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羅廷 - 簡介

1923～1927年共產(chǎn)國際駐中國代表和蘇聯(lián)駐中國國民黨代表﹑國民政府高等顧問。俄羅斯人。原名馬爾克維奇·格魯申貝格，生于沙俄前威帖布克省。青年時代開始革命活動。1903年參加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07年春赴美僑居，參加革命活動﹐曾在芝加哥加入美國社會黨。1918年 7月回國，在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工作。次年3月出席共產(chǎn)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隨后奉派到美﹑德﹑英等國從事國際聯(lián)絡工作。   

1923年秋來中國﹐任共產(chǎn)國際駐中國代表﹑蘇聯(lián)駐廣州革命政府代表，并被孫中山聘為國民黨的組織教練員，其后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高等顧問等職。他提出改組國民黨的具體計畫﹐推動了國民黨的改組和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形成。

1924年 1月參加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協(xié)助起草大會宣言和會議的其它文件。同時協(xié)助孫中山創(chuàng)辦黃埔軍校﹐請求蘇聯(lián)政府派軍事顧問團及調拔款項﹑軍械支持軍校。并多次到軍校介紹十月革命經(jīng)驗和蘇聯(lián)紅軍的生活和政治工作。當年10月支持孫中山鎮(zhèn)壓商團叛亂。11月隨孫中山北上。孫中山逝世前，請他轉達遺言和給蘇聯(lián)的信。

1925年7月任廣州國民政府高等顧問。

1926年﹐蔣介石制造“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排斥共產(chǎn)黨人﹐鮑羅廷對蔣采取妥協(xié)遷就的態(tài)度。同年 7月北伐軍開始出師，他暫留廣州，12月隨國民政府北遷至武漢。當蔣介石反動面目暴露后﹐他支持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采取的制裁措施。同時支持人民群眾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的斗爭﹐但指責“農(nóng)民運動過火”。   

1927年 4月蔣介石進行反共清黨后﹐對鮑羅廷等發(fā)出通緝。同年10月他回到莫斯科﹐曾任蘇維埃勞動人民委員，塔斯社代理負責人﹑英文《莫斯科新聞》主編。1949年 2月因美國記者斯特朗“間諜案”受株連被捕。1951年5月29日死于伊爾庫茨克的一個勞動營中﹐后來蘇聯(lián)為他恢復了名譽。 

鮑羅廷 - 幫助改組國民黨

孫中山?jīng)Q心改組國民黨在1922年陳炯明叛變后即已開始，但真正付諸實施還在1923年10月鮑羅廷來到廣州以后。他先聘任鮑為國民黨組織教練員。10月28日正式成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zhí)委會作為籌備召開“一大”的領導機構后，又改聘鮑為顧問。鮑的主要貢獻是幫助孫中山起草了重新解釋三民主義的綱領性文件“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當時參與起草的還有汪精衛(wèi)、廖仲愷、胡漢民、瞿秋白。此外就是重建國民黨在廣州和上海的黨組織并確定參加一大的代表，鮑羅廷還因此去了上海并與陳獨秀、張國燾等中共領導人一起開了會。但是到1924年1月20日一大正式開幕后他卻躲到幕后去了。在會上左右兩派斗爭激烈，對“一大宣言”是否通過甚至孫中山也產(chǎn)生一些動搖時，這時他才應孫先生之請到了大會秘書處。他用充足的理由和誠懇的態(tài)度說服孫中山，堅定了他的信心。孫中山在大會上堅定表態(tài)，最終使宣言得以通過。鮑羅廷在大會上公開露面只有一次，即1月25日追悼列寧逝世時，但實際上他始終密切關注大會的進行，為大會勝利召開作出了杰出貢獻。

鮑羅廷 - 幫助創(chuàng)建黃埔軍校

幫助創(chuàng)建黃埔軍校，在廣州的兩場斗爭中取得勝利“一大”后孫中山首先抓了黃埔軍校的開辦。 一直到6月16日正式開學。無論是開辦經(jīng)費或訓練用的槍支彈藥，無不主要依靠蘇聯(lián)支援，鮑羅廷作了大量工作。他與孫中山一起出席了開學典禮，6月24日還親自到校作了重要講話。

兩場斗爭，一是國民黨內(nèi)右派提出的“彈劾共產(chǎn)黨案”，從6月底開始一直鬧到8月下旬召開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通過《有關容納共產(chǎn)分子問題之訓令》結束。鮑羅廷支持孫中山，并中途把在上海的瞿秋白（他是國民黨候補中央執(zhí)行委員）請來參與這場斗爭，終于把右派的氣焰打下去，鞏固了國共黨內(nèi)合作的原則，維護了“一大宣言”的精神，鮑顧問功不可沒。

另一場是廣州的“商團叛亂”，從8月中開始，商團揚言成立“全省商團聯(lián)防總部”，要推翻大元帥府。由于9月初孫中山率領北伐軍開往韶關，廣州由省長胡漢民代理大元帥，態(tài)度動搖。敵人在英帝支持下，更加氣焰囂張。鮑顧問力主堅決鎮(zhèn)壓。10月10日孫中山成立“革命委員會”領導平叛，他任會長，聘鮑為顧問，并說在會長缺席時鮑有表決權，以制約胡漢民的動搖。14日革命委員會召開緊急會議，鮑羅廷在會上講了話，孫中山也已回師廣州，15日一舉平定叛亂。這對當時廣州革命政權是一場生死存亡的考驗，鮑羅廷又立了一功。

鮑羅廷 - 處理政變

在孫中山逝世前后廣州的平定商團叛亂沒過幾天，北京發(fā)生了驚天動地的大事：馮玉祥在10月24日發(fā)動政變推翻了大總統(tǒng)曹錕，建立國民軍，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11月13日鮑羅廷陪同孫中山、宋慶齡等北上，12月4日到天津，31日入京。由于馮玉祥失誤，在打敗曹錕、吳佩孚直系勢力后又把段祺瑞請出來執(zhí)政。結果奉系張作霖與段勾結，逼迫馮玉祥先至京西天臺山，后赴張家口。孫中山提出要廢除不平等條約、召開國民會議，段祺瑞則提出“外崇國信”的“善后會議”，針鋒相對，斗爭激烈。鮑羅廷與北京的加拉罕及中共北方區(qū)委的李大釗等堅持孫中山的正確主張，與“善后會議”作斗爭。鮑羅廷不僅參加國民黨中央在北京成立的政治委員會會議，而且常常邀請國民黨要員到蘇俄使館去談話。一直到孫中山病重，起草《致蘇俄遺書》 ，鮑羅廷都親自參與。3月12日孫中山病逝，鮑是治喪中重要人物。在此期間他到張家口會晤馮玉祥，4、5月間鮑南下廣州前還到直隸、河南等地會晤國民軍將領，為在大革命后期蘇聯(lián)支援國民軍反對奉直軍閥打開道路。

鮑羅廷 - 開展國民革命

鮑羅廷再下廣州，堅持孫中山三大政策，開展國民革命

1925年5月鮑羅廷重返廣州，國民黨中央召開一屆三中全會，決議接受孫中山遺囑，堅持革命；7月將大元帥府改組為國民政府，正式組織國民革命軍。鮑羅廷被繼續(xù)聘請為高等顧問。自此一直到1926年11月國民政府遷都武漢，約有一年半。除1925年10月他一度秘密再赴北京參加中共中央召開的第二次擴大會議及1926年2月至4月“休假”一度又至北京等地外，他一直坐鎮(zhèn)廣州，忠實履行他的顧問職責。

鮑羅廷在此期間的最大功績是自始至終參加了為聲援五卅運動而在廣州開展的省港大罷工。這場大罷工從1925年6月開始，1926年10月結束，其歷時之久，影響之深遠、規(guī)模之巨大，都是空前的。鮑羅廷這時不僅是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高級顧問，還是一度成立的中共中央駐廣東的派出機構“廣州臨委”的五人成員之一，其他四人為中央駐粵委員譚平山及中共廣東區(qū)委的陳延年、周恩來、羅亦農(nóng)。這次大罷工因有共產(chǎn)黨領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支持才得以取勝。當時擔任鮑的助手兼翻譯的張?zhí)�雷就說過：“這次大罷工的準備工作事前策劃得非常周密，有關的重要決策都是在鮑羅廷顧問那里商定的，具體行動則由區(qū)黨委分派專人去辦。”汪精衛(wèi)、廖仲愷和共產(chǎn)黨員鄧中夏、黃平、楊匏安都是罷工委員會的顧問，蘇兆征則是罷工委員會委員長。與省港大罷工同時掀起的廣東農(nóng)民運動也得到鮑羅廷的有力支持。

另一件大事是平定盤踞廣州的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的叛亂及第二次東征。這次平定楊劉叛亂在鮑羅廷5月下旬返穗前已在準備，蘇聯(lián)軍事總顧問加侖參與領導，6月中旬平叛勝利時鮑剛到廣州，他主要參與了平叛后組建國民政府及國民革命軍工作。不料8月廖仲愷遇刺，震驚上下。鮑羅廷又親自參與了“廖案”處理，9月陳炯明殘部在東江作亂，國民革命軍第二次東征及南討海南島鄧本殷，至11月和次年1月取得完全勝利，廣東全省統(tǒng)一。鮑羅廷在處理省港大罷工的同時，也一直關注廣東根據(jù)地鞏固的大事。

在國民革命取得節(jié)節(jié)勝利的同時，革命陣營內(nèi)部的分化卻在加劇。廖仲愷是左派的旗幟，他被暗殺，雖然迫使右派首領胡漢民下臺，但因當時主持全局、臨時成立的以汪精衛(wèi)、蔣介石為主的特別委員會反對鮑羅廷逮捕胡漢民、謝持、鄧澤如等，因此未使右派斬草除根，反而使蔣介石鉆空子擴充了實力。11月鄒魯、謝持等在北京正式成立西山會議派，反對孫中山三大政策，公開分裂。次年1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據(jù)周恩來回憶：鮑羅廷事先與廣東區(qū)委陳延年、周恩來等商量要在大會上打擊右派、孤立中派、擴大左派，但遭到在上海的以陳獨秀為代表的黨中央及共產(chǎn)國際代表維經(jīng)斯基的反對，以致在大會上右派勢力大、中派壯膽、左派孤立。雖然把一度提出的要解除鮑羅廷職務的浪潮打了下去，但鮑卻不得不在會后“休假”北上。鮑2月初離開廣州，4月底回到廣州。在此期間，北京發(fā)生三一八慘案，廣州發(fā)生三二○中山艦事件。由于蘇聯(lián)派來的以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布勃諾夫為首的高級使團正來華考察，他對蔣介石陰謀未予揭露反擊反而遷就退讓，鮑回到廣州時，蔣介石勢力日益擴張，中共廣東區(qū)委要求對蔣制裁未能實施。到5月召開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鮑羅廷根據(jù)蘇聯(lián)政府指示，對蔣介石進一步退讓，通過了反動的《整理黨務案》 ，黨政軍實權都落入蔣介石之手。7月北伐開始，蔣又擔任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把其他原來不屬他直接指揮的各軍也統(tǒng)轄起來。當蔣出師北上時，叫張靜江代理他的國民黨中央常委主席之職。據(jù)瞿秋白9月從廣州回上海時向陳獨秀作的一個報告中說：“張靜江等現(xiàn)對鮑之話絲毫不聽”，蔣介石的代理人竟對鮑羅廷如此，可知這時蔣介石氣焰之囂張。鮑羅廷執(zhí)行蘇聯(lián)的右傾退讓政策，自己將自食苦果了。

鮑羅廷 - 武漢時期

蔣介石就任總司令誓師北伐是7月9日，但一直到7月27日才親率總司令部離開廣州北上湖南，前線節(jié)節(jié)勝利，他從湖南打到湖北。9月17日，漢陽、漢口已經(jīng)攻克正在圍攻武昌時，他即從武昌東進江西，攻打南昌，一直到11月8日才最后攻克南昌。

這時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決定遷都武漢。11月16日鮑羅廷與宋慶齡、孫科等第一批北上，到韶關后因鐵路尚未修通，只好換乘轎子到贛州，然后由水路北上，12月2日到達南昌會見蔣介石，12月10日溯江到達武漢。13日中央開始在武漢辦公。但到年底，蔣介石把張靜江、譚延�战械侥喜�，竟要求遷都南昌。1月9日他親赴武漢，宣揚自己北伐功勞，拉攏群眾。在一次30萬人的群眾大會上他又出來表功，群眾當場起來質問為什么違抗中央決定要求遷都南昌。蔣張口結舌，無言以對。吳玉章在回憶中說，鮑羅廷在大會上也發(fā)表針鋒相對的講話，說明應依靠群眾，發(fā)揚民主，反對個人獨裁。陳公博回憶：鮑蔣以后又有一次個別會談，鮑告蔣一個古代西方的故事：一個專制君主反對大臣講話，大臣反駁說“只有狗是不會說話的”。蔣聽后大為生氣，下決心要驅逐鮑。蔣懷恨在心，回到南昌，這時武漢、南昌成了兩個中心。一直到3月10日至17日，武漢召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譚延��、何香凝等中央執(zhí)監(jiān)委大都已從南昌到了武昌，蔣介石硬找借口不去，但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還是如期正式召開。在“反對獨裁，提高黨權”的總精神下通過了許多鮑羅廷贊成的主張，特別是從政治上推翻了“整理黨務案”；雖然蔣介石保留了總司令職務，但要受黨內(nèi)集體領導的制約；國共合作不僅在黨內(nèi)，而且發(fā)展到國民政府內(nèi)。可是決議約束不了蔣介石的行動，軍隊的實權在蔣的手中，他從南昌到南京、上海，策劃反革命政變，終于在4月12日爆發(fā)了。4月18日蔣介石正式成立了反革命的南京政府，第一號命令就是通緝共產(chǎn)黨首要，名單上第一名就是鮑羅廷。

寧漢正式分裂。由于共產(chǎn)國際的失誤，鮑羅廷及中共中央仍寄希望于汪精衛(wèi)、唐生智及北方的馮玉祥。他主張第二次北伐，接應馮玉祥，會師中原，退到西北去。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召開，共產(chǎn)國際及蘇俄已決定派羅易來代替維經(jīng)斯基，鮑羅廷與羅易、維經(jīng)斯基都參加了大會。鮑羅廷這時更加右傾，羅易的主張有的太“左”，有些又很右。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的思想也很混亂。因此“五大”什么問題也未真正解決。當時國內(nèi)兩個反革命政權：張作霖的北京政府、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對付一個武漢的革命政府。5月發(fā)生夏斗寅叛變及馬日事變，6月通過鄭州會議、徐州會議，馮玉祥倒向蔣介石，“禮送共產(chǎn)黨出境”，到7月15日汪精衛(wèi)正式分共，寧漢合流，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終于失敗，鮑羅廷堅持的“迎汪”“聯(lián)唐”“擁馮”統(tǒng)統(tǒng)破產(chǎn)。由于陳獨秀在七月初已不出席中央會議，根據(jù)共產(chǎn)國際指示，在鮑羅廷主持下，改組中共中央領導，由張國燾、周恩來、李立三、李維漢、張?zhí)�雷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鮑與瞿秋白一起秘密上了廬山，瞿秋白后來加入中央工作，決定舉行南昌起義及召開八七會議，革命從此掀開新的一頁。

鮑羅廷于7月27日正式離開武漢，蘇俄派羅明那茲接替他。汪精衛(wèi)還假意到火車站送別“鮑顧問”。鮑羅廷到鄭州見馮玉祥時，汪卻密電馮扣鮑殺害之，馮未照辦，派人把他送出潼關經(jīng)西安、銀川、庫倫回國。

鮑羅廷回國后受到嚴厲的批評，他既檢討自己的失誤又為自己辯護。1929年下半年后才分配到造紙和木材聯(lián)合公司、勞動人民委員會、塔斯社、外文出版社、 《莫斯科新聞》等單位工作。1949年初因斯特朗案被捕，1951年死在西伯利亞勞改營，1956年平反。

中國人民沒有忘記鮑羅廷。1956年夏楊之華隨中國代表團訪蘇時曾與女兒瞿獨伊去看望鮑羅廷夫人，瞿獨伊送了一件黑色毛嗶嘰連衣裙給她。1957年周恩來總理訪蘇時也去看望鮑夫人，對她說：“凡是幫助過中國革命的外國友人，中國人民都不會忘記。”同年11月宋慶齡隨毛澤東訪蘇時也去看望了鮑羅廷夫人，并與她和加里寧夫人三人一起合影。鮑羅廷為中國大革命所做的有益工作將長久為中國人民所懷念。

鮑羅廷 - 個人的錯誤

錯誤之一

1924年9月7日，陳獨秀給維經(jīng)斯基寫信，認為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實際上，他們利用反動派施加的壓力和他們的反共宣傳來壓制我們，目的在于把我們中國共產(chǎn)黨置于國民黨的領導之下……鮑羅廷同志不是站出來反對，而是建議他們成立所謂國際聯(lián)絡委員會，隸屬于國民黨政治委員會，并且擁有解決（國共）兩黨問題的全權�！标惇毿銓︴U羅廷不與自己和共產(chǎn)黨商量的做法不滿，說：“請建議共產(chǎn)國際提醒鮑羅廷同志，同孫中山打交道必須十分謹慎，否則他還會上圈套，還要提醒他始終要同我們黨進行協(xié) 商。” 最后，陳獨秀希望維經(jīng)斯基從共產(chǎn)國際和紅色工會國際寄7、8、9、10月份的錢來。中共“四大”要提前召開，陳獨秀也“期望經(jīng)過不長時間能從您那里得到一千多元錢來支付會議開支”。陳獨秀知道，孫中山所以看重鮑羅廷，是因為他的皮包里有莫斯科的巨額援助。今年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托伏龍芝負責發(fā)放50萬盧布、1萬支步槍和一定數(shù)量的火炮資助孫中山。

10月8日，中共執(zhí)委會在聽取了剛回上海的瞿秋白口頭報告后，作出決議，認為鮑羅廷和瞿秋白在廣州對如何在國民黨內(nèi)做工作的問題上犯了錯誤。鮑、瞿錯誤地認為，我們應該幫助中派去哄騙右派，向中派讓步，落入了中派的圈套。結果，自己的鎮(zhèn)壓反動派的決議案在會議開始時沒有提出，并在國民黨內(nèi)部成立了干涉共產(chǎn)黨事務的機構，等于共產(chǎn)國際和共產(chǎn)黨承認，國民黨有權成立調查共產(chǎn)黨活動的機構。此外，鮑在軍事政策上對國民黨的幫助，實際是擴大了右派的勢力。決議最后說：“中共（中央）執(zhí)委會非常不滿的是，鮑羅廷同志作為共產(chǎn)國際代表同黨的執(zhí)委會聯(lián)系很少，也不同它討論決議和對國民黨的態(tài)度的改變，而是單獨行事。即便在這種情況下他不犯什么錯誤，那么這種狀況也會破壞統(tǒng)一，破壞工作制度，這對國民革命運動來說是有害的�！�

事后，宣傳部干事張伯簡告訴剛分來的鄭超麟說：“瞿秋白在廣州犯了錯誤，陳獨秀和蔡和森要他立即回上海的。”至于具體情況，張伯簡也不清楚。

隔日是國慶日，陳獨秀以中共中央名義給鮑羅廷寫信，請他解決經(jīng)費等問題：“高尚德同志去廣州帶給您的國民革命運動預算是否已批準？這筆資金對于上海、吉林、湖南、浙江都很需要。如果沒有這筆資金，那么這些地區(qū)的國民革命運動很快就會停止。特別是湖南和浙江的國民黨黨部長期欠債，每個地區(qū)3000美元，這兩地區(qū)的負責人（我們的同志）已被追究債務責任（作為‘民事案件’）。我們的意見是需要還這筆債務，或由您負擔，或列入新的預示……還有一件事。軍校在用自己的經(jīng)費為蔣介石征召兵員，并將這筆資金投放給上海的商業(yè)企業(yè)。請?zhí)貏e注意�！闭劦近S埔軍校的缺點，信上提醒鮑羅廷，“你們的資金不知他們用到何處去了……俄國的血汗（你們的資金），或許還有世界無產(chǎn)階級的血汗花在這種學校上，我們認為很不值得，因為這個軍校與其他任何一個軍閥的學校沒有什么區(qū)別�！�

同一天，陳獨秀以自己的名義給共產(chǎn)國際遠東部寫了一封信，說：“鮑羅廷同志從不同我們黨協(xié)商，好像在中國不存在中國共產(chǎn)黨。結果，對國民黨沒有采取聯(lián)合行動。按照黨的意見，國民黨必須停止北伐，必須放棄廣東政府，但鮑羅廷同志堅持另一種意見……我們希望共產(chǎn)國際給他提出警告�！本驮陉惇毿銓懶鸥骢U羅廷狀這天，發(fā)生了上海大學學生黃仁在紀念大會上聽反帝反軍閥演講時被國民黨右派指使的暴徒推下臺事件。瞿秋白到同仁醫(yī)院時，黃仁已死。也在這天，發(fā)生廣州的商團反對孫中山的叛亂。10月15日，在陳延年、周恩來等領導的工團軍（劉爾崧、施卜領導）、農(nóng)民自衛(wèi)軍（阮嘯仙、彭湃、徐成章領導）支持下，孫中山的部隊將以“老虎隊”聞名的商團部隊打敗，廣州轉危為安。

10月23日，北京政權落入馮玉祥、胡景翼、孫岳等人手中，馮玉祥發(fā)出召集會議，解決新的國家建設問題的通電。一些國民黨要人希望孫逸仙北上，中共中央反對孫中山北上，國民黨中派也有反對孫中山北上的，認為北上意味著拋棄國民黨的宣言，意味著國民黨的分裂。加拉罕和鮑羅廷認為，這是給國民黨提供一個登上國民革命斗爭大舞臺并成為大政黨的極好機會，鮑羅廷鼓勵孫中山先發(fā)表宣言，然后北上。維經(jīng)斯基也認為，孫中山參加天津戰(zhàn)勝者會議，是一個進步。

11月17日，孫中山抵達上海。中共中央改變了不贊成孫中山北上的態(tài)度，發(fā)表中共中央第四次對時局宣言，支持孫文北上召開國民會議，并做了迎接孫中山的工作。隨后，孫中山繞道日本去天津，他幻想建立中、日、蘇俄聯(lián)盟。

12月7日，維經(jīng)斯基在和陳獨秀交談后給加拉罕寫信。維經(jīng)斯基上星期天到上海，以消除中共中央與鮑羅廷之間的誤會。他寫道：“請從國民黨經(jīng)費中撥給我們一定的數(shù)額用來為實現(xiàn)國共兩黨提出的口號開展強大的宣傳運動……現(xiàn)在必須從國民黨那里給黨撥出一定數(shù)額。我們能具體做些什么呢？把《向導》周報的印數(shù)增加一到二倍……我請求為了整個這項工作給我撥1萬盧布，由我負全責報賬�！本S經(jīng)斯基希望加拉罕“盡快就經(jīng)費問題給我答復……您可以分期撥出，而且可以從1萬盧布中拿出一定數(shù)額給北方局來做這項工作。”

錯誤之二

北方政局發(fā)生變化后，中共中央于12月初在北方成立了5人北方局：張國燾、李大釗、譚平山、瞿秋白、趙世炎。李大釗在蘇聯(lián)呆了四、五個月后，一回北京，就在邱祖胡同新寓所函集趙世炎等人開會，討論成立北方區(qū)委事。高君宇因病重沒有參加。

12月31日，孫中山抱病入京。在天津，孫中山肝病發(fā)作，E·福爾特醫(yī)生診斷，病情非常嚴重。令孫中山失望的是，段祺瑞已經(jīng)離開天津去北京，任政府首腦。在這之前，段祺瑞曾 
 許諾在見孫中山前，不會這樣做。顯然，日本人邀請孫中山繞道日本是個陰謀，為段祺瑞到北京爭取了時間。日本醫(yī)生在北京散布謠言說孫中山活不了8天，得了多種可怕的病。天津醫(yī)療條件不好，關于召開國民會議的宣言正熱火朝天，種種原因促使孫中山到北京。孫中山到北京后，外國報紙指責他試圖搞布爾什維克政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