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 - 簡介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年生于中國杭州，1962年9月19日逝于美國華盛頓）是一位美國基督教的傳教士。他也是一位教育家，曾創(chuàng)辦并擔任燕京大學的校長和校務長。他還是一位外交官，曾擔任美國駐華大使。由于毛澤東寫的一篇《別了，司徒雷登》（《Farewell Leighton Stuart》）的文章而使他在中國非常有名，但是在他的祖國——美國卻是默默無聞。
　　
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國的美南長老會傳教士，從血統(tǒng)上說，他是一位純粹的美國人。而用司徒雷登自己的話來說，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更多于是一個美國人”。清朝同治、光緒年間主管杭州基督教天水堂，司徒雷登即出生在天水堂教士住宅(今杭州下城區(qū)耶穌堂弄)，會講一口純正的杭州話。11歲時到美國弗吉尼亞州上學，在那里曾被人譏笑為不會說英語的怪物。在大學期間受“學生志愿國外傳教運動”的影響而轉到神學院，立志于傳教。1904年他結婚后攜妻子回到杭州，成了第二代美南長老會傳教士。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開始從事傳教，并鉆研漢語。
　　
1908年開始任金陵神學院希臘文教授。1910年任南京教會事業(yè)委員會主席。辛亥革命時兼任美國新聞界聯(lián)合通訊社駐南京特約記者。
　　
民國8年（1919年）1月，他被聘請為燕京大學校長，此后，他作為燕大的長期領導人為該校的發(fā)展壯大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司徒雷登四處募捐，為燕京大學在北京西郊建造了一所宮殿式的美輪美奐的新校園，不惜出重金延請中外著名學者如吳雷川、許地山、鄧之誠、郭紹虞、顧頡剛、趙紫宸、容庚、錢穆、吳文藻等人來燕大任教，提升燕大知名度和學術地位，1927年，燕大與哈佛大學合作組成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學社，促進中美文化交流。到1930年代，燕大已發(fā)展成為中國學術水平最高的教會大學。
　　
司徒雷登提倡學術自由，要求燕大的學生既中國化，又國際化，司徒雷登還注意與學生、員工互動交流，對待學生和藹可親，對待教職員工熱情溫暖，給許多學生和員工留下了深刻印象。
　　
司徒雷登同情學生運動，九一八事變后，他親自帶領數(shù)百名燕京大學的師生上街游行，抗議日本對中國的侵略。1921年他受聘為中國教會教育調(diào)查團成員。1930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授予他榮譽文學博士學位。1933年受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召見，聽取他對中國時局的意見。
　　
1941年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他因拒絕與日軍合作，被日軍關在集中營，直到日本投降后獲釋。1945年，獲釋后的司徒雷登繼任燕大校長（后為校務長），直到離開中國。中華民國35年（1946年）7月11日出任美國駐華大使，積極支持國民黨政府進行反共內(nèi)戰(zhàn)，又拉攏民主個人主義者，培植中間勢力。同年10月，來杭參加杭州青年會復會典禮并祭掃其父母之墓，杭州市參議會授予他“杭州市榮譽公民”稱號。當時有人這樣評論：他“既是政客又是學者，既是狡猾的對手又是溫馨的朋友”。
　　
1949年4月，解放軍攻占南京，他沒有隨國民政府南下廣州，留在那里。1949年8月2日由于美帝國主義阻撓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的一切努力都已徹底失敗，司徒雷登不得不悄然離開中國返回美國，隨即退休。據(jù)說在他離開中國前夕，曾經(jīng)和中國共產(chǎn)黨高層秘密接觸，也打算前往北京磋商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事宜，但是被提前召回，未能成行。8月8日，新華社播發(fā)了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將他作為美國的象征而極盡諷刺，說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征”。這篇文章還被收入了中學語文教材，“司徒雷登”這個名字在中國成了聲名狼藉和失敗的代名詞。
　　
回到美國后，他先被國務院下了“禁言令”，后來又被麥卡錫主義者騷擾�；剂四X血栓，導致半身不遂和失語癥。于1962年9月19日在華盛頓病故。他一直希望能夠將骨灰送到中國，埋在燕京大學校園內(nèi)。
　　
主要著作有《啟示錄注釋》《司徒雷登日記》《在華五十年──司徒雷登回憶錄》等。歷史學家林孟熹這樣評論他：“整個20世紀大概沒有一個美國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樣，曾長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國的政治、文化、教育各個領域，并且產(chǎn)生過難以估量的影響�！�
　　
2008年11月17日上午，杭州半山安賢園，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安放儀式在一片肅穆中進行�；氐街袊�安葬，是司徒雷登先生的遺愿，他自稱“是一個中國人更甚于是一個美國人”。至此，他的遺愿才算完成。

司徒雷登 - 燕大歲月

1918年，北京有兩所教會大學決定合并：一所是匯文大學，一所是協(xié)和大學。這兩所私立大學在1900年的義和團事件后試圖合并，卻因內(nèi)在矛盾太多，多次協(xié)商未果。直到1918年才達成妥協(xié)，決定選聘一位與原來兩校都沒有關系的人擔任校長。此時司徒雷登在南京神學院執(zhí)教多年，成績卓著，是美國教會公認的深切了解中國、在華傳教人士中對中國青年最有影響力、才華與素養(yǎng)出眾、思想開朗的人物，再加上他出生在中國，中、英文運用自如，理所當然地成為新校長的最佳人選，但幾乎所有朋友都勸他婉拒，不必去收拾爛攤子。他最終勇敢地接受了這個挑戰(zhàn)。1919年元月，司徒雷登北上，會見即將合并的兩校有關人士，經(jīng)-多方斡旋，成立了由蔡元培等五人組成的校名委員會，最后采納了誠靜怡博士的建議，以“燕京大學”為校名，同時也解決了其他矛盾。司徒雷登正式出任燕京大學第一任校長。

司徒雷登接手的燕京大學，校址在北京東城的盔甲廠，規(guī)模很小，學生只有94人，大多數(shù)靠獎學金維持。教員中兩位是有博士學位的中國人，外籍教員很少夠資格在大學任教。經(jīng)費不足，只夠開銷的一半。司徒雷登一邊改善原有的小攤子，一邊策劃另起爐灶。從1922年起，他15年內(nèi)往返美國10次，募捐籌款，其中一次就募得150萬美元。這在當時幾乎是個天文數(shù)字。有了經(jīng)費后，他決定給學校另選新址。他和同事尋遍北京四郊，找到清華園西邊的一塊地。這里原是清代一個親王廢棄的園地，后轉到陜西督軍陳樹藩手中。司徒雷登專門到陜西會見陳樹藩，陳對建校很感興趣，以6萬大洋將地產(chǎn)賣給燕京大學，并把其中的1/3捐作獎學金。這一塊地有40公頃，再加上陸續(xù)又在附近買進的其他荒廢園地，使燕京大學的總面積達到原來的數(shù)倍之多。

那些日子里，司徒雷登忙得不可開交，要回美國拼命籌款，又要在新校址指揮營建，又得為擴大后的學校招兵買馬，還得維持日常的教學工作。經(jīng)過數(shù)年建設，1929年新校址正式投入使用。燕京大學校園的建設，融合了中西文化，是司徒雷登的得意之作。他自豪地宣稱：“凡是來訪者，無不稱贊燕京大學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校園——它有助于加深學生對這個學校及其國際主義理想的感情�！�

燕京大學僅僅存在了33年（1952年停辦），其間還受到日本侵華戰(zhàn)爭的嚴重干擾，注冊學生總共不超過10000名，卻為中國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的人才，很多是各個領域的領軍人物：其中中國科學院院士42人，中國工程院院士11人，再加上其他卓有成績者，超過100人，占了注冊學生的1%以上，可說是科學家的搖籃。二戰(zhàn)時，中國駐世界各大城市的新聞特派員，9/10是燕京大學新聞系的畢業(yè)生。
　　
燕京大學是教會學校，資金也主要來自教會。司徒雷登清醒地看到，若嚴格遵循教會原來的辦學思想，不顧中國人的意愿，學校就無法生存；只有教育政策反映中國輿論的要求，學校才可在中國立足和發(fā)展。司徒雷登認為中國人有權規(guī)定外國人在中國國土上實施怎樣的教育，所以當1925年中國政府教育部公布教會學校立案規(guī)章的時候，燕京大學響應最快。按這個規(guī)章，校長一職必須聘用中國人，校董事會也得中國董事占多數(shù)。以前的董事會當然激烈反對，司徒雷登費了不少工夫說服他們。對于教育部禁止強迫學生崇拜宗教、禁止設置必修的宗教課程，司徒雷登都完全贊成，他也由校長退居校務長。這些都使得燕京大學雖為教會學校，卻逐漸中國化，得到了中國人的認同。
　　
司徒雷登深知，要把燕京大學辦成一流大學，必須要有一流的教師。他堅持由學校自行聘請教師；所有教師不必信教；按教授等級，中外教師同等同酬；對有名望、有真才實學者，登門拜訪，高薪聘用。燕京大學云集了當時的一批大師，陳寅恪、鄭振鐸、謝冰心、錢玄同、費孝通、顧頡剛、張友漁、斯諾等都曾在燕京大學任教。教授月薪360大洋（銀元），校長月薪500大洋。司徒雷登只拿教授月薪。當時的國立大學常有欠薪情況，燕京大學從不拖欠。

支持學生的愛國行動，是司徒雷登主政燕京大學20多年里始終堅持的理念。

1920年4月，全國學聯(lián)因政府與日本就山東問題的談判宣布罷課，以示抗議。燕京大學的師生員工響應學聯(lián)的決議，停課六星期，耽誤的學業(yè)在暑假補足。1925年“五卅慘案”剛發(fā)生，燕京大學就發(fā)表了正義凜然的宣言，而代表中、美、英等國籍的燕京大學教職員起草宣言、責問英國當局的，正是一位英籍教授。難以想象，如果作為校長的司徒雷登不支持，燕京大學的教師們怎會有這樣的行動。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司徒雷登親自帶領數(shù)百名燕京大學師生走上街頭游行，在隊伍最前方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1934年司徒雷登赴美，突然接到燕京大學要他火速返校的急電，原來北京學生為反對政府對日不抵抗政策，組織請愿團赴南京，燕京大學學生宣布罷課。司徒雷登趕回后，立即召開全校大會。一些人以為，作為校務長的司徒雷登是不會支持罷課的，不料他卻說：“我在上海下船時，首先問來接我的人，燕大的學生是否也去南京請愿了。我聽到答復‘是’，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大學生沒有參加請愿，那說明這些年來我的教育就完全失敗了。”1935年“一二九”學生運動，為抗議日本暗中策劃的華北自治陰謀，燕京大學的學生在寒冷的北風里徒步向西直門進發(fā)——男同學的領袖就是后來曾任中國外交部部長的黃華。

抗日戰(zhàn)爭正式爆發(fā)后，日本占領北平。日方經(jīng)常找借口挑釁，逮捕燕京大學師生。司徒雷登少不得出面斡旋，奔走于美國領事館和日本駐軍司令部之間，他曾這樣說：“北平淪陷期間，我的學生在參加愛國活動之后，回校時總會興奮地告訴我，他們是如何用實際行動報效祖國和人民的。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尤為感人的是他們已在身體力行燕大的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

北平淪陷前一年，司徒雷登回美國時，就商得美國托事部的同意，即便北平淪陷，也要繼續(xù)辦學。這個決策很正確。許多中國學齡青年，一時不能到后方去，又不愿就學于敵偽政權支配下的學�！�—燕京大學就成了他們理想的選擇。從七七事變到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的四年半里，燕京大學保持著辦學的常態(tài)。司徒雷登重新?lián)�任校長，他策略性地強調(diào)燕大是美國學校，懸掛起美國國旗，以防日機轟炸，還聘請了一位會說日語的燕大校友為校長秘書，與日方周旋，包括保釋被捕的燕大學生。

1939年，司徒雷登在一次對全校師生的講話中說：“燕京大學不是‘世外桃源’，不能‘兩耳不聞窗外事’，而是要關心國家大事”，“現(xiàn)在的燕京大學處在淪陷區(qū)，不要被日寇的反面宣傳所迷惑”。日本人曾提出讓日本學生進燕大讀書的要求，司徒雷登表面同意，但堅持應和中國學生一樣經(jīng)考試合格方能錄取，結果雖有日本學生報考，卻因未達到標準，無一人進入燕大。

日本偷襲珍珠港，日美開戰(zhàn)。第二天，燕京大學即被日軍封閉，并拘押了司徒雷登等人。此后三年多的時間，司徒雷登一直被囚禁在北京東單三條日軍看守所，與外界完全隔絕。直到日本投降，司徒雷登才獲得自由，而這時他的著述已積頁成冊。出獄后的第二天，他就回到燕大，著手重建被日寇蹂躪得不堪目睹的校園——10月10日，燕大又一次開學了。

1946年，司徒雷登出任美國駐華大使，他的燕大歲月也結束了。

司徒雷登 - 囚禁生涯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日本不再顧忌美國方面的反應。在戰(zhàn)爭爆發(fā)的當天早晨，早已對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學心懷不滿的日本憲兵隊闖進燕園，對學校實行包圍和封鎖，并逮捕了燕大師生18人。

司徒雷登當時正在天津為學校募捐，借住在英商湯生公司。一向關注國際變化的司徒雷登雖然曾經(jīng)預料美日之間會爆發(fā)戰(zhàn)爭，但是他顯然無法預料日本憲兵隊會到他的下榻之處去逮捕他。就這樣，司徒雷登被日本人押到北京，成為階下囚。司徒雷登被捕之后，美國國務院一再態(tài)度強硬地要求日本釋放司徒雷登，這恰恰讓日本認為司徒雷登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并決定在需要他發(fā)揮作用的那一天再釋放他。因此，在其他燕大師生被營救出來之后，司徒雷登又獨自在日本人的監(jiān)獄里多待了4年，一直到1945年抗日戰(zhàn)爭勝利。

剛進監(jiān)獄的時候，司徒雷登受到了審問，但是日本人一無所獲。在之后的日子里，他被允許看兩份報紙，一份是北京出的英文報紙，一份是英文版的《大阪每日新聞》。

不過四年的監(jiān)禁生涯，司徒雷登也并非一無所獲，他利用這段相對空閑的時間完成了他的大部分自傳。后來，司徒雷登根據(jù)他在獄中所寫的自傳寫成了《在華五十年》一書。

司徒雷登 - 大使經(jīng)歷

1945年，內(nèi)戰(zhàn)迫在眉睫。美國總統(tǒng)杜魯門派遣馬歇爾為特使，到中國調(diào)處國共糾紛，企圖化干戈為玉帛。由于復雜的原因，調(diào)停失敗。這時，馬歇爾卻提名司徒雷登擔任美國駐華大使。馬歇爾覺得自己已經(jīng)無能為力、無事可做了，換一個人，也許會出現(xiàn)轉機。而司徒雷登對中國和中國作風知之廣泛，中國各階層人士都能接受他，國共雙方都有他的學生擔任著重要職務，所以他雖然是個外交“生手”，還是被杜魯門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

1947年7月，司徒雷登在南京履職。司徒雷登以促成中國的和平為己任，癡迷于組建中國的聯(lián)合政府，他曾這樣寫道：“我之參與若存一線希望，促使國民黨人與共產(chǎn)黨人組成聯(lián)合政府及統(tǒng)一的軍隊以結束此場耗竭民力、自相殘殺之內(nèi)戰(zhàn)，我即不惜代價，全力以赴。”可惜他生不逢時，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不聽他的，美國政府也偏袒國民政府，他作為大使，又不得不服從美國政府的決策——他的一切努力都失敗了，內(nèi)戰(zhàn)全面爆發(fā)。司徒雷登痛責自己失職，寫道：“我辜負了中國人民對我的信任。我未能說服任何一方為達成協(xié)-議而作出讓步�！钡�1948年，國民黨軍隊節(jié)節(jié)敗退，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攻占南京。當時的蘇聯(lián)駐華大使都隨國民政府遷到廣州去了，司徒雷登仍留在南京觀變。顯然，他是想和中共保持接觸。他表示中國問題不只是一個對華政策問題，而且也是關系到世界和平的問題，希望解決好中美關系，這對世界和平是一大貢獻。

毛澤東還轉托時任燕京大學校長的陸志韋寫信給司徒雷登，表示他可以個人身份到北平參加燕大校慶。周恩來則通過黃華表示，歡迎司徒雷登回燕京大學一行，并表示可能一晤。獲此消息，司徒雷登很是興奮。但是，在他就北平之行向美國國務院請示時，卻遭到拒絕，并要求他立即返美。這樣，司徒雷登在解放了的南京“坐著不動”100多天后，不得不離開。國民黨政府還希望他先到廣州，再回美國，認為這將是對國民黨政府精神上的支持。司徒雷登沒有這樣做，乘飛機從南京直飛沖繩，并在那里發(fā)表聲明，贊成中共領導的中國政府，但美國國務院未讓這個聲明在美國發(fā)表，還電告他不得再作聲明。

司徒雷登就這樣黯然離別生活了45年的中國，從此再也沒有踏上中國的土地。

司徒雷登 - 晚年

回到美國僅3個月，司徒雷登一病不起，嚴重的中風后遺癥使他在輪椅和病榻上度過了最后的13個春秋。那時，司徒雷登身邊沒有親人相伴，他的妻子在他50歲時病逝于北京，唯一的兒子也不在身邊。他的生活起居完全依賴從年青時便追隨在他身邊的私人秘書傅涇波及其家人照料。1952年11月28日，司徒雷登向即將離任的美國總統(tǒng)杜魯門遞上辭呈，提出因健康原因，希望辭去駐華大使的職務。3天后，杜魯門在給他的回信中，對他在中國期間為增進中美關系所做的努力給予極高的評價。1954年10月15日，司徒雷登的回憶錄《在華五十年(Fifty Yearsin China——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由美國紐約蘭登出版社正式出版。次日，臺灣《大華晚報》即開始一邊請人翻譯，一邊予以連載，并于同年12月1日出版了中譯本。1955年和1982年，香港和中國大陸也分別出版了司徒雷登回憶錄的中譯本�？梢娝就嚼椎窃谥袊�的影響力之大。

在意識到自己可能不久于人世時，司徒雷登立下遺囑，請傅涇波在他去世后，如有可能，將他的骨灰安葬在他妻子的墓地旁。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因心臟病突發(fā)在華盛頓去世，終年86歲。

司徒雷登 - 部分中國人的評價

聞一多在《最后一次講演》原文中有段談司徒雷登，如下：“現(xiàn)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長在中國，受的美國教育。他住在中國的時間比住在美國的時間長，他就如一個中國的留學生一樣，從前在北平時，也常見面。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學者，是真正知道中國人民的要求的，這不是說司徒雷登有三頭六臂，能替中國人民解決一切，而是說美國人民的輿論抬頭，美國才有這轉變�！�

歷史學家林孟熹這樣評論他：“整個20世紀大概沒有一個美國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樣，曾長期而全面地捲入到中國的政治、文化、教育各個領域，并且產(chǎn)生過難以估量的影響�！�

作家冰心談及燕京大學往事時曾說：“我就不愛聽什么‘別了，司徒雷登’，人家司徒雷登幫過很多進步學生，好幾個人都是坐著他的車才去了解放區(qū)。應該感謝每一個幫助自己的人，忘恩負義不好�！�

黃仁霖（宋美齡親信，蔣介石的得力干將之一，曾擔任過勵志社的工作，虔誠的基督徒）在他的回憶錄中評論到“司徒雷登是一個著名的傳教士和教育家。他實際上是北平燕京大學的創(chuàng)辦人，曾經(jīng)（對中國）出過一番力，因此被中國政府和人民推重�！�

司徒雷登 - 魂歸中國

2008年，在美國駐華大使雷德、燕京大學老校友們和杭州市民的注視下，闊別中國60年的司徒雷登，再度回到了中國杭州。11月17日，前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骨灰葬于杭州半山安賢園，安眠于青山蒼翠的懷抱之中。墓碑上簡簡單單寫著：“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學首任校長�！� 

在闊別中國60年后，司徒雷登再一次回到了中國，實現(xiàn)了他的遺愿，但是沒有能夠和自己的妻子合葬在燕園，則成了美中不足，也成了永久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