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生

       18世紀末至19世紀中葉，一般被看作是經濟學形成體系、正式成為一門學科的時期。這一時期，以亞當·斯密為首，以及馬爾薩斯、李嘉圖等一批經濟學家建立了現(xiàn)代被稱為“古典學派“的政治經濟學。其中，斯密的地位是無與倫比的。他因1759年發(fā)表了《道德情操論》而名聲大望，后又于 1776 年發(fā)表的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政治經濟學巨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而成為18 世紀英國偉大的、對后世影響深遠的經濟學巨頭。這兩部著作奠定了斯密在經濟學、道德哲學以及經濟倫理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如果說《道德情操論》是道德理論上壯麗的大廈的話，那么《國富論》就是經濟理論上一座輝煌的宮殿。

       雖然沒有人否認這兩部著作的重要地位，但對其中關于人性利他與利己的不同理解卻引發(fā)了激烈的爭論。19 世紀中葉德國歷史學派提出了所謂的“亞當·斯密問題“，他們認為《道德情操論》主要是受了哈奇生的視仁慈為道德基礎的觀點和休謨的同情觀影響，以同情心作為人性的基礎�！秶�富論》則是斯密在法國之行時受到法國重農學派“唯物“哲學的影響，從而使他的理論轉向了利己的理論。這場存在于德國歷史學派與邊際學派之間的激烈爭論，就是“亞當·斯密問題“。也就是斯密的《國富論》與《道德情操論》之間、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的關系究竟如何的問題。

歷史上對“亞當·斯密問題“有兩種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是對立論。這種觀點最早由19世紀以布魯諾·希爾德布蘭德為代表的德國歷史學派所提倡，他們認為《國富論》與《道德情操論》這兩部著作之間關于人性利己與利他的表達存在著相當大的不一致。認為斯密《國富論》中，以人性的自私為起點，任何個人都是理性的“經濟人”，并闡述了“經濟人”的利己性；在《道德情操論》中，又以人的同情心為起點，主張同情和利他，論述了“道德人”的利他性。由此造成兩部著作之間的相互對立，反映了斯密前后思想上的碰撞和矛盾。德國學者認為，“起初認為人類交往是基于人們相互之間所感受到的一種同情的道德哲學家亞當·斯密在某個時候變成了把自利視為激勵人們行動的東西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斯密的兩本書完全不一致，斯密可能是一個偉大的經濟學家，但他不是哲學家。

       第二種觀點是統(tǒng)一論。在德國歷史學派的布倫塔諾于1888年攻擊斯密的“經濟人”是“經濟的利己主義者”，是唯利是圖的“抽象的人”后，隨即引起了邊際學派的代表龐巴維克的反駁。邊際學派指出，斯密的《國富論》中對于人性的分析是從人的利己主義出發(fā)的，但它也是斯密的道德哲學體系中的重要部分，不能把《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的思想對立起來，斯密在經濟思想與倫理道德上的認識是一致的，這個觀點得到許多人的認可。當代英國經濟學家諾爾曼·P·巴利指出，《道德情操論》與《國富論》的哲學基礎是一致的，說兩部著作之間某些不一致是錯誤的，事實上，自利信條對于兩者來說都是共同的。1998 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對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深感擔憂，試圖在經濟研究中重建倫理之維。

       “亞當·斯密問題“包含了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的關系，更重要的是蘊含了人性的自利與利他的關系。兩者是一致并非相互矛盾的。利己與利他是人的兩個方面，就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固然是經濟發(fā)展的原動力，完善的道德人格更是經濟發(fā)展的必要條件，只有兩個方面相互統(tǒng)一達到相互均衡時，才能造就經濟人與道德人相統(tǒng)一的市場主體。

       “亞當·斯密問題“的意義已遠遠超出了斯密個人的著作或思想內容之間的關系，其內容在學術思想的發(fā)展歷程中不斷得到拓展。因此，“亞當·斯密問題“在當代表現(xiàn)的是一個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問題，它所表達的利己與利他的思想，缺一不可。任何極端的利己與利他的社會經濟思想都不能使社會健康的發(fā)展。因為人既不可能是純粹的“道德人“，也不可能是純粹的“經濟人”。經濟人從自利的原則出發(fā)，推動著整個社會向前發(fā)展，為整個社會創(chuàng)造著物質財富，同時也為道德人提供發(fā)揮調控功能的空間。道德人也為經濟人在物欲縱橫的今天，提供指導和支持作用，發(fā)揮著向導的功能。經濟人和道德人合則兩利，使經濟得到繁榮，社會走向進步；分則兩損，經濟必定衰敗，社會出現(xiàn)倒退。要促成二者的融合與統(tǒng)一，才能推進經濟的健康、持續(xù)發(fā)展和社會不斷走向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