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安臣 - 簡介
1820年11月14日，蒲安臣出生在美國紐約州的新柏林。1823年隨父母移居俄亥俄州，10年后再移居密西根州。從1838年到1841年他在密西根大學的一個分校學習。1846年從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yè)后，他在波士頓擔任律師，并開始投身政治。1848年，他為美國自由土地黨（United States Free Soil Party，存在于1848年－1852年）所作的演講使他贏得了廣泛的聲譽。1853年，他成為馬薩諸塞州的參議員。那時他加入了一無所知運動（Know-Nothing movement）。
當時，美國全國對奴隸制度產(chǎn)生激烈的爭議。蒲安臣是一位堅定的廢奴主義者。1856年6月2日發(fā)表著名演說《馬薩諸塞州的抗辯》，為美國解放黑奴運動的重要文獻。1854年，一群反對黑人奴隸制的人建立了一個新的政黨，這就是今天的美國共和黨，蒲安臣正是美國共和黨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由于他的幫助，該黨在麻薩諸塞州成立。1855年，他進入美國國會，當了6年的國會眾議員（1855年－1861年）。在1860年總統(tǒng)大選中，他全力協(xié)助林肯競選。林肯就任總統(tǒng)后，于1861年春任命蒲安臣為美國駐奧地利公使。但奧地利政府以蒲安臣曾經(jīng)發(fā)表過支持當時在奧地利統(tǒng)治下的匈牙利革命的演說為名，宣布不歡迎其人。此時他已在赴奧途中，到達巴黎后才得此消息，一時進退兩難。這時，恰逢中國允許列強派使駐京，林肯于是改派蒲安臣為駐華公使。1862年7月，蒲安臣作為清政府接納的首批外國公使之一入駐北京。
蒲安臣作為駐華公使期間，提出了很多“合作政策”，使清政府更有好感。離任時又被清政府委任為：中國政府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帶領(lǐng)中國使團出訪歐美各國，取得了極大的成功。
1870年2月23日病死在出使俄國的任上。
蒲安臣 - 使團所取得的外交成就
使團的建立
蒲安臣駐華期間，美國的對華政策主要還是追隨英、法等國從中漁利，與中國未有嚴重沖突。尤其是美國在1862年提出的對華“合作政策”，使清政府更有好感�！昂献髡摺钡闹饕獌�(nèi)容是在中國的一切重大問題上，美國要與英法等國協(xié)商合作，贊助中國政府在維持秩序方面的努力，在條約口岸內(nèi)既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不用任何方式干涉中國政府對于它自己的人民的管轄，不威脅中國的領(lǐng)土完整。在具體執(zhí)行過程中，蒲安臣不僅與英、法等國“協(xié)商合作 ”，也與清政府“協(xié)商合作”，在中美一些具體問題處理上注意與清政府溝通，因此奕 等人對他印象甚佳。所以，在歡送蒲安臣卸任的宴會上，聽到他表示今后中國如與各國有“不平之事”，自己愿為中國出力、如同中國所派使節(jié)這番客套話時，奕䜣 等人卻靈機一動，認為如真能請他為中國外交使臣，既可達到遣使出洋的實效，又能避免“天朝”往外遣使的體制問題和中外禮儀的糾葛，因為他畢竟是“洋人”不是“天朝”的臣民。
在取得蒲安臣的同意和赫德等人的支持之后，奕䜣正式向朝廷上奏“請派蒲安臣權(quán)充辦理中外交涉事務使臣”。奏折首先闡明了中國派使的重要性，然后贊揚蒲安臣“其人處事和平，能知中外大體。從前英人李泰國所為，種種不合，蒲安臣曾經(jīng)協(xié)助中國，悉力屏逐。造后回轉(zhuǎn)西洋一次，遇有中國不便之事，極肯排難解紛”。并且說明，由于中外禮儀不同，“用中國人為使臣，誠不免為難，用外國人為使臣，則概不為難”。朝廷也認為這是一個既不失中國體統(tǒng)又解決實際問題的兩全其美的辦法，所以立即批復同意。外國使臣謹見中國皇帝不行跪拜之禮，清政府認為有損國體國格，而任命外國人為本國外交使團領(lǐng)導，清政府反不認為有損國體國格。如此愚頑，確令人啼笑皆非。
清廷決定委派蒲安臣作為中國政府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率使團出訪，但又擔心英、法兩國有疑慮，于是決定加派一名英國駐華使館官員為“左協(xié)理”，一名在中國海關(guān)任職的法國人為“右協(xié)理”。同時，又派記名海關(guān)道志剛和禮部郎中孫家谷二人同蒲安臣一同出使，亦任“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 ”。使團隨行人員有三十多人，其中有一些是同文館學習外語的學生，充任翻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外交使團就這樣組成。
蒲安臣畢竟是外國人，所以清政府還是對其權(quán)限作了某些規(guī)定。總理衙門曾就限制蒲安臣權(quán)限向皇帝報告說： 凡于中國有損之事，令其力為爭阻；凡于中國有益之事，令其不遂應允，必須知會臣衙門覆準，方能照行。在彼無可擅之權(quán)，在我有可收之益。倘若不能見效，即令辭歸。
使團出發(fā)前，又給蒲安臣八條訓令，要求他前往各國，所辦之事，所到之處，都應與中國使臣“和衷商酌”，大小事件都要“逐細告知”；遇到重大事情，必須與中國使臣一起“咨明中國總理衙門候議，再定準否”。同時還要求蒲安臣有培養(yǎng)、訓練中國隨行人員的責任，使其能“歷練一切”。
不過，清政府最擔心的仍是“禮儀”問題，所以對“禮儀”問題的指示最為詳細。清政府要求中國使團不必見外國元首，“或偶而相遇，亦望貴大臣轉(zhuǎn)達，彼此概免行禮。候?qū)肀舜俗h定，再行照辦”。每到一國，國書并不直接交給該國元首，而是“由該處執(zhí)政大員代遞”，并且要說明將來有約之國給中國皇帝的國書“亦照此而行，庶乎禮節(jié)不致參差”�！叭缬杏仗┪鞫Y優(yōu)待者，貴大臣不能固卻”，但必須“向各國預為言明，此系泰西之禮，與中國體制不同，因中國無論何時，國體總不應改，不必援照辦理，不得不預為聲明”。
中國自命為“天下之中”的“天朝”，從無“國旗”之說。但外交使團出訪則不能沒有國旗，所以蒲安臣在出使期間設計了中國有史以來第一面國旗，即黃地藍鑲邊，中繪一龍，長三尺，寬兩尺。作為中國象征的黃龍旗飄揚在歐美各國，標志著中國第一次以主權(quán)國家面目出現(xiàn)在國際社會之中。在與國際規(guī)則接軌的方向上，中國又跨近一步。
訪美：簽訂中國近代第一個平等條約
使團的第一站是蒲安臣的祖國美國。在舊金山，蒲安臣發(fā)揮了他演說家的特長，向聽眾們宣稱：他的出使，意味著中國已經(jīng)走上了和平與進步的道路，希望這個偉大民族向西方文明光輝的旗幟伸出雙手的日子不遠了，這個時機已經(jīng)降臨，這樣的日子已經(jīng)來到。
在紐約，蒲安臣繼續(xù)鼓舞道：中國已經(jīng)“睜開它的眼睛了�！敢夂湍銈兺ㄉ�，向你們購買貨物，賣東西給你們。”并且激勵美國的傳教士們：“在中國每座山頭上和每個山谷中豎立起光輝的十字架！”
上述言論，無疑代表著蒲安臣對此次出使成果的個人期望。但他同樣沒有忘記清廷所交付的使命：“我希望中國的自治能夠得到保持，我期望他的獨立能夠得到保證，我期望他能夠得到平等的待遇，從而使他能夠得到與所有國家同等的權(quán)利�！�
《蒲安臣條約》是使團在美國所取得的最重要的外交成果。這是近代以來中國與西方國家所簽訂的第一個平等條約。美國在條約中保證不干涉清廷內(nèi)政，還涉及保護華僑、自由移民、宗教信仰自由等條款。尤為重要的是，美國政府在條約簽訂之后，隨即外交知悉歐美各國，表示美國將不承認任何干涉中國內(nèi)政的意圖和態(tài)度，并要求美國駐歐洲的各國公使協(xié)助蒲安臣使團順利完成此次出訪。
訪英：迫使英政府公開承認武力威脅中國政府欠妥
使團于1868年9月抵達倫敦。因為此前與美國簽訂條約中的“不干涉中國內(nèi)政”條款有直接針對英國的意思，英國朝野對待使團十分冷淡，媒體也對使團大多抱有敵意。直到10月，使團才得以禮節(jié)性地拜會了外相斯坦利；11月，才在一種冷淡的氣氛中獲得了維多利亞女王的接見。
恰于此時，中國國內(nèi)因天主教育嬰堂連續(xù)死去40多名嬰兒而導致了數(shù)萬滿懷疑忌的群眾火燒教堂、毆打傳教士的“揚州教案”。英國駐上海領(lǐng)事麥華陀趁機調(diào)遣軍艦開赴南京，威脅兩江總督曾國藩。清廷與之交涉數(shù)月未果，遂令蒲安臣使團借訪問英國之機直接與英國政府交涉。
依賴蒲安臣等人對西方外交游戲規(guī)則的熟悉，交涉得以成功，雙方協(xié)定：此后發(fā)生同類事件的處理辦法必須循約而行，“不得擅調(diào)兵船與地方官爭執(zhí)”，并迫使英國外交部發(fā)表官方聲明，公開承認擅自調(diào)兵威脅中國地方官員行為欠妥，表示尊重中國的主權(quán)和司法權(quán)。但英國仍然表示對使用武力“以便保護生命財產(chǎn)受到迫切的危害”持保留態(tài)度。
聲明發(fā)表后不久，又發(fā)生英駐中國臺灣淡水領(lǐng)事吉必勛擅調(diào)兵船，向臺灣地方官勒索白銀的事件。清廷依據(jù)協(xié)定，照會英國政府。英國政府遂令吉必勛繳回所索銀兩，并向淡水中方官員賠禮道歉，隨后并將吉必勛革職。
訪德：俾斯麥認可中國需要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
1869年11月，使團抵達柏林。按照蒲安臣夫人的說法，使團在普魯士受到了“最正式、最壯觀的接待”。
1870年1月，蒲安臣與普魯士鐵腕首相俾斯麥舉行了正式會晤。會晤的結(jié)果，是俾斯麥表態(tài)：中國需要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使團得到了英美等國的廣泛支持，而德國需要與這些國家保持良好關(guān)系。俾斯麥說：“疆域遼闊、人口眾多的(中華)帝國需要一個得到尊重、具有權(quán)威和力量的中央政府�！�
這既是對清廷統(tǒng)治合法性的認可，也是對中國主權(quán)國家地位的承認。
訪俄：蒲安臣勞累成疾驟然去世
1870年2月，使團抵達俄國首都圣彼得堡。半個月后，得到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接見。俄國此時與中國在西北和黑龍江流域關(guān)系十分緊張，沙皇在會見中故意與蒲安臣大談無關(guān)痛癢的美俄關(guān)系，而對中俄關(guān)系刻意避而不談，令蒲安臣感覺交流十分艱難。2月18日，蒲安臣突然病倒，多方診治均不見好轉(zhuǎn)。
隨行的中國官員志剛記載了蒲病重后的工作狀況：
“病勢日加，猶日閱新聞紙，以俄國之事為憂。蓋蒲使長于海面商政，而至俄國，則與中國毗連陸地將萬數(shù)千里，而又各處情形辦法非一，恐辦法稍差，失顏于中國；措語未當，貽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急，致病勢有加無已�！�
2月23日，蒲安臣病逝于中國欽差大使任上。
蒲安臣 - 經(jīng)歷
1820年，蒲安臣出生在波士頓市的一個拓荒者家庭。 他的父親是一個虔誠而熱心的基督教徒，常常放下自家農(nóng)場的活，參加教會活動，并四處布道。22歲時，他進入美國最著名的哈佛大學法學院深造。1846年畢業(yè)后，蒲安臣回到波士頓當律師。 父親的熏陶和自身的經(jīng)歷，使得蒲安臣頗具美國拓荒者的進取精神和追求平等的個性。而這直接影響著他后來的政治活動。
1848年，蒲安臣進入政界。此時的美國，廢奴運動風起云涌，年輕的蒲安臣積極投身其中。1856年，作為眾議員的蒲安臣發(fā)表名為《馬薩諸塞州的抗辯》的著名演說。這篇演說是美國解放黑奴運動的重要文獻。
1861年春，林肯總統(tǒng)任命蒲安臣為美國駐奧匈帝國公使。但在此之前，蒲安臣曾發(fā)表同情匈牙利革命的演說，因此，奧匈帝國政府拒絕他入境。蒲安臣行至巴黎時方得此消息。正當進退維谷之際，恰好清廷已允許列強派遣駐華公使，林肯總統(tǒng)于是改派蒲安臣為第一任美國常駐北京的公使。蒲安臣喜出望外，立即從巴黎啟程赴中國。1862年7月，蒲安臣來到北京。
在中國任職期間，這個無論面對國內(nèi)的黑奴制度還是國外的民族壓迫都十分好斗的牛仔議員，竟然成為最受清廷歡迎的外國人。究其原因，是他推行在一定程度上照顧到清政府利益的“合作政策”。這令看慣了列強臉色的清朝政府頗有好感。
1862年2月，美國國務卿西華德根據(jù)美國在東亞的外交傳統(tǒng)，命令蒲安臣在對待中國的一切重大問題上，盡量與英、法等國“協(xié)商與合作”。
在實施“合作政策”的過程中，精明的蒲安臣擴大其內(nèi)涵，將“與西方列強合作”擴充為“既與西方列強合作，也與清政府合作”。他的“合作政策”雖然顧及到清政府的利益，但主要還是考慮本國利益�！昂献髡摺钡暮诵挠形屙�，其一，在中國的“一切重大問題上”，各國 “協(xié)商合作”；其二，為了條約權(quán)利，保衛(wèi)條約口岸，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其三，贊助滿清政府“維持”秩序的努力，不干涉清政府對內(nèi)鎮(zhèn)壓；其四，保持中國的領(lǐng)土完整，不允許任何單獨的瓜分或割讓；第五，在中國用聯(lián)合外交來代替武力爭奪。
在具體的外交活動中，在一定程度上，蒲安臣的確能照顧到中國的利益，從而把清政府包括在合作范圍之內(nèi)。
例如，1863年，美國商船“幸運之星”號到達中國沿岸，岸上的人哄搶了這艘船。船主納爾遜要向清政府索賠經(jīng)濟損失，蒲安臣拒絕為此事向清政府索賠。因為納爾遜缺乏足夠的證據(jù)來證明他的財產(chǎn)究竟有多少，也不符合中美《天津條約》第13款之規(guī)定：“倘商船有在中國所轄內(nèi)洋被盜搶劫者，……萬一正盜不能緝獲，或起贓不全，不得令中國賠還貨款。”
主動送上門的工作
而剛從美國駐華公使任上退下，旋即披掛上大清國的一品頂戴花翎，以“辦理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頭銜，率清廷首個外交使團出使各國，在蒲安臣看來，更像是個送上門的工作。
1867年11月下旬，擔任駐華公使已達6年之久的蒲安臣辭職回國。在總理衙門(清廷負責外交事務的部門)舉辦的餞行宴會上，他向奕䜣等表示，“嗣后遇有與各國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國派伊為使相同。” 蒲安臣的這番表態(tài)，讓處在焦慮中的奕䜣眼前一亮。
當時，正在開展洋務運動的清政府已深深感覺到與列強之間，不僅要“請進來”，更要走出去。恭親王在給朝廷的奏折中寫道：“近來中國之虛實，外國無不熟悉，外國之情偽，中國一概茫然，其中隔閡之由，總因彼有使來，我無使往�！�
更為緊迫的是，1858年《天津條約》規(guī)定的10年修約之期將至，清政府擔心西方列強趁修約之機“索要多端”，急欲事先遣使籠絡各國�？墒鞘钩嫉腻噙x和中外禮儀糾葛卻成為兩大難題。
一方面，以中國之大，居然“使才難覓”，即使要找出些精通外文的翻譯人才，都十分困難。另一個擔憂是，中國一直要求外國使節(jié)覲見皇帝和太后必須行三跪九叩大禮。這遭到列強的強烈抵制，雙方只好暫時擱置爭議，各國外交官也因此無法按照國際慣例覲見中國元首。如果中國派出使臣，按國際慣例覲見外國元首，那對方的使臣就可以要求對等待遇，“磕頭”的問題必定會成為一個大麻煩。
蒲安臣在餞行宴上的這番話，讓奕䜣等不禁靈機一動，何不干脆請洋人為使呢？這既能取得遣使出洋的實效，又可以避免中外禮儀的糾葛。在獲得蒲安臣的同意之后，奕䜣正式向朝廷上奏：“請派蒲安臣權(quán)充辦理中外交涉事務使臣�！�
在奏折中，奕䜣對蒲安臣極盡贊揚之詞： “其人處事和平，能知中外大體，遇有中國為難不便之事，極肯排難解紛�！倍艺f明由于中外禮儀不同，“用中國人為使臣，誠不免于為難，用外國人為使臣，則概不為難。” 就這樣，在清廷和蒲安臣的一拍即合中，外交史上堪稱奇聞的“蒲安臣使團”組成了。
為打消英法兩國的疑慮，奕䜣等人在使團中加入了英國人柏卓安(時任英國駐華使館中文翻譯)、法國人德善(時任職中國海關(guān))。二人均“通曉漢語文，……兼可以籠絡英法諸國”。柏卓安被任命為左協(xié)理，德善為右協(xié)理。同時，為了維護清廷的體面，以記名海關(guān)道志剛及禮部郎中孫家谷二人，同任“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名位與蒲安臣完全相同。
畢竟，蒲安臣是外國人，清政府對其權(quán)限作了某些規(guī)定：“凡于中國有損之事，令其力為爭阻；凡于中國有益之事，令其不遂應允，必須知會臣衙門覆準，方能照行。在彼無可擅之權(quán)，在我有可收之益。倘若不能見效，即令辭歸�！�
更具標志性的是，在出使期間，蒲安臣設計了中國有史以來第一面國旗，樣式為黃底藍鑲邊，中繪一龍，長三尺，寬兩尺。作為中國象征的黃龍旗飄揚在歐美各國，意味著中國第一次以主權(quán)國家面目出現(xiàn)在國際社會之中。在與國際規(guī)則接軌的方向上，中國又跨近了一步。
備受爭議的《蒲安臣條約》
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使團乘坐“格斯達哥里”號輪船，自上海虹口港起航，開始出訪歐美各國。
面對國勢頹弱的老大帝國，各國不可能輕易就范，按清廷的意愿來修約。作為一個資深外交官，他深知此行的難度之大。因此，他把使團的第一站選在了最有把握的地方——美國。
經(jīng)過一個多月的海上航行之后，蒲安臣使團抵達舊金山。
久歷美國政壇的蒲安臣深深懂得，公眾輿論對國會決策的影響。從舊金山前往華盛頓的途中，他充分施展自己的口才，熱情地向美國聽眾陳述他的使命：“我希望中國的自治能夠得到保持，我期望它的獨立能夠得到保證，我期望它能夠得到平等的待遇，從而使它能夠得到與所有國家同等的權(quán)利�！�
充滿熱情的演講，在所到之處引起轟動，深深打動了聽眾。在華盛頓，蒲安臣取得了此行最大的成就——代表中國與美國簽訂了中美《天津條約續(xù)增條約》八條，史稱《蒲安臣條約》。而這也是讓他在中國成為一個爭議人物的關(guān)鍵。
單從字面上來看，這無疑是中國近代史上所簽訂的比較平等的條約。在形式上，中國首次以主權(quán)國家身份訂約；在內(nèi)容方面，其對等性反映在締約雙方均有設領(lǐng)護僑、移民、辦學、宗教信仰自由等權(quán)利和義務。這一方面滿足當時美國的需要。同時，清政府則通過這個條約，從形式上獲得了不干涉中國內(nèi)政的保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第七條規(guī)定，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時，美國“需照相待最惠國人民”對待，為首批中國幼童赴美留學打下了法律基礎。其他一些條款對赴美華工、僑民也起了某種保護作用。
在論及這個被后世某些史家指責為賣國的條約時，梁啟超稱贊“彼條約實為最自由最平等之條約也”。這些矛盾的觀點直接關(guān)系到中國人對蒲安臣的評價：他要么是中國人民的友善朋友，要么是帝國主義的陰險幫兇。
殉職異域的“客卿"
在結(jié)束訪問美國之后，蒲安臣使團繼續(xù)前行，遍訪英國、法國、瑞典、丹麥、德國、俄國，會見了各國元首。
1870年2月18日，在參觀完沙俄皇宮回寓所后，蒲安臣就覺得不舒服，又咳又喘，而且感到兩肋疼痛。志剛讓隨團的中醫(yī)給蒲安臣診治，結(jié)論是“肝郁兼受外邪，治宜清解和肝”。蒲安臣夫人請來西醫(yī)治病，但不見好轉(zhuǎn)。志剛的日記記載了蒲安臣當時的狀況：
病勢日加，猶日閱新聞紙，以俄國之事為憂。蓋蒲使長于海面商政，而至俄國，則與中國毗連陸地將萬數(shù)千里，而又各處情形辦法非一，恐辦法稍差，失顏于中國；措語未當，貽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急，致病勢有加無已。
1870年2月23日蒲安臣病故，志剛對此深為悼惜。他認為蒲安臣“為人明白豪爽，辦事公平。而心志未免過高，不肯俯而就人，一遇阻礙，即抑郁愁悶而不可解。兼之水陸奔馳，不無勞瘁，受病已深，遂致捐軀于異國”。
蒲安臣病故后，使團由志剛主持，繼續(xù)訪問了比利時、意大利、西班牙等國，于1870年10月回到北京。
19世紀70年代，清政府終于開始陸續(xù)派出駐外使節(jié)，蒲安臣使團的出行無疑對此起到了關(guān)鍵性的推動作用。此外，隨行的中國官員大開眼界，接觸新事物，吸收新思想，并鍛煉了外交才干。如使臣志剛不僅盛贊在法國看到的鐵路、火車，“公私皆便，而利益無窮”，甚至在參觀美國國會后還肯定議會制度可使“民情達而公道存”，而且深感國際交往之必要。這些可以從他們所寫的幾部游記，如志剛的《初使泰西紀》、孫家谷的《使西述略》、張德彝的《歐美環(huán)游記》等書中看出來。
蒲安臣 - 關(guān)于“蒲安臣條約”
1867年11月下旬，擔任駐華公使已六年的蒲安臣卸任回國，在總理衙門舉辦的餞行宴會上向奕?等表示：“嗣后遇有與各國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國派伊為使相同�！倍№t良根據(jù)其所作翻譯記錄敘述說：蒲安臣“辭行，恭親王邀我充任翻譯。”“蒲安臣聲明，愿意就列強誤解中國的問題為中國說話。恭親王說：‘這方面的工作是需要的。你是否要經(jīng)過歐洲呢？’蒲安臣作肯定答復后。恭親王請其向巴黎和倫敦兩政府，尤其是倫敦政府，代中國說項�！薄啊傊�，你就是我們的公使�！вH王接著說：‘如果一個公使為兩個國家服務是可能的話，我們很愿意派你充任我們的使節(jié)�！保ǘ№t良：《中國春秋》）對此，赫德的自述說：“我自從1861年到達北京以后，即曾向總理衙門力陳走向西方人所理解的‘進步’一詞的方向，并且我所談論的，幾乎沒有任何一點能再比在每個條約國家的王廷建立常駐使節(jié)的需要，更為強調(diào)，更為頻繁的了。……第一步，我于1866年勸請總理衙門派遣斌老爺同我一起前往歐洲。事實上向海外派遣代表的問題，竟成為我每次前往總理衙門時一定要談論到的事情了�！瓗滋煲院螅ㄔ诳偫硌瞄T的宴會中）柏卓安告?我，總理衙門已經(jīng)在考慮派蒲安臣為前往各條約國家的代表，并問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我當即說這種想法應當予以支持，第二天，我前往總理衙門極力表示贊同�！保ā侗比A捷報》1869年11月9日載，赫德：《中國事務紀略》）
清廷決定委派蒲安臣作為清政府“辦理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率使團出訪，又擔心“英法二國置之不論，誠恐伊等不無疑慮”，決定加派英使館翻譯柏卓安為“左協(xié)理”，法籍海關(guān)稅務司職員德善為“右協(xié)理”；應奕?等人奏請，著賞記名海關(guān)道志剛和禮部郎中孫家谷“二品頂戴”偕同出使。二人同蒲安臣一樣，亦任“辦理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遺憾的是，總理衙門以及各朝廷重臣在討論使團之使命時，竟然全部精力都花在禮儀問題上，國家利益及主權(quán)等事務居然沒花什么時間予以研究。在儒家道統(tǒng)看來，“隆禮”不但是人們言行的標準，而且還是政治等級不可冒犯的制度、治國之本。最終作以下權(quán)限規(guī)定：一、“此次中國所派之員，將來到各國時，似可暫毋庸相見，或偶而相遇，亦望貴大臣轉(zhuǎn)達，彼此概免行禮。俟將來彼此議定，再行照辦”；二、“令蒲安臣每抵一國，即將國書由該處執(zhí)政大員代遞，且言明將來有約之國，如有國書，或由貴大臣赍回，或交往駐京各大臣轉(zhuǎn)呈中國，亦即照此而行，庶乎禮節(jié)不致參差”；三、“如有欲照泰西禮優(yōu)待者，貴大臣不能固卻，即亦不為遙制，但務順向各國預為言明，此系泰西之禮，與中國無論何時，國體總不應改，不必援照辦理，不得不預為聲明”；四、“凡有如中國禁地及一切妨礙國體之事，仍望貴大臣照中國體制，不必舉行”；五、“遇有彼此有益無損事宜，可準者，即由貴大臣與欽命之員酌奪妥當，咨商中國總理衙門辦理。設有重大事情，亦須貴大臣與欽命之員，開具情節(jié)，咨明中國總理衙門候議，再定準否”。使團一行三十人，于1868年2月25日由上海出發(fā)，4月初抵舊金山。5月中，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在招待這個使團的宴會上祝賀蒲安臣是“最年輕的一個政府的兒子和最古老的一個政府的代表”。蒲安臣在答詞中稱，他此次出使意味著中國已經(jīng)走在和平與進步的道路上�！跋Ｍ@個偉大民族向西方文明的光輝旗幟伸出它的雙手的日子，不久就來臨�！�
中美《天津條約續(xù)增條約》的簽定
使團6月2日繞過巴拿馬到達華盛頓。蒲安臣拋開總理衙門的禮儀規(guī)定，抓住“有益無損事宜”可以酌奪之規(guī)定，精心安排了按照國際慣例的主權(quán)國家外交禮儀，特意設計制作了第一面黃色的中國國旗，志剛記述：“藍鑲邊，中繪龍一尺三長，寬二尺，與使者命駕之時，以為前驅(qū)”。它于是成為中國第一次作為主權(quán)國家出現(xiàn)在國際社會的標識。1859年年底，美國公使致函桂良，認為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因“亞羅號”懸掛英國國旗引發(fā)，皆因中國無國旗所致。他建議中國沿用國際慣例設計自己的國旗。但清廷根本不理解國旗的意義，以為是識別旗號而已，遂準桂良頒令以后大清船舶、軍艦可升掛黃龍旗號，以與他船有別。3日，使團拜訪西沃德國務卿，6日，在白宮受到美國總統(tǒng)約翰遜的接見，蒲安臣鄭重地向總統(tǒng)遞出中國第一份國書。10日，參加總統(tǒng)主持的歡迎國宴。6月28日，蒲安臣在紐約市歡迎宴會上再次發(fā)表演說，他以中國代言人的身份說：“中國睜開它的眼睛了�！鼩g迎你們的商人，歡迎你們的傳教士�！薄拔蚁Ｍ袊淖灾�，應該維持。我希望它的獨立，應該保全。我希望，它能獲得平等，這樣它就能以平等的特權(quán)給予一切國家�！薄叭裟銈冇脧娏θ浩饶莻�偉大的民族，你們可以看到，任何想實行這種暴虐政策的企圖，不僅會影響中國，而且會使你們彼此卷入浴血的戰(zhàn)爭�！�
7月28日，蒲安臣完全不顧總理衙門的限令在華盛頓代表中國與西沃德簽訂了中美《天津條約續(xù)增條約》八條，史稱《蒲安臣條約》�！肚迨犯濉酚浭觯骸捌寻渤嫉戎撩肋f國書，并增定條約，其要目有八：一，美國與他國失和，不得在中國洋面奪貨劫人；二，除原定貿(mào)易章程外，與美商另開貿(mào)易之路，皆由中國作主；三，中國派領(lǐng)事駐美通商各口；四，中、美奉教各異，兩國不得稍有屈抑；五，兩國人民互相往來游歷，不得用法勉強招致；六，兩國人民互相居住，照相待最優(yōu)之國利益均?；七，兩國人民往來游學，照最優(yōu)之國優(yōu)待，并指定外國所居之地，互設學堂；八，美國聲明并無干預中國內(nèi)治之權(quán)�！�1869年11月，美國公使與清廷交換批準書時，總理衙門雖為蒲安臣越權(quán)惱火，但因為此約畢竟是中國首個對等條約，且內(nèi)容亦有利，準予成立。《清史稿》稱：“其時曾國?等鑒于道、咸間條約失利，特建議遣使往訂此約，于領(lǐng)海申明公法，于租界爭管理權(quán)，于出洋華工謀保護，且預防干涉內(nèi)治云�！睏l約的主要內(nèi)容強調(diào)兩國民眾自由交往，尊重中國領(lǐng)土主權(quán)完整，中美兩國自此開始推行相互“合作政策”，對中國最大的益處，是促進了中國的對外開放。8月21日，蒲安臣在波士頓的演講中，首先大談這個條約保全中國領(lǐng)土及主權(quán)的不割讓主義；強調(diào)美國對這一政策的領(lǐng)導地位。他說：“這個條約，宣布中國領(lǐng)水的中立化，反對治外法權(quán)主義的要求，……由于在華的外人及其財產(chǎn)，受各該外國的法權(quán)管轄，他們就認為彼此有在中國領(lǐng)水內(nèi)互相攻擊的權(quán)利。這一個條約，阻礙了這一切無理的要求，它也勾消了所謂割讓主義�！薄澳切┚幼≡跅l約口岸的各國人民，認為他們的法權(quán)，不僅可以管轄他們自己的人民，管轄他們自己人民的生命和財產(chǎn)，并且可以管轄中國和其它外國的人民。……現(xiàn)在這個條約，將這一切有關(guān)土地割讓的要求，都一筆勾消了。” “這個條約，承認中國是一個平等的國家”，“中國人現(xiàn)在可以與英國人、法國人、俄國人、普魯士人以及一切國家的人，并肩而立了�！液芨吲d，美國有勇氣實行它的偉大平等原則�！睏l約的第八款中規(guī)定：“至于中國之內(nèi)治，美國聲明并無干預之權(quán)，及催問之意。即如通線（指電報等）、鐵路各等機法，于何時，照何法，因何情，欲行制造，總由中國皇帝自主，酌度辦理，此意預已言明。將來中國自欲制造各項機法，向美國以及泰西各國借助襄理，美國自愿指準精練工師前往，并愿勸別國一體相助�！逼寻渤荚诓ㄊ款D詮釋此條時說：“外國人在中國，慣于教訓中國人，說他們何時應建筑鐵路，何時應安設電線；而且，事實是他們企圖管理中國的一切事務。這一個條約，宣布這一切要求，概歸無效。這條約特別指出，中國人欲于何時進行改革，完全由他們自己來決定……。我很驕傲，這個國家（指美國）訂立了這樣的一個條約，這條約的每一字句，都是為著中國的利益””。
《蒲安臣條約》的影響
改變了清廷對海外華人華僑的態(tài)度。歷來中國政府與社會均視華僑為不忠不孝的叛逆，鄭和下西洋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剿滅在海外的華人。清政府延續(xù)禁海政策，頒布了《南洋渡航禁止令》，尤其是在雍正五年的上諭竟做出了禁止華僑歸國的規(guī)定。１８５８年中美簽訂《天津條約》時，美國代表杜邦與直隸總督譚廷襄之間對話充分反映了清廷對出海之人的蔑視，這是華夷關(guān)系的另一種表現(xiàn)：
杜邦：“希望中國遣派一些領(lǐng)事到美國，以便照料在美之華人�！�
譚：“敝國向例不遣派官員赴外國�！�
杜邦：“但貴國人民居留太平洋彼岸者，人數(shù)甚多，不少于數(shù)十萬�！�
譚：“敝國皇帝撫御萬民，何暇顧及此區(qū)區(qū)漂流海外之浪民？”
杜邦：“惟此等華人已在敝國開采金礦之故，富有者甚眾，似有加以照顧之價值�！�
譚：“敝國皇帝富有四海，何暇與此海外游民錙銖計較�！�
直至1876年，受派為中國首批駐外使節(jié)的劉錫鴻說得更明白：“今華民流落各國各島者殊不乏人，新舊金山則尤多，其人類皆無賴惡劣，不能謀生于鄉(xiāng)里，然后逃亡外洋，時有恃眾與洋人為難者，亦有犯法為洋官拘禁者，若聞中國有領(lǐng)事進駐，必意為保衛(wèi)若輩而設�！弊浴镀寻渤紬l約》簽訂以后，清廷不得不履行條約規(guī)定，開始了保護華僑的工作，詳情不贅。
《蒲安臣條約》對“排華”運動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抑制作用。此作用可以分兩個方面：一是《蒲安臣條約》有效地阻止了美國西部各州制定“排華法”；另一是清政府以此條約為依據(jù)，對美國的“排華”采取抗爭手段�！镀寻渤紬l約》簽訂后，加州等州所頒布的歧視性限制中國移民的立法，像“立方尺空氣法案”、“辮子法案”、“捕魚稅法案”、“扁擔稅法案”以及其他對華工迫害都因違反《蒲安臣條約》而由聯(lián)邦法院宣判無效，或由聯(lián)邦政府加以制止。例如，１８７６年３月，加州正式要求美國總統(tǒng)與清政府談判，以修改《蒲安臣條約》。兩個月后，參議員薩堅特也向國會提出了內(nèi)容相同的議案，但未獲通過，僅決定由國會委托一個委員會調(diào)查加州華工真實狀況。加州在1877-1888年在克尼策動下，沙地黨進行瘋狂排華活動。1879年在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國會議員亦為限制華人而游說，國會通過一議案限制華人入美數(shù)目每船不得超過十五名�？偨y(tǒng)海斯判定這個議案有礙《蒲安臣條約》所規(guī)定的中美自由移民的宗旨，遂拒絕簽字。聯(lián)邦法院在拒絕這些排華法案立法的理由時指出：“第三，它違反了‘蒲安臣條約’中確認的自由移民權(quán)利和最惠國待遇” 遺憾的是，１８８０年清廷與美國簽訂《中美續(xù)修條約》，標志著《蒲安臣條約》被修改，于是立即有《１８８２年排華法》出籠。
蒲安臣 - 出訪歐洲的影響
蒲安臣使團于1868年9月19日離開美國前往倫敦，出發(fā)前蒲安臣向美國政府求援，要求美國對前往國施加影響以期使團在這些國家同樣獲得成功。國務卿立即通知美國駐各國使節(jié)，要求他們向所在國表明美國政府的態(tài)度，以利蒲安臣使團圓滿完成中國使團首次出訪的各項任務。美國影響無疑是不可忽視的，使團首先在溫莎得到維多利亞女王的接見。12月4日，英國內(nèi)閣改組，自由黨的葛萊斯東任新首相，新任外交大臣克拉蘭敦于22日首次與蒲安臣使團進行會談，蒲安臣以“中國欽差”身份就合作政策問題與英政府交換意見。他說：應消除西方列強可能具有的一種印象，以為中國政府已從事一種倒退的政策；指責西方列強輕率地和不友好地企圖采取一種將使一切進步成為不可能的政策，因為這種政策的威脅口氣和強暴態(tài)度打擊了中國人民的情感。12月28日，克拉蘭敦給蒲安臣一個照會，以西沃德和蒲安臣的同樣手法把球踢了回來：“任何急速的步驟，將新的制度及新的觀念，介紹給中國人民，……不僅會發(fā)生混亂，甚至可能引起革命�！覀兘^無意愿用不友好的壓力施于中國，使中國改進對外國的關(guān)系過于急促，以致危及他們的安全，或者忽視了他們臣民的感慨”英國照會還稱：“第一，不實施與中國的獨立和安全相矛盾的一種不友好的壓迫；第二，英王陛下政府寧愿同中國的中央政府直接接觸，不愿同各地方官吏交涉”；條件是中國應忠實地遵守各種條約義務，并且保留使用武力“以便保護僑民生命財產(chǎn)受到迫切的危害”。回避了蒲安臣強烈希望英國與他的使團簽署一個類似美國所簽條約的愿望，但至少給予使團一個主權(quán)平等國家的外交接待。
1869年1月2日，蒲安臣使團抵巴黎。法國極惱火蒲安臣的“不割讓主義”，但礙于美國的態(tài)度以及法英結(jié)盟關(guān)系，只得遵循英國的遠東政策。由于英國女王接見了中國使團，其外交大臣又致函采納修約緩進政策，法國外交部長拉發(fā)特通過英國駐法國公使向英政府表示：“法皇政府對于這一事件（指克拉蘭敦致蒲安臣函）及其它事件，與英皇陛下政府所采處的立場，是一致的。”1月21日，拿破侖第三也接見了蒲安臣使團。使團在巴黎呆了六個多月，但法國只是表面客氣，“宮廷里不斷傳來使團聯(lián)歡的反響”，卻無任何實質(zhì)性收獲，沒有取得類似華盛頓那樣的條約，或者英國那樣的自制性的照會。使團9月21日前往瑞典，10月7日離開斯得哥爾摩，30日離開丹麥，11月18日離開荷蘭，1870年1月造訪柏林。在柏林受到禮遇，并同普魯土進行談判，俾斯麥發(fā)表了對中國有利的強調(diào)聲明（與英國類似）。
蒲安臣 - 病故
1870年2月1日使團由普魯士前往俄國。16日在圣彼得堡覲見沙皇。因為當時英俄爭霸世界，美國與英國矛盾也較多，西沃德國務卿剛以720萬美元從俄國手中買下當時被視為“冰箱”的阿拉斯加，解決了沙皇急需的資金，俄國更親近美國。沙皇接見蒲安臣時說：“我希望，你來到這里的談判，……將增進我們的商務關(guān)系。我同時很高興，中國的利益，由一個對我們特別同情的友好國家之公民所代表�！钡寻渤嫉男那椴⒉豢鞓�，因為沙皇回避了蒲更關(guān)心的中國問題。接見的次日就病倒了。病中的蒲安臣每日看報，憂心忡忡：“俄與中國毗連陸地萬數(shù)千里，而又各處情形辦法非一。既恐辦法稍差，失顏于中國；措語來當，又將貽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思，致病勢有加無已，于二十四日（二月二三日）身故”，時年50歲。志剛評價：“查蒲使為人明白豪爽，辦事公平，而心志未免過高，不肯俯而就人。一遇阻礙，即抑郁愁悶而不可解；兼有水陸奔馳，不無勞瘁。受病已深，遂致捐軀于異國”。根據(jù)志剛的記述，蒲安臣在美國以外各國，肯為雇主賣力氣。志剛等當即?蒲妻治喪銀六千兩；清政府則 “加恩賞給一品銜，并賞銀一萬兩”。一個美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的外交事業(yè)當作他自己的事業(yè)，這是什么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在中國當時外交人才幾乎為零的情況下，他代表中國政府完成了第一次中國與外國的官方交往，對于發(fā)展中國的外交事業(yè)做出的貢獻是無與倫比的。蒲安臣死后，志剛、孫家谷舉著蒲設計的中國國旗，繼續(xù)完成了對比利時、西班牙、意大利的訪問。而且覲見了三國國君，親遞國書，采納國際通行的外交禮節(jié)。
當蒲安臣使團還在歐洲訪問時，1869年，英國公使阿禮國以中國使團在歐美覲見各國元首時均行國際通行禮節(jié)為由，要求以對等形式、對等禮節(jié)覲見清帝。1871年，清廷為解決天津教案遺留問題派遣崇厚出使法國，法國以蒲安臣使團曾覲見拿破侖三世，而法國公使至今仍未得覲見清帝。為求得對等原則的實現(xiàn)，在法國公使覲見清帝以前，法國不接待崇厚。1873年2月，同治皇帝親政，各國公使連續(xù)照會總理衙門要求當面致賀同治皇帝，且，“志剛孫家谷出使各國暨崇厚出使法國均立而見之”，覲見中國皇帝也只行國際禮節(jié)。6月27日，在清廷經(jīng)過反復辯論之后終于放下“天朝至尊”的架子，同治皇帝按西方禮節(jié)接受了西方使節(jié)的覲見。至此，中國堅持不懈的“三跪九叩”大禮被擱置，華夷關(guān)系的外交終于開始轉(zhuǎn)入對等原則下的條約關(guān)系外交。接著，中國陸續(xù)派出公使至對方國家設立使、領(lǐng)館。外國近代史學者稱：“直到1880年時，中國才姍姍來遲地進入了國際大家庭”；首先動搖中國陳腐的華夷關(guān)系的外交儀制的，正是蒲安臣。
蒲安臣 - 評價
清朝政府為表彰蒲安臣其擔任駐華公使時“和衷商辦”及出使期“為國家效力”，竭力維護中國主權(quán)和領(lǐng)土完整。授與一品官銜，以及撫恤金一萬兩銀子。
美國著名作家馬克吐溫就蒲安臣的逝世寫下悼詞：“他對各國人民的無私幫助和仁慈胸懷，已經(jīng)越過國界，使他成為一個偉大的世界公民�！比欢鴰资陙�，中國的教科書卻徹底忘記了這位改變了中國外交史的杰出外交家。至今，在美國舊金山附近和堪薩斯，各有一座以蒲安臣命名的城市，加州的那一個Burlingame建立于1909年，是一個華人聚居的地方。
蒲安臣使團作為中國政府出訪歐美的第一個正式外交使團，畢竟跨出了晚清官員走向世界、邁向國際社會的第一步。出洋期間，蒲安臣還為使團設計了第一面中國國旗，即黃地藍鑲邊，中繪一龍，長3尺，寬2尺，“與使者命駕之時，以為前驅(qū)”。作為中國象征的黃龍旗飄揚在歐美各國，標志著中國第一次以主權(quán)國家面目出現(xiàn)在國際社會之中。蒲安臣使團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籠絡各國”的外交使命，得到了美、英等國政府不借修約干涉中國的表面上的承諾。《中美續(xù)增條約》也在客觀上對赴美華工、僑民起了某種保護作用。
蒲安臣使團也為以后中國近代外交使節(jié)制度的建立開辟了道路。當時李鴻章就指出，此次乃“權(quán)宜試辦，以開風氣之先，將來使回，如查看有效，另籌久遠章程，自不宜常令外國人充當”。19世紀70年代清政府終于開始陸續(xù)派出駐外使節(jié)。蒲安臣使團里的中國官員也通過這次出訪大開眼界，接觸新事物，吸收新思想，并鍛煉了外交才干。如使臣志剛不僅盛贊在法國看到的鐵路、火車，“公私皆便，而利益無窮”，甚至在參觀美國國會后還肯定議會制度可使“民情達而公道存”，而且深感國際交往之必要。在出訪期間他的外交能力也得到了鍛煉，因此能在蒲安臣病逝后擔當起領(lǐng)導使團的重任，主持了訪問俄國等國時的交涉。參加蒲安臣使團的晚清中國官員對世界的認識、見聞和思想變化，可以從他們所寫的幾部游記，如志剛的《初使泰西紀》、孫家谷的《使西述略》、張德彝的《歐美環(huán)游記》等書中看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