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君勱 - 個人簡介
張君勱（1887-1968），原名嘉森，字士林，號立齋，別署“世界室主人”，筆名君房，江蘇寶山（今屬上海市寶山區(qū)）人。近現(xiàn)代學者，被部分學者認為是早期新儒家的代表之一。張君勱早年入上海江南制造局的廣方言館學習英文和數(shù)學、物理、化學等西學，于光緒二十八年（1902）中
寶山縣秀才。以后曾入上海震旦學院從馬相伯讀西方歷史和哲學，后因學費問題改入南京江南高等學校就學。光緒三十二年（1906），由寶山縣公費派送日本留學，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jīng)濟科，參加梁啟超組織的“政聞社”。宣統(tǒng)二年（1910）回國后，被授翰林院庶吉士。辛亥革命后曾任寶山縣議會議長，組織“民主黨”。1913年入德國柏林大學學習。1915年回國后，曾任上海《時務新報》總編、段祺瑞所設的“國際政務會”書記長、馮國璋總統(tǒng)府秘書。1918年起游學歐洲三年，師事倭鏗，又常往法國求教于柏格森，廣泛涉獵西方的唯意志論和生命哲學。1926年，與李璜合辦《新路》雜志。1932年，與張東蓀一起召集“國家社會黨”籌建會，創(chuàng)辦《再生》雜志。1934年任國社黨中央總務委員會、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后任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常委、民社黨主席等職。曾歷任北京大學、燕京大學、中山大學教授，上海國立自治學院、民族文化學院院長。1949年經(jīng)澳門去印度，1951年后寓居美國。張君勱一生徘徊于學術與政治之間。思想上傾向于孔孟之道和宋明理學，又糅合柏格森的生命哲學。
1923年在清華大學發(fā)表關于“人生觀”的講演，由此引發(fā)學界的“科玄論戰(zhàn)”，是當時詳細學派和“東方精神文明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與梁漱溟、熊十力等積極倡導儒學的現(xiàn)代發(fā)展，主張超出一切門戶之見，在新的世界潮流中實現(xiàn)儒學復興。認為宋儒的“理性之自主”、“心思之體用”、“德性之知和致知格物”等思想，都可以“為東西古今思想之共同基礎”（《中西印哲學文集》），堅持以理學傳統(tǒng)作為復興儒學的起點。1958年，與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聯(lián)名發(fā)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這一當代新儒家的思想綱領。
張君勱 - 大事記
張君勱（1887-1968），原名嘉森，字士林，號立齋，別署“世界室主人”，筆名君房，江蘇寶山（今屬上海市寶山區(qū)）人。近現(xiàn)代學者，被部分學者認為是早期新儒家的代表之一。1887年1月18日出生于江蘇嘉定縣一個儒醫(yī)兼經(jīng)商的家庭。6歲私塾啟蒙。12歲考入上海江南制造局廣方言館，在這里張君勱開始“知道世界上除了做八股文及我國固有的國粹外，還有若干學問”。
1902年，張君勱16歲，應寶山縣鄉(xiāng)試，中了秀才。翌年，他被《新民叢報》梁啟超所撰《祝震旦學院之前途》一文所吸引，不憚巨額學費，投考震旦學院修拉丁文。后因學費無繼，而轉入南京高等學堂，學習不及一年，因參加拒俄愛國運動而被勒令退學。經(jīng)友人介紹，去湖南長沙做中學教師。
1906年，張君勱東渡扶桑，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學修習法律與政治學。留學期間，結識了具有師友關系的梁啟超，并參與發(fā)起梁啟超主持的“政聞社”。
1910年，張君勱于早稻田大學畢業(yè)，獲政治學學士學位�；貒鴳囉趯W部，取得殿試資格，次年經(jīng)殿試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為暫避袁世凱的迫害，在梁啟超的安排下，張君勱于1913年取道俄國赴德入柏林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
1918年，張君勱等6人隨梁啟超去歐洲考察，之后留在德國師從倭鏗學習哲學。
1969年病逝美國。
張君勱 - 個人生平
20世紀上半葉是中國歷史上人才輩出的時代之一。張君勱學貫中西，一生循著一個傳統(tǒng)儒者的德性，主張以傳統(tǒng)中華文明為根基，吸納西方先進文化，力圖以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把中國建成一個與本民族傳統(tǒng)相適配的民主憲政國家，并畢生為這一目標而奮斗。但隨著國共內戰(zhàn)日見分曉，張君勱意識到他無法選擇在國共任一方的庇護下生活，只有飄零海外，徹底地轉入儒學的探究，因而他迄今在兩岸仍是一個陌生的存在。
“其必為我邑之人杰”
張君勱，名嘉森，字君勱，一字士森，號立齋，別署“世界室主人”。1887年1月18日出生于江蘇嘉定縣一個儒醫(yī)兼商人的家庭。6歲私塾啟蒙，從小讀書用功，悟性過人，特用功于朱熹的《近思錄》，這滋養(yǎng)了他溫和虔敬的性情，也培育了他一生“尊德性”的信念�？赡芤驗榧业乐新涞脑颍�12歲時，張君勱奉母命考入上海江南制造局廣方言館接受教育(當時風氣未開，社會還以科舉為正途，故一般家庭不會送孩子上這種學校)。
在廣方言館，每周4天上午讀英文，張君勱的英文技能得到了很好的訓練。他大量閱讀了譯書局翻譯的書，對西方典籍的接觸，極大地開闊了他的學術視野。正是在這里，張君勱開始“知道世界上除了做八股文及我國固有的國粹外，還有若干學問”。與此同時，廣方言館也極其注重國學教育，每周其余3天上午則誦習國文，國文的主要訓練是讀“三通”，即研究傳統(tǒng)中國制度之學不能繞開的《通典》、《通志》和《文獻通考》。教張君勱國文的袁觀瀾(希濤)是一位博洽的學者，在他這里，張君勱對政治制度的終生關注得到啟蒙。不僅如此，由于廣方言館還教授策論，也就是政論，張君勱后來擅長寫政論文章，最早也是在這里發(fā)蒙的。課余時間，張君勱還花了大量精力閱讀《資治通鑒》、《日知錄》和《曾文正(國藩)公全集》，中國傳統(tǒng)士人憂國憂民的道德觀也浸潤到了他的血液里。
在廣方言館，張君勱學業(yè)優(yōu)異，在中西學方面都得到極好的訓練。獨具慧眼的袁觀瀾已經(jīng)看到這個年輕人的廣闊前途，他回憶說：“(張)君勱天生奇質，博聞強記，我不病其易于沖動，且喜其必為我邑之人杰�！�
留學日本和德國
1902年，張君勱在寶山應試策論，對此駕輕就熟的他輕松地就中了秀才。次年，近代中國著名教育家馬良(相伯)在上海創(chuàng)辦震旦學院，當時剛從美國返回日本的梁啟超不但將震旦學院的招生啟事登在了他主持的《新民叢報》上，還特別在同期撰寫《祝震旦學院之前途》一文，文中有“中國之有學術自震旦學院始”�？吹竭@篇文章的張君勱深受刺激，于是不惜重金進入了這個學院，然而半年以后，因經(jīng)濟困難而輟學。1904年，17歲的張君勱考入南京高等學校，但由于他在上海參加了當時抗議俄國非法侵占中國東北的義勇隊，最終被勒令退學，而不得不由友人介紹赴湖南任教于中學。據(jù)說，他在湖南授課時，有次論及國際形勢以及列強對華的侵略，語調激昂慷慨，竟使得學生當場號啕痛哭，甚至暈倒在地。可以想見，若不是張君勱愛國情緒的深沉激烈，斷不能達到這樣的效果。1906年，上海寶山選派8人赴日本留學，張君勱和他的弟弟張公權(嘉后為近代中國極為著名的金融家)雙雙入選。同年3月，還在蜜月期的張君勱告別新娘，啟程東渡日本。這年秋天，他考入早稻田大學經(jīng)濟科。按照清政府的規(guī)定，只能資助張君勱學習理化，然而他卻選擇了他感興趣的法律和政治學，于是半年以后，資助便終止，隨后給他提供撰稿費的《新民叢報》�？�，張君勱被迫在清苦的環(huán)境下堅持學習。早稻田當時采用的是英文教材，因此張君勱見識了諸多英文政治和法學典籍。除此以外，張君勱的老師們經(jīng)常提及在政治和哲學方面的德國學者及其著作。筆者臆測,德國(于1871年)艱難統(tǒng)一并迅速崛起的歷史給德國學者積淀下的深沉情感在他們著作中留下的深刻烙印，一定給他這顆關心深重國難的心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傊�，張君勱從此下定了去德國留學的決心。
在日本，張君勱以立齋的筆名翻譯并在《新民叢報》上發(fā)表了《穆勒約翰議院政治論》，這是英國著名政治思想家穆勒(今天也譯為密爾)的名著《代議制政府》的摘譯。張君勱為它專門寫了一段“小引”，并不時在文中添加按語，比較了中國的民族關系，反對革命派的“排滿”，而主張民族寬容。從中可以看到的是，張君勱反對革命派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政府，而主張改良立憲。需要指出的是，在穆勒的作品中，本來就強調政體必須和國民的性情相適宜，而這樣一個政體最終必須靠它的國民，政府才能運轉，而且其國民也愿意。因此，這不僅是如有的學者所說的，這個學說適合為當時中國的改良立憲派張本，而且也應該符合張君勱的一貫堅持。事實上，他以后的政治活動無論是斗爭還是妥協(xié)，都圍繞著相近的思路進行。所以，有學者指出：“就某個意義上來說，《穆勒約翰議院政治論》奠定了張君勱一生政治思想的一個里程碑�！边@應是切當之判斷。隨后，他又撰寫了《論今后民黨之進行》一文，文中他主張?zhí)岢珖窠逃�，提高國民素質，使國民成為真正的公民；同時，他又強調領導人物的作用。他已經(jīng)初步形成了精英人物奮斗于上，國民奮斗于下，雙方和諧努力的政治理念。
1910年，張君勱畢業(yè)，獲政治學學士學位，啟程回國。不久，他參加了學部考試，取得殿試資格，次年經(jīng)殿試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成為中國末代翰林。隨后，他積極參加了梁啟超陣營的政治活動，最終由于激烈攻擊袁世凱聽任外蒙古分裂的罪行，為暫避袁世凱的迫害，在梁啟超的安排下，于1913年取道俄國赴德入柏林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
這是張君勱第一次赴德國留學。德國的大學充分尊重學生的自由，但這反而給當時德語還不熟練的張君勱出了一個難題，而且他當時志不在做學問。他自己曾確認過這一點，他說由于受清末民初知識界那種“求學問是為改良政治，是為救國，所以求學問不是以學問為終身之業(yè)，乃是所以達救國之目的”的風氣影響，因此，他“在德國讀書約有兩三年，而自己無多大心得�！m兩三年中讀書甚勤，但始終站在學問之外，學問與自己尚未打成一片。”
張君勱第一次留學德國之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在歐洲如火如荼地進行。他學問沒有做成，但顯示了做一個出色的政治觀察家的潛質。自戰(zhàn)爭開始，張君勱一直留意時局，買了不少書籍，并結合報刊，研究戰(zhàn)爭的進展。他還在房間掛了一張大地圖，在地圖上標記戰(zhàn)線，并預測戰(zhàn)局的勝敗。他是如此投入，以致他的房東誤把他當成是來自日本的間諜。終于有一天他被房東大娘抓了個“現(xiàn)行”，直到到了警察局，誤會才解開。張君勱把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當成是“啟發(fā)吾人知識之最好教科書”，撰寫了一系列時評刊發(fā)在國內的報刊上。他的結論是：只有教育、工業(yè)和科學技術都發(fā)達的國家，才能在近世戰(zhàn)爭中穩(wěn)操勝算，打敗敵人，否則就會像俄國那樣被敵人打敗。心系祖國的他，得悉國內袁世凱稱帝的鬧劇正在上演，他決然地放棄了學業(yè)，回國參加反袁斗爭。在袁世凱死后，他和梁啟超主導的“研究系”，積極鼓動北洋政府參加對德宣戰(zhàn)，但最終淪為軍閥斗爭的犧牲品。在政治上失意的梁啟超和張君勱以個人身份為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出謀劃策，這促成了張君勱二度留學德國。
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和會上的慘重失敗，極大地打擊了張君勱，他認識到國際上只有強權，而沒有公理，國家若本身軟弱，所謂外交只是一句空話。這種打擊堅定了他早已形成的要培養(yǎng)強健國民以壯大國力的認識。帶著失望的情緒，他們一行繼續(xù)歐洲的游歷。對倭鏗(也譯奧肯或奧伊肯)的拜訪，改變了張君勱的人生軌跡，他最終決定留在德國拜倭鏗為師。倭鏗是現(xiàn)代德國著名的生命哲學家，他主張人的精神意志的重要意義，張君勱發(fā)現(xiàn)了他的學說中蘊藏著和孔子相合之處：“孔子之所謂誠，即奧氏所謂精神生活也；孔子之所謂以誠盡人性物性者，即奧氏所謂以精神生活貫徹心物二者也。奧氏之所謂克制奮斗，則又孔子克己復禮之說也�！眱烧咧煌瑒t是，孔子為“抽象之論”，奧氏“則有科學根據(jù)”。張君勱的這段比較極其重要，它應該最能反映他一生的思想堅持和政治追求：一方面，他相信科學的力量，希望自己的祖國能依靠科技強國；另一方面，中國遭受西方列強的侵略和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現(xiàn)實，使得他又質疑科學支配人的后果。他想要的是既要讓科學造福于落后的祖國，中國又能堅守重視人際和諧的優(yōu)良傳統(tǒng)。這就是張君勱畢生奉行不懈的“德、智”并重的道路。
源于資本主義之貪婪而發(fā)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為社會主義思潮展示魅力提供了最現(xiàn)實的政治舞臺。推崇魏瑪憲法、一直試圖以改良而不是革命把中國建成憲政國家的張君勱恰在此時與它相遇，因此，他試圖通過國家社會主義拯救中國的思路就很自然地成型了，并從此成了國家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堅定支持者。
張君勱第二次留學德國，由于心系國家的政治命運，再次放棄了博士學位回到中國。這一次他無意間竟在中國引發(fā)了一場文化爭論。
一個“玄學鬼”
張君勱深刻地研究了《魏瑪憲法》，對德國人民的服從和奮斗精神印象深刻，他把這歸為德國能從一盤散沙很快完成統(tǒng)一，并實現(xiàn)憲政的主因。他由此想到了中國自辛亥革命以后，徒有各種版本的憲法，卻總是崇尚武力，而不能實現(xiàn)憲政的可悲現(xiàn)實，他認為問題出在中國人缺乏基本的政治品格。1921年10月，他寫成《國民政治品格之提高》一文，系統(tǒng)比較了中西政治的異同。他認為要拯救中國，必須以西方的“理性政治”取代中國的“武力政治”，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建立一個理想的政黨，通過政黨教育人民來達成他為中國找到的政治出路。他相信“理想的政黨成，則理性政治之實現(xiàn)必矣”。思考至此，他認為與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wǎng)。1922年1月，張君勱陪同來華講學的哲學家杜舒里回到中國，不期，在實踐政治之前，他先成了“玄學鬼”。
張君勱回國之時，正值“五四運動”之后，中國知識界對“德(民主)、賽(科學)二先生”的崇拜熱情正高。1923年2月4日，陪同杜舒里北上天津和北京講學的張君勱，應著名學者吳文藻之邀為即將出國留學的清華學校的學生做“人生觀”的演講。沒想到這一次偶然的講演，竟在當時的中國學界引起軒然大波。張君勱演講的題目出自倭鏗的一本書《大思想家的人生觀》，其主旨在于說明科學并非萬能的，由于聽講人的特殊身份，所以他一開始就特別提醒他們不要以為天下的事都受科學因果律的支配，人們熟悉的人生觀問題更是如此。他說：“天下古今之最不統(tǒng)一者，莫若人生觀”。這一看法，客觀地說，應該符合張君勱已經(jīng)成型的思路，而且在今天看來，也有相當?shù)暮侠硇�，但它恰沖撞了當時國內對“德、賽二先生”的崇拜，這篇演講詞刊登在了《清華周刊》的第272期上。
張君勱的好友丁文江這個著名的科學家率先發(fā)難，他讀到該文后“勃然大怒”，先后在《努力周報》上發(fā)表《玄學與科學——評張君勱的“人生觀”》和《玄學與科學——答張君勱》，激烈批評了玄學是“無賴鬼”，認為科學方法是萬能的，科學若導致問題是出在政治家和教育家身上。他說是“玄學的鬼附在了張君勱身上”。張君勱由是獲得了“玄學鬼”的稱號。
由于張君勱對丁文江做了反擊，并發(fā)展成“東方文化救世”的立場，于是這場筆戰(zhàn)的范圍大為擴展，當時眾多精英人物都卷入到了這場論戰(zhàn)中，這就是所謂的“科玄論戰(zhàn)”或“人生觀論戰(zhàn)”。熱衷以結果來論成敗的學者通常愿意認為是“科學派”取得了勝利，但實際上，隨著辯論的深入，雙方的觀點都日益走入極端，因此，評價這場論戰(zhàn)的勝負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從當時論戰(zhàn)的各方誰也沒有最終被說服來看，如何評價這場文化論爭需要更復雜慎重的考慮。
中華民國的“憲法之父”
“科玄論戰(zhàn)”其實只是張君勱生涯中的一個插曲，如果說這對他有什么意義，充其量不過是把他的政治主張的思想基礎予以宣示而已。他的志向是要使中國成為一個民主憲政國家。他要為中國制定出最好的憲法，然后在政治實踐中去檢證。
張君勱為中國制定憲法的經(jīng)歷從他1922年回國之初就開始了。自袁世凱敗亡以后，中國軍閥以搶奪中央政權為中心而使全國陷入混戰(zhàn)的局面。當時國內知識階層有鑒于這種危局，不少人主張通過變更國體，通過聯(lián)省自治實行聯(lián)邦制來挽救時局。在這個背景下，1922年5月7日，八團體國是會議在上�？偵虝_幕。張君勱作為小有名氣的憲法學家和社會活動家應邀出席，并受國是會議的“國憲草議委員會”的委托，草擬成《國是會議憲法草案》兩份，其中甲案代表張君勱本人的意見。在這個憲法草案中，張君勱實際上主張在中國實行結合單一制和聯(lián)邦制的政治體制。這是因為若照搬美國的聯(lián)邦制，則恰好為當時占地為王的軍閥割據(jù)所用；若是實行單一制，則當時的亂局恰由以中央政權為依托的軍閥堅持“武力統(tǒng)一”所造成。因此，綜合中國的國情，他實際上主張在中國實行單一制，但以清晰劃分中央和地方的權力范圍為前提，而整個憲政框架都以維護人民的自由權利為指歸。
這次制憲是張君勱作為憲法專家在中國憲政史上初試鶯啼。很顯然，這部憲法雖然比較好地反映了張君勱的政治主張，但無法得到軍閥們的尊重。張君勱一直試圖以尊重國情為基礎，以不從根本上違背他的憲政原則為前提而執(zhí)行妥協(xié)路線。此后，他作為憲法專家不停地卷入當時中國憲法問題的爭議中。
1937年日本發(fā)動全面侵華戰(zhàn)爭，中國需要在這一主要敵人面前空前團結起來，國民黨再堅持一黨專政已舉步維艱，張君勱的制憲才華在這時得到了全面體現(xiàn)。出于抗日大計，國民政府不得不成立國民參政會，1939年9月，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四次會議召開，結果會議顛覆了蔣介石的預想，演變成一場要求結束黨治、實施憲政的會議。隨后，憲政運動如火如荼地進行。雖然國民黨萬般阻撓，但隨著美國卷入太平洋戰(zhàn)爭，中國的抗日局勢的發(fā)展，中國政局也日漸發(fā)生變化。在抗日戰(zhàn)爭結束之時，在國內和美國的壓力下，蔣介石政府不得不勉強于1946年1月10日召開政治協(xié)商會議，此即舊政協(xié)。在國內和國際都要求民主、實現(xiàn)憲政的壓力下，國民黨政府拋出塵封多年的“五五憲草”供代表們審議，結果張君勱提出了以五權憲法之名行英美憲政之實的憲法方案。張君勱批評“五五憲草”的國民大會制度是間接民權，不是直接民權。他主張直接起用公民的選舉、罷免、創(chuàng)制、復決四大權利代替國大；以立法院為最高立法機關；行政院為最高行政機關，對立法院負責，而不對總統(tǒng)負責；限制總統(tǒng)權力，使之成為虛位元首。這一議案矛頭明顯對著獨裁無膽、民主無量的蔣介石，沒想到國民政府負責憲法草案討論的孫科，出于自己的政治私利竟然支持了張版提案，而由于蔣介石本人也一時疏忽，竟然成案！
蔣介石不能容忍這個旨在限制自己的憲法，他選擇食言而肥，但在這樣做的同時，也把自己獨裁的嘴臉賣給了全國人民，在道義上他失去了合法性的依據(jù)。最后，雖然蔣介石違背了舊政協(xié)決議，修改了張版憲法，多數(shù)民主黨派拒絕參加國民政府，修改后的憲法也被視為“偽憲法”，但為了欺誆人民，顯示國民政府“多黨民主”的形式，為了拉攏張君勱的國社黨，蔣介石集團做了一定形式的妥協(xié)。實際上，從學術的立場看，這個修訂過的“憲
法”在民國政治體制中形成了半總統(tǒng)制半內閣制的形式，在根本原則上并沒有違背張君勱的憲政宗旨，該“憲法”的主體結構一直延續(xù)到蔣介石敗退臺灣一隅之后。在這個意義上，張君勱是不折不扣的“中華民國憲法之父”。
黨魁與戰(zhàn)犯
張君勱關注中國憲法的目的是為了實現(xiàn)他的政治抱負，他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理性的政黨以教化人民，從而能真正確保中國成為真正的民主國家。
張君勱一貫反對以革命的方式改造中國，因此早在北伐戰(zhàn)爭之時，他就是國民黨的批評者。經(jīng)過對國民黨的觀察，他預測在北伐戰(zhàn)爭結束后，國民黨無非選擇三條路：一是召集國民會議；二是實行一黨專制；三是內部分裂，造成全國混亂。他認為第一種選擇在當時國民的民主素質欠缺的情況下，只能重演政治操縱的故事。換言之，也就是說國民黨只會走后兩條路，而這將阻斷中國的民主進程。從這個判斷出發(fā)，他堅決地批評國民黨也就可以想見�？杀氖�，國民黨竟然沒有跳出張君勱給它劃出的政治路向，1927國民政府成立后，隨后就是全力清洗中國共產(chǎn)黨，并同時引發(fā)了大規(guī)模的內部分裂，嚴格地說，一直到敗退臺灣為止，國民黨面臨的這兩個政治困境始終未曾逃脫。
由于批評國民黨，張君勱創(chuàng)辦的政治大學為國民政府接收。隨后他創(chuàng)辦雜志，以政論的方式繼續(xù)批評各革命的政黨，尤其是當權的國民黨。他創(chuàng)辦了《新路》，堅決地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批評國民黨以民智未達為借口，始終拒絕實行憲政的卑劣行徑。由于言辭激烈，很快地在1928年《新路》被國民黨政府查封。在國民黨的壓制下，1929年張君勱曾一度第三次短暫赴德國任教，但很快又回到國內。
再次回國，國內外政治形勢已經(jīng)發(fā)生了急劇的變化，日本帝國主義者明目張膽地蠶食中國東北，而國民黨當政的政府竟然仿佛視而不見，這極大地刺激了愛國的張君勱。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抗爭國民黨的腐敗無能，他秘密成立了中國國家社會黨，并于1934年7月召開了第一次黨代會，張氏擔任黨魁，此后也一直是該黨的精神領袖，張君勱終于走向了他久已成型的成立“理性政黨”以教化國民的政治實踐之路。國社黨成立以后，以張君勱一貫的政治主張為指導，采取了多面出擊的路線。
隨著日本侵略者發(fā)動全面侵華戰(zhàn)爭，張君勱指出，要救中國，最終必須靠中國的“民族自信力”。他出版了《民族復興之學術基礎》，把喚起中國的民族主義作為立國的基本原則；1936年8月又出版了《明日之中國文化》一書，通過全面比較東西文明以及中國古今文明的分期之后，他再度強調了民族自信力對國家的重要性，而民族自信力的來源則是在繼承傳統(tǒng)優(yōu)秀文化的基礎上勇于創(chuàng)新，我們要通過繼承的創(chuàng)新喚起“民族的自覺”，這樣中國就有希望�？梢哉f，在民族處于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張君勱作為黨魁和學者，為抗日事業(yè)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貢獻。
“七七事變”以后，隨著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形成，國社黨也從秘密轉向公開。此后，張君勱就名正言順地以知名學者和黨魁的雙重身份從事政治活動。1938年年底，他在國家社會黨的機關刊物《再生》重慶版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了一封致共產(chǎn)黨領導人毛澤東的公開信，公然反對毛澤東不久前提出的在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既統(tǒng)一、又獨立的獨立自主原則，認為共產(chǎn)黨“自有軍隊，自有特區(qū)，自標馬克思主義”，這有礙于在國民黨蔣介石領導下舉國的真誠團結，共同抗戰(zhàn)。因此他要求共產(chǎn)黨將“八路軍之訓練任務與指揮權”完全交給蔣介石，取消陜甘寧邊區(qū)政府，“將馬克思主義暫擱一邊。”張氏的公開信發(fā)表后，當時正想方設法吃掉共產(chǎn)黨、八路軍、新四軍和陜甘寧邊區(qū)
的國民黨頑固派如獲至寶，“利用他這篇文章到處翻印散發(fā)”，產(chǎn)生了極壞的政治影響。同時也理所當然地受到共產(chǎn)黨方面的駁斥和批判。但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國民黨日趨反動，在加強其一黨獨裁統(tǒng)治的同時，又采取各種手段打擊迫害包括張君勱在內的各中間黨派領導人和愛國民主人士，張于是逐漸改變了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敵視態(tài)度。用董必武的話說：“他(張君勱)現(xiàn)在不但不反對我們擴充軍隊成立邊區(qū)，他還怕軍隊的力量不夠強大和邊區(qū)遭受襲擊呢！張已認我黨為在中國實現(xiàn)民主中一支必要的友軍。”在1940年和1944年的兩次憲政運動中，他都能和共產(chǎn)黨人密切合作。作為民盟的創(chuàng)建者和主要領導人之一，在抗戰(zhàn)勝利前后的一段時期內，他基本上也能遵守民盟的政治立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支持共產(chǎn)黨的正確主張。所以，1946年初他60歲生日時，周恩來親自給他送了一塊“民主之壽”的壽匾。張君勱一直堅持反對以戰(zhàn)爭的方式解決中國內部問題。在蔣介石公然撕毀舊政協(xié)決議以后，由于蔣介石采納的憲法提案沒有根本違背張氏的憲法版本，再加上他要安置其部下，因此他率領民社黨(此時國社黨和民主憲政黨已合并，改名為民主社會黨)參加了當時的國民政府。這一天真的舉措徹底葬送了他和中國共產(chǎn)黨及民盟的友誼，連他的摯友張東蓀都和他劃地絕交。但此后不久，蔣介石又悍然發(fā)動了內戰(zhàn)，張君勱本人也對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徹底絕望。隨著戰(zhàn)事日趨明朗，張君勱認為他“再造中國”的理想大勢已去，他眷戀的祖國已經(jīng)沒有了他容身的地方。就在他離開大陸前夕，他在中國共產(chǎn)黨開列的首批43名戰(zhàn)犯名單上，赫然位居第43名！
飄零海外，歸心儒學
1949年3月25日，張君勱移居澳門，期間李宗仁曾邀請他出任行政院長，被他辭謝不就。同年11月5日，應印度教育部的邀請，他赴印度講學。周恩來曾經(jīng)派張經(jīng)武赴印度約見他，邀請他回國。1952年他轉赴美國，從此再也沒有回到祖國的土地。
離開政治、飄零海外的張君勱，選擇了以挖掘中國傳統(tǒng)學術來表現(xiàn)他對中國的熱愛。他仍然堅持相信要解決中國的問題，只有“建立一個立基于民主憲政原則的新中國”。而要做到這點，就要清理中國的文化遺產(chǎn)，以利于培育適于中國式憲政的國民。為此，他轉向了儒學的研究。最終，他寫下著名的《新儒家思想史》，成為當代新儒家當仁不讓的開山之人。1958年，他又和唐君毅、牟宗三等聯(lián)名發(fā)表了《中國文化與世界》的長篇宣言，宣告了儒學在經(jīng)過五四以來的詆毀以后“再度活躍于現(xiàn)代中國的思想舞臺；同時，它也反映了現(xiàn)代新儒學力圖走向世界的努力和雄心�！�
張君勱對氣節(jié)和尊嚴身體力行。在飄零海外的近20年間，由于沒有固定的工作，生活一直非常清苦，但他堅持拒絕國民黨當局的資助。1961年，臺灣“教育局”聽說他要去德國講學，便給他匯去一筆非�？捎^的美金做路費。不料，幾天以后，這筆錢被如數(shù)寄返。自1949年離開大陸，一直到1969年去世，張君勱自始至終沒有接受過國民黨當局的一文錢。
1969年2月23日下午6時40分，這位曾放言“不因哲學忘政治，不因政治忘哲學”的篤行儒者因操勞過度，在舊金山的一所療養(yǎng)院去世，享年82歲。
張君勱 - 個人著作
主要著作有：《中西印哲學文集》、《新儒家哲學發(fā)展史》、《思想與社會序》、《民族復興之學術基礎》等
張君勱 - 個人評價
張君勱一生充滿著矛盾。他既被國民黨綁架過和軟禁過兩年，其著作多次遭到國民黨的查禁，又是蔣介石的座上客，支持過國民黨的反共內戰(zhàn)政策；他既與共產(chǎn)黨有過很不錯的關系，61歲生日時周恩來還送過他一塊“民主之壽”的壽匾，又與共產(chǎn)黨人勢不兩立，1949年被毛澤東宣布為“戰(zhàn)犯”而遭通緝。
就學術一方面而言，他創(chuàng)辦過政治大學、學海書院和民族文化書院，當過北京大學和燕京大學教授，是1923年“人生觀論戰(zhàn)”的挑起者和后來《文化宣言》的發(fā)起人，與丁文江、陳獨秀和胡適打過筆墨官司，并先后有《人生觀》、《民族復興之學術基捶、《中華民國民主憲法十講》、《社會主義思想運動概論》、《中國專制君主制之評議》、《主國之道》、《明日之中國文化》、《新儒家思想史》等論著發(fā)表和出版，被公認是現(xiàn)代新儒家的重鎮(zhèn)。
從政治一方面看，他早年追隨梁啟超從事立憲活動，是政聞社的骨干人物，自30年代起，又先后組建過或參與組建過中國國家社會黨、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和中國民主社會黨，參加過兩次民主憲政運動，是國防參議會參議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6年政治協(xié)商會議代表，并起草過《中華民國憲法》。張君勱反對中國實行共產(chǎn)主義，又不滿蔣介石不遵守《中華民國憲法》，1949年后去美國。由于民社黨遷往臺灣后內斗不斷，又受到國民黨實施一黨專政的壓迫，張君勱曾經(jīng)于1962年出面號召黨內團結，但無功而返。
他既是中國民主同盟的創(chuàng)建人之一，長期擔任民盟中央常委，又違背民主同盟的政治原則，率民社黨參加國民黨
單方面召開的國大和政府，被民主同盟令其退盟。他既熱情地宣傳介紹過十月革命，又對十月革命進行過肆意攻擊，一生以反對中國走俄國人的道路為鵠的。
他從小進的是新式學堂，留學過日本和德國，卻擁有秀才和翰林的功名；他掌握和精通三門外語，用德文和英文寫有著作，卻拒絕使用白話文，他發(fā)表和出版的中文論著都用的是文言文。
他提倡過婦女解放，抨擊過封建大家庭對婦女的壓迫，然而1922年他卻頑固地不許他妹妹張幼儀在與徐志摩離婚后改嫁，而他自己則毫不猶豫地與一字不識的發(fā)妻離了婚，重新娶了一位知識女性……
張君勱一生“徘徊于學術與政治之間”，但他在政治與學術這兩個領域里都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他反對中國共產(chǎn)黨，中國共產(chǎn)黨卻不斷發(fā)展壯大，從勝利走向勝利，并于1949年領導中國人民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他不滿于國民黨的一黨獨裁，國民黨的一黨獨裁卻依然如故，而且是變本加厲；他反對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卻成了新中國的指導思想；他提倡復興儒學，直到他1969年逝世……他的主張在中國始終沒有真正實行過。
張君勱雖然不是一個成功者，這并不意味著他在近現(xiàn)代中國政治史和文化學術史上的地位不重要。實際上，在這兩個領域里的許多方面，他都產(chǎn)生過有形或無形的影響。
張君勱 - 思想分析
張君勱（1887-1969）現(xiàn)代大儒。6歲入私塾，20歲赴日本，在早稻田大學修習法律與政治學。后又到德國學習哲學。他提倡復興儒學，于學術與政治之間均有建樹，在中國政治史和文化學史方面，他都是重要人物。于儒學哲學化方向猶有不凡成果。影響中國甚巨。
一?歷史上儒學有偏重“學”而輕視“習”的傾向，曾經(jīng)遭遇大儒、通儒的批評。明末顏習齋就批評朱熹說“千余年來，率天下入故紙堆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之人者，皆晦庵為之也�！睆埦齽晗壬鷵�(jù)此議論道：“朱晦庵一人是否負此吾國文弱之大病，暫不深論。然吾國人犯此文弱與不務實不好動之病，無可疑也。……迄于清末，曾文正出入戎馬之中，乃發(fā)現(xiàn)操作之有益于身心，而有‘習勞則神欽’之箴言。”（《儒家
倫理學之復興》，見于《民主中國》復刊號，1961年2月）孔子儒學對“行為”有特殊的偏重；對“言說”有謹慎的警惕。重踐履，是儒學非常個性化的品格。二?張君勱引黃宗羲關于東林黨人“清議”的意見說：“清議者，天下之坊也（坊，謂防止也），夫子之議臧氏之竊位，議季氏之旅泰山，獨非清議乎？清議息，而后有美新（美化王莽之新朝）之上言，媚閹之紅本（討好閹黨之文）。故小人之惡清議，猶黃河之阻砥柱也�！保ā吨腥A民族精神——氣節(jié)》，香港《再生》，1951年10月，第301期）清議，不僅需要洞察力，更需要勇氣。它與是大夫之氣節(jié)，是相通的。
三?伯夷叔齊之所行，在后世是遭遇誤解的。事實上這兩個人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他們與本土文化中的“氣節(jié)”概念相關。
張君勱引述韓愈的意見對夷齊（伯夷叔齊常為后人聯(lián)稱為“夷齊”）之行給予了很高評價。他說：“韓氏《伯夷頌》一篇，尤為有關氣節(jié)之文。韓氏于舉世宗周之際，訝然于伯夷、叔齊之餓死首陽山，乃釋其所以然之故曰：‘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又曰：‘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于后世�！庵^君臣上下，乃社會維系之大防，即令周室為人民所擁戴，然不可不有恥食周粟之夷齊。且稱夷齊曰：‘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梢娬紊弦粋�朝代即令成功，而一個個人仍有其是非褒貶之特權。此其言將一人人格，一人信心，一人之殉道精神，推而至于至高至遠，無以復加者矣。方今國中充斥朝秦暮楚之輩，讀韓氏此文者，其亦有冷水澆背之感歟�！保ā吨腥A民族精神——氣節(jié)》，香港《再生》，1951年10月，第301期）近代以來，理解伯夷叔齊的，張君勱可能是第一人。
四?張君勱認為，儒學哲學的一個重要內容是：知識應該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之上；否則，這樣的知識就是有問題的。（參《現(xiàn)代世界的紛亂與儒家哲學的價值》，見于香港《再生》，1959年4月，第二卷）這個意見可以參考。
五?張君勱甚至認為“儒家之最高理想為‘盡性知天’四字，此四字見于《孟子》。實則此四字早見于《中庸》之中，所論尤為翔實�！保ā度寮艺軐W在歷史中之變遷》，見于香港《再生》，1959年1月）
六?張君勱認為現(xiàn)代儒學“應以德、法二者相輔而行，為今后學術發(fā)展之途徑�！睘槭裁茨�？因為“國之所以為國，有各機關之關系，有政府與人民之關系，有人民與人民之關系，決不如師生之以內心休養(yǎng)為教，家庭之以和
大略可以分析如下。1?他認為儒學應該“德法相輔”，但這“相輔”之“法”從何而來？他沒有說。儒學有無自己的“儒家之法”，可以替代現(xiàn)行的歐陸法系？英美法系？或者說，如何拈出一套“儒家之法”來與現(xiàn)行的法系相“對接”？傳說中有一個“中華法系”，而且文獻資源很豐富，但這個東西很大程度上屬于“法家”而不是“儒家”。儒家自己的“法系”何在？張君勱的方法依然是“大而化之”�，F(xiàn)代儒學建設，如果統(tǒng)如此言，“高屋建瓴”，“提綱挈領”，是不濟事的，必要有具體的“目”而不是“綱”，來切實地踏實地演繹，方有開辟新一輪“元亨利貞”之可能。
2?倘真的做到“德法相輔”，這個東西，還會是儒學嗎？儒學題中應有之義是否就一定包括“法”在內呢？歷史上不曾包括，現(xiàn)代儒學就要將這個東西包括進來嗎？倘所包括之“法”是（譬如）《拿破侖法典》，那么，這個東西算儒學的哪個結構成分呢？怎樣界定儒學的畛域所在？張君勱沒有在這個問題上深思下去。他的設計還在沿習舊式思路：首先假定儒學可以無所不包；賦予儒學萬能的神效（這種假定和賦予，往往是不自覺的，潛意識的，習慣性的）；而后再來檢點儒學，發(fā)現(xiàn)儒學不具備若干功能，于是來補充某種功能。這個思路等于將歷史儒學想象為無限可能。而這是非常不實際的一種非理性狂想。儒學不可能是無限的。按照人間法則，儒學與各種“學術”各種“思想”各種“哲學”一樣，必然是有限的。這是一個經(jīng)驗判斷，也是一個理論判斷。但是歷史儒學從來沒有人承認它的有限性。在賦予它無限性的同時，它同時開始呈現(xiàn)為種種“漏洞”。
張君勱如此討論問題的時候，估計也在依違某個意象或圖式。他說到了“學術”：德法相輔之后，是“為今后學術發(fā)展之途徑”。這里將儒學限定為“學術”，就與無限性的假定和賦予有了距離。設儒學為“學術”，為“思想”，是對儒學理性有限性的肯認。儒學，就應該在“學術”苑囿中得到研究。這樣，儒學就脫離了參與政治治理的方向，走在貞定之途上了。但是，儒學又何必要將“法”吞并進來呢？“法”，是“法學”之畛域，非“儒學”之畛域。歷史上儒學沒有“法”項，現(xiàn)代儒學也不一定需要這個“法”項。倘若一定要蠶食或鯨吞或融會現(xiàn)代“法學”，儒學也便整體改變了質的規(guī)定性，儒學將不再是儒學。現(xiàn)代儒學之可能，不在這里。
七?氣節(jié)，為本土文化特有之思想范疇。張君勱曾著文論“氣節(jié)”，辨之甚詳。他認為西方也有氣節(jié)之士，如蘇格拉底、如布魯諾、如康德、如克羅齊、如費希特、如馬志尼、如加里波底等，但在西方哲學史、倫理學、道德學中，從無“氣節(jié)”這一項目。所以他說：“其尤為吾民族精神所在者，曰氣節(jié)�！睆埦齽昀斫獾摹皻夤�(jié)”是一種本土文化。他認為“氣節(jié)”關乎于理性、信心和殉道精神三個成分。關于理性，他說：“氣節(jié)背后所假定者，為人格之尊嚴，為理性之辨別。吾既為人，當盡其天之所賦予我者，則知之辨理，與意之堅決尚已�？鬃釉唬骸娍蓨Z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此即抱定自己正確堅定之意志，而不應受外界威力強暴名利之搖撼之謂也�！标P于信心，他列舉蘇武和文文山之事跡后說：“或屈膝胡虜，或效忠漢室，此時只有一條路。所以選擇之者，唯有本乎平日自信為道義之所在以行之，以為唯有如是，吾心乃安�！标P于殉道精神，他認為，在兩極端對峙之中，“茍無信心之人，彷徨瞻顧，失其所以安心立命之道，而不知所以措其手足者應何如。……處此非甲則乙，或非活即死之日，必先將自己各方面比較研究，求得一心安理得之境，置生死于度外，或以積極態(tài)度出之。”（《中華民族精神——氣節(jié)》香港《再生》，1951年10月，第301期）張說可以概見：所謂“氣節(jié)”并非訴諸于情緒之沖動，乃是理性思慮之結果。
“氣節(jié)”，是儒學之所倡，孔子發(fā)起端，孟子光大之�！墩撜Z》涉略“氣節(jié)”者不少，《孟子》中更是多所論列。論及“中華民族之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說的就是“氣節(jié)”之精神。但論“氣節(jié)”，不可不知張君勱所論理性之背景，否則即為“憤怒青年”或“義和拳勇”或“愍不畏死”之徒之所為，已經(jīng)遠離“氣節(jié)”之真義遠甚。“憤青”不能成就“氣節(jié)”。成就“氣節(jié)”者，素日須有道德之涵養(yǎng)，理性之思慮，屆時方能挺然突出。張君勱說：“自孟子‘人有所不為也，而后可以有為’之言觀之，道德之為義曰，有所應為，有所不應為�！保ㄍ希┢饺沼兴粸�，屆時方有所為；平日無所不為，屆時將無所為。
“氣節(jié)”，按張君勱論，“尚有其形而上學的意義在焉。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yǎng)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奈纳街栽唬骸菤馑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系命，道義為之根�！K格拉底之言曰：‘死或為不夢之睡眠，或為靈魂歸于另一世界。茍人能與奧菲斯神與先哲荷馬談話，其為樂如何？果其然也，請諸君許我死而已矣，死而已矣�！硪皇澜缰校瑳Q不因我之與人問答而置我于死地。除更為幸福外，入于不朽之鄉(xiāng)矣�！现形髡苋酥杂^之，可見存心養(yǎng)性之背后更有‘窮天地，亙萬古’之宇宙意義在矣。”這些，都是理解“氣節(jié)”重要的論述。
八?張君勱也曾著文，認為杰弗遜（以及法國）人權思想，法治思想來源于儒家。張君勱說：“……曰人群所以為治安計，乃組織政府，此政府所以為人民服務者，應守一定界限，不可使用暴力，不許人民使用暴力，而人民自身為此團體之主人翁，應以平等自由之地位，制成法律，為政府人民所共守，如是乃有治，乃有安全，乃有平等，乃有自由之可言。其說之由來，得之于《孟子?告子上》：‘《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鬃釉唬簽榇嗽娬�，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鞣饺俗x此文者解之為世間萬事萬物，既有定則，而此定則出于人之稟賦，此為道德，此為理性。由是推而廣之，乃有理性宗教論，乃有理性政治論，即天賦人權，乃有學術中之自然定律論，而杰弗遜留法時，知有此文，及其歸也，乃著之于《獨立宣言》之中。可知天賦人權，自為吾家舊物，遺留于海外二三百年之久，今可如游子還鄉(xiāng)矣。彼西方既采儒家言以建立其民主，吾何為不可以西方民主還之于儒家乎？”（《新儒家政治哲學》，美國《自由鐘》一卷，三期，1965年5月）張氏所論，或有測度之辭，但儒學與民主、自由不相悖，應是題中應有之義。也可以看出，孔子儒學“德治教化”在有道邦國具有廣泛適用性。
九?張君勱也說：“我們可以確切地假定：在這個世界里，不只是一個真理，而是有許多真理。為了生命的存在，我們認為具有知識并不是使人類幸福的唯一途徑，而是知識必須合乎道德的標準�！保ā吨袊F(xiàn)代化與儒家思想復興》，臺灣《再生》，1973年2月，第十九期）“知識必須合乎道德的標準”，就是張君勱式的表述，他應該認
定這是“唯一的真理”，但同時也認識到還有更多人也在認定另外的“唯一的真理”。這就是大儒面目。十?張君勱認為孔子更重視“學”，孟子更重視“思”。他說：“孔子認為學與思同樣重要，孟子則正相反，他特別指出，心的作用是思，思比學更重要。孟子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然。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献铀f的‘思’，就是理論方面的‘判斷’和倫理放面的‘評價’。”（《中國現(xiàn)代化與儒家思想復興》，原載于臺灣《再生》，1973年，第十九期）實際看來，“學”與“思”比較，孔子可能更看重“學”。
十一?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大儒張君勱赴日本講學，在日本學者安岡先生家中看到“敬天愛人”四個字，深表贊賞。張君勱認為儒家哲學精神貢獻于世界有三點足資重視：一為“知德合一”，也即知識與道德的合一，“知識應該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上面”；一為“道并行而不悖”，也即多元并包，兼收并蓄之主張；三為“不但有形而下學的世界，并且還有形而上學的世界”，“敬天就是形而上的世界。把世界限定到形而下，或者只拿出通用于形而下世界的法則，來壓倒形而上的世界，這些都是錯誤。形而下世界和形而上世界相合為一，這才算是真正的世界。這就是真正的人生�！保ā冬F(xiàn)代世界的紛亂與儒家哲學的價值》，原載1959年1月1日《民主中國》（復刊號）二卷，五期）張君勱所論略嫌粗疏，但論及“貢獻于世界”的三個要點，卻有積極意義；拈出“敬天愛人”四字來說形上、形下世界，也有意思，值得玩味。
“敬天愛人”四字所蘊含之道與《論語?堯曰》“敏則有功，公則悅”，有相通處�！秷蛟弧匪撝皭偂�，主體有二：一為“民”，一為“天”�！秷蛟弧返闹髦际牵禾煜轮涝凇肮�，唯“公”可以使民“悅”，使天“悅”。這也正是“敬天愛民”之義�！拔诽臁敝来笠釉�。
十二?與時偕進，乃儒學題中應有之義。儒學一方面要扼守，另一方面要變化，要日新；在扼守基本精神（或按崔根德的說法：堅持大經(jīng)大法）的條件下，求變，是現(xiàn)代儒學的重要使命。昔日朱熹與陸九淵互為答辯，陸九淵批評周敦頤之《太極圖說》，朱熹對陸九淵說：“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瓌t知不言者不為少，而言之者不為多矣�！睆埦齽険�(jù)此發(fā)揮道：“此言乎后起者不必因襲前人，貴乎自創(chuàng)。陸子靜有‘六經(jīng)注我，我注六經(jīng)’之言，謂人類心思之所屆，非古人傳統(tǒng)所能拘束。朱子改古本《大學》為之補傳，亦出于同一精神之啟發(fā)。司馬溫公之《疑孟》，歐陽修之《易童子問》，可作同類并觀一例。此與歐洲文藝復興后之排斥亞里斯多德氏，主張各人對于《圣經(jīng)》有自由解釋權，其相同一也。”
張君勱 - 相關書籍
作品名稱：《張君勱學術思想評傳》
作者：鄭大華
編輯、剪輯：戴逸
出版社：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內容簡介：本書分五章，系統(tǒng)闡述了張君勱的思想淵源、發(fā)展軌跡、主要著作、學術貢獻及歷史地位。 并附有傳主的學術行年簡表、研究論著索引。
媒體推薦：一個“徘徊于學問與政治之間”的學問家 張君勱，本名嘉森，君勱是他的字，又字七林，號立齋，另署世界室主人。1887年1月18日(清光緒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生于江蘇嘉定縣城一個儒醫(yī)兼經(jīng)商的家庭。6歲時啟蒙讀書，12歲時，奉母命考入上海廣方言館。上海廣方言館是洋務運動的產(chǎn)物。1863年(清同治二年)由時任江蘇巡撫的李鴻章奏請清政府批準設立。與北京同文館相似，這是一所學習外國語言文字的學館，招生對象全是14歲以下的兒童。那個時候，廣方言館每周上七天課，其中四天讀英文，三天讀國文。英文課除學習英文外，還包括用英文寫的數(shù)學、物理、化學和外國歷史等。學英文的四天只有上午有課，下午老師批改作業(yè)，學生則自修，或上體操課。三天讀國文，由先生指導看“三通”，作策論。廣方言館的英文課，使張君勱第一次“知道世界上除八股及我國固有的國粹之外，還有若干學問”。
編輯推薦：綜觀張君勱的一生，他是一個“徘徊于學術和政治之間”的人物，他從事政治活動時不忘學術，從事學術活動時不忘政治，在這兩個領域中都非常活躍。本書系統(tǒng)介紹了他的生平和思想，是了解他學術思想的不錯的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