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為一份民間報紙的發(fā)言人，要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我才有獨立的發(fā)言權，我才有資格說真話，對國民黨才能嬉笑怒罵。同時，待國共雙方都必須一樣，是我一貫的原則。
王蕓生 - 生平簡介
王蕓生(l901一1980)，原名德鵬，天津人。無黨派愛國民主人士，我國卓越的老一輩新聞工作者。王蕓生1901年9月26日出生在天津郊區(qū)，早年家貧，曾在天津當學徒。他酷愛讀書，尤其對報紙有興趣，早年曾在《益世報》副刊發(fā)表過《新新年致舊新年書》。1925年五卅運動中，24歲的王蕓生和天津各洋行的青年員工發(fā)起組織"天津洋務華員工會"，被推為宣傳部長，主編工會的周刊，因鼓動愛國情緒，進行反帝宣傳而受通緝，1926年3月被迫�？�，南走上海，任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都副秘書長，同時與共產(chǎn)黨人先后主辦《亦是》、《猛進》等周刊與《和平日報》。1926年底回天津，任國民黨天津市黨部宣傳部副部長，經(jīng)常給《華北新聞》寫社論。1928年，天津《商報》請他擔任總編輯。從此，這個茶葉鋪的小伙計、洋行職員、職業(yè)革命者，終于正式開始了他的新聞生涯。王蕓生1929年8月22日應《大公報》總編張季鸞之請進入《大公報》，成為一名職業(yè)新聞記者，從此他的一生就和《大公報》無法分開了。王蕓生歷任該報天津、上海、重慶等版編輯、主筆、總編輯。1931年至1932年,寫出七卷本《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當時中日問題是人人矚目的焦點，日本史學界非常重視這本書。這本書在當時已成為研究中國近代史特別是中日關系史必不可少的參考書。王蕓生因此一舉成名，成為日本問題專家，深受張季鸞的青睞，也奠定了他在《大公報》的地位。1935年他一躍成為《大公報》編輯主任，僅在張季鸞、胡政之之下�？谷諔�(zhàn)爭期間，王蕓生在武漢、重慶協(xié)助張季鸞主持《大公報》筆政。1941年，任重慶《大公報》總編輯，成為該報言論的主要撰稿人和該報評論委員會主任委員�？箲�(zhàn)勝利后，王蕓生任上海版《大公報》總編輯。1947年2月27日至3月15日，王蕓生以《大公報》總編輯身份參加中國赴日記者團。1948年底，響應中國共產(chǎn)黨的號召，進入華東解放區(qū)，旋抵北京。1949年5月返回剛剛解放的上海，任《大公報》社長至1966年。1949年9月，王蕓生到北平與胡喬木等14位新聞人士組成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xié)會籌備會。1949年10月1日，王蕓生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后歷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員、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xié)會副主席，第一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和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xié)常委，并當選為第一、二、三、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同時任中日友好協(xié)會副會長。著有《蕓生文存》等。 1980年5月30日，王蕓生先生因病醫(yī)治無效，在北京醫(yī)院逝世，享年79歲。全國人大常委會、全國政協(xié)和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于6月19日下午在全國政協(xié)禮堂為王蕓生先生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葉劍英、鄧小平、彭真、鄧穎超等同志分別送花圈或參加追悼大會。王蕓生先生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作為一位卓越的老一輩新聞工作者與受人尊敬的日本問題研究家，他的逝世引起人們的悲痛。王蕓生從事新聞工作四十年。他的一生是在綿延半個世紀的政治浪濤中游泳。作為一個大時代的產(chǎn)兒，五四運動給他打下了一個做人的基礎；五卅運動又使其認識了自己的國家。他親歷了這個時代的風雨血火，他熾熱的文字因此也成了那個時代最有力的見證之一。王蕓生以其熱情、無私、遠見獻身于新聞自由事業(yè)，自稱“徹頭徹尾的新聞人”，他繼續(xù)捍衛(wèi)了民間報紙 “文人議政”的傳統(tǒng)。作為新記《大公報》第二代總編輯，作為一個正直的、執(zhí)著追求進步的愛國知識分子，他的名字與中國近現(xiàn)代新聞史是不可分的。
王蕓生 - 新聞思想
1929年受張季鸞之邀進入《大公報》后，王蕓生的命運便與《大公報》緊密地連接在一起了。王蕓生從28歲到65歲在《大公報》連續(xù)工作37年之久，奉獻了他全部的心血與智慧，他被毛澤東戲稱為“大公王”。王蕓生是名副其實的報人，解放前，在他主持《大公報》的20年里，《大公報》創(chuàng)造了一個又一個的輝煌。本文重在考察王蕓生解放前的一些重要新聞思想，以便我們更客觀地了解王蕓生其人以及他所經(jīng)歷過的那個時代。
●新聞專業(yè)主義
由美國新聞界發(fā)展起來的新聞專業(yè)主義突出特點是“公共服務”——相信可以從非黨派、非團體立場客觀地報道新聞事實，目標是服務于民眾，而非某一利益團體，其最高理想是傳播真實、真相或真理。按照這種理論，報業(yè)應是一種自治體系，必須采取獨立和批判的態(tài)度。新聞記者應站在中立立場，客觀報道事實，反映觀點，在公眾中樹立“公正者”形象，贏得公眾信任�？梢哉f，《大公報》辦報理念中，包含了許多新聞專業(yè)主義理論因素，它以“社會公器”為定位的獨立報紙加以實踐，開辟了我國新聞界對自由職業(yè)報刊探求的道路。早在王蕓生進入《大公報》之前，他就已經(jīng)確立了“做一個徹頭徹尾的新聞人，不參加任何黨派團體，不進政府做官，不參與實際政治斗爭，對時代有一個獨立的觀點和立場，為人民立言，以文章報國”的新聞思想。1929年，王蕓生進入《大公報》以后，他
●“文人論政”的思想
“文人論政”在近代民營報業(yè)史上是一種顯而易見的特點。“新記”《大公報》將王韜、梁啟超等人開創(chuàng)的“文人論政”傳統(tǒng)推向頂峰，關心政治，暢言國事，將民營報紙引導輿論、監(jiān)督輿論功能發(fā)揮得淋漓盡致，將我國的“文人論政”推向成熟階段。王蕓生是新記《大公報》的第二代總編輯，在他手里繼續(xù)捍衛(wèi)了民間報紙“文人論政”的傳統(tǒng)�！拔娜苏撜敝鲝垼瑘蠹堃h派，并不是超政治，無立場，而是敢言政治，反映民眾的活動，成為民眾喉舌。王蕓生就以“敢言”著稱，他的文章更多帶有文人論政的性質(zhì)，他的言論立足點就是黎民百姓和國家的利益。1941年12月22日，王蕓生發(fā)表的社評《擁護修明政治案》巧妙地披露香港淪陷之際，“逃難的飛機竟裝來了箱籠老媽與洋狗”的丑聞，還揭開了外交部長郭泰祺國難當頭竟以巨額公款買私人豪宅的黑幕，他指出：“我們輿論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職”。此文一出，當天蔣介石就罷免了郭泰祺。而孔二小姐的丑聞則引發(fā)了昆明、遵義等地大學生反對孔祥熙的學潮�！犊粗貞c，念中原》揭露國民黨統(tǒng)治下河南災民的悲慘生活。1945年社評《莫盡失人心》，對國民黨作了大膽的揭露和憤怒的抨擊：“可憐收復區(qū)同胞…… 睡了幾夜好覺，發(fā)覺他們都已破家蕩產(chǎn)�！薄斑@二十幾天的時間，幾乎把京滬一帶的人心丟光了�！苯酉聛砭实臑槊裾埫奈恼逻�有1947年1月1日社評《新年三愿》，提出三點希望，其中第三點就是：民生太苦了，必須有安定之。同年5月13日社評《須要替老百姓找出路》認為：到了今天，非迅速替老百姓找生路，否則一旦民心瓦解，必然會國家土崩，敵我冤親。這樣的呼吁接二連三，諸如《建設與破壞》、《通貨膨脹下的農(nóng)民》都是為民呼吁，充滿時代責任的文章。它們曾給王蕓生以及《大公報》帶來很多麻煩，但也為他們帶來了無上的榮譽。從這些字里行間，我們也可以看到王蕓生極大的愛國熱情和社會責任感。王蕓生以及許多著名報人提倡的“文人論政”的辦報思想，對20世紀近代報刊有著深遠的影響，而且，當我們在新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文化環(huán)境下思索以“文人論政”為代表的民營報人的辦報理念時，會發(fā)現(xiàn)當今許多辦報理念，如“媒體就是服務”、報業(yè)集團化、獨立報道、客觀報道，都是在前人基礎上演進和發(fā)展的。
●職業(yè)報人的理念
傳統(tǒng)上，新聞從業(yè)者并不被認為是“專業(yè)人士”。因為最初的新聞從業(yè)者是一些東奔西走、道聽途說的“包打聽”，社會地位不高。到了20世紀，一批民營報人開創(chuàng)了新的局面，在社會信息傳播和輿論的引導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們開始思索新聞記者這一行業(yè)的職業(yè)信念和要求。王蕓生在這一點上進行了積極的探索。1944年，遷至成都的燕京大學請王蕓生前去講演。這時候他已擔任《大公報》主編，進一步認識到新聞記者最需要仗義執(zhí)言，敢說真話；最忌諱趨炎附勢，阿諛逢迎。他告誡大家：如果你因為講真話而獲罪，被“抓到刑場，揪住小辮子，鋼刀一舉，咔嚓一聲的時候，小子，你要一聲不吭，咬緊牙關頂?shù)米�，才算得是一條好漢，一個好記者�！� 這幽默風趣、擲地有聲的話，給在場的人留下深刻印象。王蕓生還曾說過：“新聞記者這種職業(yè)，就現(xiàn)在的情形來看，似乎人人都可以干，但是要干的盡職卻不是一件容易事。一個能克盡厥職的新聞記者，他須具備幾種異乎常人的條件：他須有堅貞的人格，強勁的毅力，豐富的學識；對于人類，對于國家，對于自己的職業(yè)，要有熱情，要有烈愛，然后以明敏的頭腦，熱烈的心腸，冰霜的操守，發(fā)為‘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勇干精神，兢兢業(yè)業(yè)的為人類為國家，盡職服務�！贝送�，王蕓生還告誡人們：要“努力做一個有靈魂的新聞記者”，這樣才無愧于“無冕之王”的稱號；否則的話，你就可能是一個“無魂之鬼”！ 。這些話即使在今天也具有振聾發(fā)聵的作用。王蕓生對新聞記者的這些要求都體現(xiàn)了職業(yè)報人的理念。在他看來，報人應已形成一種行業(yè)，對記者的規(guī)范和操守，應有明確的認識。他要求記者無論是報道新聞，還是發(fā)表言論，都不應受到權勢和任何外界的影響，王蕓生對此的概括是，“真實地記出你所見到的事，勇敢地說出你心里的話，可以無愧為一個新聞記者了。敢說，敢做，敢擔當，是自由人的風度；敢記，敢言，敢負責，是自由報人的作風。”王蕓生的這些思想，對當今報人來說仍是可遵循的原則，也是作為一個職業(yè)報人的追求。
王蕓生 - 往事略集
挑燈夜讀的小店員
王蕓生原名德鵬�！笆|生”這個名字還是1928年進天津《商報》當總編輯時，介紹人信口說出來的。王蕓生說：“蕓生者，蕓蕓眾生之謂也。”于是保留了這個名字。他1901年9月26日出生在天津一個貧苦人家，13歲時由佟家樓的老鄰居介紹到一家茶葉店當學徒。白天干活，晚上讀一些雜七雜八的舊東西及中國古典小說。利用每星期回家一趟的機會，他為佟家樓老鄰居說書，有《水滸傳》、《三國演義》等。他說得繪聲繪色，連詩詞都能一字不漏地背出來，令聽者一片唏噓。一天，有個窮賣報的想用一份《天津白話午報》換一包茶葉末，掌柜的答應了。于是他每天都能看到這張白話報。茶葉店陳掌柜和管賬先生都很信任他，把每天賺的錢點清包好，叫他送到銀號。送錢的路上有個報欄，貼的是天津《益世報》。他最愛看副刊的小文章，看到喜愛之處，就從懷里掏出一把修腳刀，把文章挖下來，日積月累收集了不少。時間一久，他發(fā)現(xiàn)這些文章有規(guī)律可循，感到自己也能寫，于是萌生了給《益世報》投稿的念頭。當時正值徐世昌當總統(tǒng)，段祺瑞做國務總理，報紙副刊上幾乎天天都有諷刺他們兩個為什么還不下臺的文章。王蕓生深受觸動，寫了平生第一篇稿子寄給《益世報》副刊，題目是《新新年致舊新年書》，署名“倦飛”。文章借舊去新來，諷勸徐世昌、段祺瑞不要戀棧，該下臺了。三天后，此文居然在副刊“益智粽”上登了出來。那時他已經(jīng)在茶葉店苦熬了三個年頭，出徒后每月可得三元錢的薪金。但充滿幻想與激情的他，又重新燃起了上南開中學的愿望。他辭去了茶葉店的工作，投靠到已出嫁的大姐家。大姐每月花50個銅子給他訂了一份《益世報》，一連幾月，他足不出戶守著報紙，每天寫一篇甚至幾篇稿子，天天都在投稿，竟沒有一篇投中。大姐只得又托人介紹他到一家小布店里繼續(xù)當學徒�？嚯y的學徒生活又開始了。夜晚，等到掌柜、老板娘都睡熟了，他才悄悄地在炕桌上擺一只空肥皂箱子，點燃積攢起來的蠟燭頭，瀏覽到手的書籍。他常說：“這微弱的燭光是我在漫長黑夜中的一顆啟明星，它給了我知識、希望和光明�！钡耸逻�是被老板娘知道了，飯碗丟了。后來他被大哥推薦到天津禪臣洋行當徒工。這里有間閱報室，擺放著北京、上海、天津的各家報紙，他每天下班帶著幾塊干糧走進閱報室，直至管事的來關門才出來。王蕓生從報刊上既讀到了西方各種社會思潮，也讀到了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等人的文章，還參加過群眾游行。也是在這個洋行里，他接觸到了外文。當他下定決心要學英文時，正巧上�！渡陥蟆返浅錾虅沼^函授學校招生的廣告，包括講義費、學費、報告費等在內(nèi)，約計要用40元錢。沒辦法，他只好給洋行副總經(jīng)理張懋然寫了一封求助信。想不到第二天上班時，張副經(jīng)理就遞給他一個信封，里面裝著40元錢。他開始念函授英文，憑著刻苦勁兒，不長時間他就能閱讀一些英文書報。另一個難題又來了――如何發(fā)音？他參加天津新青年會英文補習夜校，之后又報名參加英文打字班。不久，他就把洋行里的英文文牘事務接了下來，成為正式職工，每個月有三十元的薪水了。
與張季鸞筆戰(zhàn)之后
1925年，上海發(fā)生“五卅”慘案，波及天津。在洋行工作的青年員工成立了天津洋務華員工會，王蕓生被推選為宣傳部長，還主編工會出版的一份周刊。后來周刊又改為日報，取名《民力報》，他仍任主編。1926年，王蕓生從天津來到上海，與秦邦憲（博古）合編《亦是》、《短棒》等周刊。1927年春節(jié)前因老母病重，他回到天津，為《華北新聞》寫社論。
1927年3月，當北伐軍打進南京時，英、美、日、法、意等帝國主義派出軍艦炮轟南京，引起程潛率領的第六軍官兵奮起反抗。針對這一事件，王蕓生在《華北新聞》的社論中聲援第六軍將士的正義行動。而《大公報》則發(fā)表文章說：“‘躬自厚而薄責于人�！伺c人如是，社會和平矣；國與國如是，世界和平矣……”第二天，即4月2日，《華北新聞》發(fā)表了由王蕓生執(zhí)筆的社論《中國國民革命之根本觀》，對《大公報》這篇社論進行反駁。文章寫道：“中國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即淪為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半殖民地，被侵略者對侵略者無所謂‘躬自厚’的問題。中國國民革命的根本任務，不僅對內(nèi)要打倒軍閥，對外還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把帝國主義的特權鏟除凈盡！”《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沒有回應，但向人打聽《華北新聞》社論的作者為誰。得知后，就傳話王蕓生，希望會晤。此次見面，也就是兩位終生師友的初晤。
1928年5月，王蕓生出任《商報》總編輯。但因與老板在觀點上有嚴重分歧，不得不辭職。他給《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寫了求職信，張季鸞接信后，親自登門接王蕓生到《大公報》。從此王蕓生的命運就與《大公報》連在一起了。進《大公報》后，王蕓生先任地方新聞編輯，次年編輯《國聞周報》，以“草人”為筆名編寫國內(nèi)外大事記。1931年9月18日，沈陽事變，三天后，《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總經(jīng)理胡政之召開全體編輯會議。會上張季鸞宣布兩項決策，一為“明恥”，一為“教戰(zhàn)”。“明恥”即盡快開辟一個專欄，記載自1871年中日兩國簽訂《中日修好條規(guī)》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重大事件，幫助讀者了解甲午以來的對日屈辱史，欄目名稱定為“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并指定王蕓生專主其事。從1931年10月開始，王蕓生奔走于京津之間，往來于故宮博物院和北平各圖書館，廣泛搜集史料，尤其是清季外交史編印處的檔案。在多數(shù)未經(jīng)整理的浩瀚史籍和檔案中，他耐心搜尋，精選細擇，有時竟通宵不眠。經(jīng)過三個多月的緊張工作，從1932年1月11日起，王蕓生在《大公報》隆重推出“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專欄，每日登載一段，連續(xù)兩年半，無一日中斷。每日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國恥認明，國難可救！”讀來鏗然有聲。王蕓生在寫作過程中，還曾走訪史學界和外交界前輩如袁同禮、王希隱、胡馨吾等�！读陙碇袊c日本》后成書出版。《大公報》從漢口遷到重慶后，張季鸞的肺病日益嚴重，編務逐漸交給王蕓生處理。張季鸞常對人說：“王蕓生文章好，人品好，編輯業(yè)務交給他完全可以放心。”甫到重慶，王蕓生收到國民政府聘他為軍事委員會參議的聘書。蔣介石侍從室主任陳布雷打來電話說：“這是委員長的意思。”軍委會還送來相當數(shù)目的薪水。王蕓生立刻把聘書和薪水一起退了回去，張季鸞聞之，贊揚王蕓生是執(zhí)行《大公報》“四不”方針（不黨、不私、不賣、不盲）的模范。實際上，張王二人并不是對所有問題看法都一致的。例如1940年夏，四川糧價連續(xù)暴漲，老百姓叫苦不迭。王蕓生于該年6月29日的《大公報》上發(fā)表了題為《天時人事之雨》的社評，主張用曹操借人頭的辦法，殺幾個囤積居奇的奸商，以平抑糧價。然而張季鸞讀完這篇社評后說：“蕓生，我們的報紙怎么能主張殺人呢！”兩人表現(xiàn)出了不同的個性和態(tài)度。張季鸞向以“老謀深慮”著稱，他寫的社評能抽絲剝繭，層層深入，文章常有對仗的警句，以理服人。而王蕓生的文章則如江河奔瀉，給人以痛快淋漓之感。張王互相輝映，蔚成《大公報》社評的特有風格。1941年9月6日上午4時，《大公報》主筆張季鸞逝世于重慶中央醫(yī)院。張季鸞臨終前留有遺囑，一感念中國抗戰(zhàn)大業(yè)未竟，二感念《大公報》事業(yè)。9月8日，王蕓生親自撰寫社評《敬悼季鸞先生》。在張季鸞兩周年忌日，王蕓生又在《季鸞先生的風格與交流》一文中說：“我與季鸞先生相識十四年，同事十二年，高攀些說，可算得‘平生風儀兼師友’，但我自忖，還不夠給季鸞先生寫評傳的資格，因為我所認識的季鸞先生還僅僅是他人格與事業(yè)的一部分�！北M管如此，王蕓生始終在搜集張季鸞早年的資料，一直想還一個真實的張季鸞于世人。
王蕓生 - 與大公報
王蕓生是《大
公報》的總編輯，在《大公報》的歷史上，王蕓生算是第二代人物，比起《大公報》的創(chuàng)始人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來，他算是晚一輩的人，但由于王蕓生前后生活在兩個不同的時代，研究《大公報》的消亡，王蕓生最有代表性�！洞蠊珗蟆返那�3位創(chuàng)始人，除張季鸞1941年逝世外，其余兩位都離開了大陸，留下來的王蕓生，成了這一代報人中一個失望的典型。 共和國成立之初，王蕓生還不到50歲。1929年，王蕓生因和張季鸞打筆仗，被張發(fā)現(xiàn)邀入《大公報》，很快受到張季鸞的賞識，成為《大公報》的一支筆�！洞蠊珗蟆窌r期的王蕓生用他自己的筆，不知寫下了多少好文章。名報人俞頌華在《富有熱情的王蕓生》一文中說：“王蕓生的文章為世人傳誦。他立言的長處是在常以國家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場，說一般人民所要說的話。雖則格于環(huán)境，他有時恐未必能暢所欲言，可是他富于熱情，所說的話，常能打人讀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終能動人心弦，不致與無黨無派的多數(shù)民意脫節(jié)�！保ā队犴炄A文集》第311頁，商務印書館1991年）像王蕓生那樣的社評，我們今天已經(jīng)很難看到了。當年他所寫的《為晉南戰(zhàn)事做一種呼吁》一文，雖曾受到周恩來的批評，但周對王蕓生文章的評價卻是：“愛國之情，溢于言表，矧在當事，能不感奮�！保ā吨芏鱽頃偶返�19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另外像《擁護政治修明案》、《看重慶、念中原》更是傳誦一時。李純青對王蕓生的評價是：“王蕓生先生有其長處也有其短處，短處是驕蹇自滿，獨斷獨行，很少聽人意見，更不受人指揮。他只尊敬兩個人，一是張季鸞，二是陳布雷。其文章激情洋溢，江河直瀉，能引人入勝，但對問題并未深入，看不出事物的本質(zhì)。”（《筆耕五十年》第509頁，三聯(lián)版）“而社論則由于王蕓生一人操縱或指揮寫作。當然，它也代表了《大公報》的基本態(tài)度�！薄巴跏|生經(jīng)常說：‘《大公報》就是王蕓生，王蕓生就是《大公報》。’這話有點過飾。但《大公報》社論確實也包含著王蕓生個人的書生之見�！保ㄍ�526頁）“國內(nèi)尖銳的政治問題都由王蕓生自己執(zhí)筆，而且事前皆不與人討論，可以說，那《大公報》社論，主要就是表現(xiàn)王蕓生個人對時事的縱橫談”（同上509頁）。對王蕓生本人如何評價，可以見仁見智，但無論持何種態(tài)度，我們都可以看得出《大公報》時期的王蕓生是一個極富個性和充滿朝氣的人，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王蕓生，不久之后怎么會變得精神萎縮，一蹶不振呢？李純青就說過：“他也不是像解放后他在自我批評中那樣自毀的人�！保ㄍ�509頁）然而恰恰就是這同一個王蕓生，后來變得讓人不敢相信就是當年《大公報》的那一支好筆了。 舊時代的知識分子，突然進入新時代，本來是充滿希望的，但他們的不適應，很快就非常明顯。就王蕓生本人來說，大革命時期他曾參加過中國共產(chǎn)黨，但后來退黨了，由于他曾編寫過《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曾上廬山為蔣介石講解過中日外交史，特別是當年為《晉南戰(zhàn)事做一呼吁》而和周恩來打過筆仗，這些經(jīng)歷，可能隱隱約約都在發(fā)生著作用，使王蕓生產(chǎn)生恐懼感。由于有這種心情，才使他不斷做出自我否定。1945年重慶談判時，王蕓生曾寫過《毛澤東先生來了》的文章，并和毛澤東交談過，后來還代表《大公報》回請過毛澤東。這些都是王蕓生作為《大公報》總編進行的正�；顒�，在當時看來，并無什么特殊的意義，《沁園春》詞發(fā)表后，王蕓生抄給傅斯年并在信中說“以見此人滿腦子什么思想”（《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就王蕓生本人的思想傾向而言，國共兩面，他都有看法，并不想把自己的后半生壓在某一黨派身上。當年胡政之看到國民黨大勢已去，而《大公報》也不可能在一個新的環(huán)境里繼續(xù)生存，才把香港作為自己的最后退路。李純青曾回憶過1948年底他和王蕓生的幾次深談，當時作為地下黨的李純青顯然負有說服王蕓生的使命。王蕓生當時的感覺是“沒有出路了”，“共產(chǎn)黨不會要我這樣的人�！保ā豆P耕五十年》第532頁）后來是李純青受地下黨委托告訴王蕓生毛澤東邀請他參加新政協(xié)，才終于使王蕓生留了下來（周雨《大公報史》第252頁，中華書局版）。當時的王蕓生“覺得《大公報》有救了，他本人也有了出路�！保ǹ渍褠稹杜f大公報坐科記》第107頁，中國文史出版社） 一個人在歷史變幻的關鍵時刻，他的選擇有一定必然性，但也有偶然性，就王蕓生《大公報》時期的言論和個性，我們似乎很難推斷他必然要留下來。李純青說：“張季鸞去世后，王蕓生不通達國民黨上層政情，與吳鼎昌不往來，偶然去向陳布雷求教點滴，一部分思想除自己獨立思考外，是從某經(jīng)濟學者、某哲學教授、某某專家那里聽來的談論。”（《筆耕五十年》第510頁）王蕓生的選擇可能確實和李純青的勸說有關。論交情，重慶時期，王蕓生也只是和毛澤東有些禮節(jié)性的往來，遠比不上兩次給蔣介石講課的交情。王蕓生后來的變化，大體與同時代知識分子的選擇是相同的，他熱愛這個國家，希望她能強大。對香港那樣的實行殖民統(tǒng)治的地方，王蕓生這一代知識分子有很強的民族情感，是不愿在那里生活的，陳寅恰當年的選擇也有同樣的心理。從個人的事業(yè)來說，40年代末《大公報》的重任已經(jīng)落在了王蕓生的肩上，他肯定不希望這張民間的報紙在自己手上斷送掉。而此前他對國民黨的批評，曾引起過許多麻煩。在這樣的情況下，加上李純青的工作，王蕓生終于決定留下來。但當時他的心里并沒有底。李純青說：“獲悉天津《大公報》改名《進步日報》，王蕓生聞訊懊喪，要我力爭存名�！保ㄍ系�535頁）而當王蕓生從周恩來那里聽說《大公報》不必改名了時，他卻精神抖擻，并對李純青說：“周公（恩來）告訴我：《大公報》不必改名了，你隨軍南下，繼續(xù)主持上海《大公報》。《大公報》還是民間報紙，你們自己經(jīng)營，我們不來干預。當然，有困難我們還是要幫助的�！保ㄍ系�535頁）可以看出當時王蕓生留下來并且有信心，是因為新時代有承諾，但遺憾的是這個承諾沒有兌現(xiàn)。1949年6月17日上�！洞蠊珗蟆钒l(fā)表王蕓生起草的《新生宣言》，檢討了大公報近50年的辦報歷史。并說：“大公報雖然始終穿著‘民主’、‘獨立’的外衣，實際是與蔣政權發(fā)生著血肉因緣的�！洞蠊珗蟆肥冀K維持著一種改良主義者的面貌，它在中上層社會中曾有一定影響，即由于此�！鄙缭u最后說：“今后的大公報，從經(jīng)濟觀點上說，是私營企業(yè)，而在精神上，是屬于人民的。……今后大公報的方向是新民主主義的！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今后大公報的任務，是鞏固新民主主義下四個革命階級的聯(lián)盟，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努力爭取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及民族資產(chǎn)階級向新民主義靠攏，努力發(fā)展生產(chǎn)，從事經(jīng)濟建設。今后的大公報，將特別著重于照顧進步知識分子及民族工商界的利益，并努力反映這兩個階級的意見，在毛澤東主席的旗幟下，大踏步走向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建設！”（轉(zhuǎn)引自方豪主編《大公報與現(xiàn)代中國》第708頁，重慶出版社1993年）至此，《大公報》完全放棄了自己早已形成的傳統(tǒng)和風格。對這個宣言，李純青說：“那個宣言是在當時的氣氛下寫出的，是否完全得當，事過境遷，未嘗不可以冷靜討論�！保ㄍ�535頁）王蕓生的轉(zhuǎn)變雖然經(jīng)歷過一些痛苦，但他還是變了。王芝芙在《回憶我的父親》一文中說：“分別只有半年，父親已判若兩人，他對自己的認識已截然不同。”（《文史資料選輯》第97輯第77頁）這是王芝芙讀了王蕓生《我到解放區(qū)來》一文后的感想，在這篇文章里，王蕓生已經(jīng)在用階級的觀點來否定自己的過去了。 新生了的王蕓生將面臨更無情的現(xiàn)實。40年代末上海《大公報》發(fā)行16萬份，后逐年下降，1952年只有6.3萬份，已面臨倒閉。上�！洞蠊珗蟆啡绱�，天津《進步日報》如此，重慶《大公報》更是如此，《大公報》辦不下去了�？梢韵胂螽敃r王蕓生是怎樣的心情，在被否定了的舊時代時，《大公報》能夠生存而且很有影響，重新走進一個新天地，《大公報》卻面臨危機。在此情況下，王蕓生給毛澤東寫信，后毛澤東在中南海見了他，并做出指示：“《大公報》北遷天津與《進步日報》合并，仍叫《大公報》，作為全國性報紙，分工報道國際新聞與財經(jīng)新聞�！保ā段氖焚Y料選輯》第97輯第81頁）《大公報》過去的特色是文人議政，而現(xiàn)在是報道國際新聞和財經(jīng)新聞，王蕓生不會不知道這意味著什么，但他已經(jīng)不再對《大公報》有信心了。王芝芙說：“此后父親一直堅持毛主席親自訂下的辦報方針。1957年報社內(nèi)雖有同志建議加強文教版，父親也沒有動搖過。他一再重申毛主席提出的方針，決不再走回頭路。”（同上第81頁） 梁厚甫在《美國人怎樣看大公報》一文中說過：“過去大公報，是光榮的，文人辦報的苦心是值得我們敬仰的�！蠊珗笈c中國歷史共存�！保ㄖ苡昃帯洞蠊珗笕藨浥f》第329頁，中國文史出版社）《大公報》和他的同人，后來都經(jīng)歷了坎坷的命運，無論左右，都很難幸免，楊剛、范長江自殺了，蔣蔭恩、孟秋江“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許君遠、徐鑄成、徐盈、彭子岡、趙恩源、李純青、蕭乾、陸治、朱啟平等都沒有逃過1957年的厄運。王蕓生的失望是一代報人命運的另一種寫照。王蕓生在晚年曾多次想到陳布雷，他與陳有私誼。王芝芙說她父親在病危中的自述里，對陳布雷的悲劇很有感慨，與陳的自殺比起來，王蕓生是活下來了，但他內(nèi)心也是極沉重的，他的選擇同樣充滿悲愴意味。王蕓生 - 書籍故事
1930年代初，一個名不見經(jīng)傳的人開始在《大公報》上頻頻露面，并藉此聲名鵲起。其研究問題之深入，分析之剴切，影響力之廣，使得正在廬山避暑的蔣介石都虛心求問，特意邀請他上山。這個年輕人叫王蕓生(1901一1980年)，當時的《大公報》資料員，以后做到了赫赫有名的總編輯。他的文章后來編成了厚厚的《六十年來的中國和日本》，影響深遠。王蕓生因著此書面成為我國研究日本近現(xiàn)代史的著名專家和日本問題的政論家。他研究的六十年中日關系史，下抵當時，上起1870年日本侵占我國臺灣的硫球島。王蕓生一九三二年在《大公報》開設“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專欄的目的正如專欄眉題上的十六個字：“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國恥認明，國難可救�！痹谝痪湃荒晁_始編撰工作時，正好趕上清廢帝溥儀離開清宮，清代歷史檔案得以公開，其中清朝與外國列強的外交文件很多很豐富，尤為難得。王蕓生稱自己是“史運亨通”。這個專欄很早就受到日本軍政界的關注，在短時間內(nèi)就有了兩個日文譯本。專欄結(jié)集出書后，蔣介石閱讀并高度評價了這部書，并在一九三四年請王蕓生上廬山授課。這部書當時也傳到了延安，受到毛澤東的重視。一九五七年周恩來囑咐王蕓生抓緊時間重新整理這部書出版，終因反右、“文革”的原因而沒能實現(xiàn)。一九七二年田中角榮訪華，在與毛澤東的會談中兩次提到《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毛對周恩來說：“應該讓王蕓生參加接待活動�！睅滋旌�，王蕓生離開了“斗私批修學習班”回到家中，不久后被任命為中日友好協(xié)會的副會長。他自己說：“是這套書讓我多活了幾年�！蓖獠凯h(huán)境的改善也給他重新修訂這部書提供了很好的條件，在他去世前，《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二版由三聯(lián)書店陸續(xù)出版，實現(xiàn)了晚年的夙愿。1931年9月18日深夜，《大公報》從北寧鐵路局得到"沈陽有事"的消息，引起總編輯張季鸞、總經(jīng)理胡政之的警覺。9月下旬的一天，張季鸞、胡政之召開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所有編輯都參加的會議，針對當時形勢，討論今后的編輯方針。會上，張季鸞嚴肅地宣布兩項決策，其中之一叫做"明恥"，即盡快開辟一個專欄，記載自1871年中日兩國簽定《中日修好條規(guī)》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中日關系史料，幫助讀者了解"九·一八"之禍的由來。欄目名稱定為"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并指定王蕓生專主其事。王為各界群眾的義憤所感染，對日軍在沈陽的挑釁極為憤恨。他感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編寫史料責無旁貸，便毅然接受了任務。王蕓生接受任務后，即從1931年9月底開始，用了一周的時間，對新辟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專欄作了籌劃，如果每日刊載一段，大約需要兩年的時間。這時，他才感到工作量之大、任務之艱巨。他采取的辦法是，邊搜集材料、邊寫作、邊發(fā)表。隨即，王蕓生奔走于京津之間，往來于故宮博物院和北平各圖書館，廣泛搜集和謄寫史料。在故宮博物院清季外交史料編印處，王蕓生翻閱的材料多是未加整理，雜亂無章的。在浩如煙海的史籍和檔案中，他耐心地搜尋，精選細擇，晚間伏案寫作，經(jīng)常是通宵不眠。經(jīng)過三個多月的緊張工作，王蕓生已初步整理出頭緒，急撰成章，準備陸續(xù)刊出。從1932年1月11日起，《大公報》隆重推出“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的專欄，每日登載一段王蕓生的撰述中日關系史料，連載長達兩年半之久，無一日中斷。每篇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國恥認明，國難可救”！這16個字，鏗然有聲，愛國之忱，躍然紙上�！傲陙碇袊c日本”的內(nèi)容，不僅涉及中日兩國關系，而且以六十年來遠東國際關系為經(jīng)，以中日兩國關系為緯，以原始記載和檔案資料為依據(jù)，分析比較，弄清真相，在一貫的線索上找尋結(jié)論的軌跡，交織成一幅時代的圖畫，推演出中日關系的來龍去脈。在王蕓生寫作的過程中，許多學者和當時在世的外交家、前清遺老也提供了不少資料。例如曾任駐日公使的李盛鐸，保存有中國駐俄使館檔案中關于中俄東三省交涉的珍貴史料，其中包括楊儒與帝俄外交大臣提姆斯獨夫的“問答節(jié)略”，生動地表現(xiàn)出一個軟弱大國的外交官，在自己昏庸政府指揮和兇狡敵國威詐下，孤軍奮戰(zhàn)的情景。李盛鐸把這些材料都交給了王蕓生，被寫入書中，成為海內(nèi)外獨一無二的史料。按計劃，《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的內(nèi)容，應從1871年開始，1931年"九·一八"事變終止，跨度整整六十年。從1931年9月底到1934年5月，王蕓生只寫了從1871年至1919年間共四十八年的中日關系史，后因報社事務增多，還要寫社評，重負不堪，只得擱筆，1920-1931年間的中日關系史未能寫出。后《大公報》出版部將其輯錄成書，仍定名為《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共七卷本)�！耙欢ぞ拧边\動前后，鼓舞中國民眾起來進行抗日救亡的宣傳文件有兩個：一個是“田中奏折”，一九二九年由南京《時事月報》披露出來�！疤镏凶嗾邸苯沂救毡拘麓箨懻叩目倯�(zhàn)略是：“唯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薄熬乓话恕笔伦儼l(fā)生，國人認識到日本的圖謀正是如此。第二個有力的宣傳文件就是一九三一年以后《大公報》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專欄和后來推出的單行本，因為這個專欄非常具體而系統(tǒng)地敘述了六十年來的中日關系，有大量的日本侵華史實原始資料作依據(jù)，有說服力，在青年學生中很有影響。 許多讀者紛紛寫信給王蕓生，有的對他進行鼓勵，有的希望他多寫一些中日外交以外的東西，還有人對他采用的史料提出商榷。這些無疑對王蕓生是有很大幫助的�！洞蠊珗蟆愤B載《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在一些大學引起強烈反響。北平的燕大、清華和上海的復旦等高校，分別邀請王蕓生去演講日本問題。1934年8月，王蕓生應邀去廬山采訪。當時，蔣介石在廬山請各方面的名流學者講課，為他出謀劃策。王蕓生存采訪中，曾對蔣介石講過兩個多小時的日本問題，內(nèi)容是“三國干涉還遼”�！读陙碇袊c日本》成書后，大批流傳到日本，立即引起日本政界、軍界的警覺和輿論界、學術界的注意。日本輿論界發(fā)表的評論說，中國一份全國性的大報；如此大規(guī)模地宣傳中國屈辱的外交史，是在喚起今國民眾對日本不滿情緒。日本軍事情報部門和學術界迅即組織日本中國史問題的專家翻譯此書。所以、在日本此書有兩個譯本。1947年2月，王蕓生隨中國新聞代表團訪問戰(zhàn)后的日本。日本學術界的熱心人還為王蕓生收集了不少新發(fā)現(xiàn)的史料、希望此書能有再版的機會。 1956年8月，王蕓生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赴日參加世界禁止原子彈氫彈大會。在日期間，王蕓生同日本的中國研究所、歷史學研究所和民主主義科學者協(xié)會歷史部會等學術團體座談，討論中日關系的有關問題。日本著名歷史學家江口樸郎請王蕓生談談編著《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一書的感想。王蕓生說：“那部書是因為受‘九?一八’事變嚴重國難的刺激而寫的，它本身是歷史的產(chǎn)物，而今事過境還，應‘忘掉這一段不愉快的歷史’”。日本著名歷史學家安藤彥太郎教授說：“中國朋友主張忘掉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這一段不愉快的歷史，我們是非常感激的。不過，在日本人的立場上，是不應該如此的。我認為，日本人不應該忘卻這段歷史，而是應該吸取這段歷史的沉痛教訓�！蓖跏|生接著補充道：“我不主張歷史糊涂主義，但卻贊成‘國無常仇’。我們說要忘卻這段不愉快的歷史，是從政治方面考慮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日政策是不采取報復主義，而是和平政策。”他的這一觀點，博得了日本朋友的一致贊同。由此，王蕓生也萌生了修訂和再版《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一書的念頭。1957年6月，有一次周總理見到王蕓生曾囑咐他抓緊時間，重新整理舊作《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一書。當時，王蕓生是北京《大公報》社長，他到中國科學院近代史所訪問劉大年，征詢他對修訂此書的意見。他們商議的意見是，“大改”困難太大，“小改”意思不大，傾向于“中改”。所謂“中改”，其實也近乎重新寫。王蕓生回憶說：“由于領導上的啟迪，師友們的鼓勵，就著手進行修改。工作相當認真，廣泛搜羅戰(zhàn)后新出的史料，使之充實，并在敘述部分改用語體文�；讼喈敶蟮牧�，修改了一、二兩卷。1966年5月，國家形勢有了變化，個人遭遇也很不平常，于是再度擱筆�！� 1973年4月，局總理安排王蕓生以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xié)常委的身份，參加中日友協(xié)訪日代表團。其后外交部又安排王蕓生擔任中國日本友好協(xié)會副會長。這使得他有更多的機會參加對日交流活動，也為他繼續(xù)廣泛收集材料，重新修訂《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一書，創(chuàng)造了條件。1979年7、8月間，王蕓生自感身體不支，時間對于他來說已經(jīng)不多了。為此，他再次同劉大年商議改書事宜，告訴他改書的進度。劉建議，應壓縮原走的“中改”計劃，末修改的各卷基本維持原狀，只作最必要的改動，這樣比較現(xiàn)實。他同意了。此后，他加快了改書的速度。是年底，他因肝硬化，不得不住進了北京醫(yī)院。程思遠先生、楚圖南先生到醫(yī)院看望他時，建議未寫出的1920年至1931年中日關系史用大事記形式續(xù)上，以保持全書的完整。王蕓生聽從了老友的建議，在醫(yī)院繼續(xù)“拼博”著。在胡愈之先生的多方聯(lián)絡下，北京三聯(lián)書店在最短的時間內(nèi)安排了這套書的出版和發(fā)行。1980年3月，王蕓生終于在病塌上見到了由趙樸初先生題寫書名的新版《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八卷本的第一卷樣書�！读陙碇袊c日本》(八卷本)全部出齊是在王蕓生逝世兩年后。王蕓生逝世后，他的老同事張篷舟、戴文葆和該書責任編輯祝立明為這部書的最后完成做了大量工作。王蕓生能寫成如此巨著與他的人生經(jīng)歷是分不開的，作為辛丑年出生的天津人，他一生深深地卷入急劇變遷的中國近代歷史，耳聞目睹之間都是家國之變。這樣的經(jīng)歷使王蕓生的文字飽含感情，多從國家根本上立論，站在民眾一邊說話。難能可貴的是本書不僅視野開闊，且行文平和,雖然日本侵華日亟，王蕓生悲憤有加，但全書就史實立論，并無任何謾罵之語，也無夸張不實之處。據(jù)報人李純青回憶，王蕓生的社論文字可稱“洋洋灑灑，如江河奔瀉”，但就本書而言，則十分克制，有一分史料說一分話，決不曲解妄言。因書中收入的史料文獻都是文言體，所以作者本人的敘述也都是用淺近文言寫就。1957年之后，王蕓生又費了很大的力氣廣泛搜羅戰(zhàn)后新出的史料來修改第一、二兩卷，并在敘述部分改用白話體，但修訂工作隨即因政治運動中輟，直到中日關系正常化之后才再度開始。已屆古稀之年的王蕓生將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在病榻之上仍與三聯(lián)書店的編輯們書信往還，探討工作。
王蕓生 - 親人敘述
我的父親母親
我的父親王蕓生，其實原名叫德鵬，“蕓生”這個名字還是進天津《商報》當總編輯時介紹人信口說出來的。如果要向父親追問一句，他會笑著回答：“蕓生者，
父親的婚姻與戀愛
母親比父親小兩歲。她出生于天津近郊楊柳青。我的外祖父是個菜農(nóng)。母親沒有上過學，不能責怪外祖父母，他們那里祖祖輩輩就沒有女孩子上學的，更何況也沒錢供。父親曾跟我說過：“我身后的小辮是給辛亥革命剃掉的；你媽的腳是由我解放的。”這話雖有點夸張，但也有點理。父母婚前，媒人曾經(jīng)問過我奶奶：“媳婦要小腳還是大腳？”一旁的父親堅決回答：“是小腳就退婚！”媒人還聽錯了，傳達過去的是：“是大腳就退婚！”害得母親又被強制把腳裹了起來，痛得哭了一夜。第二天才知媒人傳達錯了，才趕快“松綁。”父母的婚姻，是典型的封建包辦婚姻。父親雖不情愿，但又不愿反抗“母命”，也就勉強接受下來。無論我的同學還是朋友，當他們知道我的母親是個文盲，都大為驚訝，心想一位堂堂的《大公報》館總編輯的妻子連字都不識，難以理解。其實不然，固然他們走到一起是偶然，但也可說是“緣分”。他們靠的是，幾十年來，患難相扶，甘苦與共，終身相偕，從而達到感情彌篤。父母的婚姻是經(jīng)過風雨考驗的。記得抗戰(zhàn)時，在重慶有位文官考試“女狀元”，愛慕父親的文才人品，有段時間父親下午會客時間，幾乎被她占據(jù)，吟詩作畫、談情說愛，十分自如。當這位才貌并舉的“女狀元”，認為她終于打動了我父親的心后，就主動找我母親，稱母親為“馮大姐”。主動開口道：“現(xiàn)在社會上有兩房三房太太的有的是，大姐不必在意�！备赣H對于這位“女狀元”主動求愛，開初相當一段時間，盡量回避。時間一長，心也動了。某一天，他終于與母親談開了。沒有眼淚，更沒有吵鬧，母親心平氣和地說：“你不說眼前的事我也看懂了。我們確實不相配，尤其你做事我?guī)筒簧厦ΑＮ掖蛩慊乩霞�，但仍希望孩子們繼續(xù)讀書，不要像他們媽那一樣，一輩子‘睜眼瞎’�！贝藭r，母親才動情地掉下了眼淚。我的母親一席話，父親聽后沒有回答，悄然離去。最后，我們知道的是：父親毅然決然地拒絕這位“女狀元”的求愛，退回了全部情書，情詩……盡管后來還收到上千言的“血書”，仍不為動。我以為，母親的善良與純樸，征服了父親的心。
變化“三部曲”
新中國成立后，父親的變化相當大。我們兄弟姐妹都有共同的感受，我大哥甚至說他好像判若兩人。盡管這種變化有個過程，但變化的速度是相當快的。我把這種變化過程歸納為三部曲：短期的興奮，長期的猶豫，最后的痛苦。父親是得到毛澤東口頭請柬，最后下定決心北上，到解放區(qū)里來的。他北上的目的很清楚，初衷不改，不想為官，文章報國，為《大 公報》事業(yè)繼續(xù)奮斗。開國大典，他站在天安門城樓上，頗為興奮，祈祝祖國的新生。與此同時，一件件使他難以理解的事發(fā)生了，喜慶逐漸變?yōu)榘脝省．斔�未踏上解放區(qū)土地，就得知天津《大公報》在自我大批判基礎上，易名為《進步日報》。他甚至不敢想，這是違背承諾。之后重慶《大公報》改為中共重慶市委機關報《重慶日報》，他想都來不及，只顧得上慶幸上�！洞蠊珗蟆窙]有更名。父親說：“不僅是大的政治運動，就是經(jīng)常性的政治學習，也不會放過對《大公報》的批判，并不斷啟發(fā)我進行‘自我批評’”。母親對我說：“這些個年月，你爸是經(jīng)常帶著個鐵青的臉回家。不用問，又挨批了�！�1952年，父親應召晉京謁見毛澤東。毛主席指示上海《大公報》北遷天津與《進步日報》合并，仍叫《大公報》，先在天津出版，待北京館建成后遷京出版。毛澤東還風趣地說：“王大公，恭喜你恢復失地了啊�！备赣H確實受到極大的鼓舞，他鼓起余勇，力圖重振《大公報》昔日的雄風。不久，他還是明白了，時代不同了，“文人論政”已成為昔日的黃花，今日的喉舌已不需要他那樣的人了。熱情涼了，人也變老實了。1957年，父親由于得到毛澤東保護，沒有劃為右派，涉險過關。反右后不久，上面就正式通知他，仍擔任《大公報》社社長，實際上不必過問《大公報》的具體業(yè)務，專心從事“學術研究”。自此，他放下了作為報人的筆，慘淡的心情，隱隱的痛疼，無以言狀。不知出于何意，上面決定把《大公報》的歷史寫出來，執(zhí)筆人“非王蕓生不可，”父親仍執(zhí)意推托。當周恩來第三次為此事找他，并告知這也是毛主席的意思，他就再也不敢違抗了。他薈集了解放后對《大公報》人和事批判的大成，也達到了批判《大公報》和他自己所上綱的高度，完成了他有生以來最大的違心之作。不知是否算變化，父親對我們兄弟姐妹的無論是戀愛婚姻、升學、工作都不參與意見，采取大撒手的態(tài)度，并以此態(tài)度奉勸母親。他對母親說：“他們都有組織，我們不要操心�！彼f的還真有道理，因為我們之中好幾個婚姻戀愛對象都要經(jīng)過政審后由組織批準。但有例外，1955年我高中畢業(yè)時打算考文史類大學。當他知道后，他很生氣，表示堅決反對，說我太不懂事，最后我還是聽了他的話。兩年后，當我聽說高中同班同學讀文史類的，全部都劃為右派時，我才領悟父親的好意。父親還有個變化，那就是幫母親干家務，他知道自己不會燒飯做菜，但他主動承擔“采購”任務。無論是酷暑還是嚴冬，每天一清早他就拿著鍋去打豆?jié){買火燒。排隊買菜、購肉、取奶都成了他的活。每次采購完，總是那么高興。記得那時有次我探親回家，父親每月有半斤“特供”小籠包子票，可到政協(xié)餐廳去吃。我一到家，父母親就催促我去吃，他們說，好容易攢給我的，不要過期了。那日，父親陪我去吃，兩小籠的小包子一上來，父親就催促我吃。我一下子兩籠都吃光了，竟然忘掉坐在對面的父親一口未動。這時我才抬起頭來，雙眼望著父親說：“爸，你怎么沒吃？”他連忙說：“我有得吃，你吃，你吃�！边@樁事已過去近四十年了，如今落筆寫下來，鼻子仍感到酸酸的，愧疚之情油然而生。文化大革命對父親的沖擊不小。他在永安路《大公報》門口掃地，趴在地上拔草。我感到：他老了，身體不行了。朦朧中，“風燭殘年”四個字，在我腦海里飄過。母親說，父親一生中有兩個大喜的日子。一是日本投降；二是打倒“四人幫”。打倒“四人幫”。他興奮極了，徹夜難眠，好像又煥發(fā)了青春。無論怎樣相勸，他還是參加了慶祝游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那憂國憂民愛國愛民赤子之情，始終沒有變。
難以抹去的“陰影”
父親臨終在病榻 前，跟我大量談的是《大公報》，尤其是談20世紀前半葉的這張報紙。很少談家事，可有一天，話一開頭，他就問我是否看過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背影》，我說看過。還說，不記得是初中還是高中語文課本里就有。他嘆了口氣接著說：“朱自清留給后代是他的背影；而我留給你們的是永遠難以抹去的‘陰影’”。我沉默了，經(jīng)過好一段才由他另起話頭。對于母親，我家的朋友，尤其是親戚，都贊賞她嫁了個好男人，一輩子都沒有愁過吃穿；還羨慕她有六個孝順的子女，多福氣。而父親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說：“你媽自從嫁給我，沒有享受過一天的榮華富貴。勞累、勞累，一輩子勞累的命�！薄斑�有就是擔心，擔心，一輩子的擔心。從軍閥褚玉璞對我的通緝和追捕；到國民黨蔣介石的三查王蕓生；再就是解放后綿綿不斷的政治運動。”“擔心完了我，又擔心你們，再健康的神經(jīng)和心臟，也經(jīng)不起這樣長期折騰啊。”父親還提醒我說：“不知你注意到?jīng)]有，你媽幾十年圍著鍋臺轉(zhuǎn)，成天忙忙碌碌，給這個做飯，給那個做飯，但從來沒有單為她自己做頓飯菜。唯一給她做的是，熱剩菜剩飯�！蔽覐膩頉]見過父親如此動情地感嘆道：“一個樸素崇高的女性；一個偉大的母親！”“我死之后，你們一定要照顧好你媽。”我的大哥王磊(原叫王芝光)，是個頗負盛名的結(jié)構力學教授專家。周圍的人稱他是“陳景潤第二”。他的《高層建筑設計計算理論以及工程應用》一文，于1978年獲全國科學大會獎。有兩篇論文，父親曾交給華羅庚、茅以升等專家指教，他們都給予高度評價。在大哥去世前兩年，我曾去長沙看望過他。我原以為他是個不問政治的書呆子，他卻告訴我，之所以在“紅與�！贝筠q論中被樹為“走白專道路的大白旗”，并被取消中共預備黨員資格，主要是他始終堅持認為《大公報》不是一張反動報紙，王蕓生也不是一個反動文人。大姐王芝芙，在去世前任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高級編輯。她參軍最早，1949年5月上海剛解放，新中國還沒有成立，她就參加隨軍南下服務團，扭著秧歌到達福建。由于受同屋戰(zhàn)友傳染，患上肺病。她的早逝就是這個原因。然而她終身無悔，始終追求黨。她擔任編導立體聲廣播劇《減去十歲》榮獲第十一屆西柏林“未來獎”，是我國首次。但她始終入不了黨，為何？父親臨終前曾對我說：“你大姐老也入不了黨，看來是我的錯�！彼詈笕朦h，是改革開放之后的事。在大姐去世后，她的單位治喪辦公室發(fā)布的訃告與生平簡介，第一句話是：“中國共產(chǎn)黨優(yōu)秀黨員王芝芙同志。”我的二姐王芝慕，她入黨最早，在1954年。她1950年參軍，入的華東軍政大學，復員到北京工業(yè)學校任團委書記，但她入黨相當特殊，最后一關是上級黨組織派人來談話，談話主要內(nèi)容是檢驗她對《大公報》和王蕓生反動性的認 識。我的二哥王芝秋與我同畢業(yè)于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他在“文革”中由于不慎與同事談了30年代時江青曾給我母親拎皮包的往事，遭揭發(fā)，而被憤怒的“革命群眾”揍得個鼻青臉腫而被關押起來。我在“文革”初期，由于給黨委寫大字報，成了被揪出的“現(xiàn)行反革命”。小妹王芝瑜，1966年畢業(yè)于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沒有分配工作，“留校鬧革命”，她的第一課就是脖子上掛了塊“大公報狗崽子”的牌子。為此不難理解，父親所說“留下的陰影”是什么。也不難理解，“文革”后他多次向原《大公報》同仁表示：“《大公報》沒有再復刊必要了，它已經(jīng)完成了歷史的使命�！蓖瑯幽芾斫�，他在彌留之際憤憤地呼道：“大公報，你的陰魂快散吧！”父親走后，不幾年，母親也得了癌癥。有一天，母親突然把我叫到床邊說：“芝琛，我想吃炸大蝦。”她的要求令我喜出望外，因為她已有很長時間沒有很好吃東西了。80年代，市場仍沒有大蝦賣。但我突然想起友誼商店有，但那要外匯券。我平時最顧臉面，那時我已顧不了那些找了朋友換。當我端上由我自己親自炸的大蝦時，母親消瘦的臉龐露出了滿意的笑容�！驮诖藭r，我仿佛在冥冥中聽到一個聲音，那是父親的聲音：“……她從來沒給自己做過一頓飯菜……”我再也忍不住淚水了。
王蕓生 -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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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ttp://club.163.com/viewElite.m?catalogId=4873&;amp;amp;amp;amp;eliteId=4873_100d22f8c2b000b
7.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104848/104849/6360549.html
8.http://219.139.58.195/lzqzj/autonews/NewsView.asp?Url=NewsNews/cul/2004-12-20/2208.html
9.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5-09/13/content_3482217.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