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斯托爾曼 - 簡介

斯托爾曼的外表很普通，長亂的頭發(fā)、滿臉胡須、五短身材，但絲毫不會影響人們對他的評價。這位被《連線》雜志評為“最偉大的程序員”的怪家伙，在編程技術上幾乎無人能及，出自他手的計算機程序數(shù)不勝數(shù)，像包含超過15000個軟件包的GNU系統(tǒng)就是很好的證明。在對軟件的態(tài)度上，他永遠一個偏執(zhí)狂，這樣的個性讓他與推崇商業(yè)軟件的公司格格不入，甚至與后來的Linux擁護者們也存在著分歧。即便如此，他依然是人們心中的自由軟件教父.

理查德·斯托爾曼 - 生平經(jīng)歷

1953年6月，斯托爾曼出生在美國曼哈頓。他第一次接觸計算機是在16歲時，由于成績優(yōu)秀，他獲邀成為IBM紐約科學中心實驗室的一名助手，并從此與計算機結下不解之緣。1971年，正在哈佛大學學習的斯托爾曼遇到了一個機會，MIT(麻省理工學院)的AI(人工智能)實驗室正在為新開發(fā)的計算機系統(tǒng)招募“電腦黑客”，這很對他的胃口，于是他加入MIT成為AI實驗室的一名專職黑客，負責改進ITS(一種不兼容的分時系統(tǒng))，從此開始了程序員生涯。當時的計算機設備十分落后，MIT使用的是PDP-10小型機和簡單的匯編語言。在他的努力下，ITS不斷發(fā)展，并且廣受歡迎。但好景不長，隨著PDP-10系列漸漸退出舞臺，他苦心研究的ITS也變得毫無意義。

理查德·斯托爾曼 - 開發(fā)軟件

計算機產(chǎn)業(yè)，黑客文化受到巨大沖擊。當軟件許可和版權成為行業(yè)規(guī)范后，程序員們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樣隨意使用和更改他人的軟件。這當然不是斯托爾曼想看到的，他決定開發(fā)一個完全自由的操作系統(tǒng)來對抗商業(yè)軟件。他選擇了當時十分流行的Unix作為范本，目標是開發(fā)出一套與Unix兼容的操作系統(tǒng)，并起名為GNU，意思是“GNU is Not Unix”。1985年，他宣布啟動GNU計劃，同年他又成立了FSF(自由軟件基金會)，為GNU提供資金支持。開始時GNU工程幾乎無人問津，大家都對他的行為不可理解，當人人都在用軟件版權去掙錢時，他卻要搞“Free Software”。很快，他編寫出了Emacs軟件，它是GNU重要的核心技術之一。倍受歡迎的Emacs讓他看到了希望，他以每份拷貝150美元的價格對外出售Emacs，并首創(chuàng)“Copyleft”授權模式，允許所有用戶拷貝、修改、出售Emacs軟件，但所有改動后的源代碼必須公開，開創(chuàng)了最早的自由軟件經(jīng)營模式。果然，這種模式不但為GNU帶來了一定的經(jīng)濟收入保證它得以發(fā)展下去，同時還吸引了大批同樣熱忠軟件技術的程序員和黑客加入其中。

進入20世紀90年代，李納斯·托瓦茲在GNU基礎上編寫的Linux及一系列的開源運動，把自由軟件精神帶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5年過去了，自由軟件模式終于得到了眾多廠商的認可，基于GNU/Linux系統(tǒng)的用戶已接近2千萬，在競爭激烈的軟件市場牢牢占有一席之地。而功成名就的斯托爾曼還是保持著不修邊副、特立獨行的老樣子，每天還會花大量的時間完善GNU程序。

理查德·斯托爾曼 - 自由軟件

自由軟件基金會（Free Software Foundation，F(xiàn)SF）是一個致力于推廣自由軟件的美國民間非盈利性組織。它于1985年10月由理查德·斯托曼建立。其主要工作是執(zhí)行GNU計劃，開發(fā)更多的自由軟件。

自由軟件不是新生事物，而是計算機業(yè)與身俱來的傳統(tǒng)�？v覽計算機發(fā)展史，從1946年到60年代，從IBM藍色巨人到ARPANET，從集成電路到PC機，從互聯(lián)網(wǎng)到電信自由經(jīng)營，每一個時期都留下了“自由”的影子。

可以說自由拷貝和源代碼開放是整個計算機業(yè)，包括個人電腦及互聯(lián)網(wǎng)兩大領域的天然的軟件開發(fā)和傳播模式。早在60年代，就有以大學為陣地，以年輕人為主題，自由地交流的風尚，并在軟件開發(fā)與研究方面碩果累累：如Unix、TCP/IP、Fortran、Pascal、LISP等等。

Richard Stallman當70年代，AT&T被迫退出計算機業(yè)時，丹尼斯·利奇和肯·湯普生（Dennis M. Ritchie、Ken Thompson）從貝爾實驗室將Unix的源代碼拿出來，結果吸引了成千上萬名程序員，為其改進、修正、添加，誕生了多年來高端系統(tǒng)最核心的操作系統(tǒng)——Unix的繁榮。

70年代中期，個人電腦革命還在醞釀之中，當時的軟件是鼓勵自由拷貝的（那時還沒有發(fā)明盜版的名目），正是這種自由拷貝、信息共享的精神上點燃了個人電腦革命，促成了軟件業(yè)的發(fā)展。甚至連蓋茨起家的Basic也是依靠這種自由軟件才流行起來，才為事實標準。其實，后來的許多軟件都是依靠共享方式才取得成功。

理查德·斯托爾曼 - 黑客傳統(tǒng)

Steven Levy的名著《黑客：電腦時代的英雄》論述了個人計算機興起的歷史。該書最后一章講述了理查德`斯托爾曼的故事。題目就是：“最后一個真正黑客”。這是對他最恰當?shù)脑u價。連他的反對者也說：“如果不存在斯托爾曼，人類也應該把他創(chuàng)造出來�！�

1971年，年輕、聰明絕頂?shù)某绦騿T斯托爾曼進入MIT人工智能實驗室工作，成為軟件共享社區(qū)的重要成員。其實這個社區(qū)已存在多年。當然，軟件共享也只不過局限于這個特定的社區(qū)中。它與計算機的歷史一樣悠久。就象配料共享與烹飪一樣古老。計算機業(yè)的傳統(tǒng)就是：一切為人人所共享。私有讓人嘲笑，專用受人鄙視。當時，人工智能實驗室使用一個ITS（不兼容分時系統(tǒng)）分時操作系統(tǒng)。黑客們（不是大眾媒體所談的安全破壞分子，而是指酷愛編程的人）是用匯編語言為DEC的PDP-10設計和編寫的。PDP-10是當時最著名的計算機之一。作為社區(qū)成員和實驗室的系統(tǒng)黑客，斯托爾曼的工作就是改進系統(tǒng)。

當時沒有人稱它為自由軟件，因為這個詞還不存在。但實際上就是這么回事。無論是某個公司成員或另一所大學想獲得它，大家都會非常高興地把源程序給他。如果你看到別人使用一種你沒見過且有意思的程序，你可以坦然地向他索要程序，這樣你就可以讀它、改它，或拆卸部分用于新的程序。進入80年代，這種自由發(fā)生急劇變化，DEC的PDP-10系列發(fā)生中斷了。它的自由體系架構，在60年代顯得強勁、先進。但到80年代就捉襟見肘，沒有足夠多的地址空間。這意味著幾乎所有的為ITS編寫的程序都作廢了。黑客社區(qū)也崩潰了。

然而，到80年代后，計算機的商業(yè)化和軟件專有化席卷整個產(chǎn)業(yè)，黑客們的黃金時代結束了。一個又一個有才能的MIT編程員離開了校園，投入了市場的懷抱。尤其是Symbolics公司的成立，挖走了社區(qū)中的許多黑客，大大傷了MIT人工智能實驗室的元氣。斯托爾曼感到：一個時代結束了。

斯托爾曼說:“那時，人工智能實驗室已沒法再支持下去，我是最后一個還想讓它活起來的呆瓜。但后來我也沒辦法了，因為一個人根本發(fā)揮不了作用�！遍_始，他覺得這樣與現(xiàn)實抗爭沒有什么意義。但他終于看出，他真正的敵人不是Symbolics，而是整個不開放源代碼的商業(yè)軟件業(yè)。

1981年，當人工智能實驗室購買了新的PDP-10時，領導決定用DEC專有的分時系統(tǒng)來代替ITS。當時的計算機，無論是VAX或68020都有他們自己的操作系統(tǒng)。但沒有一個是自由軟件：你要獲得一份可執(zhí)行的拷貝必須簽署一份不準向外公開的協(xié)議。

這就意味著使用計算機就得承諾：不能幫助你的鄰居和朋友。這是軟軟件業(yè)邁出的可怕的第一步。一個相互協(xié)作、彼此交流的社區(qū)就這樣被禁止了。由專有軟件所有者所制訂的規(guī)則：“如果你與你的鄰居共享，你就是盜版者。如果你想作點改動，那你得乞求我們來做。”

理查德·斯托爾曼 - 一個人的戰(zhàn)爭

1984年1月，斯托爾曼辭去了MIT的工作，他擔心MIT會要求產(chǎn)品的所有權，會給產(chǎn)品強加入自己的銷售條件，最終又會成為專有軟件。一開始，GNU計劃只有他一個人。他發(fā)現(xiàn)自己原來在人工智能實驗室的辦公室，還沒有分給其他人用時，他就每天晚上溜進去工作。久而久之，白天他也跑去用實驗室里的電腦。當時人工智能實驗室主任Patrick H. Winston并不干涉。因為Winston始終不把斯托爾曼的辭職當真，只要斯托爾曼能創(chuàng)造些好東西給大家用，實在沒有必要把這位共事13年的老同事打發(fā)走路。因此他爽快地邀請斯托爾曼可以繼續(xù)使用實驗室的設備。從此，斯托爾曼就成了特殊的一員。

工程啟動后，斯托爾曼聽到有一個自由大學編譯器套件（VUCK）。他去信詢問能否用入GNU。答復是嘲弄式的，說對大學是自由的，但軟件本身不行。于是，決定他為GUN編寫的第一個軟件就是一個多語言、多平臺的編譯器。他想利用Pastel編譯器的源代碼，但最終放棄。從頭編寫了新的編譯器，名為GCC。

1984年9月，斯托爾曼開始GUN Emacs，1985年初，它開始可以工作。這使它可以用Unix系統(tǒng)進行編輯。此時，人們開始想使用Emacs。因此一個現(xiàn)實的問題是：如何傳播它？當然，他將其放到了MIT計算機的匿名服務器上。但那時互聯(lián)網(wǎng) 還未普及，人們很難通過FTP獲得拷貝。而失業(yè)的斯托爾曼也需要收入。于是，他宣布任何人都可以用150美元的價格獲得程序。自由軟件的分銷商業(yè)模式就此誕生。如今，整個基于Linux的GUN系統(tǒng)都是如此。

理查德·斯托爾曼 - 市場里出政權

EMACS這樣的程序最難的是開頭。一旦第一版本推出之后，就有一大堆人去玩它，然后精益求精，越改越好。目前已有幾百種EMACS的副程序，可用在50多種電腦上，從微電腦到Cray的超級電腦都可用EMACS。

由于EMACS的成功，斯托爾曼設立了個新的基金會:自由軟件基金會（Free Software Foundation(FSF)）；捐助FSF和GNU計劃的廠商，也可享有減稅的優(yōu)待。單單1989年，F(xiàn)SF就收到267782美元的捐助，基金會也因出售GNU程序手冊和電腦磁帶，而賺了330377美元。此外，斯托爾曼也不再天天溜回人工智能實驗室“借”用電腦，因為許多廠家已為FSF提供一大堆的高性能工作站等硬件設備，包括HP、Thinking Machine、Sony，甚至UNIX的娘家---貝爾實驗室，也貢獻了不少設備。也有一些廠商捐贈現(xiàn)金，并把技術人員送到FSF來向斯托爾曼學習，而且支付斯托爾曼的員工薪水。

 FSF就用這些錢來養(yǎng)起14位基金會成員: 9位程序設計師，3位負責技術資料撰寫。雖然斯托爾曼自己不支薪，但他不能期望他的同仁也和他一樣看得開，而餓著肚子為理想拼斗。FSF的程序設計師一年也只有2萬5千美元的薪水，這是一般廠商的一半或三分之一。斯托爾曼之所以以低薪待人，原因就是可多請幾位志同道合的黑客，為理想而工作。

斯托爾曼認為，在Copyleft時代，軟件公司可以靠服務和訓練賺錢。如果你公司沒有人會用源代碼，你就得請位程序員，幫你修改由FSF得來的Copyleft程序；你不必怕你出錢所改的程序會流傳到另一家公司，因為那家公司也許會為這軟件改頭換面，幫它抓蟲，或修改，或添加些新功能。而在任意拷貝的情況下，你也因而受惠。

所以程序員絕對餓不死，仍會像現(xiàn)在高價軟件的時代一樣，有許多“服務”的大錢可賺，只不過不可能象蓋茨這樣積聚起世界第一的巨額財富。而GNU的軟件也能使寫程序的人更具生產(chǎn)力，因為他不必凡事都從零做起，可根據(jù)已有的軟件來改進。所以斯托爾曼希望，有一天軟件業(yè)者不是靠目前的“Copyright”版權法，迫使客戶花費巨額資金購買軟件，而是依仗提供服務(如技術支援、訓練)來獲取應得的報酬，這種報酬可能會比一般人高，但是絕對不可能為一個小公司培養(yǎng)出幾百個百萬富翁。簡而言之，未來軟件業(yè)的基本準則就是“資源免費，服務收費”。

理查德·斯托爾曼 - 爭議性人物

隨著自由軟件迅速崛起，影響力大增。斯托爾曼毫不妥協(xié)的個性和思想使其在自由軟件內部也越來越成為爭議人物。隨著Apache Web服務器和GNU/Linux操作系統(tǒng)的日漸流行，新一代黑客們受到鼓舞，紛紛投入商業(yè)領域，越來越多的人加盟自由軟件，他們是一類全新的黑客：一方面呼應自由軟件的精神，一方面又積極擁抱商業(yè)世界。他們鼓吹自己能夠創(chuàng)建比專有軟件更穩(wěn)定更靈活更少“臭蟲”的軟件產(chǎn)品，同時又積極捕捉每一個商機。

于是，“持不同政見者”將自由軟件的標簽改成了“開源軟件”。看起來好像兩者兼容，但斯托爾曼認為，兩者最大的區(qū)別就是后者將自由精神放在首位。但是對商人來說，自由（free）與免費（free）是同一個詞。與斯托爾曼布道“自由精神”不同，他們更愿意談論實際問題。為了避免紛涌而來的投資者被斯托爾曼“嚇跑”，他們還得聯(lián)起手來，將斯托爾曼屏蔽起來。

斯托爾曼不喜歡實用主義的辯詞，他宣稱即使一個自由軟件不是他最佳的解決方案，他也愿意作為首選。對斯托爾曼來說，自由是基本的道德美德：所有的計算機用戶都應該享有相互協(xié)作、共享，以及拷貝和交換源代碼的自由。
他的態(tài)度使一些“開放源代碼”社區(qū)派系的人感到不安。實際上，他們標出“開放源代碼”新旗號的目的就是要與激進分子斯托爾曼劃清界線。不可否認，正是斯托爾曼領導了自由軟件運動，正是他自己開發(fā)的千萬行程序代碼使如今的“Linux”成為一個整體，并走向成功。但對于新一代的人，斯托爾曼是一種困窘，是一種障礙，更是一個搗亂分子。

理查德·斯托爾曼 - 與微軟直接交鋒

進入2001年，Linux日漸紅火，最害怕的當然是壟斷者微軟。他們不得不發(fā)動一輪輪公關戰(zhàn)，并把目標放在布什政府身上，展開政治游說。統(tǒng)籌Windows的微軟高級副總裁Jim Allchin發(fā)表公開言論，指責GNU GPL會對軟件知識產(chǎn)權構成威脅，他甚至指責放源碼軟件違背美國精神(un-American)。一言以蔽之，微軟是要游說美國政府不要使用及支持GPL軟件。Allchin給GPL抹黑的說法，即時掀起開放源碼社團的激烈爭辯，誓要在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與微軟和關注軟件發(fā)展的人士，作一次公開的辯論。

Richard Stallman當然首當其沖。他指出當年他們制訂GNU GPL條款，是參考了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中所倡導的自由、社團及自發(fā)合作的崇高理想。他沒有為復雜的知識產(chǎn)權定義作更多討論，他只提出，當人權和產(chǎn)權發(fā)生沖突時，人權應被優(yōu)先考慮，而GNU GPL是了確保大家有自由研究、修改及再分發(fā)程式，任何人也不能把這些自由取去。

Richard Stallman指出微軟強于模仿多于創(chuàng)新，目標不是令用戶獲得更好的電腦運算，只是要打倒競爭對手，即所謂的“擁抱和擴展（Embrace & Extend）戰(zhàn)略：只要把一些別人使用的技術放入自己的產(chǎn)品中，再加上一些秘密的程式，令別人無從模仿，那么用戶必須使用微軟產(chǎn)品才能和其他微軟產(chǎn)品溝通，若別人想用非微軟產(chǎn)品的話，便會遇上重大障礙，充份發(fā)揮微軟的市場影響力。GNU GPL軟件條款不是摧毀知識產(chǎn)權的工具，而是保障人權及自由的工具，是軟件自由的最后防線，一旦我們棄守，微軟更可藉不同手段把各式軟件收為己用、加入各種秘密元素，以此支配全球電腦工業(yè)的發(fā)展。

另一名業(yè)界領袖Tim O’Reilly亦發(fā)表講話，對Allchin的說話感到失望，因為他對自由軟件運動及開放源碼運動的理念顯得極為無知，以Richard Stallman為例，GNU GPL的終極目標不在于知識產(chǎn)權之上，他們只是利用知識產(chǎn)權這個系統(tǒng)，制作一種有利公眾又可自由分發(fā)的產(chǎn)權。GPL是為確保知識產(chǎn)權能更有效地被利用，推動軟件創(chuàng)新。他指出，若不是當年IBM把個人電腦硬件規(guī)格公開（即把設計公開），微軟根本不可能把其專屬軟件王國建基在這個開放標準之上。自90年代后期，微軟的產(chǎn)品收入大部分和互聯(lián)網(wǎng)功能有關，而有關的軟件標準大部分是來自開放源碼社團，其升級的需求不是來自微軟本身的創(chuàng)新，現(xiàn)在Jim Allchin反咬開放源碼妨礙軟件創(chuàng)新，就真是舍本忘典了！

Red Hat首席執(zhí)行官Matthew Szulik也不示弱，以往公司一向不會太政治化，但今次微軟打政治牌，他們會在國會上向議員講話，解釋為何政府不應該怯于使用開放源碼軟件，反而應更多擁護，趁勢向國民傳遞這寶貴信息。事實上，美國政府機關已有使用Linux，其中國家保安局更在試驗加強保安的Linux，Matthew Szulik指出今次微軟想故技重施，透過FUD手段（Fear、Uncertainty及Doubt）令人們不敢使用Linux。第二，微軟首席執(zhí)行官斯蒂夫?鮑爾默（Steve Ballmer）指Linux威脅微軟的核心業(yè)務，但目前Linux只是在服務器市場上威脅微軟的核心業(yè)務，而更危險的，是開放源碼軟件的商業(yè)模式，挑戰(zhàn)微軟的霸權、壟斷、完全的控制、對消費者選擇的限制，而歷史證明那些極權者最后都會失敗。第三，微軟說開放源碼會摧毀知識產(chǎn)權及扼殺創(chuàng)新，真相是透過GPL，用戶本身才受到保障，因為在開放源碼的世界，用戶真正擁有軟件，并能加以改善和共享，相反微軟的做法是把軟件的知識產(chǎn)權專有化，唯有壟斷行為才會妨礙創(chuàng)新。

理查德·斯托爾曼 - 個人榮譽

斯托爾曼已經(jīng)是人們無法忽視的人物，因他在1970年左右開發(fā)的第一代Emacs編輯器，1991年，斯托爾曼獲得了由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頒發(fā)的Grace Hopper 獎。1990年，他獲得了Mac Arthur基金會頒發(fā)的獎金。1996年，成為瑞典皇家技術學院（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榮譽博士。1998年，他與Linus Torvalds一同獲得了由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頒發(fā)的先鋒獎。

理查德·斯托爾曼 - 相關評價

斯托爾曼依舊沒錢、沒勢，連原先的許多信徒都被分化而去。這場運動給他帶來的唯一收獲可能就是：無論斯托爾曼走到哪里，都會有人樂意借給他計算機，使他能及時查看電子郵件。他還是那樣不修邊幅，無所顧忌。但是與當年執(zhí)著相比，他的精神狀態(tài)開始呈現(xiàn)一種新的焦慮和紊亂，而這一切正是他創(chuàng)造的自由軟件的成功，施加給他的。而且可以肯定，斯托爾曼必將越來越被自由軟件成功的浪潮所淹沒。

“我們越是能夠意識到自由軟件是自由的事業(yè)，我們就越是愿意投身于這個事業(yè)中去。”

“然而，我們的自由是不能永久得到保證的。世界并不平靜，我們并不能因為今天我們擁有自由，便指望可以在未來的五年繼續(xù)擁有它。自由軟件面臨著許多的挑戰(zhàn)和危機。我們必須要以堅定的努力來保存我們的自由，就象我們剛開始努力獲得自由那樣。同時，操作系統(tǒng)僅僅是個開端，現(xiàn)在我們需要增加更多自由開放的應用程序使人們可以真正做他們想做的一切�！�

未來難以預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斯托爾曼自己引燃的這場革命已經(jīng)完全超越了他的駕馭范圍。這也是許多思想家共同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