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翰伯1932年考入燕京大學新聞系，在校期間即參與了著名的“一二·九”學生運動的組織工作，并由此走上革命的道路，并在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

1936年從燕京大學畢業(yè)后去西安東北軍中辦報，22歲即擔任《西京民報》總編輯，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1937年，他陪同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的夫人海倫·福斯特·斯諾赴延安。

1942年任重慶《時事新報》采訪部主任。

1945年，任《新民晚報》副總編輯。

1946年任上�！堵�(lián)合晚報》總編輯。

1949年在西柏坡任新華通訊社總社編委兼國際新聞部主任。解放后曾任新華通訊社編委兼國際部主任、北京新聞學校副校長、中宣部理論宣傳處副處長，主管理論刊物《學習》的編輯工作，后任商務印書館總編輯兼總經(jīng)理、人民出版社領導小組組長、文化部出版局局長、國家出版事業(yè)管理局代局長、中國出版工作者協(xié)會主席等職務。

建國后，他先是從事新聞教育，后來編輯政治理論刊物《學習》雜志。

1958年，任商務印書館總經(jīng)理兼總編輯 。

1964年任文化部出版局局長。文化大革命中，陳翰伯受到殘酷迫害，多次被批斗，并被非法關(guān)押進“牛棚”。

1969年被下放到湖北咸寧向陽湖五七干校勞動改造。

1976年任國家出版事業(yè)管理局代局長。

1978年兼任《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副主任。晚年曾任中國出版工作者協(xié)會主席。

　　“一二·九運動”前夕，陳翰伯其他進步同學在斯諾先生家里結(jié)識了北大學生俞啟威（David俞，后來叫黃敬），清華學生姚克廣(Yorker，即姚依林)，他們都是中共地下黨的負責人。1935年大約是11月，黨領導下的北平學聯(lián)秘密成立，它發(fā)動和組織了這場規(guī)模空前的愛國學生運動。1935年12月9日這天，陳翰伯是燕京500多名請愿學生的總領隊。隊伍剛走到海淀鎮(zhèn)，就遇見了前來阻攔的大批警察。陳翰伯前去跟他們交涉，那個巡長模樣的人要學生“高抬貴手”，退回學校，學生們哪里理他？陳翰伯大吼一聲，同學們擁上公路，重整隊伍，向城里進發(fā)。走到西直門外高粱橋，橋上密密麻麻布滿警察，端著上了刺刀的步槍，殺氣騰騰。面對全副武裝的警察，沒有人退縮，沒有人發(fā)抖，同學們反倒向他們高喊“讓路！”“滾蛋！”這時，隊尾傳來消息，清華大學的隊伍已經(jīng)開到，燕京學生士氣大振。站在橋頭前列的女同學龔維航（后來叫龔澎）揮手一聲高喊：“沖��！”同學們一下子就沖過去了，警察潰不成軍，跺腳大罵。

　　但是，西直門的城門早就關(guān)上了。西郊各大學的同學，臨時決定在西直門外開大會。同學們拿著喇叭筒輪流發(fā)表演講，有的控訴日軍的暴行，有的指責國民黨的不抵抗，有的領頭高喊口號。這是一次向市民擴大宣傳的機會，單只這城門關(guān)閉，交通中斷，就足以啟發(fā)數(shù)十萬市民想一想國家的危難了。當天城里的學校北京大學、女師大和一些中學數(shù)千名學生舉行了游行請愿，頂著軍警的皮鞭和高壓水龍奮戰(zhàn)了一天。晚上回到學校，同學們熱血沸騰，紛紛擠進學生會辦公室出主意、想辦法。一個華僑同學跑進來放聲大哭，說他在海外長大，一向覺得非常屈辱，只有今天才感到中華民族是有希望的！

　　12月16日，北平學生又舉行了規(guī)模更大的游行。而在15日，北平學聯(lián)派陳翰伯和兩位清華學生去了上海。事先沒有任何聯(lián)系，找誰呢？陳翰伯靈機一動，從《大眾生活》雜志查到鄒韜奮先生辦公室的電話，在電話中用英語說明了來意。通過鄒韜奮、章乃器、沈鈞儒、沈體蘭等知名人士的幫助，到一些大中學校聯(lián)絡鼓動，促成了圣誕節(jié)前夕上海學生大游行。12月24日早8點，南京路“五芳齋”點心店的二樓響起一串鞭炮，事先在街上溜達的三三兩兩的學生迅速聚集，打出標語橫幅，高喊抗日口號,埋伏在各商店樓上的同學紛紛撒下傳單.游行隊伍被軍警打散了又聚，一次次“打游擊”。下午各路人馬匯聚,終于在火車北站勝利舉行了大會。

　　1936年1月，平津各校組成南下擴大宣傳團，向民眾宣傳抗日。陳翰伯所屬的第三團第二大隊29個人，在高碑店被特務堵在一個小飯鋪里，學生們用桌椅板凳頂住門窗與特務對峙，他們則放火燒屋子，學生們終于寡不敵眾，陳翰伯被打得頭上流血，全體被特務押送回校。

　　“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點燃了全民族抗戰(zhàn)的第一支圣火，它的功績是不會湮滅的。

　　美國女記者海倫·福斯特1907年生于美國猶他州，1931年8月來到中國，翌年冬天與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結(jié)婚。在她丈夫1936年訪問延安以后，她也決心不顧困難和艱險，要到延安訪問。

1937年4月下旬，海倫在黃敬和王福時陪同下，悄然離開北平，乘平漢路火車到鄭州轉(zhuǎn)隴海路赴西安。在西安的接頭人是原燕京大學學生陳翰伯。到西安后，國民黨派了7名特工人員嚴密監(jiān)視她的行動。但她機智地擺脫了特工人員。歷盡艱險，乘坐紅軍運貨卡車于5月2日到達延安。

       在延安期間，她采訪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等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人，廣泛接觸了陜甘寧邊區(qū)的戰(zhàn)士、工人、農(nóng)民、文藝工作者、婦女和學生，她與他們長談，時常提出問題，詳細作筆記。埃德加·斯諾訪問陜北時未曾見過的著名將領，海倫都見到了。她采訪了不下65位有名有姓的人物，還為其中的34人寫了小傳，特別是同毛澤東進行了5次難忘的長談。她根據(jù)采訪寫成了《續(xù)西行漫記》一書。在海倫·福斯特·斯諾赴延安及在延安的采訪過程中，由王福時和陳翰伯陪同，并擔任翻譯。

       1980年6月1日，一個萬里晴空的星期日，74歲的海倫在她居住康涅狄格州邁狄遜小鎮(zhèn)的一所老屋中，迎來了一位遠程來訪的客人，他就是35年前的老朋友，時任中國出版工作者協(xié)會代表團團長的陳翰伯。兩人回憶起當年的往事，感慨萬千。

　　1936～1947年間，陳翰伯先后在西安《西京民報》、《西北文化日報》、成都《新民報》、全民通訊社、重慶《時事新報》、《文匯周報》、重慶民治新聞專科學校擔任過編輯、總編輯等職�？谷諔�(zhàn)爭勝利后，進入重慶《新民報》，任副總編輯，主持晚刊。1946年赴上海，任《聯(lián)合晚報》總編輯。引他的公開身份是記者、編輯，實際上中國共產(chǎn)黨地下黨員。他需要做的是盡最大可能在報紙上登載政府不愿意登載的消息，撰寫社論、時評，婉轉(zhuǎn)地策略地宣傳共產(chǎn)黨的主張。他不可能不暴露左派的面目，因而時時刻刻處在危險之中。

　　1936年，陳翰伯到西安，在張學良出資創(chuàng)辦的《西京民報》擔任總編輯，該報的宗旨是宣傳東北軍復土返鄉(xiāng)、團結(jié)抗日思想。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fā)，該報快速、真實地記錄了張學良和楊虎城二位將軍發(fā)動的“西安事變”，向人民大眾通告了事件真相。

　　右圖是一份珍藏在息烽集中營革命歷史紀念館的珍貴文物，這份《西京民報》的出版時間為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即1936年12月13日）。其頭版頭條刊登的是“張楊對蔣實行兵諫”一文，比較完整地記錄了張楊抗日的主張。頭版還配有署名為“文伯”的文章“偉大的u2018雙十二u2019”，文章高度評價了張楊兵諫的歷史意義。引

　　1939年夏天，陳翰伯進入成都全民通訊社工作。這個通訊社是抗戰(zhàn)開始不久，周恩來和民主人士沈鈞儒和李濟深商量，由李公樸出面辦的通訊社，方針是不僅報道正面戰(zhàn)場的消息，也能把敵后的戰(zhàn)斗報道出去。敵后寄來的通訊，也就是從八路軍新四軍那里寄來的，改寫一下，印發(fā)給各報登載。

　　1941年，在成都發(fā)生了“搶米事件”。因為大后方通貨膨脹，米價高漲，發(fā)生了少數(shù)身處絕境的老百姓搶米的事。不料國民黨特務機關(guān)異想天開，他們雇了幾十個流氓，讓這些人在四個城門口的米市上同時劃口袋搶米，動用宣傳工具造謠說“共產(chǎn)黨暴動了”，然后大肆逮捕，把地下黨兩位領導人羅世文和車耀先都抓了進去，把新聞界的一位編輯朱亞帆也抓去槍殺了。在這種白色恐怖氣氛下，陳翰伯四處奔走，把事件真相告訴了許多在成都的外國朋友，還把事件經(jīng)過寫了詳細的報道，由通訊社負責人譯成英文，托人帶去昆明，打算交給合眾社的記者發(fā)到國外去。不料這篇稿子在飛機場被特務檢查出來，送信人和全民通訊社負責人都被抓了，一直關(guān)到日本投降之后。他們沒有供出陳翰伯，否則后果就不堪設想了。

　　陳翰伯1942年任重慶《時事新報》編輯部主任；1945年任重慶《新民晚報》副總編輯。

　　他在孔祥熙主辦的《時事新報》當主任期間，有記者寫了篇延安歸來的反共新聞稿，他只把寫風土人情的那些文字給發(fā)表了，“精華”部分則全部刪掉。

　　當國共雙方簽下“雙十協(xié)定”、重慶談判即將圓滿結(jié)束之時，山城發(fā)生一起意外事件:八路軍辦事處秘書李少石乘坐的黑色轎車，在撞傷路邊的國軍士兵后，繼續(xù)往前開，帶隊的班長一怒之下，端起步槍，就扣動了扳機。

　　李少石的突然遇難，中共方面的第一個念頭就是政治暗殺。當晚，周恩來趕到醫(yī)院，十分悲切地說:“二十年前廖仲愷先生遭反革命暗害，其情景猶歷歷在目，不料二十年后，他的愛婿又遭兇殺�！�

　　在宣傳基調(diào)上，《新民報》與中共方面保持了高度一致。副總編輯陳翰伯接到記者發(fā)回的新聞稿，在并未核實的情況下，大筆一揮，就寫下這樣一行譴責性的標題:“墨跡未干，特務行兇”，比《新華日報》的標題《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秘書李少石同志突遭暗殺》更有力。

　　由于陳翰伯在一系列的新聞報道中與國民黨唱反調(diào)，《新民報》老板陳銘德生怕他再惹禍，連累到報館生存，就好不容易買到一張重慶至上海的飛機票，將他禮送出境了。引

　　1946年3月陳翰伯到了上海，由黨的上級負責人潘梓年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辦一份以非黨面目出現(xiàn)的、群眾性的報紙，要盡可能灰色，爭取長期出版下去。這份報紙就叫《聯(lián)合晚報》。周恩來指示說：“在上海這個地方，由我黨直接經(jīng)辦的報紙僅此一家，一定要注意斗爭策略，要千萬堅持下去，能多辦一天就是一天�！�

　　陳翰伯絞盡腦汁，采用各種保護色來掩蓋這張報紙的真面目，比如設法搞來國民黨元老于右任的題字發(fā)表在頭版，又辦了五花八門的副刊，選登官方通訊社的一些稿子，自己發(fā)的新聞、通訊以至標題都一再推敲，盡量保持民間色彩。而實際上報道了大量工人運動、學生運動的消息。當時，上海米價一日數(shù)漲，《聯(lián)合晚報》在頭版頭條以《米價突破百萬大關(guān)》為題作了突出報道（每石法幣100萬元）。第二天，上海市長吳國楨就把各報負責人叫去開記者招待會，氣得大罵，說米價才95萬，沒有到100萬。還說：“《聯(lián)合晚報》是唯恐天下不亂！你們要是不愿意在上海呆著，可以回延安嘛。你們沒有旅費，我吳國楨給你們掏！”其實，當吳國楨回到辦公室時，米價就已經(jīng)突破120萬了。

　　《聯(lián)合晚報》還登過“本報四平專電”“本報徐州專電”等戰(zhàn)況，官方正在宣傳孟良崮戰(zhàn)役輝煌戰(zhàn)績的時候，唯獨《聯(lián)合晚報》以伊索寓言的方式報道了國民黨王牌軍、張靈甫的74師全軍覆滅的消息，氣得敵人暴跳如雷。

　　1947年春天，國共和談破裂，中共代表團撤離京滬，延安撤退。特務經(jīng)常到報社敲碎玻璃，恐嚇記者。陳翰伯（總編輯）和王紀華（社長）收到署名“國魂特務駐滬辦公室”的恐嚇信，內(nèi)容是：“查貴報近來態(tài)度大變，論調(diào)強硬，完全受了中共和少數(shù)民盟分子利用，對國民黨一切施政大權(quán)肆意攻擊，極盡詆毀之能事，目無法紀，謀亂造反。本團職責所在，奉命掃蕩叛逆，不容坐視。為此先函警告，如執(zhí)迷不悟，不變更論調(diào)，本團當以最嚴歷之手段對付，或?qū)�對李（公樸）聞（一多）同樣處置也未可知。尚有貴報一切機器生財設備，亦當玉石俱焚全部消滅，無論戒備森嚴，本團亦可按序?qū)嵤�，勿謂言之不預也！”5月24日警察終于闖進報社把報紙封掉了。6月底，地下黨派姚臻和陳翰伯聯(lián)系，說黨中央對你們表示嘉獎，對你們受國民黨壓迫表示慰問。

 　　1958年，44歲的陳翰伯出任商務印書館總經(jīng)理、總編輯。這時，商務印書館的出版任務剛剛重新被確定為“以翻譯外國的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學術(shù)著作為主，并出版中外文的語文辭書”。陳翰伯風趣地稱翻譯外國哲學社會科學名著是“洋務”，他就是洋務派。

　　為此，他奔走于中央宣傳部門及學界之間，不僅取得辦“洋務”(翻譯出版外國哲學社會科學重要著作)的特別分工，同時在沈雁冰、張友漁、潘梓年的支持下，通過籌備中的“外國學術(shù)著作翻譯規(guī)劃小組”，得到一份龐大的譯作規(guī)劃書目。陳翰伯在這個書目的基礎上組織館內(nèi)外專家反復研討，最后確定一個“削去冗繁留清瘦”的實施方針。即“以16世紀至19世紀上半葉西方資產(chǎn)階級上升時期的學術(shù)著作作為先期編譯的項目，從中再劃出馬克思主義三個來源的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jīng)濟學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三部分作為出書重點”。很快得到上級批準，并得以順利實施。

　　翰伯同志主持商務編政期間出版了近200種，這些書都是1982年商務85周年紀念時集中推出的“漢譯世界學術(shù)名著”叢書的主干書目。由于選題經(jīng)典，譯者權(quán)威，譯校嚴謹，編輯傾心，這套書已成為商務印書館的常銷也是熱銷品種。到1966年，不足10年的時間，商務翻譯出版的西方學術(shù)名著有395種，幾乎將16世紀到19世紀上半葉西方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一些哲學、社會科學重要著作一網(wǎng)打盡。

　　此外，陳翰伯主政商務時還出版了一套著名的普及讀物“外國歷史小叢書”，也正是因為這套小叢書，陳翰伯在文革一開始就在報紙上被與鄧拓、吳晗一起點名批判引。

　　文革開始前，陳翰伯已從商務印書館調(diào)任文化部出版局局長。文革開始不久，陳翰伯就遭到批斗，并失去了人身自由，被非法關(guān)押進“牛棚”。1966年7月20日，在《光明日報》上登載一整版的署名文章，對陳翰伯進行點名批判，將其與“三家村”的鄧拓、吳晗并列，無理指責陳翰伯借編輯出版《外國歷史小叢書》之名，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陳翰伯在被批斗期間，曾挨打，罰跪，剃“陰陽頭”，掛牌游街，押在卡車上示眾。除了自身被批斗外，文化部“閻王殿”的部長、副部長挨批斗，陳翰伯都得一起陪斗。陳后來被商務印書館的造反派扣押到商務，接受批判和勞動改造。

　　1969年秋，陳翰伯被下放到湖北咸寧向陽湖五七干校，接受勞動改造。直到1972年，在周恩來總理整頓文化出版工作的安排下，與陳原、邵宇、李季一同調(diào)回北京。

　　回北京后,陳翰伯擔任人民出版社“領導班子成員”，他提出書店里不能只有毛主席著作，還呼吁把文化部干校的干部都調(diào)回來工作。當時的說法是“去干校不過十年八年”，陳翰伯在各個場合大聲疾呼“人生有幾個十年八年哪？”結(jié)果，陳翰伯和陳原、范用又被“揪出來”，扣上“二陳一范回潮復辟集團”，繼續(xù)進行批斗。

　　1975年鄧小平同志出來主持工作，陳翰伯抓住這一機會，組織擬出了中外文詞書編輯出版十年規(guī)劃，要進行一項規(guī)模宏大的基礎工程。周總理在病榻上親自批準了這個規(guī)劃。陳翰伯還和其他同志合作擬了一份全國出版工作規(guī)劃，直接呈送鄧小平。1976年4月后，鄧小平再次被打倒，全國大反“右傾回潮”，陳翰伯立刻被批為“右傾回潮分子”，“鄧小平黑干將”，從機關(guān)開大會的主席臺上被趕下去，一次次接受批斗。富有戲劇性的是,這一波批判熱潮還未結(jié)束，“四人幫”垮臺了！

 　　早在1970年，被打成“陳范集團”的陳翰伯、陳原和范用在湖北咸寧向陽湖五七干校談起辦刊物，設想待日后海晏河清，要辦一本讀書雜志。

　　八年后，他們的理想初現(xiàn)曙光。書禁初開，“二陳一范”也分別從干�；貋�，入主出版界幾大機構(gòu)。其中陳翰伯任文化部新聞出版局代局長，陳原任商務印書館總經(jīng)理，范用則是人民出版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范用提出由他任總經(jīng)理的三聯(lián)書店主辦《讀書》雜志。

　　1979年4月，《讀書》創(chuàng)刊號面市。第一篇就是李洪林的文章，原名為“打破讀書的禁區(qū)”，后由范用改為“讀書無禁區(qū)”，簡潔、堅定，像發(fā)刊詞一樣，舉起了一面讀書人的旗幟。

　　《讀書》創(chuàng)刊號印刷5萬冊，幾天內(nèi)就發(fā)完了，馬上加印5萬冊也銷光。開篇宏文“讀書無禁區(qū)”激起無數(shù)回響�！蹲x書》編輯部接到大量反對的來信。反對的言論大致分為兩種:一是擔憂沒人把關(guān)，思想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將會被垃圾文學污染；二是擔憂是禁門大開，封資修將從此占領我們的文化舞臺。類似的論辯也在黨的思想中樞中宣部內(nèi)進行。李洪林后來被胡耀邦調(diào)入中宣部，任理論局副局長。有同事當著他的面爭論：小學生能看《金瓶梅》嗎？

　　1980年，沈昌文任《讀書》主編，“讀書無禁區(qū)”激起的波瀾仍未平息�！拔�?guī)缀跆焯煲�同這一件事打交道，這也才知道它真正的份量�！鄙虿�文曾多次代表《讀書》雜志就“讀書無禁區(qū)”一文做檢討。

　　1981年4月，《讀書》兩周年，沈昌文向陳翰伯報告了“讀書無禁區(qū)”發(fā)表后的反應，希望他能就此文表個態(tài)。于是，陳翰伯在親自撰寫的社論“兩周年告讀者”中，對這篇文章給予很大支持。文中寫道：“我們重申我們贊成u2018讀書無禁區(qū)u2019的主張。在我們的當代史中，人人盡知，確實發(fā)生過史無前例的禁書狂飆。u2018四人幫u2019垮臺后，風沙雖然已過，不敢重開書禁的還大有人在。當時我們針對時弊，喊出u2018讀書無禁區(qū)u2019，深受讀者歡迎，我們非常感激�！贝宋臍w納了讀者的反映，一是《讀書》不怕頂頭逆風，不信歪門邪道，堅持解放思想。二是不登打棍子的文章，不同意見平等討論。三是《讀書》博采中外，掇拾古今，提供知識。四是文風可喜，一般沒有廢話、空話，八股文那套起承轉(zhuǎn)合，不知所云的東西也比較少。

 　　80年代初，陳翰伯對《讀書》編輯部寫了一個親筆意見，文如下：

　　這里無甚高論，僅供改進文風參考。

　　一、廢除空話、大話、假話、套話。

　　二、不要穿靴、戴帽。

　　說明：戴帽指文章第一段必須說上“自從粉碎u2018四人幫u2019以來如何……”。穿靴指文章最末一段必須說上“為什么什么而奮斗”、“……而貢獻力量”。當然這不是說不要宣傳黨的中心任務，而是要把這個精神貫徹到全文中去。

　　三、不要用“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不要用“敬愛的周總理”、“敬愛的朱委員長”；不要用“英明的領袖華主席”。

　　四、有時用“毛主席”，有時用“毛澤東同志”。注釋一律用“毛澤東”。

　　五、制作大小標題要下點工夫。不要用“友誼傳千里”、“千里傳友情”之類的看不出內(nèi)容的標題。

　　六、引文不要太多。只在最必要時使用引文。有時可用作者自己的語言概括式地敘述。

　　七、盡量不用“我們不知道”、“我們認為”之類的話頭，有時可用少量第一人稱。

　　八、可以引用當代人的文章，并注明出處。此類注釋可以和有關(guān)經(jīng)典作家的注釋依次排列。

　　九、署名要像個署名，真名、筆名都可以。不要用“四人幫”橫行時期令人討厭的諧音式署名。不要用長而又長的機關(guān)署名、不要用“大批判組”。不要用“××××編寫組”。

　　十、行文中說“一二人”可以，“十一二人”、“一二百人”也還可以。但千萬不要說“一兩萬人”這一類空話。

　　十一、不要在目錄上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這十一條，現(xiàn)在看來似乎稀松平常，可在上世紀70年代后期，卻是了不起的大事，應當說條條都是針對“文革”中盛行一時的風氣而言。例如第八條，在當年，如果注釋的上一條是陳布雷的文字，下一條引了毛澤東，兩條注文出處(僅僅是出處)先后并列，這就可以被人上綱為混淆敵我，立場錯誤(盡管在內(nèi)文的敘述中敵我立場是很鮮明的)�？梢哉f，這也是《讀書》雜志轉(zhuǎn)變當時文風時尚的第一個文件。

　　“文革”期間，大批圖書被封存禁售，廣大青少年無書可讀，小學開學，連一本小字典也沒有，各方面反映十分強烈。陳翰伯到國家出版局工作后，計劃制訂了一個較長時期的辭書出版規(guī)劃，并于1974年7月正式組織了班子。

       當時，由于“四人幫”形而上學猖獗，極左思潮泛濫，人們的思想是非被搞亂了，什么“要把無產(chǎn)階級專政落實到每一個詞條”，“將帝王將相、陛下、太監(jiān)、僧侶等詞匯統(tǒng)統(tǒng)從詞典中清除掉”，“讓詞典成為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政治教科書”等說法盛行一時。陳翰伯對那些極左口號完全持否定態(tài)度，但囿于當時的形勢，不能公開表示反對和指責，只能婉轉(zhuǎn)地引用周總理批評詞典工作中的極左思潮的多次指示進行正面引導；同時更加強了要召開詞典規(guī)劃會議的決心，便組織小組起草詞典規(guī)劃會議文件和制訂規(guī)劃初稿。

       詞典十年規(guī)劃經(jīng)國務院批準后，陳翰伯做出了全盤考慮：先抓漢語詞典，其中又著重抓影響較大的五部：《辭海》、《辭源》、《現(xiàn)代漢語詞典》和《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并指定由陳原、方厚樞、許力以等著名學者負責主抓幾部詞典的編輯和或出版工作。

       陳翰伯為了甩掉我國“大國家，小字典”的落后帽子，立志使我國辭書出版事業(yè)跨進世界先進行列；他為《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藏漢大辭典》等辭書的早日問世而殫精竭慮，到處奔波。

     《漢語大詞典》全書13卷，前后歷時18年，已于1994年4月全部出齊，而且還相繼出版了縮印本、簡編本和光盤版；《漢語大字典》全書8卷，不僅已于1990年11月全部出齊，而且還相繼出版了縮印本、簡編本和袖珍本�！掇o海》、《辭源》、《現(xiàn)代漢語詞典》等也都先后出版，其他中外文語文、專科等辭書也出現(xiàn)了空前繁榮的局面。這些辭書中凝聚著我國無數(shù)編者、作者和出版工作者的心血，陳翰伯也是其中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