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 - 簡介

張國燾，又名張?zhí)亓�，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1938年成為叛徒。

1897年生于江西省萍鄉(xiāng)縣（今萍鄉(xiāng)市）上栗市（今上栗縣）。早年就讀于北京大學，后來曾參加五四運動。原為無政府主義者，后轉信馬克思主義。1920年，加入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參與創(chuàng)建中國共產黨的活動。1921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局三名成員之一，兼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1922年初，代表中共出席在蘇聯(lián)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和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見過列寧（中國共產黨人中惟一一個見過列寧的人）。1923年，參與發(fā)動和領導京漢鐵路大罷工。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四、五、六次代表大會上均被選為中央委員。1924年1月，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后舉行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zhí)行委員。同年5月，在北京被北洋軍閥政府逮捕，叛變自首。出獄后，隱瞞了叛變行為，任中共中央執(zhí)行委員、中央局委員、湖北省委書記等職。1927年5月，當選為中共五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國共合作破裂后，他是中共五人中央常委成員之一，以中央代表身份去南昌，阻止南昌起義未逞，參加起義。后去蘇聯(lián)，在對右傾錯誤作了自我批評之后，于1928年6月，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后，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留在莫斯科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

1931年初回國后，被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中央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任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會主席。曾以“肅反”為名，誣害許多正直的共產黨人，并于1932年和1935年，在國民黨軍隊壓力下，先后放棄了鄂豫皖和川陜根據地。 1935年6月，率紅軍第四方面軍在四川省懋功（今為小金）與毛澤東率領的紅軍第一方面軍會師后，任紅軍總政治委員、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他反對中共中央關于紅軍北上抗日的決定，并且要求改組中共中央。1935年9月，擅自率8萬紅軍南下，公開分裂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自行成立黨中央。由于中共中央的批評，朱德、劉伯承等的抵制，四方面軍大多數指戰(zhàn)員的不滿，南下又遭到重大失敗，1936年6月，他被迫取消他所成立的黨中央。在同紅二方面軍會合后，紅二方面軍領導人任弼時、賀龍等堅持黨中央北上方針，反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7月初，他才率領紅四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共同北上。同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省會寧地區(qū)會師。1937年3月，中共中央舉行會議，清算了他的右傾分裂主義錯誤，繼續(xù)讓他擔任陜甘寧邊區(qū)政府副主席。1938年4月初，他只身逃離陜甘寧邊區(qū)，經西安到武漢，脫黨逃到國民黨方面。4月18日，中共中央決定開除他的黨籍。1949年移居香港，后轉赴巴西和加拿大。在他所寫的《我的回憶》中，對自己在革命中所犯的錯誤進行辯解，自我吹噓，并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作了許多歪曲事實的敘述。1979年12月，因病去世于多倫多。

張國燾 - “五四”運動的風云人物

張國燾是“五四”運動的風云人物，成為中國大地上出現的第一批以愛國救國為職志的知識青年。

真正把張國燾推上歷史前臺的是“五四運動”。“五四運動”爆發(fā)時，張國燾是北京學生聯(lián)合會講演部部長，講演部是各校運動積極分子云集的地方，人數眾多，僅北大就有800多人。張國燾把這些人分別組成若干講演團和講演小隊，到北京城內外街道、火車站以及集鎮(zhèn)等地露天講演，散發(fā)及張貼宣傳品，宣傳抵制日貨，揭露北京政府和親日派。
在這場由游行最終演變?yōu)橥创蛸u國賊的事件中，張國燾始終沖在前面，并成為第一批被抓的學生領袖。6月7日，北京大學門口，全體學生們熱烈歡迎張國燾等出獄。張國燾挺著胸膛，昂首邁步，走在隊伍最前排，像個從前線凱旋的英雄。張國燾的能力和才華是出類拔萃的，但他為人心胸狹窄，虛榮心強，好強爭勝，容不得別人對他的反對。
6月中旬，全國學聯(lián)在上海成立，張國燾作為北京學聯(lián)的代表前往上海出席大會，他被推選負責總務工作，對此職務，張國燾十分不滿。而此時，有“五四運動總司令”之稱的陳獨秀和北京學聯(lián)11位重要負責人被北京政府逮捕。消息傳到上海，在滬的北京學生代表決定，派不愿在全國學聯(lián)就職的張國燾立即返京，組織營救工作。當時北京學聯(lián)正群龍無首，張國燾旋即被推為總干事。對于這個職位張國燾很滿意，頗有成就感，工作十分積極。他不僅主持會議，指導內部工作，還負責對外通訊聯(lián)絡，溝通各校學生意見等等，忙得不亦樂乎。他后來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忙得有一個月沒有回到自己的寢室了，疲倦了就在辦公室的睡椅上躺一會，吃飯也在辦公室，每天工作十六個小時�！�
但是一次次請愿的失敗讓張國燾失去了往日的熱情，他開始反對學生請愿，并申訴自己的理由說：“學生無后盾！”他轉入北大哲學系，決定一心完成學業(yè)，以期將來功成名就。但是張國燾已經被當局列入黑名單，不得不在組織的安排下轉移上海，經歷了短暫的流亡歲月。
如同許多出身于富裕家庭的子弟一樣，張國燾在靈魂深處有一種反叛家庭、反叛社會的欲望，這種欲望因著幼年時代洪江會的造反、因著少年時代辛亥革命的爆發(fā)而生長和發(fā)展。進入北大之后，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的影響，和平請愿的失敗，國民雜志社和平民講演團的工作，使他的反叛欲望得到升華，并注入了愛國主義的成分。這樣，在周圍一大批先進學生的帶動下，張國燾也步入先進分子的行列。另外，張國燾自小聰明好學，上進心強，這使他養(yǎng)成了不甘居于人后的性格，愿意做些出頭露面的事情。思想上的激進和性格上的特點，使張國燾在五四運動中嶄露頭角，成為主要領導人之一。

通過這次運動張國燾得到了李大釗的關懷和支持，以至在40多年后，他在回顧這段經歷時仍對李大釗充滿敬仰和感激之情。他說： “他不僅對我提供了許多寶貴意見，甚至常代我草擬一些重要文件，對于溝通教職員與學生間的意見和聯(lián)絡新聞界等，更是多所盡力。”張國燾： 《我的回憶》（第1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63—64頁。正是在這種艱難的斗爭環(huán)境中，張國燾與李大釗結下了不同尋常的師生之誼。為了組織營救工作，張國燾經歷了有生以來最繁忙的一個時期： 主持各種會議，指導內部工作，負責對外聯(lián)絡。他雖然感到緊張疲勞，卻得到了一次很好的鍛煉機會。

張國燾 - 參與創(chuàng)建中國共產黨

1920年“南陳北李”陳獨秀、李大釗相約創(chuàng)建中國共產黨。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在北大紅樓成立，最初的成員只有三位：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李大釗為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工作，主要是指導工人運動。李大釗從他每個月140元的工資當中拿出80元，作為北京支部的活動經費，在他的指導下，北京共產黨的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其中最顯著的要數張國燾負責的長辛店工人運動。長辛店距北京城21公里，京漢鐵路北段的修車廠設在這里，有工人3000余名。張國燾經過調查，決定在長辛店創(chuàng)辦勞動補習學校，讓工人及其子女接受教育，這是發(fā)動工人運動的最佳方式。

張國燾、鄧中夏、張?zhí)�雷等人乘火車來到長辛店，動員工人和子弟踴躍報名參加補習學校。張國燾口才出眾，演講受到了工人的熱烈歡迎。補習學校開辦初期，張國燾、鄧中夏、羅章龍等輪流擔任教員，李大釗也曾到學校講課。這一時期，張國燾常常替李大釗接待前來借閱書刊、展開辯論的師生。在張國燾的回憶里，中共一大時“北京支部應派兩個代表出席。各地同志都期盼李大釗先生能親自出席；但他因為正值北大學年終結期間，校務繁忙，不能抽身前往。結果便由我和劉仁靜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會�！睆垏鵂c成為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建人之一，多年后，周恩來對要脫黨出走的張國燾說：“這個黨是你創(chuàng)建的，你不能離開啊！”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南陳北李”因事未能出席,經眾人推舉,張國燾擔任會議主席，主持召開“中共一大”，當選中國共產黨中央局三人團成員（任組織主任）。不久,他又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赴俄參加“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大會”,受到了列寧的接見——張國燾由此成為中共歷史上唯一受到列寧接見的領導人。歷史繼續(xù)青睞于他:中共二大上被選為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中央組織部部長,仍是僅次于陳獨秀的“二號人物”。張國燾正沉浸于人生的第一個高峰。

張國燾能作為中共一大代表并擔任主持人的重要角色，與李大釗對他的看重有很大關系。但是1924年張國燾被捕，在敵人嚴刑逼供下所寫的供詞中，排在前面的就是李大釗，這間接導致了李大釗1927年被敵人殺害。這個隱藏了多年的秘密，直到建國后，北洋政府的京師警察廳檔案解密后才真相大白。

張國燾 - 建設紅四方面軍，大搞“肅反”

 1927年8月1日，張國燾以中共中央特派代表身份，在江西南昌主持武裝起義，代行政治局職權。

 張國燾曲解了黨中央關于“起義要慎重”的意見，竟然要阻止舉行“南昌起義”，要求重新討論起義。憤怒的李立三和周恩來拍案而起，譚平山甚至提出要槍斃張國燾。當時，知道起義秘密的人已過百，一些起義部隊正在調動，起義已經無法阻止。最終，張國燾只得服從多數。
“張國燾‘假傳圣旨’差點葬送南昌起義”成為國內史學界的常見觀點，但是張國燾至死都聲稱他“為了遵守紀律，曾不折不扣轉達了共產國際的旨意”。68年后，小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在他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也清晰地認定張不是“假傳圣旨”。
1928年，中共奉共產國際之命在蘇聯(lián)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六大之后，張國燾被共產國際無限期留在蘇聯(lián)“學習”，糾正他的“機會主義傾向”。
1931年，剛從蘇聯(lián)回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國燾，赴鄂豫皖根據地，主持黨政軍全面工作。張國燾將紅軍游擊隊加以整組，在湖北黃安建立了紅四方面軍，破格提拔當時僅為副軍長的徐向前擔任方面軍總指揮，陳昌浩擔任總政委。
在張國燾的主持指揮下，紅四方面軍越戰(zhàn)越強，根據地日益擴大，成為三大根據地和三支主力紅軍中發(fā)展最快最強的一支。紅四方面軍和鄂豫皖的老人們至今還記得“跟著張主席，天天打勝仗”的歌謠。
在土地革命戰(zhàn)爭中，中國有六大蘇區(qū)，其中最大的兩塊就是江西中央蘇區(qū)和鄂豫皖蘇區(qū)。1931年4月，中共中央派張國燾、陳昌浩、沈澤民到鄂豫皖蘇區(qū)，由張國燾任鄂豫皖蘇區(qū)中央局書記兼軍委主席，陳昌浩任鄂豫皖蘇區(qū)少共中央局書記，全權領導鄂豫皖蘇區(qū)。張國燾到來不久，就對鄂豫皖特委和紅軍進行了全面改造，打出“布爾什維克的改造”、“加緊肅反”等旗號。

肅反起源

1931年8月，有人給紅12師師長許繼慎送來一封信，內容是國民黨大特務曾擴情寫的勸降書。許繼慎當即連人帶信交給了徐向前和曾中生。二人認為，這是國民黨的反間陰謀，將信上報給了中央分局。張國燾見后如獲至寶，立即對許繼慎展開調查。不久，保衛(wèi)局“破獲”了一個兵變陰謀，在嚴刑拷打下，當事人供認許繼慎、周維炯、熊受暄等人都牽涉其中。張國燾立即命令逮捕一切與“此案”有關的人員。

很快，許繼慎、紅11師師長周維炯、紅11師政治部主任熊受暄、鄂豫皖軍委參謀主任李榮桂、紅10師參謀主任柯柏元、原紅33師政委姜鏡堂、軍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書長陳翰香、紅12師政委龐永俊、繼任政委吳荊赤、紅12師副師長肖方、紅10師副師長程紹山、參謀主任范沱、政治部主任關叔衣、紅28團團長潘皈佛、28團副團長丁超、紅30團團長高建斗、政委封俊、紅35團團長王明、紅12師參謀長兼紅36團團長魏孟賢等人相繼被捕。

兩個月后，許繼慎、周維炯、熊受暄、姜鏡堂、王培吾、陳翰香、吳荊赤、肖方、關叔衣、龐永俊、程紹山、柯柏元、魏孟賢、潘皈佛等人及一大批營、連級將領被殺害。許繼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師政治部秘書，當時已懷孕，也被秘密殺害。

全蘇區(qū)審查整肅

在清除掉這批“反革命”后，張國燾又命令全蘇區(qū)審查整肅。這場“整肅”殺害了紅四軍多少人，至今還沒有一個具體的數字。僅1931年11月22日，陳昌浩在《彭楊學校報告肅反經過》一文內就承認：“這次共計肅清改逆一千人，富農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計一千五六百人。”

據《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zhàn)史》記載：“從9月13日到11月中旬，先后以所謂‘改組派’、‘第三黨’‘AB團’等莫須有罪名而逮捕殺害的紅四軍中的高級干部就有：第十一師師長周維炯，第12師師長兼皖西軍分會主席許繼慎，第12師政治委員龐永俊、副師長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10師政治部主任關叔衣、參謀主任柯柏元，第28團團長潘皈佛、政治委員羅炳剛，第29團團長查子清、政治委員李奚石，第30團團長高建斗、政治委員封俊，第32團政治委員江子英，第33團團長黃剛、王長先，政治委員袁皋甫，第34團政治委員吳荊赤，第35團團長王明，第36團團長魏孟賢，第38團政治委員任難，以及十二個團的政治處主任等，在白雀園遭殺害的軍事系統(tǒng)的高級干部，還有軍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前任皖西軍分會主席和第12師政治委員姜鏡堂，原紅一軍獨立旅旅長廖業(yè)祺等多人�！�

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記述：“將近三個月的‘肅反’，肅掉了兩千五百名以上的紅軍指戰(zhàn)員”。而當時的紅四軍不過1.5萬人，足足肅掉了六分之一！之后，張國燾繼續(xù)擴大肅反，并在轉戰(zhàn)中又殺害了很多的高級將領。1933年6月，曠繼勛被張國燾秘密殺害于四川通江縣洪口場，時年36歲。1935年，胡底紅軍長征途中他慘遭張國燾殺害，年僅30歲。1935年8月，曾中生被秘密殺害于卓克基的密林中，時年35歲。

張國燾 - 另立中央：跨出背叛的第一步

1935年6月，率紅軍第四方面軍在四川省懋功（今為小金）與毛澤東率領的紅軍第一方面軍會師后，任紅軍總政治委員、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他反對中共中央關于紅軍北上抗日的決定，并且要求改組中共中央。1935年9月，擅自率8萬紅軍南下，公開分裂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自行成立黨中央。結果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紅軍，隨之張國濤擬定的“中共臨時中央”委員名單出爐了。

1935年10月5日,紅軍在卓木碉召開了高級干部會議, 張國濤當眾宣布一個他自己擬定好的“臨時中央”名單, 包括中央主席、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成員、軍事委員會成員的組成,名單如下：  
主席： 張國濤；  
政治局常委：朱德、張國濤、徐向前、陳昌浩、周純全；  
政治局委員： 任弼時、陳紹禹（王明）、項英、陳云、朱德、張國濤、陳昌浩、周純全、徐向前、李維漢、曾傳六；  
政治局候補委員： 何長工、傅鐘；  
中央委員： 任弼時、陳鐵錚、陳紹禹、項英、陳云、曾洪易、朱阿根、關向應、李立三、夏曦、朱德、張國濤、徐向前、陳昌浩、周純全、陳毅、李先念、何畏、何長工、傅鐘、李維漢、曾傳六、王樹聲、周光坦、黃蘇、彭德懷、徐彥剛、吳志明、蕭克、王震、李卓然、羅炳輝、吳煥先、高敬亭、曾山、劉英、鄭義齋、林彪；  
中央書記處成員： 朱德、張國濤、陳昌浩、周純全、徐向前；  
中央軍事委員會成員： 朱德、張國濤、陳昌浩、徐向前、林彪、彭德懷、劉伯承、周純全、倪志亮、王樹聲、董振堂。  
另：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秦邦憲）、洛甫（張聞天）撤銷工作，開除中央委員及黨籍，并下令通緝。楊尚昆、葉劍英免職查辦。  
由于消息閉塞，有幾位也列入其中：  
陳紹禹（王明）、李立三在蘇聯(lián)，  
吳煥先兩個月前已犧牲，  
徐彥剛一個月前被俘遇害，  
曾洪易四個月前叛變。  
后來在中央的多方勸說和共產國際的反對，而且在軍事上也很不利的情況下，他才不得不收攤了事，同意北上。但對中央的批評心懷不滿，屢屢拒絕挽救，最后竟然于1938年4月私逃叛黨投靠國民黨，上演了一幕“中共締造者反對中共”的丑劇。

走上不歸路

張國燾是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始人，從搞學生運動到搞工農運動，親力親為，勇于負責，但從未當上一把手。一、四方面軍會師時，他有8萬多人，毛澤東僅不足一萬人馬，便想爭奪中央領導權，結果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紅軍，繼而對黨的批評心懷不滿，屢屢拒絕挽救，最后竟然于1938年4月私逃叛黨投靠國民黨，上演了一幕“中共締造者反對中共”的丑劇。

張國燾叛黨投靠國民黨陣營，真實的原因是出于對死亡的恐懼。而給他帶來死亡恐懼的是王明。事情的經過大致是：1937年的11月，王明奉共產國際的指示，從蘇聯(lián)啟程12月回到延安后，儼然以欽差大臣和中共領袖自居。張國燾挨過王明的整，對他表示冷淡。當王明與張國燾單獨談話時，問起張在長征途中另立中央的錯誤行為。張國燾說：“除批評黨中央的政治路線外，可以說是爭奪軍事領導權。”王明說：“這不盡然，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訴張國燾：“您的四方面軍老部下李特、黃超都是托派，他們在新疆迪化經審問，已招認是托派，并已槍決了。”1936年11月，李特擔任西路軍參謀長、黃超擔任作為開路先鋒的紅五軍政委。西路軍失敗后，與李先念等一起指揮西路軍余部進入新疆。1937年11月，李先念等人從新疆返回延安不久，李特、黃超被王明誣指為托派分子接受審查，于1938年初在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慘遭殺害。”

張國燾聽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處決，痛心地說：“李特、黃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為托派�！蓖趺髭s緊解釋說：“你不是托派，不過受托派利用�！睆垏鵂c再也忍耐不住，厲聲指責王明把自己同志當托派來清除，這豈不是幫助敵人嗎？王明見張國燾神色憤怒，說：“這件事，我們改日再談吧。”便匆匆走了。

從這天起，張國燾心神不定，坐臥不安。如果說，前一段中央對他的斗爭和批判，他畢竟還能接受。王明的歸來卻使他產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會忘記，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后，上海地下黨領導人何孟雄、林育南就是在王明的打擊陷害下，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殺害于龍華�；叵胱约涸诙踉ネ钐K區(qū)大搞肅反，也曾殺害過不少紅軍將領。如果中央清算他的這些罪惡，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從這時起，張國燾就打算叛變革命了。

張國燾 - 叛變的起因——西路軍的失敗

李特、黃超之死直接導致張國燾的叛變，而李特、黃超為什么會被槍斃？

 事情起因是“西路軍”的失敗，然而西路軍是怎么一回事？
西路軍的組建是為打通國際路線。1936年10月下旬，天氣開始變冷。21800多名將士，奉中央軍委命令，正在甘肅靖遠地區(qū)渡黃河。2萬多戰(zhàn)士當時占紅軍總數約五分之二，來自紅四方面軍總部及所屬第三十軍、九軍、五軍、騎兵師、特務團、教導團、婦女團。他們渡黃河是為執(zhí)行旨在打通國際路線解決戰(zhàn)略依托的寧夏戰(zhàn)役計劃。 
隨戰(zhàn)局變化，1936年11月上旬奉中央軍委命令，這支部隊改稱西路軍，奔赴河西。徐向前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兼西路軍總指揮，陳昌浩為政治委員。對于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軍，蔣介石指使馬步芳、馬步青等部進行圍追“圍剿”。 
在隨之而來的日日夜夜，西路軍與反動西北軍閥馬步芳、馬步青等十幾萬兇悍之敵進行了歷時半年之久、大小百余陣之多的浴血苦戰(zhàn)。其間，雖有攻關奪隘建立政權及先后殲敵25000余人的戰(zhàn)績，但終因孤軍深入、缺糧少彈、寡不敵眾等因素，于1937年3月兵敗祁連山。 

李特作為西路軍的參謀長，黃超是西路軍軍委秘書長兼五軍政委，兵敗之后來到新疆，由于反對批判張國燾，甚至揚言要到共產國際去告狀，被中央下令槍決。有文章說是王明下的令，其實不符，因為槍斃他們是38年初，此時王明早已離開新疆到了延安，旋即去武漢長江局（南方局）主持工作了。何況王明、康生途徑新疆時只是中央駐共產國際的代表，沒有這樣的權利，鄧發(fā)也不可能不請示中央就執(zhí)行他的命令。如果說王明、康生認為李、黃二人是托派，要求對他們進行審查還是說的通的，但是下令槍斃這樣重大的決定，沒有中央的點頭恐怕是不可能被執(zhí)行的。

自37年西路軍兵敗前就已經定性為：西路軍的失敗是“西路軍是張國燾分裂黨分裂紅軍的馴服工具，是右傾機會主義逃跑路線的失敗”。從此張國燾和四方面軍的人遭到中央無休止的批判斗爭，導致一系列的惡果：四方面軍4軍付軍長劉世模不堪批斗開槍自殺；許世友等數十位四方面軍的高級軍官要逃離延安事件；抗大副校長、紅軍大學政委何畏（原四方面軍9軍軍長）脫黨逃跑；李特、黃超被槍斃；張國燾的叛逃等等。都是因這個“罪魁禍首”：西路軍的敗亡引起的，所以西路軍幾十年來始終得不到公證的待遇，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經過多年的調查取證，終于在鄧小平、徐向前、李先念等人的一致努力和證明下才給西路軍平了反，大量事實證明西路軍的行動完全是聽從中央的指揮，并不是張國燾的“馴服工具”，既然如此那么這個失敗的責任就要歸于中央，可是這個責任在張國燾身上背了五十余年沒人敢為他說話，如今歸還了中央，很多學者思想轉不過來，因而引發(fā)不少的爭議。

而張國燾始終認為西路軍的失敗是陳昌浩、徐向前的責任，他們不執(zhí)行張國燾的命令，如果一直往西去了，肯定不會被消滅，他后悔自己當時沒有和部隊一起過河，否則歷史將改寫。

張國燾損失了西路軍，政治資本基本損失殆盡，因為四方面軍的總部也在西路軍里，很多四方面軍的高級領導都是中央委員或軍委委員，他失去了在中央的支持者；軍事方面四方面軍損失了一大半，他更失去了和中央抗衡的本錢。從此他便一蹶不振，不僅要接受批判，還撤消了很多職務，只保留了政治局委員一職去管邊區(qū)政府。 此時心灰意冷的張國燾得知李黃二人被殺，更使他驚恐萬狀，促他走上不歸路。

張國燾 - 叛變始末

不久，王明離開延安去武漢主持中共長江局工作，張國燾仍然當邊區(qū)政府的代主席。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忙于指揮八路軍的抗戰(zhàn)，沒人理會張國燾。張國燾表面悠閑自得，暗中卻在尋找逃離延安的機會。

借機出走

1938年4月4日，是國共雙方共同祭拜黃帝陵的日子。張國燾以陜甘寧邊區(qū)代主席身份前往參加祭拜活動，在黃帝

陵前見到了國民黨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蔣鼎文。祭拜完畢，張國燾對護送的人說，他到西安有事，請他們先回去，就帶了一個警衛(wèi)員上了國民黨方面的汽車揚長而去。到西安后，住進國民黨的西京招待所，卻不與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聯(lián)系。4月7日，國民黨方面準備安排張國燾去武漢——當時的蔣介石政府駐地。張國燾才打電話給林伯渠，要他到車站來談話。張國燾對林老發(fā)泄一通不滿，并說，他要到武漢去。林老勸他到八路軍辦事處好好商量，被張拒絕。林老只好回辦事處給中央和長江局發(fā)報，報告張國燾的情況。4月8日早晨，長江局收到中央和西安的電報后，周恩來立即與王明、博古、李克農等負責人商量，一定要搶在國民黨之前，把張國燾接到長江局來。周恩來把這個任務交代給李克農，要他帶著機要科長童小鵬，副官丘南章、吳志堅一道，去漢口火車站等待張國燾。

從西安到漢口的火車每日一班，他們一連等了三天都撲了空。11日19時，他們第四次接西安來的火車。到站后，有的在站口監(jiān)視，有的上車去找。丘南章找到最后一節(jié)車廂，終于發(fā)現了張國燾。李克農上車對張國燾客氣地說：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我們來接你。張國燾顯得十分恐懼。護送他的兩個特務見李克農帶了武裝副官，也不敢動手。李克農陪張國燾坐上小汽車到長江局辦事處去，兩個特務一個尾隨，一個去報信。張國燾堅持要住在外面，死活不肯去長江局。李克農只好給他找一個小旅館住下，留下丘南章、吳志堅“照顧”張國燾。

夜里，王明、周恩來、博古、凱豐等長江局負責人在李克農陪同下來到旅館，和張國燾談話。張國燾表情緊張，語無倫次，說什么邊區(qū)如同“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王明不同他討論這些問題，只是批評他不報告中央就出走的錯誤，希望他回辦事處，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不管眾人怎么說，張國燾就是不肯去。最后，周恩來要張打電報給中央承認錯誤，張國燾只好寫了一個電報稿：“毛、洛：弟于今晚抵漢，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漢派些工作。國燾�！苯唤o周帶回去發(fā)。周恩來說：你既然來到武漢，那就在這里等待中央的指示再說吧。周恩來等回到辦事處后，即向中央報告并請示處理辦法。

12日，中央書記處復電王明、周恩來等同志：“為表仁至義盡，我們決定再給張國燾一電，請照轉�！彪娢氖牵骸皣鵂c同志：我兄去后，甚以為念。當此民族危機，我黨內部尤應團結一致，為全黨全民模范，方能團結全國，挽救危亡。我兄愛黨愛國，當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歸來，不勝企盼。弟毛澤東、洛甫、康生、陳云、劉少奇�！�

周恩來拿著中央的電報到旅館給張國燾看過，又耐心地勸張國燾到辦事處去住，一切都可商量。張國燾說不出什

么，只是堅持不肯去。于是，14日晚，周恩來、王明、博古、李克農又去找張國燾。勸說無效，李克農便拿出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本事，半拉半拖把張國燾塞進汽車，拉回長江局辦事處來。

張國燾搬到辦事處后，總找借口外出。他一再向周恩來提出要見蔣介石，向蔣報告邊區(qū)政府工作。因為張國燾還沒被罷免，周恩來不好拒絕。16日上午，陪張國燾去武昌見蔣介石。張國燾見到蔣就說：“兄弟在外糊涂多年�！敝芏鱽砹⒓瘁樹h相對地說：“你糊涂，我可不糊涂�！笔Y介石看到這場面，也不好多說，敷衍了幾句，就結束了接見�；氐睫k事處，張國燾態(tài)度消極地說：“我感到消極，請允許我回江西老家去。我家里飯還有得吃。我此后再不問政治了�！碑斕煜挛�，張又找借口外出，周派吳志堅隨從。張國燾在街上轉到天黑，又提出要過江去。在輪渡碼頭，當客人走完要關鐵柵門時，張突然跳上船，想擺脫吳志堅。吳志堅早有防備，緊跟張國燾上了船。張國燾到了武昌不肯再回去，硬要找個旅館住下。吳志堅乘張國燾休息，趕緊打電話通知長江局。辦事處正四下尋找張國燾，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人把張國燾拉回漢口。這次張國燾死活不肯再回去，只好把他安排在太平洋飯店住下來。

17日上午，周恩來、王明、博古一同來到飯店，與張國燾作最后的談話。周對張?zhí)岢鋈龡l，供他選擇：1.改正錯誤，回黨工作；這是我們所希望的。2.向黨請假，暫時休息一個時期。3.自動聲明脫黨，黨宣布開除他的黨籍。張國燾表示第一條不可能，可以從第二、第三條考慮。并要求考慮兩天再答復。周恩來等走后不久，張國燾就打電話約軍統(tǒng)特務頭子戴笠來飯店談話，表示了投靠國民黨的意向。軍統(tǒng)很快派來兩輛車和幾個特務，兩個上前抱住看守張國燾的丘南章副官，一個拉著張國燾上車。等張國燾走了，才把丘放開。丘南章回到房間，看到張國燾留給周恩來等的字條。上面寫著：“兄弟已決定采取第三條辦法，已移居別處，請不必派人找，至要�！�

死心塌地

得知張國燾“棄明投暗”后，蔣介石大喜過望。他首先吩咐戴笠，為張國燾“照料一切”。戴笠不敢怠慢，立即在武昌為其找了一座漂亮的小洋樓，并委托張國燾的同鄉(xiāng)、武昌警察局長蔡孟堅負責“保護”他，簡直把他當成“寶貝”一般。1938年9月抵達重慶后，戴笠讓他領導國民黨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訓練專門對付共產黨的特工人員。至此，張國燾才明白蔣介石是要他參加軍統(tǒng)，干特務工作。這實在說不上是“抬舉”和“重用”。張國燾很快成為軍統(tǒng)最受關注的“熱門人物”，電話不斷，客人不斷，宴會不斷。走到哪里，哪里都簇擁著一大堆人，其中不乏因好奇而欲一睹這個“共產黨領袖”尊容的。不久，竟然向戴笠提出“策反八路軍一二九師”。張國燾胸有成竹地說，一二九師主要是由紅四方面軍改編的，而紅四方面軍是“我的隊伍”。故而，自信對這些部屬有感召力。策反失敗后，戴笠立刻大光其火，派人叫來張國燾，指著鼻子大罵一通后，當場宣布：立即撤銷張國燾的一切職務”。張國燾垂頭喪氣，備受冷落。這個被蔣介石視為“對延安的致命打擊”而交給戴笠“妥善運用”的叛黨分子，在連連受挫后似已變得“黔驢技窮”了，失去了可利用的價值。

不久，張國燾參加國民黨中統(tǒng)特務組織。中統(tǒng)頭子朱家驊也是北大畢業(yè)，對張國燾這個校友可說仰慕已久。當即拍板聘張國燾為“對共斗爭設計委員會”的中將設計委員兼主任秘書�？墒牵�中統(tǒng)眾多特務對他這位“中將設計員”不服氣。特務們除了在暗地里罵他是叛徒、恨他到中統(tǒng)來搶飯碗外，甚至公開奚落他為“笨蛋”、“飯桶”，拿他在軍統(tǒng)被戴笠責罵的經歷開玩笑。尤為不幸的是，張國燾在“對共斗爭設計”方面實在拿不出什么好主意。他所知道的共產黨的情報，或者已經有人告訴了軍統(tǒng)，或者共產黨那邊做了準備，根本沒有了價值。幾個月過去了，張設計員一直“無計可設，無員可用，無公可辦”。 

1946年，在投靠國民黨七八年中一直掛著虛銜的張國燾，一下子成了有實權的地方官。在他的同鄉(xiāng)熊式輝的推薦下，當上了善后救濟總署江西分署署長。這是一個肥缺，而且江西又是自己的桑梓之地，張國燾馬上有了“衣錦還鄉(xiāng)”的榮耀感。豈料，當他踏上故土，得知江西省主席是王陵基。想當年，紅四方面軍入川時，曾在川北將在劉湘手下任師長的王陵基打得大敗而逃。劉湘氣急敗壞，當時欲將王陵基槍斃，幸虧有人說情，王陵基才免去一死，但卻被撤職，又被拘禁了幾個月。這件事，成了王陵基終身引以為恨的奇恥大辱。如今，仇人相見，他怎會對自己善罷甘休呢！就在張國燾上任就職的當天，王陵基就給了他一個下馬威。那一天，張國燾被王陵基請去赴宴。宴會未開始，王陵基一幫人就拿張國燾“變節(jié)”的經歷打趣他，弄得他坐立不安，只得提前告退，落荒而逃�？赏趿昊�的報復并未到此終止。張國燾開始辦公后，王時時處處掣肘，屢屢制造障礙，使其備感難堪。在署長的位子上忍氣吞聲呆了兩個月后，張國燾感到再也無法干下去了，便辭掉職務，離開江西，避居上海。

此時，解放戰(zhàn)爭正在激烈進行著。張國燾開始“棄官從文”，以120兩黃金做資本，在上海創(chuàng)辦新聞周刊，取名《創(chuàng)進》，圓了他十年前即已有之的“從思想上反共”的夙愿。1949年，蔣家王朝大勢已去，國民黨許多高官顯要紛紛逃到臺灣。張國燾慌忙把《創(chuàng)進》�？�，攜帶全家逃到了臺北。張國燾攜家眷逃臺后，舉目無親，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當時正是冬天，他急于找地方將全家安頓下來，奔波數日，才終于在臺北租到了一棟房子。張國燾想繼續(xù)為國民黨效力，可一年過去了，國民黨既沒有給他安排“工作”，也沒有過問他的生活。盡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國民黨六屆中央委員”，但國民黨已將他遺忘了。不久，他居住一帶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辟作東南行政長官公署，強行征收。他怒氣沖沖地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論，一番鬧騰過后毫無結果。房子終究還是被人占了，潦倒的張國燾深知“小胳膊擰不過大腿”，于遷臺后的第二個冬天，再次帶著全家遷移，遷居英國殖民地香港。

1950年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時，張國燾已在香港安頓下來。他每天沒什么事，便訂了幾份報紙，專門研究戰(zhàn)爭的前景問題，有時也就此寫點評論寄給小報，賺點零錢花。隨著戰(zhàn)爭的繼續(xù)，黃金價格一路飛漲。于是，他以全部家當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場上干起了“炒黃金”的生意。果然不出張國燾所料，黃金價格一直持續(xù)走高。但是突然間黃金一夜之間價格大跌，等張國燾明白過來是怎么回事的時候，已是跌得慘不忍睹了。他此時才匆忙將黃金脫手，但為時已晚，原來的5000美元，僅剩二千多一點了。張國燾的發(fā)財夢未醒即滅，真是哭都哭不出聲來了。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張國燾的妻子楊子烈為生活奔波摔斷盆骨，成了跛子。

1956年中共八大召開后，張國燾注意到國內形勢寬松了許多，一直寄人籬下感到日子不好過的他，遂萌生了回國的念頭。他通過各種渠道，向中共中央轉達了自己的請求。不久，中國共產黨來人了，告訴他：回去可以，但前提條件是承認錯誤。他雖早已料到有這樣的條件，但對方真的提出來時，他又猶豫了。他考慮再三，最后拿定主意，不回去了。

靠出賣中共要人情報生活

1953年初夏的一天，正在為生計發(fā)愁的張國燾，突然遇到了一件讓他高興不已的事。美國中央情報局通過美國亞洲研究中心找到了他，向他了解有關中國黨政領導人的情況。美方希望通過了解中共黨政領導人的過去、性格、愛好、交往，推測出其在黨和政府中的地位、關系，以至未來的內外政策。張國燾與建國后任領導職務的絕大多數高級干部都有過接觸，甚至長期共事，掌握著普通人無法了解的情況。 

從1953年7月起，美國中央情報局派其駐港總領事先后20余次拜訪張國燾，了解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林彪、張聞天等中共要人的情況。對于美國人的要求，張國燾總是盡自己所知，以滿足他們。通過出賣關于中共要人的情報，張國燾從美國人那里乞討到了一些報酬，使自己經濟窘迫的狀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1961年，美國堪薩斯大學派人找到張國燾，希望他能寫回憶錄。張國燾答應了。4年之后，張國燾完成了100萬字的《我的回憶》。在這4年期間，堪薩斯大學每月僅付他2000港幣作為研究費用，后來，香港明報月刊向張國燾取得中文版權，他才得到一筆數量可觀的報酬。此后的10余年中，張國燾一家主要靠這本書的版權費為生。

1968年，“文化大革命”一度波及到了香港。張國燾大為驚慌，作為一個共產黨叛徒，他不知自己會遭到怎樣的沖擊。為躲避災難，他決定遠赴加拿大。張國燾、楊子烈來到了加拿大華裔較多的多倫多。張的長子張海威此時正在多倫多教數學，二兒子張湘楚在紐約當醫(yī)生，三兒子張渝川在多倫多當工程師。張國燾夫婦到多倫多后，與大兒子一家同住。但不久，他和楊子烈發(fā)現大兒子的收入養(yǎng)活一家老小有些困難，便搬出了兒子家，住進免費的養(yǎng)老院。

凍病交加魂喪異國

1976年的一天，79歲的張國燾突然中風，右半身癱瘓，生活不能自理。楊子烈也已年逾七旬，腿還有殘疾，無力照料張國燾。張國燾只得申請住進老人病院。中風后，張國燾行動不便，說話困難，發(fā)音不清楚，耳朵也不怎么管用，每日只能坐在輪椅上在室內活動。親人們過一段時間就來看望他，給他一些安慰。往日的友人看望他時，張國燾總是緊握著他們的手，有時還眼淚漣漣。張國燾清楚，自己的日子已不多了。 

1979年11月26日，是張國燾的82歲生日。3個兒子將他從老人病院接到大兒子張海威的家中。天倫之樂使張國燾的心情好了起來，不愿再回到嚴寒難忍的老人病院，不由得脫口而出：“病院有時暖氣關閉，冷得我時作嘔吐。”一家人聽后，心里都很不是滋味。但不回老人病院又能去哪兒呢？3個兒子都勉強度日，再加上張國燾就更

拮據了，最后，他只能回到他不愿住的老人病院。當張國燾離開家時，楊子烈為他準備了幾床毛毯，使他減少些嚴寒。 

這年冬天的加拿大異常寒冷，大雪連綿不斷。12月2日夜，病床上的張國燾翻身時把被子與毛毯弄到了地上，數次按鈴叫護士卻無反應。張國燾只有默默地忍受著嚴寒的折磨。身體已虛弱不堪的張國燾受此風寒，健康狀況急轉直下。3日凌晨5時，張國燾已處于彌留之際。當他想再看一眼親人時，身邊卻空無一人。當親人趕到老人病院時，張國燾已去世多時。

 當處于事業(yè)巔峰時期的張國燾率10萬兵強馬壯的紅四方面軍將士轉戰(zhàn)川陜，覷視前來與四方面軍會師的毛澤東率領的一萬多中央紅軍時，他絕對不會想到自己的晚年是這個樣子，不會料到自己死后子女竟出不起喪葬費。張國燾三個兒子都有家小，無力分攤全部喪葬費，楊子烈只有告知蔡孟堅。蔡孟堅通過黃少谷轉告了蔣經國。幾天后，國民黨中央秘書長蔣彥士電匯蔡孟堅3500美元，用于處理張國燾的后事。1979年12月5日，張國燾被安葬在多倫多的一個公墓中。

張國燾 - 個人評價

他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斗爭一開始便想否定當時中央的一切。他開始是以為中央大權是在洛甫、博古等莫斯科回來的那些大員手中，所以一開始他就想以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線為由，否定洛甫等人的中央領導。然而，他好一陣才明白，當時在中央實際當家的是毛澤東。在中央紅軍湘江之戰(zhàn)慘敗、部隊巨量減員及遵義會議后的戰(zhàn)爭之際，洛甫等人對毛便已基本是言聽計從了。于是張國燾錯上加錯，又將毛也列入了攻擊目標，從而使自己與整個中央政治局為敵。

在政治上是非常講究“名正言順”的，而張國燾顯然輕視了這一點。張國燾以為憑借他人多槍好軍事勢力大，就

能為所欲為，就能指揮其他人。但他忘了，他與紅四方面軍畢竟都是黨的屬下，都是以中共名義號召和領導而起的家和壯大的，他們的一切，在理論上組織結構上，都必然要服從中共及其中央。如果還沒有握有中央大權，最好的辦法就是順從、忍耐與等待。任何明目張膽反對中央的做法，都只會遭到大多數人的不滿與反對，而不會跟著走。在這里，道理上的誰對誰錯并不重要防守都沒有定準章法。

意氣用事，在政治上的攻擊與防守都沒有定準章法。紅軍一、四方面軍會師后，軍事上采取北上還是南下？這樣的戰(zhàn)略問題本可以多多商量研究，只看哪個戰(zhàn)略方案有利于紅軍。但張國燾卻想以是否支持自己的意見為“試金石”，并在中央政治局多數人否定他的意見時，則擺出了一付固執(zhí)已見的架勢，不去多多考慮其意見的正確與否，也不考慮這樣做對自己在中央會留下什么影響，強行做出讓他指揮的“右路軍”執(zhí)意南下的決定，并要“左路軍”中的陳昌浩、徐向前部也南下。一九三七年，張國燾到達延安后，雖說因西路軍的失敗，他已沒有了與中央紅軍會師時那陣的勢力與威風了，但他憑借紅四方面軍余部的力量與影響，中央政治局諸位同事只不過是要打打他那股想凌駕于中央之上的霸氣。對此，張國燾不僅沒有反省檢討自己的失誤、失策，拒不與中央政治局同事化解冤結、共同朝前看、重建友好合作關系，其結果，就是自行孤立了自己，堵死了自己在中共內的政治前途。

轉而投靠國民黨，是張國燾政治生涯與人生的最大敗筆。張國燾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只身從延安出走，轉而投靠到他曾經與之艱苦斗爭過十多年的國民黨陣營中，是張國燾一生中的最大敗筆。僅僅“出走”離開中共，還只是他政治生涯的終結，回來做一個普通老百姓，也不是壞事。但他再投靠國民黨，就是他做人的一個重大失敗。這樣，他就丟失了他的人格。弄得不僅中共永遠看不起他，就是國民黨也視他為一條狗（國民黨軍統(tǒng)特務頭目戴立、沈醉等就經常這樣評價他），并沒有給他多大的待遇（一個空頭無權的中將“設計委員”）。因為，按中國傳統(tǒng)的文化價值觀念，凡主動投降到強大的對方陣營的“叛徒”，歷來就是受到人們的鄙視的。張國燾竟也扮演了這種角色，當然是他人生的一個大失敗。

張國燾 - 個人著作

在早期黨的重要領導人中，只有張國燾寫了長篇回憶錄《我的回憶》，1980、1981年由現代史料編刊社內部印行，后又由東方出版社數次印行，說明其真實性受到一定重視。

張國燾 - 張國燾故居

張國燾故居位于離萍鄉(xiāng)上栗縣縣城20公里的金山鎮(zhèn)山明村桎木山下，座南朝北，前朝筆架山，后臨桎木山，視野開闊、山青水秀。始建于清康熙59年（1720年），2004年被列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

張國燾出生豪門望族；因其父張覲王光系清末拔貢，又曾任浙江省審判廳推事等職，權傾一方，鼎盛時期故居曾十分繁榮，是當地著名的富豪之家。其胞弟張國庶為中共江西省省委第一任書記，1930年被反動派殺害，1989年被追認為烈士。張國燾故居占地約26畝，建筑面積約6800平方米，共有108間48個天井，平面布局緊湊，門樓 平展開寬，是典型的圍屋形式，張國燾家庭大都居于其中。

 整棟建筑為單層瓦房，以中庭為主軸線向兩側發(fā)展。由于中庭進深較大，為解決采光，中部設有40余平方米的采光天井。 

 大門正對中庭大廳，大廳專供全家操辦喜事和過年過節(jié)時的聚餐之用。大廳后部設有祖堂，供全家祭祀之用。中庭大廳兩側基本對稱，各住三兄弟（張國燾父親有六兄弟）。每戶都有自己的客廳、廂房、廚房。戶與戶之間由磚墻隔而不斷，由48條里弄和48個天井把整棟建筑連為一體，各房間內天井采光和通風。 整棟建筑外觀質樸，結構簡煉，除中庭大廳由于跨度大采用了木柱、木梁的木構架結構外，其余均為磚基磚勒腳，土坯磚墻到頂，山墻擱木檁條冷攤瓦。由于大多房間內天井采光和通風，所以多采用木門和木雕花格窗，有些做工還比較精細。

江西上栗縣投資近千萬修復張國燾故居說明：現在人們開始正視當年的歷史，公正對待張國燾的功過是非。 在四川巴中市南郊的南龕風景區(qū)，張國燾的雕塑，豎立在川陜蘇區(qū)將帥碑林中。 碑林建于1997年。為張國燾豎碑的意見，在2002年才得以通過。 碑林中，徐向前、陳昌浩、王樹聲、李先念的塑像，均向北而立。唯有張國燾雕塑與他們相向而立，面向南方，印證了其1935年私自率兵南下另立“中央”的歷史。
在張國燾的塑像基座上，刻著湖南劉劍文先生為他撰寫的一副對聯(lián)： 
國破家亡挺身立黨，有始卻無終，已辯忠奸留史冊；

濤驚浪駭分道揚鑣，將功難補過，非憑成敗論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