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故
清入關后，順治帝“知永斗名，即召見，將授以官，以未諳民X，力辭，詔賜張家口房地，隸內務府籍，仍互市塞上”。范氏每年要交納內務府皮張若干，從此走上了皇商之路。隨著清王朝在全國統(tǒng)治權的確立，范永斗在其子三拔協(xié)助下，挾內務府的權威，藉清王朝給予的特權和方便，經營范圍有了較大的擴充。一方面繼續(xù)經營邊疆貿易，另一方面深入國內市場進行綢布茶糧貿易。到范三拔年老患病歸鄉(xiāng)后，范氏商業(yè)就由其子所經營。范三拔生五子，長子毓馨、次子毓馥、三子毓賓，四子毓覃、五子毓奇。從康熙到乾隆初年，是范氏家族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發(fā)展最興盛的時期。范毓賓兄弟不僅經商有方，而且與清廷關系非同一般。他們曾在清王朝平定準噶爾叛亂中運送軍糧，立下了功績。據《清史稿》卷 317載：范毓奇，山西介休人，范氏故巨富，康熙中，師征準噶爾，輸米饋軍，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六十年再出師，毓奇兄毓賓請以家財轉餉，受運值視官運三之一。雍正間，師出西北二路，怡親王允祥薦毓賓主餉，計谷多寡，程道路遠近，以次受值，凡石米自十一兩五錢至二十五兩有差，累年運米百余萬石。世宗特賜太仆寺卿銜，章服同二品。寇犯北路，失米十三萬余石，毓賓斥私財補運，凡白金百四十四萬。
范氏在康雍乾三朝，曾為清王朝大量輸送軍糧計百萬余石，并出私財支援軍餉，為清政府節(jié)省費用600余萬兩。
背景
范氏還是大銅商和大鹽商。康熙時，國內銅斤嚴重短缺，允準商人赴日本購買銅斤。當時稱辦理這種業(yè)務的人為“洋銅商”。范氏經內務府奏請，承擔了一部分販運洋銅的業(yè)務，而且在這一業(yè)務中占有相當比重，經常擁有洋銅船六七只，成為洋銅商中的大戶，從中獲取了巨大利益。范氏在長蘆、河東鹽區(qū)資本相當可觀。范氏持長蘆鹽引10718道，按每引 200斤計，即2143600斤，其資本據乾隆二十年（1755）內務府統(tǒng)計，“所有鹽業(yè)查明后估銀百余萬兩”。范氏還經營木材、馬、人參，乾隆二十一年（1756）曾在寧波與英商簽訂過玻璃貿易合同。以上充分說明范氏經營范圍很廣。財產
范氏財產無具體統(tǒng)計，僅從乾隆四十六年（1781）破產前的財產清單看，范氏當時在直隸、河南二十州縣遍設鹽店，在天津滄州有囤積鹽的倉庫，在蘇州有管理赴日船艘的船局，在北京有商店三座，在張家口有商店六座，在歸化城有商店四座，在河南彰德府水冶鎮(zhèn)有當鋪一座，在張家口置地106頃，分布各地的房產近1000間。以上尚不包括介休原籍財產。
范氏為清王朝效力，也得到了清王朝褒賞。以范氏毓字輩和清字輩計，有20人任官職，其中毓賓任太仆寺卿，毓奇任布政司參政，毓覃以武舉破例升為正定總兵官，后署廣東提督。此外，還有太仆寺少卿一人、員外郎二人、郎中一人、道員一人、知府一人、同知一人、縣丞二人（其中有些系捐納）。在科舉方面，進士二人、舉人三人、武舉一人、庠生等若干人，范永斗、范三拔等也以子孫而貴，被追贈為驃騎將軍、資政大夫、奉直大夫、儒林郎等，他們的妻子也追贈為夫人、宜人等。范氏不僅是皇商，而且有不少人獲得功名，任中央或地方官吏。范氏是上通朝廷、下連市廛、半商半官的豪門富商之家。
從清初到乾隆初的百年間，是范氏的昌盛時期。乾隆十年（1745）范氏家門傳到清字輩，開始下滑。乾隆十七年（1752）范氏困窘已顯露。范氏因官商而興，又因官商而衰。范氏之衰主要是欠官采過多。乾隆時經辦洋銅已無利可圖，范氏所營鹽業(yè)等因資金短絀等原因很不景氣。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清廷因范氏“虧折日深，以至上年誤運誤課，拖欠官項累累”，“虧損至一百五六十萬兩之多”，便革除了范氏在內務府、戶部等衙門的官職，著令嚴加審訊范清濟兄弟，并查封家產。至此，皇商范氏終于結束了其顯赫一時的官商歷史。
結果
因范氏是被抄家，又是乾隆時衰落，時間久遠，故原籍遺跡已不復存在。據介體縣志辦調查，范氏原籍張原村當年有范家街，長近百米，其西段有一院落，有“小金鑾殿”之說，可想當時建筑之氣派，惜現已蕩然無存。范氏宗祠，在張原村東南角，其建筑已毀，只有一些瓦礫殘垣。范氏墳瑩現只保存有總兵（范硫奇）墳，存石雕、雙華表，徑約尺五，高達二丈。
介休的范氏家族是近代山西晉商群落中身份、地位以及經營活動都比較特殊的一個晉商望族，其經營活動帶有濃厚的官辦色彩，按照今天的標準，屬于典型的官僚資本的性質。
其祖范永斗，明末時在張家口進行貿易活動，進出遼東，是當時晉商在張家口有名的八家大商人之一，據乾隆時修《萬全縣志》記載：八家商人皆山右（即山西）人，明末以貿易來張家口，曰王登科、靳良玉、范永斗……。自本朝龍興遼東，遣人來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定鼎（指定都北京）后承詔入都，宴便殿，蒙賜上方服食……。又據《清史稿》載順治帝：知永斗名，即召見，將授以官，以未諳民意，力辭，詔賜張家口房地，隸內務府籍，仍互市塞上。
由此可見，在清軍入關之前，范氏已經在與他們打交道了，不但打交道，而且建立了一種比較特殊的信用關系。隨后清王朝在全國確立了統(tǒng)治權，范永斗在其子三拔協(xié)助下，挾內務府的權威，既服務于清廷，也利用特權經商牟利，自此走上“官商”的經營之路，成為擁有數百萬之富的大官商（皇商）、八大家中的佼佼者。
范氏家族在經營上的努力，實際上是通過了兩種途徑，一是竭盡全力為清朝政府服務，以進一步換取某種特權；二是利用政府賦予的特權，獲取一定的經營利潤。
比如說，他們曾在康熙皇帝平定準噶爾叛亂時，以自費辦糧售軍。以后又在雍正對準噶爾的用兵中以及到乾隆時的隨軍運糧，范氏兄弟都給予了竭盡全力的資助。據《清史稿》卷317載：“康熙中，師征準噶爾，輸米饋軍，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六十年再出師，毓奇兄毓賓請以家財轉餉，受運值視官運三之一。雍正間，師出西北二路，怡親王允祥薦毓賓主餉，計谷多寡，程道路遠近，以次受值，凡石米自十一兩五錢至二十五兩有差，累年運米百余萬石。世宗特賜太仆寺卿銜，章服同二品�？芊副甭�，失米十三萬余石，毓賓斥私財補運，凡白金百四十四萬�！�
范氏兄弟為清朝政府轉運軍糧，不但省去了清軍的后顧之憂，節(jié)省了大量的軍費開支，費用下來僅及國家運費的三分之一，而且在軍隊損失十三萬石糧食之后，范氏又用家族財產全部給補了起來。因此清朝政府要以國家二品官員的職務給予嘉獎，以經商獲此殊榮，范氏在所有晉商群落中實為僅有。
作為回報，清朝政府把當時的一項進口銅斤的業(yè)務交給了范氏家族經營。
銅斤，屬于當時一種很特殊的商品，當時主要用于鑄銅錢。清前期，中國銅的產地主要在云南，稱“滇銅”。隨著社會經濟的相對穩(wěn)定和繁榮，市場上所需流通的銅錢量日益增多，漸漸不能滿足所需，因此清政府遂行“滇洋并舉”之策，從東鄰之日本著名的銅產地長崎進口一定數量的銅斤，時稱“洋銅”，以為補充。到康熙時，國內銅斤嚴重短缺，因此朝廷允準商人赴日本購買銅斤。當時稱辦理這種業(yè)務的人為“洋銅商”。
據《東倭考》載“大抵內地價一，至倭可易五；及回貨，則又以一得十。故銅商之豪富，甲于南中”。頗具經營頭腦的范氏敏銳地抓住了這一機遇，并聯合在張家口的山西商人，奏請包辦，并主動提出根據市場價下壓一定的幅度交付清廷的競爭條件�？滴趸实圩匀徽諟剩哺郊恿艘粭l“如商人領銀而解銅有遲延虧欠，照例追賠治罪”。
這實際上跟當初范氏自費辦糧售軍的性質是一樣的，同樣在為清朝政府服務。同時也意味著，范氏做生意的最大買家，一直還是具有強勢話語權的清朝政府。因此，雖然我們無意對范氏曾經的奉獻和高風亮節(jié)提出疑義，但是我們仍然不能斷定，當初范氏兄弟為清朝政府轉運軍糧時，費用下來僅及國家運費的三分之一，而且在軍隊損失十三萬石糧食之后，范氏又用家族財產全部給補了起來，范氏在做這樣一些事情時，自愿的成分有多少，無奈的成分又有多少。
也就是說，做生意的雙方平等是談不上的，互利則更談不上。實際上，當強勢一方還有公道可言的時候，另一方尚可以把生意做下去；當強勢一方已經沒有公道可言的時候，另一方則只好打碎牙齒往肚子里咽。
隨后由于清廷每年向日本進口銅高達六七百萬斤，導致日本國內銅源緊張，日本政府開始限制銅的出口，并規(guī)定每年出口不得超過三百萬斤。這樣一來，范家拖欠清廷的定額銅數就日趨增多，直接影響到各鑄幣局所需原料銅，出現了“錢價日貴，民間以錢交易，資用甚艱”的情景。在這種情況下，康熙皇帝并沒有按他所說的“如商人領銀而解銅有遲延虧欠，照例追賠治罪”，而是取消了由范氏等“皇商”包辦專營的政策，改由各地方政府籌辦，保證政府所需銅量。這是因為這位皇帝肯定還一直記掛著范氏對朝廷的貢獻，而且也能正確地對待范氏在經營“銅斤”中遇到的市場問題和實際困難。在范氏一度退出了銅業(yè)經營的同時，實際上也是康熙利用了他手中的特權，為范氏撐起了一張垂天的保護網。
但是這種感激經歷了雍正，再到了乾隆時期，朝廷已經進入和平時期，范氏曾經在平定邊疆戰(zhàn)爭中所做出的貢獻就已經隔代了、被淡化了。所以到乾隆時，在地方政府沒有能力籌辦足夠的銅量，全國“銅荒”進一步緊張的情況下，又重新起用范氏，規(guī)定每年從日本進口銅二百萬斤，實際上是把一度被康熙保護起來的范氏又推向了火上炙烤。
到范氏范清注時，清廷鑒于范氏經營銅業(yè)進口的實際困難，改為歲辦銅五十萬斤。由于日本銅產量銳減，成本攀升，清注雖竭力苦心經營，仍入不敷出，虧欠日深。之后清注的哥哥清洪接辦銅業(yè)。清洪看清對日販銅貿易的暗淡前景，擬“棄產變價，告退招商”，徹底放棄這一經營行當，但清廷不準。
這實際上意味著，這虧本的生意你還得往下做，因為你生意的另一方是強大的清朝政府，你別無選擇。
兩年后范清濟經內務府奏請，接管范氏對銅貿易。清濟變賣了河東鹽務，用以補貼銅業(yè)經營的虧空。而日本政府則又進一步壓低了銅的出口額，并開始征收關稅，使得對日販銅生意越發(fā)虧空巨大，使范氏唯靠借貸維持。這就意味著，作為晉商的范氏，其實已經徹底喪失了純經濟意義上的商家性質，而淪落為清朝最高統(tǒng)治者眼中的附庸和手中可以利用的工具了。
而到了乾隆四十八年，具有強勢話語權的清朝最高統(tǒng)治者終于下令，因范氏“虧折日深，以至上年誤運誤課，拖欠官項累累”，“虧損至一百五六十萬兩之多”，革除了范氏在內務府、戶部等衙門的官職，著令嚴加審訊范氏兄弟，并查封家產。
縱觀范氏家族的經營史，實際上是不斷地為清朝統(tǒng)治者服務、不斷地付出、再付出的歷史；也是不斷地被清朝統(tǒng)治者所利用、直至在清朝最高統(tǒng)治者那里徹底喪失完利用價值為止的歷史。無疑，在清朝政府安定邊疆的戰(zhàn)爭中，范氏所做的努力和付出堪稱功高蓋世、名垂青史；但是由于特定的歷史原因，范氏逐漸喪失了自己純商業(yè)經營的性質，一味地把自身的業(yè)務局限在跟當時最強權的清朝政府做生意，從而喪失了生意雙方起碼的平等和互利，也最終喪失了自我和自主經營的本能。范氏家族的興衰歷程，從一個側面，多少也反映了經營理念的缺乏和經營業(yè)務的局限，對企業(yè)會造成多大的制約和影響，這對今天企業(yè)和經濟界人士，無疑也是一個非常值得思考和借鑒的歷史經驗。 （田孝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