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慈溪人。萬歷中期，和葉向高一起考中進(jìn)士。被授予刑部主事的官職。和官員劉復(fù)初、李懋檜一起爭鄭貴妃、王恭妃冊封一事。給事中邵庶請禁諸曹言事，李懋檜抗疏力爭，遭貶官。劉志選對萬歷帝說：“陛下謫懋檜，使人箝口結(jié)舌，蒙蔽耳目，非國家福也”。萬歷帝大怒，將他貶作福寧州判官。不久，遷任合肥知縣。遭貶官回鄉(xiāng)，家居長達(dá)三十年。明光宗、明熹宗朝，很多因建言得罪的官員都重新啟用。劉志選回到朝中后，被任命為南京工部主事，不久升遷為郎中，當(dāng)時已經(jīng)七十多歲了。劉志選渴望快速加官進(jìn)爵，上疏追論“紅丸”，極力詆毀孫慎行，稱其不道德。這一疏奏正中魏忠賢下懷。魏忠賢竊喜，在天啟五年9月，任命劉志選為尚寶少卿。之后，劉志選仍再次彈劾孫慎行。

　　天啟六年，出任順天府府丞。冬季十月時，上疏彈劾張國紀(jì)。當(dāng)時有匿名榜張貼在厚載門，榜上列舉了列忠臣賢臣，和他們的黨羽七十多人。魏忠賢遂懷疑這張匿名榜單系出自張國紀(jì)等人之手。邵輔忠、孫杰謀因此大興牢獄，殘酷迫害東林黨人。劉志選上疏稱頌《要典》，說：“命德討罪，無微不彰，即堯、舜之放四兇，舉元、愷，何以加焉，洵游、夏無能贊一詞者”。并極力詆毀王之采、孫慎行、楊漣、左光斗，但極力稱贊劉廷元、岳駿聲、黃克纘、徐景濂、范濟(jì)世、賈繼春、傅櫆、陳九疇。劉志選并說：“慷慨憂時，力障狂瀾于既倒者，魏廣微也，當(dāng)還之揆席，以繼五臣之盛事。赤忠報國，弼成巨典于不日者，廠臣也，當(dāng)增入簡端，以揚一德之休風(fēng)”。又說：“之采宜正典刑，慎行宜加謫戍”。魏忠賢聽后大悅，于是大力提拔岳駿聲等人，王之采等人被逮捕，孫慎行被發(fā)配戍邊，都照著劉如志選說的那樣。

　　天啟七年，擢升為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明熹宗不久駕崩，魏忠賢落得身敗名裂，言官交相彈劾，被下詔削籍。后來被判定作逆案，“律無傾搖國母文，坐子罵母律”，與梁夢環(huán)一同判作死刑。劉志選畏罪先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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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忠賢垮臺，閹黨自然要論罪，這就是崇禎初年的所謂“定逆案”。劉志選最嚴(yán)重的罪行是“傾搖國母”——皇后“母儀天下”，謂之“國母”，而律無“傾搖國母”的罪名，因而援用“子罵母律”，論死。這是非常公平的一個判決。按：法律貴乎有彈性，尤貴乎言簡而意賅，漢高入關(guān)的約法三章，定四百年上下信守之基，而至今精神不失，乃由于此三章約法出于人人謂然的人情。“法律不外乎人情”這句話，在中國流傳了千百年，而實不如英美之見諸實踐，有罪無罪、死刑與非死刑，訴諸但有良知而不一定深懂法律的陪審團(tuán)，此非“ 法律不外乎人情”而何?所以律無明文，而準(zhǔn)酌比附，有當(dāng)于人情，才是真正的法治；因為定律不能預(yù)擬目前未有而將來可能的情況，而犯罪則因時空的不同可常有“創(chuàng)意”。未有外銷退稅條例，法律不可能預(yù)定假出口的罰則；既有外銷退稅條例，奸商乃因而萌生真退稅的盜心，此而不罰，猶如懸榜國門，只要不抵觸法律明文，雖有國人皆曰可殺的行為，可以不顧。執(zhí)法如此，大悖人情，不如無法。呂不韋早已慨乎言之，固不可因人而廢言。

　　劉志選聽了他家屬的話，以為可死在魏忠賢之先，結(jié)果是死在魏忠賢之后，定逆案時他自知不免，上吊自盡。舉此閹黨之一的悲慘結(jié)局，以概其余�；仡^再來看天啟三年。

　　天啟三年正月有兩個人入閣，沈雖去，來了這兩個人更壞——一個叫顧秉謙，江蘇昆山人；一個叫魏廣微，河北南樂人，他們是老牌閹黨，此時以資望夠了，經(jīng)魏忠賢的提攜，相偕入閣�！睹魇贰酚洿硕�人，說“秉謙為人庸劣無恥，而廣微陰狡”。魏廣微是名父之子，他的父親叫魏允貞，字見泉，立朝頗見風(fēng)裁，而魏廣微與魏忠賢卻認(rèn)了同鄉(xiāng)同宗，甘愿為虎作倀，無怪他的父執(zhí)趙南星要感慨說：“見泉無子!”

　　趙南星與鄒元標(biāo)亦為東林創(chuàng)始者，與顧憲成合稱“三君”。天啟三年朝局的紛爭與趙南星的關(guān)系甚大。

　　二十八、東林黨人正氣凜然

　　東林名流的特色是正氣凜然，毫無假借，但政治之為政治，有其藝術(shù)，守經(jīng)從權(quán)，應(yīng)付甚難，不是一味硬干所能辦得通的。說是剛正不阿，無非獨善其身，有作為的政治家則在“不阿”以外，還能夠影響別人“守正”，甚至為了一個遠(yuǎn)大的目標(biāo)，不惜屈己從人，如王陽明之應(yīng)付明武宗的左右、胡林翼之籠絡(luò)官員，都是第一流政治家的胸襟和手法。可惜東林名流，除了少數(shù)如鄒元標(biāo)等人以外，都不免書生之見。

　　孫慎行和趙南星都是這樣的人，正氣可敬，卻微嫌剛愎，行事直道而行，不說后果，因而把一些游離分子都逼到了閹黨那面�！皷|林未必皆君子，閹黨未必皆小人”，為清初對天啟朝局的定評，何以君子亦歸于閹黨?其故可思。

　　以趙南星與魏廣微為例，魏在入閣后，修后輩之禮，去拜父執(zhí)的趙南星，如果趙南星不是崖岸自高，正可以利用這層關(guān)系，影響魏廣微，使其不致為惡；誰知“三及其門”，“閽人辭而不見”。結(jié)果魏廣微發(fā)了話：“他人可拒，相公尊，不可拒也�！北緛碜龃斯傩写硕Y，布衣可傲王侯，做了官須守朝廷的體制，宰相拜尚書，三往而不納，是趙南星無禮。東林名流，常有這種過分的言行。

　　由于東林看不起顧秉謙與魏廣微，處處予以難堪，顧、魏“決意傾善類”以為報復(fù)。人非圣賢，報復(fù)不足為奇，只是君子以直報怨，而小人則常會遷怒無辜。顧、魏兩人就是如此，他們找了一冊“縉紳便覽”，在名字上面做了記號，一個是“邪 黨”，一種是“正人”——東林中人自然是邪 黨，一共一百多；閹黨及其同路人為“正人”，共六十余人。照數(shù)字上看，君子多于小人，應(yīng)該邪不勝正；問題就在于君子疏而小人密，除非“沉默的大多數(shù)”能夠發(fā)生作用，否則君子總不是小人的對手。

　　這冊“縉紳便覽”成了魏忠賢手里的黑名單，東林就慘了。而顧、魏二人上了這個黑名單，無異表示與所有的正人君子為敵。正如俗語所說的“橫豎橫”，小人索性一面倒，整個兒投向魏忠賢，正邪決裂之勢，在此時已充分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