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赫若出身地主家庭，因此接受新式教育與新式思想，在1931年臺中師范學院畢業(yè)後，出任新竹縣峨嵋公學校老師，於1935年發(fā)表第一篇日文小說《牛車》而成為文壇矚目對象，也是第一位作品被介紹到中國的作家之一。

       1935年處女座《牛車》發(fā)表于日本的《文學評論》，成為臺灣本土作家登上日本文壇的標志之一。

　　1934年，師范畢業(yè)，被分發(fā)到新竹峨嵋“國小”任教，因語言不通，轉調(diào)南投營盤“國小”，也在這個時候開始寫作生涯。1939年，呂赫若26歲，進入日本東京武藏野音樂學校聲樂科，師事聲樂家長板好子女士，并參加東寶劇團，演出“詩人與農(nóng)夫”歌劇，展開前后一年多的舞臺生涯。呂赫若不僅是才華洋溢的作家，也是跨越日帝和中國統(tǒng)治兩個時代的臺灣第一才子。而他之所以能被稱為跨越日帝與中國統(tǒng)治兩個時代的臺灣第一才子，不只因為其集教師、音樂家、作家、記者于一身，在文學上的版圖，也跨足小說和戲劇兩項重要文類，其中又以小說上的成就為最大。

       于1935年發(fā)表第一篇日文小說“牛車”而成為文壇矚目對象，被譽為“文學天才”。也是第一位作品被介紹到中國的作家之一。

　　1940年呂赫若前往日本學習聲樂，1942年回到臺灣并且加入張文環(huán)的《臺灣文學》擔任編輯，后擔任興南新聞記者。呂赫若在戲劇、音樂與文學方面也頗有造詣，而被譽為臺灣第一才子，不過他還是-最鐘情于文學的創(chuàng)作；二戰(zhàn)結束之后，呂赫若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擔任臺中分團籌備處股長，但不久后便出任《人民導報》記者，挖掘戰(zhàn)后臺灣政治經(jīng)濟的黑暗面。

　　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呂赫若轉向社會主義并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除主編中共地下黨機關刊物光明報之外，并且開設由中共地下黨員直接領導的大安印刷廠，印制社會主義刊物與宣傳品；1949年呂赫若出任北一女中音樂教師，8月爆發(fā)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案，《光明報》創(chuàng)辦人、基隆中學校長、中共地下黨員鐘浩東及同校相關人士陸續(xù)遭到逮捕判刑，涉及本案的臺灣大學相關師生也被逮捕，而參與《光明報》編輯工作的呂赫若也因此開始逃亡，不久之后前往臺北縣石碇鄉(xiāng)鹿窟等武裝基地開展游擊斗爭，史稱“鹿窟基地案”。之后在1951年于鹿窟武裝基地為毒蛇咬死，并且埋葬在鹿窟山區(qū)。身后的手稿及書籍因家人對政治肅殺的恐懼而悉數(shù)掩埋于家前的荔枝園，僅有一本日記（記錄昭和17－19年）因為詳實紀錄了子女的出生年月日而保留傳世。

       呂赫若可以說是臺灣文學成熟時期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他天才洋溢，藝術成就是多方面的，然而小說仍是他最杰出的藝術成就。 戰(zhàn)爭時期，有不少作家明顯地放慢了自己的文學腳步，或者根本就停止參與文學活動，呂赫若是僅見的、格外活躍的一位，寫作不輟。這段時期發(fā)表的《山川草木》和《風頭水尾》，曾被人質(zhì)疑為皇民文學，葉石濤說那只是“偽裝的皇民化謳歌”，只要印證這些作品的內(nèi)容，當知這是公允的說法，更見呂氏藝術修為之不凡。呂赫若也是和楊逵一樣，少數(shù)在終戰(zhàn)后未曾停止文學的腳步，繼續(xù)邁步向前的作家之一，他更不為人所能知的是，他在1946年已經(jīng)能用中文寫小說，發(fā)表“戰(zhàn)爭的故事”系列小說。顯然，他又是戰(zhàn)后最積極投入臺灣新文學重建運動的一員猛將。1949年，他曾出任臺北一女中音樂教師，并在中山堂舉辦過音樂演唱會。不久之后，呂赫若忽然從臺灣消失，關于他的轉變和下落，留下的是無法證實的傳言，呂赫若鋒芒畢露的文學才華，像一顆乍現(xiàn)光芒的文學彗星，從臺灣文壇突然消失，留給人無限的懷念。

       從廣受肯定《牛車》開始，呂赫若恐怕連批判性寫實主義都算不上，也缺少賴和那種知識分子的認真和熱切，只是冷靜、客觀、平實地敘述發(fā)生在一個牛車夫身上的遭遇，雖然時代的變遷，大環(huán)境景氣的不振，是小說中小人物處處碰壁、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但作者既無批判，也沒有控訴，怎么看，它都不是負有社會改革使命的文學。從呂赫若的小說，呈現(xiàn)了許多人間的景物，有他特有的自然率真的性格，也沒有早期臺灣小說主宰、掌握事物的積極特性，的確有他小說技巧上的獨特藝術成就。

       不過，呂赫若的小說擁有別人所沒有的、觀察事物的穿透能力，它總是能很清楚地看到統(tǒng)治與被統(tǒng)治、環(huán)結不能相扣的關鍵，看到地主與佃農(nóng)內(nèi)部的間縫，冷眼看清渡海來臺漢人迷信風水，洞察家庭、婚姻的問題。呂赫若小說的環(huán)境意識是敏銳的，他只想平實、自然地呈現(xiàn)自己的感受，描述自己的時代。有論者稱，呂赫若是農(nóng)民文學作家，原因可能是指他寫了許多以農(nóng)村為舞臺的作品，若此，我們不妨稱他是屬于殖民時代農(nóng)業(yè)社會的作家，因為他的小說是那么真實地反映了日本殖民統(tǒng)治下的農(nóng)村社會和農(nóng)民生活，他用無限的熱情擁抱祖國，嘗試以中文寫作的作品將永被后人緬懷。

　　1944年　《清秋》，臺北：清水書局。

　　1991年　《呂赫若集》，臺北：前衛(wèi)出版社。

　　1995年　《呂赫若小說全集》，臺北：聯(lián)合文學出版社。

　　1935年　《牛車》，（日本）《文學評論》二卷一號。

　　1935年　《暴風雨的故事》，《臺灣文藝》二卷五號。

　　1935年　《婚約奇譚》，《臺灣文藝》二卷七號。

　　1936年　《前途手記》，《臺灣新文學》一卷四號。

　　1936年　《女人的命運》，《臺灣文藝》三卷七、八號。

　　1937年　《逃跑的男人》，《臺灣新文學》二卷四號。

　　1939年　《季節(jié)圖鑑》，《臺灣新民報》日刊之“新銳中篇小說特輯”。

　　1940年　《藍衣少女》，《臺灣藝術》一卷一號。

　　1940年　《臺灣女性》第一篇《春的呢喃》，《臺灣藝術》一卷三號。

　　1940年　《臺灣女性》第二篇《田園與女人》，《臺灣藝術》一卷五號。

　　1942年　《財子壽》，《臺灣文學》二卷二號。

　　1942年　《廟庭》，《臺灣時報》8月。

　　1942年　《鄰居》，《臺灣公論》10月。

　　1942年　《風水》，《臺灣文學》二卷四號。

　　1943年　《月夜》（《廟庭》續(xù)篇），《臺灣文學》三卷一號。

　　1943年　《合家平安》，《臺灣文學》三卷二號。

　　1943年　《石榴》，《臺灣文學》三卷三號。

　　1943年　《玉蘭花》，《臺灣文學》四卷一號。

　　1944年　《山川草木》，《臺灣文藝》創(chuàng)刊號。

　　1944年　《百姓》，《臺灣文藝》一卷六號。

　　1945年　《風頭水尾》，原載于《臺灣時報》，后收錄于《決戰(zhàn)臺灣小說集》坤卷，臺灣總督府情報課編。

　　1946年　《故鄉(xiāng)的戰(zhàn)事一－改姓名》，《政經(jīng)報》2月。

　　1940年　《故鄉(xiāng)的戰(zhàn)事二－一個獎》，《政經(jīng)報》3月。

　　1940年　《月光光－光復以前》，《新新》第七期。

　　1947年　《冬夜》，《臺灣文化》二卷二期。

　　1936年　《關于詩的感想》，《臺灣文藝》三卷二號。

　　1941年　《我思我想》，《臺灣文學》創(chuàng)刊號。

　　1942年　《拉青與八卦篩─結婚習俗的故事》，《民俗臺灣》二卷一號。

　　1942年　《農(nóng)村與青年演劇》，《興南新聞》7月20日。

　　1942年　《日本新劇與新派》，《興南新聞》10月7日。

　　1944年　《前線報告－家有妻守著前線戰(zhàn)士更勇》，《新建設》三卷四月號。

　　1944年　《小學一年級》，《興南新聞》4月4日。

　　1944年　《處女作回憶－子曰空空如也》，《興南新聞》8月23日。

　　1936年　《文藝時評》，《臺灣新民報》3月3日～5日。

　　1936年　《兩種空氣》，《臺灣文藝》三卷6號。

　　1936年　《舊又新的事物》，《臺灣文藝》三卷7、8號。

　　1941年　《謹呈陳遜仁君靈前》，《臺灣文學》創(chuàng)刊號。

　　1942年　《陳夫人公演》，《興南新聞》5月20日。

　　1943年　《阿里山》，《興南新聞》2月12日。

　　1944年　《合音》，《臺灣文藝》一卷二號的“臺灣文學者總崛起”專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