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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鄒韜奮

    鄒韜奮

    鄒韜奮(1895年11月5日—1944年7月24日),原名思潤,祖籍江西余江。出生在福建永安。1931 年,負責《生活》周刊和《時事新報》副刊編務。1933年加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當選為執(zhí)行委員。他的雜文集有《小言論》和《韜奮漫筆》等;《萍蹤寄語》、《萍蹤憶語》4本游記隨筆, 1935年創(chuàng)辦《大眾生活》周刊;1936年奔走于港滬之間,積極鼓動抗日,年底遭逮捕。出獄后,前往武漢繼續(xù)參加救國活動。國民黨政府聘他為國民參議員。他把《抗戰(zhàn)》和《全民周刊》合并改為《全民抗戰(zhàn)》三日刊。香港淪陷后,曾到蘇北解放區(qū)參觀訪問。1943年寫下《對國事的呼吁》一文,表達了他對蔣介石實行反動政策的憤慨。1944年7月24日患耳癌去世。

    鄒韜奮 - 簡介

     鄒韜奮 ,中國卓越的政論家、出版家、著名的新聞記者。原名鄒恩潤,乳名蔭書,曾用名李晉卿,祖籍江西余江,出生地福 建永安。先后就讀于福州工業(yè)大學、上海南洋公學附屬小學、南洋公學中院、南洋公學上院機電工程科、上海圣約翰大學文科。韜奮是他后來主編《生活》周刊時所用的筆名。

    鄒韜奮生于福建永安一個日趨破落的官僚地主家庭。祖父鄒舒予,號曉村,曾考中前清拔貢,先后做過福建永安、長樂知縣,官至延平知府。父親鄒國珍,號庸倩。母親浙江海寧查氏,系當?shù)匾淮蠹易逯螅?5歲出嫁至鄒家。生育三男三女,鄒韜奮居長。

    鄒韜奮 - 人物簡歷

    1895年11月5日 出生

    1909年  在福州工業(yè)學校學習

    1919年9月  在上海圣約翰大學文科三年級學習

    鄒韜奮

    1921年7月  在圣約翰大學畢業(yè)

    1921年至1931 年  負責《生活》、《時事新報》編務

    1932年7月   建立生活書店

    1933年   當選為執(zhí)行委員

    1933年7月   流亡國外

    1935年8月  由美歸國創(chuàng)辦《大眾生活》

    1936年   鼓動抗日遭逮捕

     1941年2月   去香港恢復《大眾生活》凋刊

    1944年寫下 去世

    鄒韜奮 - 人物生平

    1900年,鄒韜奮的祖父年老告退,父親帶著家眷在福州市做候補官。此時鄒家家道已趨沒落,生活拮據(jù)。作為長子,鄒韜奮從小便領略了生活的艱辛與困苦。鄒韜奮剛滿6歲的時候,便由父親“發(fā)蒙”,讀“三字經(jīng)”,在“牢獄”般的私塾環(huán)境中,開始了幼年的封建啟蒙教育。這種教育與熏陶,對鄒韜奮早期的思想發(fā)展,有過一定的消極影響,但也培養(yǎng)了他堅實的文學基礎。

    1909年春,在父親“實業(yè)救國”觀念的推動和影響下,鄒韜奮考取了福州工業(yè)學校。兩年之后,又被送往上海南洋公學附屬小學。父親希望他“將來能做一個工程師 ”。但鄒韜奮認為他的天性,“實在不配做工程師”。他在這里,從小學、中學,一直讀到大學電機科二年級,雖然學習刻苦,成績優(yōu)異,但終因對數(shù)學、物理一類的科目不感興趣,未能遂父心愿——實現(xiàn)做工程師的夢想。

    1919年9月,鄒韜奮破格考入上海圣約翰大學文科三年級學習,開始了他人生之路的一大轉折。

    1921年7月,鄒韜奮在圣約翰大學畢業(yè),獲得文學學士學位。他想進入新聞界,但一時得不到機會。恰逢上海厚生紗布交易所需要英文秘書,鄒韜奮走馬上任,成為工商界的一名職員。這以后,鄒韜奮又在上海職業(yè)教育機關兼職,做些寫作、翻譯之類的事情。 

    1922年,鄒韜奮擔任中華職業(yè)教育社編輯股主任,主編《教育與職業(yè)》月刊。他參與該社發(fā)起的職業(yè)指導運動,曾和同事一起先后去寧波、南京、武漢、濟南等地考察。這是鄒韜奮第一次深入社會進行調(diào)查研究。親身的實踐和感受,加深了他對于社會和現(xiàn)實的了解與認識,逐漸窺探到中國政治的腐敗和社會的黑暗! 

    1926年10月,原《生活》周刊主編轉入銀行界任事,《生活》周刊改由鄒韜奮擔負編輯責任。鄒韜奮如愿以償,得以從事自己夢寐以求的新聞出版工作了。從此,他全力以赴,投入到工作中去。鄒韜奮決定根據(jù)社會和讀者需要,從內(nèi)容到形式,對《生活》周刊進行一次大幅度的革新。他確定該刊的宗旨為“暗示人生修養(yǎng),喚起服務精神,力謀社會改造”。

    鄒韜奮 - 人物評價

    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就是鄒韜奮先生的精神,這就是他之所以感動人的地方。――毛澤東1944年11月15日題詞

    按照他一貫的與壓迫者周旋的歷史檢驗,在思想言論上,他決不肯做仰人鼻息的傳聲筒,他只會仗義執(zhí)言地講真話;他也決不會去參與那些賣友求榮的勾當,而寧肯以生命去保護同一戰(zhàn)壘中的忠實的朋友;他更不會在高壓下去作低三下四以致?lián)u尾乞憐的檢討,他剩下的是只要一息尚存,便藐視著群小,昂首闊步地往前走去。――許覺民

    憂時從不后人,辦文化機關,組救國團體,力爭民主,痛掊獨裁,哪怕冤獄摧殘,宵小枉徒勞,更顯先生正氣;歷史終須前進,開國事會議,建聯(lián)合政權,準備反攻,驅除日寇,正待吾曹努力,哲人今竟逝,倍令后死神傷。――周恩來、鄧穎超挽鄒韜奮

    你并沒有離開我們,你還活著,你還活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里,每一個青年的心里,千千萬萬人民大眾的心里。你是活著的,永遠活著的,從中國歷史上,從我們?nèi)嗣竦男哪恐校l能夠把鄒韜奮的存在滅掉呢?――郭沫若在鄒韜奮的追悼會上演講

    鄒韜奮 - 接辦《生活》

    鄒韜奮在辦刊物的過程中,十分注重聯(lián)系群眾。他總是抽出時間,仔細閱讀、答復讀者的每一封來信,認真傾聽讀者呼聲,反饋讀者信息。由于《生活》周刊文字樸實、親切自然、貼近生活,又敢于面對現(xiàn)實、伸張正義,成為群眾傾訴衷腸的熱心伙伴,很快,它就贏得了廣大讀者的信任和熱愛。

    在鄒韜奮主持該刊的7年里,《生活》周刊從一個不起眼的小刊物,一躍發(fā)展成為“風行海內(nèi)外,深入窮鄉(xiāng)僻壤的有廣大影響的刊物”;發(fā)行量最高達到15.5萬份,“創(chuàng)造了當時期刊發(fā)行的新紀錄”。為滿足日益擴大的讀者需求量,1930年,鄒韜奮又在原來經(jīng)營規(guī)模的基礎上,成立了“書報代辦部”,專辦讀者服務業(yè)務,以后逐步發(fā)展成為在全國擁有分支店及辦事處達五六十處之多的生活書店。《生活》周刊自鄒韜奮接辦的那一天起,就敢于同邪惡、黑暗勢力作斗爭,力圖“求有裨益于社會上的一般人”,對于社會上的貪污腐化等現(xiàn)象,不免要迎頭痛擊,予以無情的揭露和批判,久而久之,在鄒韜奮的經(jīng)營下,它漸漸變?yōu)椤爸鞒终x的輿論機關”,因而,鄒韜奮為黑暗勢力所不容,經(jīng)常受到國民黨當局的威逼、利誘和恐嚇! 

    九一八事變發(fā)生后,國難當頭,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充滿一腔愛國熱情的鄒韜奮,按捺不住心中的忿懣和悲痛,接連在《生活》雜志上發(fā)表文章,痛陳國事,號召全國未死盡人心的人“組織起來,擴充起來,共同奮斗,共同制裁已死盡人心的人之行為”。他積極支持各地的愛國運動,并以實際行動為十九路軍等愛國志士籌集資金,奔走呼喊。此外,他還以犀厲的筆鋒,對國民黨當局的妥協(xié)退讓政策及其賣國行徑進行猛烈抨擊!渡睢分芸吲e“抗日救國”的旗幟,成為以宣傳團結抗戰(zhàn)、譴責投降賣國為中心內(nèi)容的輿論陣地。1933年初,鄒韜奮加入宋慶齡、蔡元培等發(fā)起組織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被選為執(zhí)委,之后,他便積極投入到爭取民眾自由權利的民主運動中。  

    鄒韜奮的愛國民主言行,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仇視和忌恨,鄒韜奮及《生活》周刊遭遇的迫害接踵而至。1933年6月18日,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卓越的領導人之一楊杏佛,被國民黨藍衣社特務暗殺,鄒韜奮也名列黑名單,不得不于7月流亡出國。是年底,《生活》周刊被國民黨政府查封。1933年7月14日,鄒韜奮乘坐意大利油輪“佛爾第號”離開上海,前往歐洲,開始了他的第一次流亡生活。此次出國,他自謂目的在于考察“世界的大勢怎樣?”“中華民族的出路怎樣?”為此,他一路奔波,不辭辛勞,先后考察了意大利、瑞士、法國、英國、德國、蘇聯(lián)和美國,搜集了大量寶貴材料,并就沿途中的所見所聞,作了許多心得筆記。經(jīng)過反復的學習、思考及研究,鄒韜奮終于對上述兩大問題,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

    鄒韜奮 - 人物觀點

    他在《萍蹤寄語》三集弁言中指出:“現(xiàn)在的世界,除蘇聯(lián)外,很顯然的現(xiàn)象是生產(chǎn)力的進步已和生產(chǎn)工具私有的社會制度不相容。..我們在歐洲的所謂‘列強’的國家里面所見的社會現(xiàn)象:一方面是少數(shù)人的窮奢極欲,生活異常闊綽;一方面是多數(shù)人的日趨貧乏,在饑餓線上滾!”解決這種不相容的問題,“只有根本改造束縛這生產(chǎn)力的社會組織,代以為大眾福利盡量利用進步生產(chǎn)力的社會組織。要能夠為大眾謀利盡量利用進步的生產(chǎn)力,生產(chǎn)的動機必須為供給大眾的需要,而不是為少數(shù)人謀利潤”。談到中華民族的出路,他說,中華民族是受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的民族,因而要想擺脫奴役,“最重要的當然在努力于民族解放的斗爭”。但是,鄒韜奮強調(diào)這一斗爭,“決不能倚靠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和附生蟲;中心力量須在和帝國主義的利益根本不兩立的勤勞大眾的組織!贝送,他還看到資本主義的腐朽和墮落,認為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將勝利;主張中國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才有前途和光明。這樣,經(jīng)過漂流海外兩年的實地考察和參觀學習,鄒韜奮的思想有了很大的進步和提高,他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比較中,逐步將立場、觀點和方法轉到馬克思主義方面來。

    鄒韜奮 - 人物貢獻

    正當鄒韜奮遠在異國,為國家和民族前途憂思竭慮,尋求出路之際,國內(nèi)形勢發(fā)生了新的變化,日本侵略者的鐵蹄正逐步深入華北腹地。 1935年5月,發(fā)生了“新生事件”,國民黨政府封閉了《新生》雜志,并逮捕了主編杜重遠,鄒韜奮對此深表不滿,毅然決定回國。1935 年8月,鄒韜奮離開美國,回到了闊別達兩年之久的故土?吹阶鎳咽菨M目瘡痍,不禁感慨萬千,凄然淚下,決心以更頑強的戰(zhàn)斗姿態(tài),為中國的民族解放事業(yè)盡獻綿薄之力。從此,鄒韜奮全身心地投入愛國民主運動中。是年11月16日,他在上海創(chuàng)辦了《大眾生活》周刊。在《創(chuàng)刊詞》中明確提出,“力求民族解放的實現(xiàn),封建殘余的鏟除,個人主義的克服”三大目標,從而徹底拋棄了資產(chǎn)階級個人主義,將自身事業(yè)融進國家和民族解放的時代洪流中來。不久,一二九運動爆發(fā),《大眾生活》以其鮮明的政治立場和無畏的戰(zhàn)斗風格,對這場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運動給予了強有力的支持和援助。鄒韜奮在報刊上接連發(fā)表評論,痛斥國民黨當局的賣國行徑,并對學生的愛國救亡運動,進行大力宣傳和熱情支持。 

    他高度贊揚了學生救亡運動,認為“這是大眾運動的急先鋒,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呼吁凡是確以民族解放斗爭為前提的人們,應該“共同擎起民族解放斗爭的大旗以血誠擁護學生救亡運動,推動全國大眾的全盤的努力奮斗!”《大眾生活》因此受到廣大民眾的熱烈歡迎,銷售量達到20萬份,超過原來的《生活》周刊,創(chuàng)造出我國雜志發(fā)行的最高紀錄。12月,鄒韜奮又與沈鈞儒等人,組織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鄒韜奮當選為執(zhí)行委員。次年5月3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成立,鄒韜奮又被選為執(zhí)委!洞蟊娚睢穼嶋H上成為救國會的會刊,它有力地推動了全國救亡運動的發(fā)展,為民族解放事業(yè)的實現(xiàn)作出了重大貢獻。鄒韜奮及《大眾生活》的正義言行,再度激起國民黨政府的惶恐。他們又使出種種計謀,扼殺《大眾生活》。一方面,對鄒韜奮本人進行人身攻擊,四處散布謠言,誣陷、誹謗鄒韜奮;另一方面,嚴格限制《大眾生活》,禁止它在各地發(fā)售及從郵局郵寄。國民黨政府還接連派出政壇說客,拉攏、利誘鄒韜奮屈從就范。對于這些軟硬相施的卑劣行徑,鄒韜奮義正辭嚴,予以了無情反擊。他明確表示:“不參加救亡運動則已,既參加救亡運動。 

    鄒韜奮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創(chuàng)辦一份人民的報紙。為了能夠公開發(fā)表抗戰(zhàn)救國主張,傳播各地信息,他到香港后不久,就開始和好友金仲華一起,著手籌辦《生活日報》 。經(jīng)過幾個月的日夜苦干,鄒韜奮終于克服人力、財力等種種困難,于6月7日出版了《生活日報》。在發(fā)刊詞中,鄒韜奮明確提出:“本報的兩大目的是努力促進民族解放,積極推廣大眾文化”,力求“從民眾的立場,反映全國民眾在現(xiàn)階段內(nèi)最迫切的要求”。該報問世后,積極宣傳抗戰(zhàn)救亡思想。《生活日報》發(fā)行后不到兩月,影響所及甚遠,有力地推動了西南的愛國救亡運動。但鑒于香港偏安一隅,地利不便,信息閉塞,鄒韜奮遂根據(jù)讀者要求,宣告從8月1日起移至上海出版。1936年7月31日,鄒韜奮和沈鈞儒、陶行知、章乃器等四人聯(lián)名發(fā)表《團結御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的公開信,進一步闡發(fā)了救國會的抗敵救國主張。文中分析了國內(nèi)形勢,指出國難當頭之際,全國各黨派各方面,應該停止紛爭,“共同聯(lián)合起來抗日救國”。他們特別對共產(chǎn)黨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主張表示贊同和支持,呼吁蔣介石及國民黨政府,“應該趕快起來促成救亡聯(lián)合陣線的建立,應該趕快消滅過去的成見,聯(lián)合各黨各派,為抗日救國而共同奮斗!痹撔艑谷站韧雎(lián)合戰(zhàn)線的建立起了重要的宣傳和推動作用。8月份,移至上海的《生活日報》,因國民黨政府的種種干涉而未能復刊。鄒韜奮便根據(jù)實際情況,將該刊副刊“星期增刊”復刊,并加以擴充,更名為《生活星期刊》,繼續(xù)在上海高舉抗日救亡的大旗,支持各地的抗日愛國運動。

    鄒韜奮 - 人物經(jīng)歷

    1936年11月22日深夜,國民黨政府以“危害民國”罪,逮捕了鄒韜奮和救國會的其他領導人沈鈞儒、李公樸、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時共七人,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國民黨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和不平,各地紛紛組織游行、集會等活動,聲討國民黨政府,強烈要求釋放關押入獄的7位愛國人士。在243天的獄中生活里,鄒韜奮始終以一個堅強的愛國民主戰(zhàn)士的姿態(tài),同反動派針鋒相對,“戰(zhàn)而不屈”,表現(xiàn)出無畏的革命風范及英勇的斗爭精神。七七事變后,在全國人民的強大壓力下,1937年7月31日,國民黨當局不得不將鄒韜奮等7人釋放出獄。面對國人的支持和努力,鄒韜奮心里十分感動,他由衷地表示:“我們報答之道,只有更努力于救國運動,更致力于大眾謀福利的工作!8月19日,鄒韜奮在上海創(chuàng)辦了《抗戰(zhàn)》三日刊,次年7月該刊與柳湜主編的《全民》周刊合并,更名為《全民抗戰(zhàn)》三日刊。為了滿足全國各界朋友的愛國民主要求,他還先后出版了《全民抗戰(zhàn)》戰(zhàn)地版五日刊和《全民抗戰(zhàn)》通俗版周刊,在上海出版了《抗戰(zhàn)畫報》六日刊。這些刊物均以宣傳抗戰(zhàn)救國,爭取民主權利為中心內(nèi)容,波及范圍之廣,影響力之大,在當時均屬罕見!   

    鄒韜奮出獄后的愛國活動,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惶恐和惱怒,從1939年4月起,國民黨特務陸續(xù)對生活書店分店進行封閉或迫令停業(yè);所出圖書,一律禁止或沒收,甚至連經(jīng)過審查及在內(nèi)政部注冊的,也無一例外。到1941年2月,除重慶分店外,生活書店在國統(tǒng)區(qū)內(nèi)的 50余家分店,全部被國民黨當局封閉,所有職工均被逮捕或遣散。鄒韜奮對此怒不可遏。他接連向國民黨政府提出強烈抗議。1941年2月 23日,在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會議行將開幕之際,鄒韜奮憤然辭去國民參政員之職,只身一人,離渝赴港,決心“愿以光明磊落的辭職行動,喚起國人對于政治改革的深刻注意與推進”鄒韜奮到達香港后,更積極致力于政治活動,為實現(xiàn)民主政治奔走呼喊,他對于陰謀出賣國家,破壞抗戰(zhàn)之惡勢力,“則一息尚存,誓當與之奮斗到底”,表現(xiàn)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誓與惡勢力斗爭到底的決心。5月17 日,鄒韜奮在香港重辦《大眾生活》。在復刊詞中,他大聲疾呼:“擺在全國人民面前的緊急問題,就是如何使分裂的危機根本消滅,鞏固團結統(tǒng)一,建立民主政治,由而使抗戰(zhàn)堅持到底,以達到最后的勝利!6月7日,鄒韜奮與救國會留港代表茅盾、長江、金仲華等9人聯(lián)合發(fā)表了《我們對于國事的態(tài)度和主張》一文,進一步表達了要求進行民主政治改革的強烈愿望。該刊發(fā)行后,受到海內(nèi)外讀者的熱烈歡迎,銷數(shù)很快達到10萬份。除主持《大眾生活》外,鄒韜奮還經(jīng)常以撰稿人身份,在《保衛(wèi)中國大同盟》英文半月刊和救國會同仁所辦的《救國叢書》上發(fā)表文章,陳述自己的政治觀點。此外,他還根據(jù)親身的經(jīng)歷和感受,撰寫出長篇史料《抗戰(zhàn)以來》,意在以光明磊落的公開言行,為著中國政治的光明前途,為著中國抗戰(zhàn)建國的光明前途,“喚起國人對于政治改革的認識和努力”。鄒韜奮在香港期間發(fā)表的言論,“是他在抗戰(zhàn)時期言論的精華。他把國民黨反動派從1937年七七事變以來因為被迫抗日所積蓄起來一些欺騙人民的政治資本,徹底加以清算,還它一個法西斯的本來面目”。  

    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之后,日本帝國主義加緊推進“南進”政策。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鄒韜奮無法駐足香港,只得再度流亡。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幫助下,鄒韜奮前往東江、蘇北抗日根據(jù)地。他悉心考察了抗日根據(jù)地的狀況,參觀、訪問了許多學校,并和當?shù)厝罕姟⒉筷犚黄鹕a(chǎn)、勞動。親身的感受和體會,使他感慨萬千,倍受鼓舞。他深情地說:“過去十年來從事民主運動,只是隔靴搔癢,今天才在實際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這時,鄒韜奮不幸患耳癌,被迫回上海就醫(yī);疾∑陂g,他忍受耳癌襲來的陣陣刻骨的疼痛,伏在床上,趕寫了《患難余生記》一書(未完成的遺著)和《對國事的呼吁》一文。談到關于考察蘇北根據(jù)地的印象時,鄒韜奮在書中由衷地寫到:“當我在敵后抗日民主根據(jù)地。”

    鄒韜奮 - 語錄

    我生平所見過的女子,我的母親是最美的一個,就是當時伏在母親背上的我,也能覺到在那個大客廳里許多婦女里面:沒有一個及得到母親的可愛。我現(xiàn)在想來,大概在我睡在房里的時候,母親看見許多孩子玩燈熱鬧,便想起了我,見我醒了,便負我出去一飽眼福。這是我對母親最初的感覺,雖則在當時的幼稚腦袋里當然不知道什么叫做母愛。(《我的母親》)

    倘能重獲健康,決先完成《患難余生記》,再寫《蘇北觀感錄》、《各國民主政治史》,并去陜甘寧邊區(qū)及晉察冀邊區(qū)等抗日民主根據(jù)地,視察民主政治情況,從事著述,決不做官。如時局好轉,首先恢復書店,繼辦圖書館與日報,愿始終為進步文化事業(yè)努力,再與諸同志繼續(xù)奮斗二三十年。ā哆z言記要》)

    生活,誰的生活?農(nóng)人的苦生活、工人的苦生活、學徒的苦生活,乃至工役的苦生活、女仆的苦生活。(鄒韜奮談《生活》周刊宗旨)

    每星期乘讀者在星期日上午的閑暇,代邀幾位好友聚攏來談談,沒有拘束,避免呆板,力求輕松生動簡練雅潔而饒有趣味”,以供應特殊時代的特殊需要的精神食糧。(鄒韜奮自述《生活周刊》創(chuàng)刊目的)

    記者所始終認為絕對不容侵犯的是本刊在言論上的獨立精神,也就是所謂報格。倘須屈服于干涉言論的附帶條件,無論出于何種方式,記者為自己的人格計,為本刊報格計,都抱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決心。記者原不愿和我所敬愛的讀者遽爾訣別,故如能在不喪及人格及報格的范圍內(nèi)保全本刊的生命,固所大愿,但經(jīng)三個月的掙扎,知道事實上如不愿拋棄人格報格便毫無保全本刊的可能,如此保全本刊實等于自殺政策,決非記者所愿為,也不是熱心贊助本刊的讀者諸君所希望于記者的行為,故毅然決然聽任本刊之橫遭封閉,義無返顧,不欲茍全。(1933年12月8日,國民黨政府以“言論反動,思想過激,毀謗黨國”的罪名下令封閉《生活》周刊。當時,鄒韜奮已被迫流亡海外。12月16日,最后一期《生活》發(fā)表了鄒韜奮早在一年多前就準備好的《與讀者諸君告別》一文)

    鄒韜奮 - 辦報思想

    人民大眾利益服務,努力辦好人民大眾所需要的報刊,是韜奮辦報的基本思想。在新聞工作中,他先是繼承了中國早期民主報刊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樹立了“為人民辦報”的思想,后來轉向集體主義、共產(chǎn)主義,所辦報刊便沿著一個方向前進:始終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真誠對待民眾,真實報道人民群眾的生活,如實反映人民大眾的呼聲。早在20世紀20年代,鄒韜奮就在《〈生活〉周刊究竟是誰的》中指出:《生活》周刊始終以讀者的利益為中心。30年代創(chuàng)辦《生活日報》時他又進一步強調(diào):要使《生活日報》成為真正人民的耳目,并在《〈生活日報〉發(fā)刊詞》中表示同仁自勉的第一義——以全國民眾的利益為一切記述評判和建議的中心標準。有了明確的辦報宗旨,韜奮更將其貫徹到新聞實踐之中。他始終全心全意服務民眾,關切著讀者的悲歡離合、酸甜苦辣:

    1、增辟“讀者信箱”,“最快樂”處理讀者來信,為讀者分憂解惑、答疑釋難。韜奮曾描述處理讀者來信時的心情說:“……以極誠懇的、極真摯的情感待他們……輒感負之重,期望之殷,竭我智能,盡忠代謀”。

    2、以真誠負責的態(tài)度改進完善刊物的內(nèi)容、風格和經(jīng)營。在內(nèi)容上他要求報刊講人民大眾想講的話,講農(nóng)人、工役和女仆等人的苦生活;在文風上,力求大眾化,要盡可能用口語來寫新聞,力爭使初識字半通文的大眾都能看懂所創(chuàng)辦的報刊;在文字方面采用明顯暢快的平民式文字,力爭讓民眾看懂和理解文章;在報刊經(jīng)營上強調(diào)辦報刊不以盈利為目的,而是誠信對待讀者,把人民群眾利益放在首位,指出廣告也要和言論新聞一樣,凡是提倡迷信、傷風敗俗、坑人害人的廣告一概不登。這和今天少數(shù)媒體為謀取一己私利而刊登虛假甚至違法廣告以致欺騙坑害讀者的做法形成鮮明對照。

    3、充分利用報社的郵遞線路,積極地代讀者辦事、購物,極大地方便了群眾的生活。1930年9月,韜奮設立“生活代購部”,后來又成立“誠懇、熱誠、周到、敏捷、有禮貌”為服務宗旨的生活書店,他還組織群眾開展各種社會活動,與大眾融為一體、打成一片……韜奮同志以“真誠為民眾服務,永遠立于大眾立場”的辦報思想為指導,贏得了人民大眾的信任和愛戴,實現(xiàn)了新聞媒體與受眾之間的良好互動。

    鄒韜奮 - “韜奮精神”

    毛澤東在1944年給鄒韜奮的題詞概括韜奮精神。1995年,在紀念韜奮誕生100周年的時候,江澤民同志的題詞也強調(diào)要“繼承和弘揚韜奮真誠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其中包括“疲而不倦、勞而不厭的傻子似的‘服務精神’”,韜奮先生對新聞出版文化事業(yè)的貢獻,以及對事業(yè)的真誠、執(zhí)著、無私和奉獻精神,始終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傳媒人。韜奮精神之核心在于“以讀者利益為中心”,堅持“大眾喉舌”新聞觀的大眾新聞思想。他一生的經(jīng)歷隱含最深的是面向“大眾生活” 的情結,這一情結在其新聞出版活動中體現(xiàn)得尤為明顯。內(nèi)涵主要包括四個方面:

    一、以人民大眾的進步和民族解放事業(yè)為目的,是鄒韜奮畢生從事新聞出版事業(yè)的指導思想。他無論是辦“抗戰(zhàn)”系列報刊還是“生活” 系列報刊,其辦報刊的目的始終只有一個:為大多數(shù)民眾謀利益,而非為個人或小團體謀取私利。開始辦報刊時,他強調(diào)要“以讀者的利益為中心,以社會的改造為鵠的”,要“替民眾里最苦的一部分”呼吁。他的世界觀發(fā)生變化以后,辦報思想從同情人民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即把為民眾服務同爭取民族解放的斗爭聯(lián)系起來,強調(diào)報刊要反映“愛國愛民族的同胞的民意”,要為造就民族解放的英勇斗士而努力。鄒韜奮在香港辦《生活日報》時說:“言論要完全作人民的喉舌,新聞要完全作人民的耳目”,要把報紙辦成真正的“人民的報紙 ”。

    二、以人民大眾的利益為準則,保持著崇高的報格。韜奮一生從事新聞出版事業(yè),始終不向黑暗勢力屈服。他創(chuàng)辦和主編的報刊不隨風倒,不媚世俗,更不投靠國民黨政府,而“永遠立于人民大眾立場”。

    三、以人民大眾的利益為出發(fā)點,對讀者極端負責任。韜奮辦報刊歷來主張“不以贏利為目的”,盡量減低銷售價,使讀者買得起。

    四、真誠地為人民大眾的利益服務,為讀者“竭我智能、盡忠代謀”。韜奮一貫提倡報刊為讀者的“服務精神”,并身體力行。如《生活》周刊就開展了為讀者代購書報、代購物品、找律師、請醫(yī)生等服務工作。

    鄒韜奮 - 散文作品

    《韜奮漫筆》、 《萍蹤寄語》、《萍蹤憶語》、《坦白集》、《漫筆》、《再厲集》、《抗戰(zhàn)以來》、《患難余生記》、《對反民主的抗爭》、《愛與人生》、《辦私室》、《丟臉》、《干》、《個人自由與國家自由》、《集中的精力》、《堅毅之酬報》、《久仰得很》、《敏捷準確》、《肉麻的模仿》、《什么是真平等》、《隨遇而安》、《痛念亡友雨軒》、《外國人的辦事精神》、《有效率的樂觀主義》、《閑暇的偉力》、《風雨香港》、《深摯的友誼》、《蕭伯納的夫人》、《忘名》

    鄒韜奮 - 故居

    1958年黨和人民政府為了紀念韜奮先生,決定在他生活和斗爭過的地方:上海重慶南路萬宜坊(205弄)53、54號建立紀念館。54號是韜奮先生1930-1936年在上海的故居,現(xiàn)已恢復原貌。室內(nèi)陳列的都是原物。供瞻仰的有臥室、會客室和寫作室。館額為沈鈞儒先生題字。53號是介紹韜奮的思想發(fā)展、革命事業(yè)和戰(zhàn)斗歷程的文物資料陳列室。陳列品有珍貴的韜奮手稿,他主編的報刊,各種版本的著作,生前所用的遺物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筆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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