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革命
1921年，到上海浦東中學補習，開始接觸馬列主義。1922年秋，考進廈門大學攻讀法律。1924年1月，中止學業(yè)前往廣州，組織“懷集留穗同學會”，加入全國學生聯(lián)合會宣傳隊，后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25年，到廣寧縣領導青運工作并擔任縣團委書記。1926年，根據(jù)組織需要，放棄考取了的蘇聯(lián)中山大學的學習機會，留在共青團廣東區(qū)委工作，經常為《疾呼》撰寫文章。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廣東的工農運動，曾擔任過黨的基層和地方組織領導工作。
1927年廣州四一五反革命政變后，廣西黨組織遭到破壞。1927年5月，中共廣東省委派他同廖夢樵到梧州，組建中共廣西地方執(zhí)行委員會，任組織部部長。參與領導恢復廣西各地黨的組織。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后，同年9月曾同黃啟滔等領導發(fā)動蒼梧道四縣農民武裝攻打桂平縣城，后轉入十八山區(qū)堅持游擊戰(zhàn)爭，遭到國民黨當局鎮(zhèn)壓。10月，繼任中共廣西地委書記。
1928年1月，地委改稱特委，任中共廣西特委書記。領導特委抓緊整頓各級黨的組織，訓練干部，發(fā)展黨員數(shù)百名，秘密組織農民武裝。6月1日在貴縣主持召開廣西特委擴大會議改選特委，推選朱錫昂任書記。他兼玉林地區(qū)巡視員，任常務委員。1928年9月?lián)沃泄矎V西臨時省委委員。他積極做好發(fā)展黨組織工作，培養(yǎng)農民運動骨干，建立了廣西工農武裝。11月因省臨委機關在梧州被破壞，他去懷集、賀縣、鐘山、桂林、柳州等地巡視指導工作。12月后到玉林同朱錫昂等組成廣西臨委辦事機關繼續(xù)領導全省革命斗爭。不久離開廣西到上海向黨中央?yún)R報工作。
1929年初，黨派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后因工作需要于同年9月回國到廣東省委機關負責指導廣西的革命活動。
革命事跡
鄧拔奇，又名伯奇、滕伯、鄧崗、白希，1903年6月4日生于廣西懷集縣(今屬廣東省)甘灑鄉(xiāng)高富村一個殷實之家。父親鄧若星是清末秀才，為人剛直，不慕官場。母親伍氏勤勞儉樸，為人寬厚。鄧拔奇是長子，有弟、妹三人。在這樣的家庭氛圍里，鄧拔奇在讀私塾時就好學詩畫。1915年，他考入縣立高等小學后，學習勤奮，課余常愛在父親經營的“振興書店”里看書。因此，他的國文、算術、歷史、地理等科都學得不錯。受其父性格的影響，鄧拔奇嫉惡如仇，憎恨這個黑暗的社會；同時，又如其母善良、寬厚，深深同情處在重重壓迫和剝削下的勞苦大眾。
中學時代的鄧拔奇已開始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爭，是一個追隨時代潮流的愛國青年。五四運動中，他積極參加進步師生組織的“講學會”，開始閱讀《新青年》等革命書刊。1919年10月1日，他參與發(fā)起成立中華民國學生愛國總會懷集分會，經常率領學生上街、下鄉(xiāng)演講，號召各界一致抵制日貨，聲討北洋軍閥政府媚日賣國罪行，弘揚新文化、新思想，反對封建舊禮教。
1921年7月，鄧拔奇中學畢業(yè)，次年春到上海。在滬期間，他結識了一批進步青年，積極參加了兩廣留滬同學會組織的進步活動，開始較系統(tǒng)地研讀《新青年》、《共產黨》等介紹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書刊，思想為之一新。是年秋，他考入著名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創(chuàng)辦的廈門大學，攻讀法科。他積極參與雷經天等學生運動領袖組織的革命活動，逐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1923年暑假，鄧拔奇回家度假，父母親要為他完婚，并以斷絕上學經費相逼迫。為繼續(xù)求學，他違心同意結婚。拜堂那個晚上，他對妻子說：“我們的婚姻是不美滿的，這不能怪你，這是幾千年的封建禮教和宗法制度壓迫與束縛的結果。我是許身于革命事業(yè)的青年，我要繼續(xù)求學，不能在家伴陪你。如果你愿意回娘家，就請你回去，可以另嫁。如不愿回去，我決不強迫你回去，留在我家，我一定要求父親送你去讀書。女子也應該和男子一樣有讀書和獨立的權利。”他為妻子起學名叫謝惠民。在鄧拔奇的堅持下，其父終于同意把謝惠民和妹妹送到縣城，請了一位教師到“振興書店”教她們讀書識字。
1924年7月，鄧拔奇輟學奔赴廣州參加了中華全國學生聯(lián)合會(共產黨員畢磊為會長)所領導的宣傳隊，并任小組長。他聯(lián)絡在廣州的鄭作賢、梁盤石、陳嗣炎、梁鐘琛、鄧卓奇等進步青年，成立了“懷集留穗同學會”，出版《懷集青年》，起草和發(fā)表《告懷集青年書》等文章。鄧拔奇在文中疾呼：青年要猛醒，做革命先鋒。這時期，鄧拔奇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是年冬，由團轉黨。
1925年春節(jié)后，鄧拔奇奉命調到廣寧縣開展團的工作。五卅運動中，團廣東區(qū)委又調他回穗?yún)⒓勇曉虾ＡT工斗爭的工作。6月23日，他和梁鐘琛等人參加了廣州各界10余萬群眾聲援上海工人的示威游行。面對英帝國主義的瘋狂掃射槍殺，他奮不顧身地前去搶救遭難的同胞。7月，他帶領鄧卓奇、陳知我、梁鐘琛等返回懷集募捐，得600銀元匯寄省港罷工委員會。不久，共青團廣東區(qū)委又調他到廣寧縣擔任團的負責人。他與國民黨廣寧縣黨部青年部長孔令淦(共產黨員)密切配合，在農運學運中積極發(fā)展團員，建立團組織，成立近20個支部；接著改組廣寧團支部為共青團廣寧地方執(zhí)行委員會，他擔任書記。后來，鄧拔奇被派回懷集領導青年和農運斗爭。他先是在自己的家鄉(xiāng)高富村一帶，宣傳廣寧縣農民運動的經驗。白天，他與進步青年鄧惠奇等與農民勞動，晚間又逐戶尋訪，進行社會調查，動員貧苦農民參加農民協(xié)會。在他指導下，成立了高富村農民協(xié)會。在成立會上他發(fā)表了生動的演說。會后，鄧拔奇帶領群眾游行，晚上演出宣傳農民運動的白話劇。次日，他以農民協(xié)會的名義，召集當?shù)剜l(xiāng)紳開會，宣布農民協(xié)會章程和實行二五減租。爾后，又發(fā)動農會的農友們修筑三處水壩和石橋，顯示了農民協(xié)會的力量。這期間，鄧拔奇向中共廣東區(qū)委報告了懷集農村社會各階級的政治經濟狀況，并派農民代表到廣州，向廣東省農民協(xié)會請求派員來懷集指導成立農民協(xié)會，擴大農民運動。
1926年1月，鄧拔奇被派往梧州參與組織各界進步青年報考留俄孫文大學(即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工作，被推選為廣西留俄孫文大學同學會梧州臨時辦事處五位干事之一。2月，他帶領被錄取的留俄學生40余人赴廣州，在大東路可園參加廣州國民政府開設的留俄預備班補習俄語。學習期間，他與廖夢樵一起創(chuàng)辦廣西留俄孫文大學同學會會刊《疾呼》等雜志，發(fā)表大量革命文章。鄧拔奇還在留俄廣西學生會中建立了中共組織，介紹了胡炳瓊等一批學生加入黨團組織。在啟程出國前夕，中共廣東區(qū)委決定留鄧拔奇在共青團廣東區(qū)委工作。他顧及大局服從黨的決定，放棄了這次留俄學習的機會。
1927年5月，鄧拔奇受命于危難之際，潛赴梧州，與廖夢樵、黃士韜等成立了中共廣西地委，鄧拔奇任地委委員。他機智沉著地奔走于梧州、桂林、柳州、南寧、玉林、平南與桂平之間，為整頓恢復廣西地委領導下的黨組織系統(tǒng)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深入潯州四屬農村，指導寧培瑛、蘇其禮、胡奕卿等發(fā)動了桂平、平南、武宣等縣農民的武裝暴動，給新桂系軍閥的“清黨”屠殺政策以沉重打擊。武、平、桂農民暴動失敗后，他又和寧培瑛、黃啟滔、蘇其禮等布置善后工作，指導各縣黨組織建立黨的秘密交通站，使失敗后的武、平、桂農村革命斗爭又重新活躍起來，農民群眾的情緒高漲。
在1927年廣西地委秋收起義的計劃無法實現(xiàn)后，鄧拔奇在桂平縣的白額、爛泥兩村重建地委機關，健全和發(fā)展了黨的基層組織。11月26日，廣西地委接到中共廣東省委指示，迅速發(fā)動暴動，牽制新桂系軍閥部隊入粵，策應廣州起義。鄧拔奇立即召開地委會議，制定廣西冬暴計劃，決定以平南縣勞五區(qū)農村為暴動基地，由地委委員寧培瑛負責，他自己則在桂平負責全盤工作。會后，發(fā)布了33條《我們的口號》，號召廣大群眾積極進行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斗爭，舉行武裝暴動，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兵政權。12月11日廣州起義爆發(fā)，消息傳來，勞五農軍舉行暴動，襲擊了平山團局。翌年1月中旬，勞五暴動失敗，寧培瑛、陳平、李修其等40余人壯烈犧牲。廣西地委冬暴計劃未能實現(xiàn)。
1928年1月24日，中共廣西地委奉黨中央命令改為特委，鄧拔奇擔任特委書記。這時，新桂系軍閥正在大舉“清鄉(xiāng)”，殘酷“圍剿”共產黨領導的工農游擊隊和農軍武裝。為打破“清鄉(xiāng)”，鄧拔奇總結了冬暴以來的斗爭經驗教訓，制定特委《目前工作計劃》，確定地委斗爭總政策是“用黨的力量去發(fā)動群眾暴動，在暴動中訓練同志，并吸收同志，發(fā)展黨的組織，健全黨的組織，去發(fā)動廣西的群眾暴動，動搖反動的政策”，發(fā)動農民參加秘密農會和農民自救團、農民自衛(wèi)軍、從開展小規(guī)模的斗爭入手、引導農民舉行反抗“清鄉(xiāng)”的大暴動。他和黎赤夫在平、桂農村開辦干部短期訓練班，印發(fā)通俗易懂的教材。鄧拔奇親自授課。在鄧拔奇的領導下，黨組織得到較快發(fā)展，僅3月份就發(fā)展新黨員250多人，至4月底達800余人。在平南、桂平、貴縣部分農村建立了農民自救團和農民赤衛(wèi)隊，共計數(shù)百人槍。
然而，斗爭是極端殘酷的，革命道路并非一帆風順。3月，特委常委蘇其禮、余濟卿和貴縣縣委書記陳培仁被殺害，黃啟滔領導的平、桂工農游擊隊在轉移貴縣覃塘的途中遭敵伏擊損失嚴重。4月，特委常委昌景霖被捕叛變，特委常委只剩鄧拔奇一人。5月，他與玉林五屬和南寧、同正等地黨組織接上關系。1928年6月1日，鄧拔奇在貴縣圩心街廣東巷主持召開了特委擴大會議，并代表特委作了工作報告。這次會議全面總結了“四一二”以來廣西黨的斗爭，健全和加強了全省黨的領導機構，決定了廣西黨的斗爭任務，對廣西革命運動的發(fā)展起了推動作用。會后，鄧拔奇作為特委巡視員到懷集縣檢查工作，健全了懷集縣委。9月4日，鄧拔奇在上海向黨中央寫了關于建立省臨委經費問題的預算報告。9日，又致信黨中央，從廣西的實際出發(fā)，估計了在梧州建立臨時省委機關的困難性，認為領導機關和交通聯(lián)絡站、印刷廠要堅持小而多的原則。在這期間，廣西各地黨組織努力開展土地革命的宣傳工作，領導農民進行抗租抗捐抗稅斗爭，黨的組織建設也有好轉。11月間，鄧拔奇在梧州街上為叛徒昌景霖發(fā)覺，梧州國民黨當局立即下令軍警第二次破壞了臨委機關，鄧拔奇和朱錫昂、聶根雖機智脫險，但已無法在梧州立足，只好緊急分頭轉移，最后與朱錫昂在玉林縣新橋榕木根村重建臨委機關。
1929年1月，鄧拔奇赴香港匯報工作，中央巡視員決定派他赴蘇聯(lián)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中山大學里，鄧拔奇刻苦研讀馬列主義著作，與同學們討論中國革命的一些基本理論問題，并鼓勵兩廣同學說：“我們都是許身革命的職業(yè)革命者，能來赤都留學深造不易，只有學有所成，來日回國才能更好地為黨為人民工作�！痹诖似陂g，他與廣西留俄學生莫佩瓊(蘭英)相愛，并經�；ハ喙膭�，立志做個社會改造者，把人生獻給黨的事業(yè)。
1929年秋，為了加強對廣西革命斗爭的領導，黨中央電令鄧拔奇回國速返香港參加廣東省委工作。鄧拔奇抵港后，在香港油麻地上海街梁鐘琛經營的“南洋鞋店”建立了省委指導廣西工作的聯(lián)絡機關。
1930年9月初，中央南方局任命鄧拔奇為代表，前往右江蘇區(qū)傳達貫徹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指示。
1931年1月，中共廣東省委遭破壞。2月2日，省委重建，鄧拔奇擔任省委秘書長。3月29日，廣東省委改組為兩廣省委，鄧拔奇為委員兼秘書長。他先后與李富春、蔡和森等省委領導人一起，為健全省委指導機關、恢復與各地黨組織的聯(lián)系、營救被捕同志、救濟殉難者家屬、發(fā)展兩廣革命斗爭進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此時，黨中央派莫佩瓊由滬赴港協(xié)助鄧拔奇工作，并批準他倆結為夫妻。他們住在省委秘密招待所里，過著極為儉樸的生活。5月6日，兩廣省委鑒于“右江工作需加緊，決定鄧拔奇即去巡視”并指導廣西特委(6月改為郁江特委)工作。
鄧拔奇受命后，與莫佩瓊稍做準備，即以生意人身份，經湛江、玉林到南寧。在南寧停留的幾天里，還趕往吳圩指導革命斗爭。然后乘船沿右江到達鎮(zhèn)結、思林等縣的紅軍游擊區(qū)。這時，桂系軍閥正對右江蘇區(qū)發(fā)動第一次大“圍剿”，交通中斷，敵軍嚴密封鎖，鄧拔奇一行無法進入東蘭、鳳山蘇區(qū)只好折回南寧。1931年6月15日，鄧拔奇根據(jù)黨的策略和當時的斗爭情形，在給中共右江特委與紅二十一師黨委的一封指示信中，明確指出“立三路線”的錯誤給右江蘇區(qū)造成的嚴重損失，一再指示右江黨組織“用自我批評的精神揭發(fā)一切的錯誤”和“實行工作上的轉變”，以求集中全力組織恢復東、鳳兩縣政權的運動，鞏固這一革命根據(jù)地以開展全右江的工作。
1931年9月26日至10月2日，鄧拔奇在邕寧縣吳圩七坡村主持召開郁江特委第二次全體會議。鄧拔奇在會上指出：郁江黨組織的總任務是沖破敵人的“清鄉(xiāng)”、“圍剿”。他還強調廣西是農業(yè)的省區(qū)，“農民運動成了廣西的中心工作之一，與城市的工人運動同等重要”，“只有重視農村斗爭，才能促進廣西革命高潮的迅速到來”。他又在七坡村開辦了為期五天的短期訓練班，提高了干部的政策水平和組織能力。以后他又在吳圩領導建立了廣西工農游擊隊第五大隊。在鄧拔奇的指導下，郁江地區(qū)的革命斗爭有所恢復和發(fā)展。
1932年春節(jié)前后，兩廣省委決定調他到東江蘇區(qū)參加大南山的武裝斗爭，先后擔任中共東江特委組織部干事和秘書。他根據(jù)4月18日東江特委擴大會議精神，制定出5至7月組織工作計劃，糾正了過去東江黨組織忽視組織工作的傾向。他帶病工作，舉辦各種類型的干部訓練班，還參加東江特委《東江紅旗》等機關刊物的編輯工作。在《怎樣做一個好的共產黨員》一文中，他用極淺顯的語言，從革命人生觀、黨性原則等八個方面闡述了一個真正共產黨員應具備的條件，號召共產黨員要“認定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隨時準備“犧牲一切為黨工作”。
1932年秋，廣東軍閥陳濟棠調張瑞貴、張達兩個師以大南山為重點向東江蘇區(qū)發(fā)動新的更大規(guī)模的“圍剿”。每天都圍山搜索，大肆焚殺，東江特委機關一天被迫轉移好幾個地方。10月9日晚，特委轉移到田村，準備在10月10日召開擴大會議。不料，次日早上七點半，田村即遭敵包圍，特委機關目標暴露，警衛(wèi)部隊倉促抵抗，掩護特委向陸惠蘇區(qū)的方向突圍轉移，鄧拔奇等三位特委干部在突圍中壯烈犧牲。
工作錯誤
1930年3月，任中共廣西特委書記。1930年9月任中共中央特派員，被派到廣西右江革命根據(jù)地向紅七軍前委傳達“左”傾冒險主義方針，要求紅七軍離開左江北上攻打柳州等城市，導致紅七軍受到嚴重損失。1931年初隨紅七軍到達全州后，受紅七軍前委委托，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yún)R報工作。途經香港被留在廣東工作，任中共廣東省委秘書長。后去上海，被國民黨特務逮捕不久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