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景葵20歲中舉人，29歲中進士。1908年任浙江興業(yè)銀行漢口分行總經(jīng)理。1911年任清政府天津造幣廠監(jiān)督，三個月后，任大清銀行監(jiān)督。大清銀行為清政府于 1908 年創(chuàng)立的國家銀行，他上任時，大清銀行極度混亂，已瀕于破產(chǎn)的邊緣。面對嚴峻局面，他力挽狂瀾，主張大清銀行向中央銀行方向發(fā)展，專以“維持幣制，活動金融”為任務。他改革總行體制，制定了有關銀行管理的規(guī)章制度，并調(diào)配有才干者任重要職務，如任吳鼎昌為南昌分行總辦，宋漢章為上海分行經(jīng)理。葉與浙江興業(yè)銀行淵源由來已久，1915年任該行董事長。浙興銀行穩(wěn)中求進，業(yè)務發(fā)展迅速，1922-1927年間，存款總額有五個年份居私營銀行之首。

葉在古籍整理上有著特殊貢獻，他晚年致力于古珍稀版本的搜集，所寫的札記、書跋，多有獨到之處。

李魁先生《三味書室與﹤讀史方輿紀要﹥》一文（2002年第11期《舊書信息報》）拜讀之余，頗受啟發(fā)。我由此想到上海圖書館珍藏的顧氏《讀史方輿紀要》稿本，它的發(fā)現(xiàn)、鑒定和收藏，始終與著名藏書家葉景葵的名字緊緊相聯(lián)，實為藏書史上一段佳話。

他的卷庵藏書多抄校稿本，十分珍貴。1925年前后，他從杭州抱經(jīng)堂書賈朱遂翔處收得一部前人稿本。首行題《讀史方輿紀要》，不分卷第，后人粘附紙條分別卷第，并注明“苑溪顧氏原本”。葉氏“燈下排目整理，剔除蠹魚蛀蟲不下數(shù)百”，接著請修書高手精心修補，費時兩年，費款200元，為書款的三倍，訂成一百三十余冊，整修如新。

這部稿本字跡有五六種，顯然出于多人之手筆。雖都甚工整，卻有許多朱墨筆刪改。除“虜”、“夷”、“國期”等清代忌諱字句涂改外，葉景葵注意到，“所異者，凡古今沿革變遷及山川考證頗多校改，皆極有關系之處。所改又均勝于原文”。書內(nèi)又夾有不少粘簽，對原書多有糾正。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完稿后，康熙五年（1666年）無錫華氏職思堂曾刻印其中歷代州域形勢說部分，定名《二十一史方輿紀要總說》，僅五卷，此為該書最早的刊本。葉景葵所得稿本顯然為付刊后重修之本。因其改動過多，整理頗難，因此嘉慶十六年（1811年）四川龍萬育首次全書刊刻仍以原底本為準，后來道光、光緒年包括新化鄒代鈞三味書室刻本在內(nèi)的數(shù)種刊本都是前者的覆刻而已�！爸匦薇緞t沉埋三百年，向飽蟫魚之腹”，是葉景葵慧眼識遺珠，使一部瀕于毀滅的重要書稿重見于日。

葉景葵“一字一句”研讀后產(chǎn)生兩個疑問：一、哪些是顧祖禹親筆；二、朱筆刪改是何人所為。1935年他經(jīng)在燕京大學圖書館任職的顧廷龍介紹，親自攜帶十余冊稿本到北平，請著名國學大師錢穆鑒定。錢認為需照校一過方易研究，約定南北分校，校后互易。葉回滬即自�！侗敝薄窋�(shù)卷。顧廷龍也參與其事，在北平收集數(shù)種《讀史方輿紀要》版本供葉、錢參考。錢穆校后致葉書云：“就已校出之優(yōu)點言，決為顧氏原稿�！钡�哪些是顧氏親筆，因無顧手跡參證，大家一時無從斷定。恰此時葉收到顧廷龍寄來顧祖禹書札墨跡照片，“狂喜之至”。經(jīng)比對，總敘后所題一行“兩敘及總敘兩篇俱要刻”為顧氏親筆。細檢全書，與顧氏尺牘字跡相似者不下數(shù)百處，許多添注皆出于顧手定，只不過顧氏晚年病廢臥床，“幾不成字”而已。顧氏書札由浙江大學教授張其昀得自膠州黃氏后人。顧祖禹當年曾經(jīng)住在黃家多年，對膠州一帶地理甚熟。稿本《山東》七“膠州”條，顧注曰“今仍曰膠州”、“門三，北面無門”，此為一確證。重修稿本雖出于門生多人之手，但由顧氏一人審定無疑。

錢穆在北平先后校閱了二十余冊，后因郵寄恐有遺失，商定由錢弟在無錫蕩口故家代為移錄校語，約定一省寫畢，再換一省。1937年“八一三”事變后，無錫一帶也相繼成為戰(zhàn)區(qū)。當時尚有8冊稿本留存蕩口錢宅，葉景葵十分擔心其安危。歷時一年多，經(jīng)朋友幫助方始收回。

1939年，葉景葵與張元濟等于上海創(chuàng)辦合眾圖書館，葉氏藏書悉數(shù)投入其中。1941年春，葉向圖書館調(diào)閱了《讀史方輿紀要》稿本，重新研讀，寫下一組札記，后整理成一篇數(shù)千字的跋文，敘其發(fā)現(xiàn)、鑒定及收藏經(jīng)過，肯定其為學術價值很高的“世間孤本”。這是研究這部清初重要地理著作寫作和沿革過程的重要文獻。近年已發(fā)表的葉景葵與顧廷龍的往來書札中，也有許多相關史料可以鉤沉。

合眾圖書館藏書解放后歸上海圖書館繼藏。前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已將《讀史方輿紀要》稿本影印出版，對研究顧著和古地理的學者們來說無疑是個福音。（舊書信息報）

其先祖已有藏書，有書樓為“紫藤花館”，毀于戰(zhàn)火；祖父亦喜藏書，重建有“補藤花館”。岳父朱祖琪，有“蘭笑樓”，編有《蘭笑樓藏書目錄》40冊，朱祖琪去世后，部分藏書被他收藏。尤其是在晚年立意搜羅文獻，收藏圖書2800余部，3萬余冊，其中有唐寫本兩種，宋元本9種，稿本、抄本600余部，購得吳昌綬出售的明刊舊抄40余種。其藏書中最為珍貴的稿本、校本為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手稿110余冊，錢大昕的《演易》手稿，惠棟的《周易本義辨證》手稿，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合�！豆茏印罚�顧千里�！读凶記_虛至德真經(jīng)》、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底本等。有“手稿收藏家”之稱。每得異書，必加以整理，詳加考證，經(jīng)他手校古書數(shù)百種。個人收藏達2 800余部，3萬余冊。抗戰(zhàn)爆發(fā)后，目睹江浙藏書大量散佚，1939年與張元濟、葉恭綽、陳陶遺、陳叔通、李拔可等人為了防止文物典籍流出，各出家藏，等在上海創(chuàng)辦合眾圖書館，各人捐其所藏。1949年合眾圖書館藏書已達30萬卷，解放后更名為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今歸于上海圖書館。寫有藏書題跋《卷庵書跋》，收題跋之作近350篇，由顧廷龍編輯，1957年由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

擅長詩文，對草藥、畜牧亦有研究�？�印有《地學問答》、《怡養(yǎng)齋文抄》；撰有《卷盫剩稿》、《芻牧要訣》、《太康物產(chǎn)表》等；顧廷龍編有《葉景葵雜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