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輝，1895年1月10日出生于四川大邑一農(nóng)民之家，在6個兄弟中排行老六。劉氏祖籍安徽徽州，清初移民入川安居名山縣（今四川省雅安市轄），后遷居四川省大邑縣安仁鎮(zhèn)，世代務農(nóng)。

劉文輝小時其父劉公贊對其備加寵愛，在劉文輝年齡稍長的時候就送他到劉家祠堂讀書。劉文輝自小聰慧不凡，成績優(yōu)異，深受老師的喜愛。13歲時，為報考成都陸軍小學，劉文輝虛報年齡16歲。就試時，另發(fā)議論“欲強國必先練兵，兵不強則不能御外侮，將兆瓜分之禍。裕國必先富民，富民之道在興工固農(nóng)，救民之道在因勢利導……”離題萬里，夸夸其談。校長拍案稱奇，特召面試，破格錄取。從此，劉文輝開始了他的軍旅生涯。后來劉文輝被保送至西安陸軍中學、北京陸軍第一中學就讀，直至從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yè)。

民國六年（1917年）夏，劉文輝從保定軍校第二期讀完炮科畢業(yè)。大哥劉文淵陪他到成都，拜望已是川軍將領的嫡親堂侄劉湘。保舉引薦劉文輝投奔川軍第八師陳洪范，在陳洪范屬下任上尉參謀。

在陳洪范師五年間，劉文輝由上尉參謀升為營長、團長、旅長，升遷之快與劉湘照拂是分不開的。任下級軍官的劉文輝對侄子劉湘忠順不逆，讓侄兒喜歡上了幺爸。 任川軍第二軍軍長的劉湘，經(jīng)一番策劃，讓劉文輝由陳洪范師的普通旅長，改任川軍第一混成旅旅長。劉文輝明白侄兒的良苦用心，這混成旅旅長能擺脫陳洪范的約束，就可以自立門戶、自主發(fā)展。

金沙江和岷江匯流的宜賓，是長江上游的軍事重鎮(zhèn)。不僅物產(chǎn)豐富，而且為云貴入川孔道，川邊和云、貴物資集散中心。當上混成旅旅長的劉文輝，在劉湘的襄助下駐防宜賓，總攬這里的軍、政、財、文大權，開始了勢力突飛猛進的新階段。

率部駐防宜賓后，劉文輝要在宜賓站穩(wěn)腳跟，麾下這點兵是不行的。忠心耿耿的劉文彩為助劉文輝當四川督軍，斂財范圍越來越廣，從銀號到商號、從信用放貸到變相高利貸、從辦加工作坊到近代工業(yè)企業(yè)、從田賦預征到統(tǒng)稅雜捐，都能駕輕就熟，大獲成功。為了弄錢，只要有賺頭的劉文彩都干。劉文彩弄到的錢，大多支持了劉文輝發(fā)展勢力，擴大防區(qū)，搶奪地盤，提升權位。劉文輝在軍政上有劉湘提攜援手，在經(jīng)濟上有劉文彩支持，做四川督軍、稱霸四川的野心在心底萌動、膨脹。

20世紀20年代初川軍逐出滇、黔軍后，劉湘被川系軍閥舉為川軍總司令兼四川省省長。不久，熊克武在重慶的忠縣、合江等地向劉湘的第一軍發(fā)起攻擊。受過堂侄提攜的劉文輝自告奮勇傾全旅兵力，由宜賓赴重慶為劉湘守老巢、維護后方秩序。雖然劉湘敗在熊克武手下讓劉文輝有些難堪，但是卻能以重慶衛(wèi)戍司令的名義與保定軍校的老同學鄧錫侯談判，達成“省軍對劉文輝旅在渝維持治安表示慰勞，所部開拔宜賓駐原防，護送既已辭職的劉湘回籍”等項協(xié)議。

劉湘的失敗讓劉文輝受到很大震動，劉文輝從這場戰(zhàn)爭中得到啟示：四川軍隊間的人際關系無定，聯(lián)合、倒戈，各有套路。劉文輝思考如何應付多變的形勢。

一、二軍戰(zhàn)后第二年夏，因分贓不均，又爆發(fā)了一軍、三軍、邊防軍和三師、七師、二十一師之戰(zhàn)，3月下旬，鄧錫侯突發(fā)奇兵，間道偷襲成都，圍熊克武、劉成勛于孤立無援的空城。這時，身為第九師師長的劉文輝率兵抵成都，劉文輝本來是支持劉成勛的，但這時眼看形勢不對，馬上當起了和事佬，對劉成勛說他是來殿后掩護撤退的，對鄧錫侯等保定同學說他是來幫著打劉成勛的。劉成勛等讓成都與劉文輝，劉文輝護送劉成勛等部出城。他左右逢源，在成都兵工廠裝備了足足5個步兵團的槍支后，才把成都交給鄧錫侯退回防地。在南北斗爭的關鍵時刻，劉文輝和楊森、鄧錫侯等10多位川軍將領聯(lián)銜通電擁戴劉湘出山，推為四川善后督辦，攻擊孫中山任命的熊克武一系。 1924年，劉湘倒熊克武，劉文輝雖沒有直接參戰(zhàn)，但傾宜賓財力相助。大獲全勝的劉湘讓劉文輝收編和接管熊克武部分殘部及防地，作為自己的幫手。

1925年春，楊森反對四川統(tǒng)一之戰(zhàn)，兵鋒直指占據(jù)自流井富庶之地的劉文輝，這時劉文輝的兵力已經(jīng)擴充到4個師，但還是抵擋不住楊森的凌厲攻勢，被迫撤兵重慶，向劉湘靠攏以求自保。7月，劉湘和鄧錫侯、袁祖銘組成聯(lián)軍，打垮了楊森，并逼得楊森單身出川。不忘劉文輝鼎力支持的劉湘，讓劉文輝接管楊森在川東的部分防區(qū)，還將其扶上四川軍務幫辦交椅。這時，劉文輝與保定校友鄧錫侯和田頌堯組成聯(lián)合軍，共駐成都。

1926年，因分贓不均，劉湘和袁祖銘爆發(fā)戰(zhàn)事，劉文輝將收編不久的楊春芳部調(diào)往成都，以突然襲擊的方式一舉收該部萬余人繳械。同年4月，以出兵幫助劉湘討伐袁祖銘為理由，將占據(jù)宜賓南六縣防區(qū)的呂超安以袁祖銘幫兇的名義，迅速將其部擊潰，奪占了他的防區(qū)。

北伐軍占領武昌后，蔣介石任命劉文輝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四軍軍長，劉湘為第二十一軍軍長、加委川康綏撫委員長。至此，四川軍閥代表皆為蔣介石收買。表面上看，雖然四川已受南方國民政府領導，但是川軍各派系爭奪防區(qū)和四川最高統(tǒng)治權力的斗爭未停片刻。

1926年至1927年間，劉文輝率軍駐成都，據(jù)有下川南的眉山、青神、仁壽、宜賓、南溪、屏山、資陽、威遠、容縣等20余縣，實力日漸強大。他決心統(tǒng)一全川。然而從敘（宜賓）嘉（樂山）至成都的通道，卻被盤踞在雅（雅安）屬、寧（西昌）屬及上川南的彭山、雙流、新津等縣的西康屯墾使劉成勛所遮斷。這嚴重阻礙了劉文輝的勢力發(fā)展，成了他揮之不去的一塊心病。1927年年6月，劉文輝突然出兵攻擊老朋友，前省主席劉成勛，占領西康、邛崍、雅安地區(qū)，并收編陳鳴謙、陳獻周等部隊。同年冬，劉文輝、劉湘聯(lián)手擊敗賴心輝，又占領瀘州、合江、永川、納溪、古藺等地。迫使賴心輝退到云南境內(nèi)。

1928年10月，以楊森為首的“八部同盟”聯(lián)合向重慶劉湘進攻，發(fā)動了下川東之戰(zhàn)。 劉湘為了取得劉文輝的幫助，乃將資中、內(nèi)江、隆昌、榮昌等防地交給劉文輝管轄，并使劉文輝牽制李家鈺，自己集中兵力打敗了楊森和羅澤洲，統(tǒng)一了下川東。至此，四川基本形成劉湘、劉文輝和鄧錫侯、田頌堯四家分割的格局，被人稱為四巨頭。這一年，南京國民政府指定劉湘為川康裁編軍隊委員長、劉文輝為四川省主席。

1929年4月9日，李、羅、楊因?qū)ο麓�東之戰(zhàn)中劉文輝幫助劉湘極為不滿，在順慶組織“同盟軍”，推李家玨為總指揮，以何金鰲、劉蒞冰等分三路進攻劉文輝防地資中。劉文輝得到消息后，知道一場惡戰(zhàn)不可避免，積極著手備戰(zhàn)。他委派向育仁為前敵總指揮，夏首勛為副總指揮，將兵力集中在榮昌、隆昌一帶布防。另外，劉文輝還借自己是四川省主席之便，采取政治手腕，極力拉攏鄧錫侯、田頌堯，以達到抑制其部屬李家玨、羅澤洲的目的。一切準備好之后，經(jīng)過五天激戰(zhàn)，將聯(lián)軍擊潰。占據(jù)了遂寧、南充和順慶等縣。 此時。劉文輝擁有7個師20多個旅140個團12萬以上兵員，擁有人口稠密、物產(chǎn)豐饒的70余縣防區(qū)，占四川過半。兵源軍需無虞，躊躇滿志的劉文輝想起五哥劉文彩在宜賓時說的話：“你未必不能當四川督軍！”為實現(xiàn)“四川督軍”的“宏圖”，劉文輝在成都創(chuàng)辦起培養(yǎng)劉氏軍事集團干部的國政學校，開設甲級參謀、兵工、炮兵、無線電等班別，除軍事專業(yè)課外還講政治學、經(jīng)濟學和社會發(fā)展史等，比一般川系將領更重視政治軍事理論。

此時的劉湘任四川善后督辦、二十一軍軍長，他們成為四川的主要統(tǒng)治者。此后由于劉文輝不甘心只在四川發(fā)展，劉文輝跟劉湘商量兩人中一人外出作戰(zhàn)，另一個留在四川當后援。但劉湘自己不想帶兵帶出，也不想讓劉文輝出去。另外，劉文輝二十四軍的主要將領都是保定系的，而劉湘是從四川陸軍速成學堂畢業(yè)的。兩人的政治見解不一樣，劉湘保守些。他們與蔣介石之間的關系也不一樣。有“四川王”野心的劉湘，自忖在全國大軍閥中相形見絀，不得不投靠蔣介石爭取支持。劉湘提出的“擁蔣統(tǒng)川”口號，正中蔣介石下懷，因而在政治上比劉文輝先占一著。

面對劉湘咄咄逼人的格局，在川內(nèi)挾保定系以自重的劉文輝，扶植滇軍胡若愚打回云南，支持王家烈獨霸貴州，投靠汪精衛(wèi)、擁護馮玉祥以反對蔣介石。同時，良苦用心的是威脅劉湘，進而統(tǒng)一四川，控制西南。劉文輝和劉湘都在挖空心思、不擇手段地互相擠壓、攻擊，旨在削弱、瓦解、整垮對方勢力，以達到自己控制四川的目的。

1931年，劉文輝以200萬元巨資，從英、日等國購進武器和飛機散件，從上海起航經(jīng)萬縣港被劉湘扣留。多次協(xié)商無果。劉文輝赴重慶交涉，劉湘拒絕發(fā)還。5月，劉文輝以吊唁劉湘母喪名義赴渝，以30萬元和15萬元收買劉湘屬下師長范紹增、陳蘭亭。范紹增將實情告劉湘，賄款被劉湘當場發(fā)回當做獎勵。密受不宣的陳蘭亭被劉湘撤職查辦，淪為階下囚。白扔45萬塊錢的劉文輝不動神色，命其兄弟劉文彩派了一個叫胡文鵬的刺客到重慶行刺劉湘，事情敗露，劉文輝命令駐防江津的部隊截斷重慶糧源，二者矛盾一觸即發(fā)。

1932年10月1日，在武勝的劉湘部，由羅澤洲帶領首先發(fā)難，向劉文輝駐南充的林云根部打響了第一槍，揭開了二劉大戰(zhàn)的序幕。劉文輝隨即下令部屬，奮力抵抗，在川北擊敗了來犯的李家玨、羅澤洲等部，在遂寧、南充各縣防地。

劉文輝在榮威戰(zhàn)事較順利進行之際，與部下夏首勛、冷寅東計劃分兵兩部：一路由榮威追擊劉湘部；另一路由樂山繞道犍為的羅成鋪，包抄劉湘后路，合攻自貢，收復富順、瀘州等地。在此情形下，劉湘立刻采取了三項緊急措施：向劉文輝請和，致電請求鄧、田二人出兵，分化拉攏劉文輝的部將。劉湘的措施很快就奏效，同時劉文輝的部隊連續(xù)發(fā)生了重大失密，使得劉文輝部軍事上的優(yōu)勢不但不能發(fā)揮，且局勢于己不利。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劉文輝只有同意和劉湘講和停戰(zhàn)。21日，雙方在老君臺簽訂了停戰(zhàn)書。劉文輝遂回軍對付鄧、田兩軍。

劉文輝經(jīng)過瀘州、榮威兩戰(zhàn)，失去了川北、上川東和川南的眾多防地，部屬楊尚周、田冠五等將領也倒戈投靠劉湘。他把這一切都歸罪于鄧錫侯，憤恨鄧錫侯不講信義，決定不惜一切與鄧錫侯拼搏一場，以解其恨。此時的劉文輝，雖有兵力100個團，但士氣不旺，糧餉不充足，而鄧錫侯部不足50個團，防地狹小，彈藥缺乏，不足與劉文輝抗衡。

1933年5月上旬，劉文輝預謀密計設宴“款待”鄧錫侯，欲將鄧錫侯扣留，然后一舉解決鄧部。結果被鄧的旅長周紹芝探悉內(nèi)情后，告訴了鄧錫侯。鄧錫侯獲悉后，就以打獵為名，從成都北門至新都寶光寺部下陳離防區(qū)，急令部下加緊戰(zhàn)備。鄧軍陳部立即派一團兵力，扼守毗河渡口，阻斷劉文輝追擊的路線。午后劉文輝率領大軍趕到，雙方對壘于毗河兩岸，沿河交火。盡管劉文輝自認為兵強馬壯，對鄧錫侯部作戰(zhàn)是必勝無疑，然而鄧錫侯部事先炸毀了毗河上游的大壩，導致毗河水勢猛漲，成了防守的天然屏障。劉文輝的先頭部隊又無渡河準備，只有沿河對壘。同時劉文輝部將領大多數(shù)人都和鄧錫侯一樣同為保定系，認為保定系不打保定系，不愿意出戰(zhàn)，而且劉文輝部師長張清平等暗地已經(jīng)同二十八軍師長陳書農(nóng)等計劃議和，劉軍內(nèi)部產(chǎn)生分裂。再加上劉湘已決定向鄧錫侯部增派援兵，劉文輝在毗河和鄧錫侯對峙了一個多月，在毫無進展的情況下，撤退至新津。

1933年5月26日，劉湘、鄧錫侯等在樂至召開所謂的“安川會議”，組建安川軍，旨在聯(lián)合消滅劉文輝。6月6日，劉湘揮戈西進，劉文輝遭到了田頌堯從川北調(diào)來的軍隊的進攻。6月下旬，劉文輝扼守犍為、樂山、井研、仁壽一線，與劉湘血戰(zhàn)于榮縣、樂山之間。7月上旬，劉湘攻占了井研、仁壽；鄧錫侯反攻毗河，對成都形成夾擊之勢。獨力難支的劉文輝無奈地退出成都，守護岷江防線。然而岷江防線并非固若金湯，旋即被劉湘聯(lián)軍突破，劉文輝部迅速土崩瓦解。8月，大勢所去的劉文輝退守雅安，憑河防守。28軍楊秀春師跟至駐兵雅河，炮擊雅安。一枚炮彈落入雅城附近，正中劉文輝的煙榻，傷亡一人，所幸是劉文輝當時不在場，得以幸免于難。此刻，直屬特科團某營長叛變，拖走兩營部隊，劉文輝呆坐半日無語。這時，劉湘的安川軍兵臨城下，炮聲隆隆，槍聲噠噠，行營在火網(wǎng)控制中，驚恐萬狀的劉文輝狼狽撤離雅安，退守漢源，陷入絕境大勢已去，劉文輝一面讓大哥劉文淵勸劉湘不要豆箕相煎，一面向劉湘通電認錯，擁護他統(tǒng)一四川。

劉文輝失敗了，雅安地盤也未保住，第二十四軍和川康邊防軍被劉湘收編、改編，吃掉了大部，一部分自找出路了。僅剩殘兵兩萬的劉文輝，惟恐劉湘窮追不舍！同時，劉湘擔心一旦鄧錫侯等勢力壯大了，也會成為爭霸對手！與其如此，不如手下留情，放劉文輝一條生路。拿定主意的劉湘決定給么爸一點面子，召見劉文輝的忠實朋友、下臺的川康邊防軍副總指揮冷寅東時說：“我幺爸腰桿不能硬，硬就要出事。我不是要搞垮他，主要是壓壓他的氣焰。一筆寫不出兩個劉字，總是一家人嗎。我還是讓他保留部分軍隊，以待西康建省由他任省主席。”

1933年10月24日，劉文輝返雅安。開始經(jīng)營這片治安混亂、政治不穩(wěn)、藏彝回漢蒙滿多個民族雜居、經(jīng)濟貧窮、文化落后的地區(qū)。面對地理與西藏相連，宗教與拉薩密切，教權大于政權，主持宗教的喇嘛寺勢力滲透社會各層面且有武裝的現(xiàn)實，劉文輝推行“以教輔政，以政翼教”的政策。為改善同藏族地區(qū)的關系，劉文輝到靖化廣法寺皈依佛法，虔誠信奉佛教，府中設經(jīng)堂，聘請喇嘛講經(jīng)布法。經(jīng)過一番治理，劉文輝總算有了一塊立足之地。

1935年敗走雅安后的劉文輝剛在西康站住腳，正值紅軍北上。蔣介石既想消滅異己，又想利用劉湘、劉文輝等地方實力派出兵“圍剿”紅軍。5月，紅軍通過西康地區(qū)時，蔣一面嚴令劉文輝的24軍在大渡河沿岸堵截；一面派其嫡系薛岳率中央軍跟蹤追擊。當時的劉文輝，既怕蔣趁機吃掉他，又恐紅軍占其西康，事到臨頭，只好奉蔣令親赴漢源督戰(zhàn)。結果，中央紅軍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突破二十四軍防線，勝利通過康境。劉文輝在與紅軍作戰(zhàn)中遭到了重大損失。

1937年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為表明抗日立場，劉文輝捐款50萬元。1938年1月，出川抗戰(zhàn)的劉湘死于漢口，蔣介石即令撤銷第七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部，任命其親信張群為四川省主席，川康綏靖公署列裁除之名。四川地方實力派面對蔣介石的咄咄攻勢，人人自危。劉文輝聯(lián)絡鄧錫侯等抵制張群主川，劉湘生前高級幕僚張斯可謁見劉文輝駐蓉代表，邀劉文輝共商大計，他即從雅安啟程赴蓉。

此時，中共中央南方局通過劉文輝的兒女親家張叔明、民盟中央委員張志和等與劉文輝接上關系。劉文輝因反蔣未成，自岷江大敗之后，更感處境岌岌可危，認為國內(nèi)可與蔣家王朝抗衡的政治力量，只有中國共產(chǎn)黨。為圖生存，劉文輝明智地決定走“親共”的道路。

1938年4月，劉文輝因張群初度主川被拒、川局動蕩以及西康建省之事赴武漢見蔣介石。中共派吳玉章與劉文輝會晤于漢口四明銀行樓上。同年夏天，中共董必武、林伯渠、陳紹禹（王明）等去武漢參加國民參政會，路過成都，與劉文輝進行了短暫的會晤。1939年夏，劉文輝又與王若飛、董必武和林伯渠在重慶潘文華公館里會晤。不久，吳玉章受中共中央委派來川與劉文輝商量救亡圖存。劉文輝表示：“以后我一定按照尊意努力�！�

蔣介石對四川實力派的聯(lián)合抵制讓步了，以建立西康省為條件，同意由劉湘舊部王纘緒任川省主席。1939年1月，劉文輝如愿登上西康省主席位。與四川實力派達成共識，同中共接上關系的劉文輝雖然軍事勢力較小，但是畢竟恢復了他在政治舞臺上的地位，從而更加堅定了他反對蔣介石并與之周旋到底的信心。

西康置省后，蔣介石設行轅于西昌，派軍統(tǒng)特務頭子徐遠舉任專管情報的第2處處長監(jiān)視劉文輝。同時，蔣介石加快了對四川實力派封官加爵、分化瓦解的步伐，王纘緒充當了蔣介石在四川的代理人。西南各省地方實力派都有聯(lián)合起來抵制蔣介石控制的愿望，于是由劉文輝牽頭，約集鄧錫侯、王纘緒、潘文華、龍云等在成都密訂協(xié)議：共同抵制蔣介石控制西南。密會未結束，王纘緒就向蔣介石報告了。各派將領對王纘緒大為不滿，蔣介石不得不同意王纘緒辭去川省主席職務。王纘緒下臺后，蔣介石宣布自兼川省主席。次年，蔣介石讓張群接替自己兼任的川省主席職務，四川完全為蔣介石控制了。劉文輝堅持反對控制，使西康成為蔣介石難于插手的省份之一。

1941年3月，劉文輝在雅安接待了中共中央代表華崗，由此結識了許多進步文化人，政治立場更加轉向進步。 1942年2月的一個夜晚，經(jīng)張志和安排，周恩來在民族資本家吳晉航公館與劉文輝會見。周恩來明確表示支持劉文輝反對蔣介石的控制，商定了今后聯(lián)系的問題。7月下旬，周恩來指派王少春赴雅安設立與延安直接聯(lián)系的電臺。一段時間后，徐遠舉有所察覺，暗中架設電臺偵察、干擾。劉文輝接報即行收繳，警告蔣介石安插在二十四軍搞“特工”的丁國保：“有奸人密設電臺圖謀不軌，我已沒收。以后發(fā)現(xiàn)，定要嚴辦�！毙爝h舉及手下的軍統(tǒng)特務抓不到劉文輝掩護中共電臺把柄，只得忍氣吞聲。 每天深夜，王少春都和延安聯(lián)系、匯報、請示，抄錄新華社電訊稿。明碼電報抄與劉文輝，托他轉在成都、重慶、昆明等地的軍政朋友。當劉文輝一口氣讀完王少春抄送的毛澤東《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電訊稿，連聲稱贊是一篇好文章！

1943年—1944年間，是劉文輝較為緊張的一年。蔣介石向劉文輝節(jié)節(jié)進逼，既要改組西康省政府，又要劉文輝出兵打西藏，還要派中央軍進駐西康，使劉文輝面臨一次次的考驗。

中國民主同盟成立，劉文輝給予資助。民盟開始吸收個人盟員，劉文輝于1944年9月入盟。1949年4月下旬，解放軍發(fā)動渡江戰(zhàn)役，一舉占領了南京，摧垮了蔣家王朝在中國的反動統(tǒng)治。緊接著杭州、武漢、上海等城市以及華東、華南等地相繼解放，戰(zhàn)爭的重心轉移到西南。中共中央迅速決定進軍大西南，摧毀蔣介石在大陸的最后一塊基地。而蔣介石在面臨總崩潰的形式下，仍作困獸之斗，調(diào)令胡宗南等主要部隊集結西南地區(qū)，力圖以川、康、云、貴為根據(jù)地，以重慶為據(jù)點，固守西南，作決戰(zhàn)大西南的態(tài)勢。

應中共中央南方局約請，劉文輝請民盟中央委員曾庶凡全權代表赴香港商談起義；派參謀長與鄧錫侯商量統(tǒng)一川康起義事。1949年8月，劉文輝向周恩來報告起義準備、請示行動。周恩來電告：大軍即將西指，積極準備，相機配合，不宜過早招致不必要損失。

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蔣介石飛到成都即召見張群、劉文輝、鄧錫侯等，為他們打氣。翌日蔣介石造訪劉文輝，觀察其動靜。劉文輝沉著應付，未露破綻。對劉文輝不放心的蔣介石派張群、胡宗南約同鄧錫侯來劉公館開會，要劉文輝、鄧錫侯與胡宗南“合署辦公”，將各自家屬先運臺灣。劉文輝、鄧錫侯大發(fā)受中央軍排擠的牢騷以搪塞，胡宗南不肯離去。佯裝氣憤的劉文輝說：“搞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共產(chǎn)黨能容我嗎！”此話堵住了張群和胡宗南的口，蔣介石看這著不行，通知劉文輝、鄧錫侯在成都北較場談話———拘捕。意識到蔣介石要下手的劉文輝、鄧錫侯即逃出蓉城，12月8日，他倆同微服的潘文華相會都江堰。12日9日，劉文輝以西康省主席兼第二十四軍軍長名義和鄧錫侯、潘文華亦聯(lián)名從彭縣向毛澤東、朱德發(fā)出起義通電，鄭重聲明:劉、鄧、潘三部從即日起與國民黨反動派斷絕關系，竭誠服從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朱總司令的領導。通電由楊家禎參謀長交王少春電臺轉發(fā)。中共兵不血仞占領西康。

1950年6月，劉文輝所部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四軍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六十二軍合并。改編后，原第二十四軍軍長劉元瑄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六十二軍副軍長，原第二十四軍中將副軍長劉元琮擔任六十二軍一八六師師長。劉文輝本人則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委任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后又被任命為四川省政協(xié)副主席。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一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xié)常委，民革中央常委，民革四川省委第二屆委員會主任委員。

劉文輝作為一個開明紳士，處處都表現(xiàn)出了較高的政治覺悟。在土改時期，劉文輝曾在一次大會上表態(tài)說：“我以前是大地主，現(xiàn)在要無條件無保留地把土地分給農(nóng)民�！彼�的表態(tài)贏得了與會人員的熱烈鼓掌。

1955年獲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一級解放勛章。1959年，已經(jīng)65歲的劉文輝調(diào)任林業(yè)部部長，到了北京后，國務院分配住在史家胡同，即是榮毅仁家的那座四合院。先后視察了江西等地的林業(yè)發(fā)展情況，為中國林業(yè)的發(fā)展鞠躬盡瘁。

文化大革命爆發(fā)后，劉文輝的住宅門口突然貼了大字報，上稱：“劉文彩的弟弟還住這種房子！”很快引來了紅衛(wèi)兵抄家，周恩來總理聞訊后將其轉進解放軍醫(yī)院保護起來，1972年，劉文輝不小心摔斷了腿。

1975年1月，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民革領導人陳此生、劉文輝、劉斐、朱蘊山出席了大會，并被選為四屆全國人大常委；同年又被發(fā)現(xiàn)患了癌癥再次住院治療。

1976年1月初，剛出院的劉文輝得知周恩來總理去世的消息后極為傷心，他強忍悲痛，讓人用擔架抬著他前往北京醫(yī)院向周總理遺體告別；不久，因病情惡化，劉文輝再次住進醫(yī)院，6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歲。遺著有《走到人民陣營的歷史道路》。

劉文輝從軍從政一生，雄心壯志，經(jīng)歷刀光劍影；晚年回歸平淡，他教導子嗣“搞政治沒意思”；在彌留之際，他反復跟家人說：“就這樣吧，就這樣吧�！�

1935年，四十歲的劉文輝被侄子劉湘逐出成都，落草雅安，出任西康建省委員會主任。1939年1月1日，國民政府正式任命劉文輝為西康省主席。主政西康期間，他十分重視教育。1939年，在一次演講中，他語重心長地對國立康定師范�？茖W校的學生們說：“你們這些學生，很有希望，很有前途， 我們國家很需要你們，你們是我們國家的后起之秀。特別是我們這個康定、康巴地區(qū)文化素質(zhì)比較差，希望你們，好好地學習，把你們的文化程度提高，把你們的知識提高，將來為這個康巴做點貢獻�！�

1930年代，攝影師孫明經(jīng)在西康省考察時發(fā)現(xiàn)，當?shù)氐膶W校校舍大都寬敞明亮，學生衣著整齊，令人耳目一新。而一些縣政府卻破爛不堪。好奇的孫明經(jīng) 就問一位縣長：“為什么縣政府的房子總是不如學校？”縣長回答：“劉主席說了，如果縣政府的房子比學校好，縣長就地正法！”劉文輝的話是有些不中聽，但話粗理不糙：教育不興，焉何能把西康“變邊地為腹地”？為了表示對劉文輝的響應，當時的巴安縣縣長趙國泰就曾放下繁忙的公務，親自到當?shù)匦�學代課教書，當起了國語老師。他的行動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劉文輝治下的西康省，重視教育早已成為自上而下、實實在在的行動。然而西康人民付出的代價是被預征了未來幾十年的稅款，在1939年時就把1939年到1997年的近60年稅款全部預征了。當然這比劉存厚的川陜邊防軍一口氣預征到2050年還是稍微厚道了一點。今天的德格縣依然偏僻落后——然而，70年前，那里的校舍卻也這般的氣派，學生們更是朝氣蓬勃、精神抖擻，和當?shù)貝毫拥淖匀画h(huán)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物質(zhì)上的貧瘠可能會使人羸弱，但真正使人喪失自我的卻是精神上的頹唐，而教育則是提振士氣、昂揚民風的絕好途徑。勤儉為政、傾囊興教，開化民智、建設桑梓，是劉文輝一以貫之的思想。他的執(zhí)政理念，浸潤著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精髓，透射著面向未來的寬廣視野，展示了那個時代地方實力派兼容并包、繼往開來的特質(zhì)，是民國發(fā)展進程中“黃金十年”的一個縮影。

據(jù)劉氏族譜記載，大邑劉氏開山始祖劉應良系安徽徽州人，清初移民入川。

到了第七代孫，劉宗賢中舉，名聞鄉(xiāng)里，其生三子：劉公晶、劉公敬、劉公贊。

劉公敬有四子，長子劉文綱生三子：劉湘、劉元樹、劉元職。

劉公贊生六子：劉文淵、劉文成、劉文遠、劉文昭、劉文彩、劉文輝。

劉文輝父親劉公贊是晚清貢生（一種經(jīng)考試升入京師國子監(jiān)讀書的生員），家境相當于富裕中農(nóng)。

劉公贊有六兒一女，長子劉文淵是個書生，曾考中秀才，后學習法律，擔任四川省諮議局議員、省高等審判廳廳長。早年劉文淵曾在劉家祠堂設塾，為弟男子侄授課，所以他是最受劉家人尊重的。父母去世后，他被尊為族長。

次子劉文遠是農(nóng)民，心眼很窄。二十年代中期六弟兄分家就起因于他。劉文彩與他很疏遠。

三子劉文昭素好老莊，“無欲無為”，頗具散仙風范。文昭右腿略有殘疾，以裁縫為業(yè)。成天伏案縫紉，與世無爭，性淡如水。劉文彩與劉文昭交情甚篤，晚年組織“公益協(xié)進社”，請劉文昭坐頭把交椅，自己屈就副職。素來不問紅塵之事的劉文昭這次竟也欣然應允。

老四劉文成早年經(jīng)營燒酒坊，后來憑藉劉文輝的關系，當上了“機械修理廠”廠長，其實是個造幣廠。造錢的人哪會缺錢花，于是他開銀行，買房田，由于在成都房產(chǎn)很多，被稱為“劉半城”。雖然富甲四方，劉文成卻很吝嗇，他的眾多孫子們出去拜年，個個都有賞錢得，但別人家的小孩子給他拜年，卻很難指望得到賞錢。

五子：劉文彩

六子：劉文輝

2009年電影《建國大業(yè)》：吳宇森飾劉文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