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元帥奧加爾科夫1917年10月30日生于特維爾州，1938年參加蘇軍，先后畢業(yè)于工農動力速成中學、古比雪夫軍事工程學院， 偉大衛(wèi)國戰(zhàn)爭期間，一直在部隊任職，在西方面軍作戰(zhàn)時任步兵17師所屬團工程兵主任，1941年9月任卡累利阿方面軍工程部高級工程師，后任海軍陸戰(zhàn)隊61旅工程兵主任。1942年12月任32集團軍工程兵副參謀長，1943年8月起任方面軍工程兵作戰(zhàn)處處長。1944年5月任步兵122師工程兵主任，11月隨部隊轉隸南方的烏克蘭第2、第3方面軍，在北極地區(qū)、巴拉頓湖和布達佩斯等戰(zhàn)役中，對軍隊作戰(zhàn)工程保障工作有方，顯示出深湛的軍事工程知識，表現了勇敢無畏精神。1945年加入聯共（布）。

戰(zhàn)后初期在喀爾巴阡軍區(qū)工程兵部隊任職，1947年調遠東部隊，歷任濱海軍區(qū)工程兵副主任，主任，總司令部作戰(zhàn)處處長，1955年起任遠東軍區(qū)副參謀長兼某部部長。1957年晉升少將，1959年在伏羅希洛夫總參軍事學院進修完成后，任駐德集群近衛(wèi)第20摩托化步兵師師長。1961年起任白俄羅斯軍區(qū)參謀長，1965年12月任伏爾加河軍區(qū)司令，創(chuàng)造性地運用理論知識和豐富的經驗，在大批新式武器裝備軍隊的條件下出色地組織戰(zhàn)術訓練。1968年4月起任蘇聯武裝力量第一副總參謀長，設立蘇聯戰(zhàn)略欺騙總局，他還管理指導著《紅星報》、《蘇聯》、《旗手》、《武器與裝備》等上百種軍事報刊。擁有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不經它的許可，任何部隊不得調動，非經它的許可不得修建任何火箭基地和軍隊營房，連克格勃部隊也不例外。對某些方面的成就，他們小心翼翼地加以掩蓋，另一方面則要鼓吹的面目全非。一句話“敵人只能看到奧加爾科夫打算要他們看到的東西”。他是蘇軍總參謀部內權勢最大的人，權力甚至凌駕于第一總局或第二總局局長之上，因其在愚弄美國代表團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為此他1974年成為國防部副部長兼技術委員會主席，1977年任國防部第一副部長兼蘇軍總參謀部總參謀長，軍銜晉升為蘇聯元帥，并獲得蘇聯英雄稱號。1979年他反對出兵阿富汗，理由是有限戰(zhàn)爭解決不了問題。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粗暴地打斷了他：“還輪不到您教訓政治局！您只須執(zhí)行命令�！苯Y果阿富汗戰(zhàn)爭使蘇軍陷入泥潭，消耗了國力。1981年他組織了空前規(guī)模的西方-81軍事大演習，使西方斷定，華約的坦克兵有能力在一個星期內抹平北約在中歐的駐軍，打到巴黎城下，只有戰(zhàn)術核武器才能挽救北約。在奧加爾科夫推動下，蘇軍采用當時最先進的數字化技術的戰(zhàn)術指揮系統取得成功，以此為基礎，奧加爾科夫建立了第一個數字化試驗部隊，試驗證明，數字化技術可顯著提高部隊戰(zhàn)斗力。雖然奧加爾科夫的軍事思想是蘇軍應對新的挑戰(zhàn)的利器，但它威脅到了一大批人的職位和利益。當年奧加爾科夫的副手馬赫穆特·阿赫馬托維奇·加列耶夫在紀念文章中說：“如果不考慮個人利益，大家會舉雙手贊成改革。考慮個人利益，大家就一致反對改革�！�1984年他離開總參謀部，成為西部方向總指揮，他所倡導的軍事改革無疾而終。1988年進國防部總監(jiān)察團，蘇聯解體后是俄羅斯國防部顧問。1994年1月23日去世，葬在新圣女公墓。

他為蘇聯的全球戰(zhàn)略鞠躬盡瘁，對武裝力量的建設和戰(zhàn)備水平的提高做出重大貢獻，積極參加研究蘇聯軍事科學中的重大問題，并擔任多卷本的《蘇聯軍事百科全書》《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史》等著作的編委會主任。他還是蘇共24大和25大的中央委員。

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軍E-2預警機和其他電子戰(zhàn)飛機相繼投入使用。1972年3月，美軍用15枚激光制導炸彈，炸毀了以前出動700余架飛機、投彈約1.2萬噸均未擊中的越南清華大橋。1976年，美國軍事理論家湯姆·羅那首次提出“信息戰(zhàn)”概念。從這一系列看似孤立的事件中，當時的蘇聯國防部第一副部長兼總參謀長奧加爾科夫元帥敏銳意識到軍事領域正在發(fā)生深刻變化，并在1979年深刻指出：以電子計算機為核心的信息技術迅速發(fā)展，精確制導武器大量涌現，必將從根本上打破軍隊舊的發(fā)展模式，推動和促進新的軍事革命的發(fā)生。奧加爾科夫思想的理論性和系統性，是奉行實用主義的美國人所不具有的。

然而，他的這一思想在當時的蘇聯并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軍方依然醉心于發(fā)展核潛艇和戰(zhàn)略轟炸機。倒是大洋對岸的美國卻對此異常敏感，不僅組成專門班子，研究和評估奧加爾科夫提出的關于新軍事革命的思想，還毫不吝惜地將其稱為“奧加爾科夫革命”。馬歇爾等軍界巨頭還結合實際，對美軍進行新軍事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展開了系統研究，并于1981年提出“空地一體戰(zhàn)”理論，推動美軍積極發(fā)展聯合監(jiān)視與目標攻擊系統等多種信息化武器系統。

美軍的空地一體戰(zhàn)理論，在進攻中強調大縱深隔絕敵人，擊敗縱深梯次配置的防御之敵；在防御中強調集中兵力，機動靈活，防中有攻，以攻代守，使防御成為“由一系列打擊組成的盾牌”。這對蘇軍當時奉行的大縱深作戰(zhàn)理論構成了嚴峻挑戰(zhàn)。1982年，奧加爾科夫在《歷史教導我們提高警覺》一文中再次強調：繼核時代軍事革命之后將發(fā)生一次新的軍事革命，這次革命以探測設備和計算機系統領域的技術成就為基礎，可使常規(guī)武器與核武器相提并論。奧加爾科夫以此理論為先導，積極開展武器裝備的更新改造和新型作戰(zhàn)部隊的試驗。在他的推動下，采用當時最為先進的數字化技術的戰(zhàn)術級指揮系統試驗取得成功。以此為基礎，蘇軍建立了第一個師級數字化試驗部隊，證明數字化技術可顯著提高部隊戰(zhàn)斗力。

但是，“奧加爾科夫革命”要求對蘇聯軍事體制進行根本性變革，這與蘇軍當時僵化的體制編制尖銳對立，因而得不到高層的支持。1984年，奧加爾科夫被迫離開總參謀長崗位，降為西部方向總司令。蘇軍的數字化試驗陷入停頓，“奧加爾科夫革命”也就此偃旗息鼓。

與蘇軍對新軍事革命的看法和做法正相反，當時的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威廉·佩里研究、接受了“奧加爾科夫革命”思想，大力推進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新軍事革命。不久，這一成果在海灣戰(zhàn)爭中得到了充分驗證。不少美軍將領甚至認為，海灣戰(zhàn)爭是用美國的軍事技術，加上奧加爾科夫的軍事思想打贏的。

奧加爾科夫看到了技術趨勢，提出一枚精確制導炸彈可以完成以前需要投擲成千上萬常規(guī)炸彈的才能摧毀的目標。但是，與那些“點穴戰(zhàn)”鼓吹者相反的是，奧加爾科夫認為未來戰(zhàn)爭出現的局面并不是少數精確制導武器代替大量常規(guī)武器，而是海量精確制導武器將對整個經濟體系形成極度恐怖的殺傷力，借用某人的話說：“設想在某個下午把炸彈扔進你的衛(wèi)生間來結束一場戰(zhàn)爭的想法是很莫名其妙的。”為此，奧加爾科夫對未來戰(zhàn)爭的判斷是，國家必須一方面生產裝備大量的精確制導武器（包括用于摧毀對方的進攻型精確制導武器，以及用來攔截對方精確制導武器的防御性制導武器），同時，由于工業(yè)體系在精確制導武器面前的脆弱性，所以要求國家必須全面軍事化，從軍事需求的角度來規(guī)劃經濟發(fā)展，以增加工業(yè)體系在未來戰(zhàn)爭中的生存幾率 。 概括得說，奧加爾科夫要求蘇聯國家計委服從總參謀部，部長會議、甚至政治局按照蘇軍總參謀部的指揮棒轉…… 這實際上是一種極其恐怖的軍國主義，是埃里�！ゑT·魯登道夫的總體戰(zhàn)的延續(xù)。蘇聯后期的那幫官僚無法適應這種劇烈的變革，所以只有他走人了。奧加爾科夫的錯誤在于把技術主張延伸到了一個不被接受的政治主張上，也有可能技術主張只是他政治主張的手段。

蘇聯英雄稱號（1977年10月28日），2枚列寧勛章，1枚十月革命勛章，1枚紅旗勛章，1枚蘇沃洛夫一級勛章，偉大衛(wèi)國戰(zhàn)爭一級勛章2枚、二級勛章1枚，2枚紅星勛章，1枚“蘇聯武裝力量為祖國服務”三級勛章，1枚列寧科技創(chuàng)新勛章。另外還有17枚獎章，以及37枚國外獎章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