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學生涯
幼年
沈子善從小就有抄書的習慣。所以他一面寫顏真卿的《多寶塔》、柳公權的《玄秘塔》，同時臨仿東晉王蓖之的《蘭亭敘》、唐代孫過庭的《書諾》。父親要求他練書法首先要抓準漢字的偏旁部首，從歷代文字擅變?nèi)耸郑粓?zhí)筆時要以中鋒為主，注重點、撇、接、橫、豎筆畫的安排。所以他比一般孩子起點要高。1912年
1912年1月，孫中山先生在 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舉國歡騰，祝賀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鄉(xiāng)親們還邀請沈子善參加寫橫幅、 標語，并得到長輩的稱贊，可見他當時已小有書名。隨著年齡的增長，他感到書法還不僅僅是寫字，這里面有很深的學問，斷不能落人為“寫字而寫字”的俗套。他讀書時即有所選擇，多方搜求，較為有系統(tǒng)地圈讀并筆錄了南朝宋《采古來能書人名》、南朝梁袁昂《古今書評》、蕭衍《古今書人優(yōu)劣評》、唐李世民（太宗）《王羨之傳論》，繼而又研讀了唐張評理之書斷》、唐蔡希綜《法書論》、宋黃庭堅《山谷題跋》、明代《文微明集》、明董其昌《畫禪室隨筆》、明何良俊《四友齋書論》、明項穆《書法雅言》、清梁峨《承晉齋積聞錄》、清宋曹《論草書》、清吳德旋《初月樓論書隨筆》、包世臣的《藝舟雙揖》及康有為《廣藝舟雙揖》。誠然，這只能說明沈子善是以學者的身份去研“王字”的，力圖鉤玄索微，探其究竟。直至中年以后，他重新整理和審讀這些論著時，才有取舍，才有較好的評鑒能力。這自是后話，但從這一側面可以看到一個史實：元、明、清以來，封建士大夫雖雅好金石書畫，都有一筆好字（這在舊日，書法優(yōu)劣常作為文人之“門據(jù)”），然而，他們都視書法為“文人余事”、“文人雅事”。并沒有將書法作為一門學問、一個學科來看待。由于“西學東漸”、“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發(fā)，沈子善與其他一批老書法家，已逐步認識到書法是中國傳統(tǒng)的藝術門類，是國粹，是民族瑰寶。要讓其生存、發(fā)展，屹立于世界藝術之林，必須正視、必須研究，使之成為一門學問、一個學科。這自然和歷史、文化背景以及他個人所受的教育是分不開的。1921年
1921年，沈子善高級中學畢業(yè)后以優(yōu)異的成績考入南京高等 師范學堂文科。因受當時“教育救國論”的影響，沈子善遂立志于教育事業(yè)。于是在1922年轉人國立東南大學教育科。無疑，在中國教育史上這是一門新型學科，深受西方教育制度的影響。從學制、課堂設置、學術思想上都強調(diào)學科性、體系性。這使他后來從事書法教育、書法研究，在治學方法上得到了補充與提高。教書時期
1925年，沈子善從東南大學教育科畢業(yè)后，受聘任教于設在南京白下路的“江蘇省立第四師范”。該校校長仇深是前清舉人，擔任教席的有陳三立、方履先、王溪、王東培等社會名流，他們既是學識淵博、深李眾望的學者，又是飲譽東南的書法家。老教師的學識與書法造詣得到了宰萃學子們的崇敬與贊賞，無形中給了他一個上好的學習機會，促使他一面教好課程，一面繼續(xù)在書法藝術創(chuàng)作與理論學習方面不斷提高自己。這是他50年代上書法課時經(jīng)常提到的“教學相長”，“良好的開端就是成功的一半”。后來他去開封河南大學、上海復旦大學，以及回到南京在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兼課時，這些學校仰慕他在書法藝術上的建樹，經(jīng)常請他為喜愛書法的師生員工辦講座。
漸漸地沈子善的書名越來越大了。
1934年春節(jié)前，蘇州“正社”書畫作品展來南京下關繡球公園公開展出，還給沈子善寄來一張請柬，邀請他參加剪彩儀式。他一打聽才知道這個社團是吳湖帆、陳子清、葉恭綽、王同愈等人在蘇州創(chuàng)立的。該社的宗旨是“切實研究藝術”。這個請柬。對他來說一是震動，二是啟發(fā)。促使沈子善想到，要在書法教育事業(yè)于一番事業(yè)，必須要團結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組成一個學術研究團體等待一個良機方可成功。
抗戰(zhàn)時期
1937年
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南京的許多高等學校也隨著國民黨政府西遷入川。沈子善也到了山城重慶。此時的重慶是“陪都”。上海、北平的一些名牌大學也遷到了四川、云南、貴州。不久，他受聘到第一聯(lián)合大學任教。由于重慶是抗戰(zhàn)時期的政治、文化中心，沈子善在這里結交了不少談得來的好朋友：
沈尹默（1883—1971），祖籍浙江吳興，生于陜西漢陰，早年留學日本。與陳獨秀交好，自日本回國后曾在北京大學任教。蔡元培任校長后于1917年創(chuàng)設“北京大學書法研究社”，蔡聘沈尹默為 該社導師，他精擅書法，以楷、行書名世。李石曾離開北大后。沈一度出任北京大學校長；
潘伯鷹（1899一1966），安徽懷寧人。工詩文，聲譽甚高。書法精于楷行草，初學“二王”，后專心寫褚遂良。他與當時各界名流多 有交往；
張宗樣（1881—1965），浙江海寧人。書法主學唐李邑（北海），性喜以毛筆抄校古書典籍，名震海內(nèi)外；
商承祚，廣東番禺人。為清代最后一名探花商衍望次子，久居南京。早年在天津問學于羅振玉門下，后人北京大學讀研究生，書法碑帖兼寫，以寫金文最為著名；
朱錦江，1934年他與游壽、徐復等人考入設在南京的金陵大學國學研究生班讀書，是胡小石書法弟子，寫“二 王”后主攻褚遂良：
高月秋（1907一1976），南京人，喬大壯應徐悲鴻之請在南京中 央大學藝術科講授書法篆刻課時，高拜喬為師，其兄高華系京劇名票，曾在南京大行官開設“高土照相館”，其昆仲與張大干友善，均愛書法印章，喜收藏。
1941年
1941年12月8日，由于日本天皇宣布向援我友邦英美兩國宣戰(zhàn)，9日，林森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宣布對日本、德意志、意大利三國宣戰(zhàn)�？谷諔�(zhàn)爭進入第二個時期。1942年元旦，二十六個反法西斯國家的代表在華盛頓簽署《聯(lián)合國宣言》，它“標志著二十世紀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民主進程新開端”，國民黨統(tǒng)治階層對自己的言行有 所收斂，國內(nèi)實行政治民主和保障自由權利的形勢有所好轉，一些全國性文化團體相繼成立。為配合第二時期的抗戰(zhàn)宣傳，以“扶持文化團體”為己任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文化運動委員會“于1942年2月7日，聯(lián)合重慶三十六個機關團體舉辦國民總動員文化界 宣傳周，文學、電影、戲劇、音樂、美術、科學、新聞出版、宗教各界相繼舉行”。
“因此，在這一二年的戰(zhàn)時形勢和文化氛圍下，在于右任、陳立夫、沈子善、沈尹默等倡導下于1943年4月2日，在重慶國立中央 圖書館，召開了中國書學研究會的成立大會，并奉教育部之令，會址設在重慶北磅區(qū)，定每年的3月3日為書法節(jié)”。會上沈子善報告籌備經(jīng)過：“書學為我國特有之藝術，近年來日見衰落，還不如日本朝野之努力提倡，有感于斯，乃思聯(lián)合國內(nèi)學者及書家，力挽頹風，于右任院長、陳立夫部長、沈尹默先生等對于書學一道，均力主提倡，乃有書學會之發(fā)起。”它的成立還得到戴傳賢、陳果夫、陳藹 士、陳布雷、商衍蜜、王伯群、張清泉、張道藩、張宗祥、潘伯鷹、趙熙、宗白華、王東培、靳志、梁實秋、楊仲子、胡小石等一百五十位著 名人士的支持和贊助。沈子善作為主要牽頭人付出的勞動是艱巨的。
1943年
1943年6月該會創(chuàng)辦《書學》雜志，以“宣傳、繼承我國特有的書法藝術”為宗旨。7月第一期就出版了，短短三四個月，要完成全國中等學校書法競賽的征稿、雜志組稿、編輯、出版發(fā)行沒有一 股愛國熱情和弘揚傳統(tǒng)文化的精神，是不可能做到的。該會除了 受教育部委托編寫中小學書法教材外，還要做第三次全國美術展中的書法展、編印書學研究叢書、搜集淪陷區(qū)的書學資料、文獻保 存以及書法人材的登記和推薦工作。況且，沈子善還是復旦大學教授而并非該會或雜志的專職人員。正如學人所言：“研究會的成立，是朝野人士共同倡導，而《書學》雜志是沈子善先生一手創(chuàng)辦，他視如生命。他聘請了六十多位專家學者作編輯指導委員，為了不辜負海內(nèi)外同仁厚望和雜志社的生存，他于1944年7月登報碧書，創(chuàng)作書法一百種，在重慶北磚舉行展售，幸賴社會各界人士厚愛，展品全部訂購一空，共售二十四萬元，全部捐贈雜志基金�！痹摃�7月在重慶成立書學雜志社，推選沈子善任社長兼總編，這是對他最好的認同。《書學》計出五朗，第一期有陳立夫《發(fā)刊詞》，該雜志為三十二開本，土紙本。一、二朗由沈子善、商承柞、朱錦江主編，第三期起由沈子善主編。
由沈子善參與酌訂的“中國書學研究會叢書”有祝嘉《祝嘉書學論叢》，收《書學之高等教育問題》等二十篇文章，1948年5月，由上海教育書店初版。
由沈子善主編4（書學論集》收孫玄�！肚宕鷷鴮W概論》、朱錦江《碑學與帖學》、沈子善《十七帖疏證》等二十四篇論文，1948年9月由上海正中書局書版。
沈子善在《書學》上還執(zhí)筆刊發(fā)了《中國書學論文索引》、《中國書學研究會研究計劃大綱》、《小學寫字教材法實驗研究計劃草案》、《中國書學研究會舉辦全國國立中等學校書法競賽經(jīng)過》以及有學術性的論文《孫虔禮書譜序注釋》、《學書捷要》、《小學寫字范本之研究與編輯》等。
解放前夕
1945年，抗戰(zhàn)勝利，由于政府與許多大學忙著遷都返回南京，中國書學研究會與《書學》均停辦。不久，沈子善去上海震旦大學任教。茲后他集中精力編著《王蔑之研究》。上文提到他早年研究王字的功力，出手自不同凡響。此書目次有：1．王錢之年表；2，緒說；3．王菌之家世；4．王蔑之生活及其人格；5，王羨之書法之理論；6．王蒙之書法成名之由來；7．王氫之書跡目錄及其著名書跡考證；8．歷代書家對王菱之書法之評論39．王菌之逸事；10．王蔑之研究之參考資料。書后有附錄：1．清魯一同著《王善之年譜》；2．明宋游《蘭亭腦詠圖記》；3．常任俠《王茵之蘭亭敘今傳各本述略》。全書正文前有王氫之像、蘭亭遺跡圖、蘭亭腦詠圖、喪亂帖圖版。上海中正書局1948年2月出版。后人評估此書“編著者較能以體系意識來把握王善之的書法”。沈子善這種治學方法顯然與早年讀教育學時受西方“方法論”的熏染有關。建國以后
新中國成立后于1952年下半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diào)整，沈子善調(diào)任南京師范學校教育系教授。鑒于書法教育之振興，考慮到他在書法上的造詣與國內(nèi)外的影響，領導上請他為該院中文系、 美術系開書法課。學生中如尉天池、馮仲華畢業(yè)后均為書壇骨干，其承前啟后的意義自不待言。
1960年，南京大學胡小石教授在寧創(chuàng)設“江蘇省書法印章研究會”。沈與黃淬伯、丁吉甫積極參與其事，沈子善被公推為該會副主席。當時沈尹默在上海刊發(fā)了《書法漫談》、《學書叢語》、《書法的今天和明天》等文章，書法研究又進入一個新階段。沈子善撰《中國的書法和印章》（載1961年第八期《雨花》）指出：“中國書法的歷史和中國文字（字體）變遷的歷史是一致的。由于中國自有文字以來，經(jīng)過三千多年，雖然字體有許多次的變遷，但每一種字體 都有它在書法上的特點和美的表現(xiàn)，所以中國書法史與中國文字變遷史是分不開的�！薄耙虼烁鞣N字體的衍變，一方面是實用的發(fā)展，一方面是藝術的發(fā)展……”這是對以漢字為依據(jù)的中國書法藝術發(fā)展史作了概括的闡述，今日讀來依然有論有據(jù)，使人服唐。1969年2月，他病段于南京五臺山一號（南師教工宿舍）。他執(zhí)教鞭四十余年，可謂是桃李滿天下。作為學者、書法理論家，沈子善 的研究途徑與方法，具有繼往開來之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