、論、箴、銘、答、七言、祠、文、表、記、書凡十五篇”之外，還有一部至今為人樂道的《四民月令》。這部散見于梁朝宗懔《荊楚歲時記》和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shù)》的著作，記載了當時各種農(nóng)作物的種植方法，也記錄下當時一些民俗：“過臘一日，是謂小歲，拜賀君親，進椒酒，從小起”，“正旦，各上椒酒于其家長，稱觴舉壽，欣欣如也”，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這部已不完整至今卻仍極具文獻價值的著作，我們懷疑正是崔寔在五原任上最后完成的；是這部著作，讓崔寔在五原的那些日子不再清苦單一，變得充實，味道醇厚又色彩豐富。
    五原任上的日夜艱辛也讓崔寔本來就不是太好的身體狀況走向惡化。他終至吃不消。朝廷這回表現(xiàn)得很富人情，召他回京“拜議郎，復(fù)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jīng)”。
    然而此時在王朝內(nèi)部，正在醞釀一場政治風暴。
    公元159年，皇帝劉志無法容忍大將軍梁冀在朝廷一手遮天的局面繼續(xù)下去，決意除掉他。除掉梁冀后，為避免尾大不掉，除根行動跟著展開。

    “是時事猝從中發(fā)，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數(shù)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梁冀事件，株連眾多，其“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余人”，漢朝一時陷入“朝廷為空”的尷尬。
    崔寔也無端受到牽連，他被劃為梁氏一黨，“以故吏免官，禁錮數(shù)年”。
    數(shù)年后，“鮮卑數(shù)犯邊”，劉志又一次遇上了頭疼的事�？墒浅�廷能夠用上的得力人手又在哪里？作難的劉志切身體會到人才的難得和重要，于是“詔三公舉威武謀略之士”。
    崔寔在五原的政績很早就被司空黃瓊看在眼里。這個黃瓊也是我們知道的以前李固看重的那個黃瓊，“梁冀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污至死徙者十余人，海內(nèi)由是翕然望之”。
    黃瓊出面保薦，崔寔“拜遼東太守”。
    從洛陽到遼東，是一段漫長的征途。一路向北，向北，隨行的母親說路過安平時，想回老家看看。人老了常會想念老家，他也是�？墒沁�沒到呢，剛到半道，母親就病了，回老家看看成了母親生前最后的愿望，一個最后不能實現(xiàn)的愿望。他要幫死去的母親實現(xiàn)這個愿望，“上疏求歸葬行喪”。
    崔寔在老家為母親選擇了一塊墓地，也為自己選擇好一塊墓地�！澳赣心竷x淑德，博覽書傳”，嚴父慈母，沒了父親，母親成了崔寔惟一的精神導師。母親是天底下最好的母親，他想好了，死后他要陪在母親身邊。
    遼東去不成了。朝廷“召拜尚書”，崔寔“以世方阻亂，稱疾不視事”，結(jié)果“數(shù)月免歸”。

    公元167年，36歲的漢桓帝劉志死了，一個叫劉宏的12歲孩子坐上了皇位，他后來被稱為漢靈帝。
    劉宏當政是中國歷史上荒唐黑暗的時刻，與前任劉志比，他最大一個創(chuàng)舉便是“開西邸賣官”，將官爵明碼標價，公開拍賣，“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公千萬，卿五百萬”，“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后倍輸”。而劉宏之所以有此一舉，則在于他“為侯時常苦貧，及即位，每嘆桓帝不能作家居，曾無私錢，故賣官聚錢以為私藏”。
    崔寔的從兄崔烈，身有重名，“得為司徒”，也卷入這種由劉宏一手操縱的可恥的買賣當中�！疤熳优R軒，百僚畢會”，據(jù)說這筆“可至千萬”的交易，劉宏僅獲得“五百萬”的收益，在慶祝交易成功的宴會上，他還因之郁郁而嘆。崔烈呢，代價同樣慘重：聲譽衰減，貴為三公，天下失望，連兒子崔鈞也“嫌其銅臭”。
    即便在世有勇氣有力氣面對這些朝廷上的烏煙瘴氣，崔寔又能如何？“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他曾經(jīng)指出：“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以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浸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睹�；蚧牡⑹扔�，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疏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
    “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余歲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風俗凋敝，人庶巧偽，百姓囂然，咸復(fù)思中興之救矣”。崔寔說，“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quán)制，奇?zhèn)ニ�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圣德，輒見掎奪。何者？其頑士暗于時權(quán)，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茍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恥策非己，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眾，遂見擯棄”。
    “夫熊經(jīng)鳥伸，雖延歷之術(shù)，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xù)骨之膏。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yǎng)，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yǎng)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shù)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棄市，苔撻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
    崔寔曾經(jīng)為這個為之獻身的王朝開出過藥方，他以為他的藥方可以療救折磨這個王朝的病痛。“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cè)”，他的治國之策，政治主張，“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jié)默語無�！薄皶r人謂之狂生”的仲長統(tǒng)拍手響應(yīng)，可是沒有用，真正有職有位掌握實權(quán)者置之不理。
    宋朝的司馬光說：“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quán)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于目前；奸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
    崔寔所處現(xiàn)實卻是即便矯一時之枉也無人做到�！按�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于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zhí)政，婞直之風，于斯行矣”。崔寔最終只能像抗憤的匹夫橫議的處士，眼睜睜看著一個行將毀滅的王朝走向致命的腐敗。
    崔寔最終沒有看到這個腐敗王朝的最后滅亡。他走在了王朝的前面，對他的傷心某種意義上這或許是種慰藉。
    崔家一向清貧，崔寔做官后，到邊郡，家中愈加貧薄。到死，他“家徒四壁立”，無以殯斂，“光祿勛楊賜、太仆袁逢、少府段熲為備棺槨葬具，大鴻臚袁隗樹碑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