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魯臺，屬阿蘇特部，蒙古化的伊朗人明宣宗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阿魯臺及部眾遭到瓦剌所立的大汗襲擊，兵敗后避居母納山（今內(nèi)蒙古烏拉特前旗烏拉山），其后又受到瓦剌首領(lǐng)脫歡攻擊，戰(zhàn)敗被殺。

　　蒙古北元惠宗北歸后，北元形勢日趨嚴峻。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廷派20萬大軍，包圍了南起遼河畔的金山，北至松嫩江交匯處的今前郭爾羅斯，東至伊通河、飲馬河的納哈出大軍。納哈出被迫投降。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明廷在原納哈出所轄地域設置了朵顏、泰寧、福余三衛(wèi)。以兀良哈部、翁牛特部和烏齊葉特部部眾分別組成，史稱“兀良哈三衛(wèi)”。明廷封三衛(wèi)封建主以各級官職，進行籠絡和羈縻。要求他們“各領(lǐng)其所部”，“以安畜牧”。明廷欲以此切斷蒙古特別是科爾沁部向外發(fā)展的余地。

　　1399年，惠宗七世孫額勒伯克可汗被衛(wèi)拉特之巴拉圖、烏格爾哈什哈所弒。4萬衛(wèi)拉特叛逃。從此衛(wèi)拉特以強大兵力不斷東擾。

　　也就在這時，從1410年至1424年，明成祖率數(shù)十萬大軍連續(xù)5次親征蒙古。

　　所幸，在這極端危急的形勢下，科爾沁迅速崛起。

　　其崛起的顯著表現(xiàn)就是科爾沁諸部的統(tǒng)一和阿岱臺吉被擁立為全蒙古大汗。

　　《蒙古源流》載：“阿岱臺吉丙辰年(1376年)生，歲次庚寅(1410年)，年三十五歲，納鄂勒澤圖？洪妃子，在主(靈)前即合罕位”。

　　阿岱即位，統(tǒng)率起汗權(quán)岌岌可危的蒙古韃靼部，哈薩爾系首次成為蒙古大汗。當時，當務之急就是征服衛(wèi)拉特，把被巴圖拉弒額勒伯克可汗篡奪去的蒙古汗權(quán)奪回來。當時韃靼蒙古部正面之敵既有剛剛建國武力正盛的明廷，又有蒙古內(nèi)部強悍不馴的衛(wèi)拉特。阿岱要戰(zhàn)勝敵人，最重要的戰(zhàn)略是與蒙古三極中的另一極兀良哈聯(lián)合。

　　此前不久，明建文元年(1399年)，明朝發(fā)生皇室戰(zhàn)爭，史稱“靖難之役”。朱棣在發(fā)動“靖難之役”前，借助兀良哈三衛(wèi)蒙古人的支持，挫敗了鎮(zhèn)守大寧衛(wèi)(衛(wèi)治在今赤峰寧城縣)的寧王朱權(quán)。后來，朱棣又向兀良哈三衛(wèi)借用三千名精騎兵，作為其“靖難軍”的骨干。1402年朱棣即帝位，即明成祖永樂。為酬謝兀良哈三衛(wèi)蒙古人，決定把大寧衛(wèi)(今承德、平泉、建昌及老哈河流域)賜給他們。并決定在開原、廣寧兩地開馬市，供三衛(wèi)蒙古人與明朝進行交易活動。但永樂皇帝皇位鞏固后，竟背棄自己諾言，不許三衛(wèi)蒙古人南遷到大寧地區(qū)駐牧。

　　這是一個矛盾，也是一個契機，它立刻被當時做阿岱可汗太師的阿魯臺抓住。

　　這時，正值兀良哈三衛(wèi)為永樂皇帝背棄許諾而惱火，阿魯臺利用他個人與兀良哈三衛(wèi)頭目的“親家”關(guān)系，以支持兀良哈三衛(wèi)南遷大寧為條件，發(fā)展了韃靼部與兀良哈三衛(wèi)的戰(zhàn)略聯(lián)合。

　　為組織韃靼與兀良哈三衛(wèi)聯(lián)軍，科爾沁利用與兀良哈三衛(wèi)相鄰的地緣關(guān)系，積極組織各部向三衛(wèi)駐牧地東遷(特別是組織郭爾羅斯部向福余衛(wèi)遷徙)。

　　對此，歷史文獻多處有相關(guān)記載：

　　《明史：韃靼傳》載：“阿魯臺……率其屬東走兀良哈駐牧遼塞”。

　　《明實錄》載：“和寧王阿魯臺部屬徙于忽刺溫之地”(按：即女真扈倫部地，居于松花江中游地區(qū))。

　　《漢譯蒙古黃金史綱》載：“《明英宗實錄》卷232廢帝成戾王附錄第50卷，景泰四年八月甲午：u2018兵部奏：來降韃子言，虜酋也先與其主脫脫不花交戰(zhàn)，脫脫不花為也先所敗，逃往其姻家兀良哈頭目沙不丹之處，遂為沙不丹所殺。u2019”該書對此所加案語云：“兀良哈頭目沙不丹，即郭爾羅特之徹卜登”，“可見，所謂兀良哈三衛(wèi)中必然地包含郭爾羅斯部落在內(nèi)”。

　　筆者認為，“阿魯臺…率其屬東走兀良哈，駐牧遼塞”其時間按《明史》記載：大約發(fā)生在明成祖“崩于榆木川”，“仁宗已登極”之后(時間約1425年)。實當為“洪熙說”之所指時間。而明成祖于永樂二十年(1422年)首次突襲兀良哈，意在打擊其與阿魯臺聯(lián)合，證明此前阿魯臺已與兀良哈聯(lián)合(事實上，1416年阿魯臺進攻衛(wèi)拉特即用的科爾沁與兀良哈聯(lián)軍)，由此可證明，郭爾羅斯部及其封建主徹卜登進入福余衛(wèi)的時間當更早于此。我們?nèi)绮换乇苓@些歷史事實，應承認“洪熙說”存在著合理的一面。這當是東遷之始。

　　不過，這里也要澄清兩點：

　　第一，嫩科爾沁東遷是科爾沁的戰(zhàn)略，是適應組織科爾沁兀良哈聯(lián)軍的需要，而不是“為瓦刺所破，走避嫩江，依兀良哈”。

　　第二，如以此來說在“洪熙間”嫩科爾沁完成了舉部東遷，也是不切合實際的。

　　首先，兀良哈三衛(wèi)不會同意科爾沁舉部進入。因為洪熙前后兀良哈還未南遷，三衛(wèi)駐牧地怎容得下驟增的十萬科爾沁部眾?

　　其次，明廷不會允許科爾沁進入三衛(wèi)。兀良哈三衛(wèi)是明廷設在蒙古邊界的防線，三衛(wèi)首領(lǐng)是明廷封置的官員。明廷不會允許科爾沁毀掉這道“屏障”，致使改變戰(zhàn)略平衡。正因為此種原因，“永樂帝1422年至1424年連續(xù)三年u2018親征u2019，攻打阿魯臺時，曾率領(lǐng)軍隊深入屈裂河流域，打擊支持阿魯臺的兀良哈三衛(wèi)，使他們受到極其慘重的傷亡”。再次，衛(wèi)拉特也不會坐視科爾沁與兀良哈的攜手聯(lián)合。

　　阿魯臺、阿岱戰(zhàn)歿后，脫脫不花即可汗位。

　　明永樂初年，蒙古已明顯分裂為兩大部分，即西部蒙古的瓦剌和東部蒙古的蒙古本部。約1402年（明建文四年），東部蒙古的鬼力赤被擁立為蒙古大汗，自是，明王朝稱東部蒙古（即蒙古本部）為韃靼。鬼力赤稱汗后，阿魯臺為其部下，任太保樞密院知院。 1403年3月（明永樂元年二月），明成祖朱棣曾遣使致書鬼力赤及阿魯臺等諸大臣，要求“可汗遣使往來通好，同為一家”。同年8月（明永樂元年七月）、1404年5月（明永樂二年四月）、1406年1月（明永樂三年十二月）、1406年4月（明永樂四年三月）、1407年11月（明永樂五年十月），明成祖朱棣前后數(shù)次派出使臣要求與蒙古通好，可鬼力赤一概不予理睬，有時還拘留使臣。在此期間，阿魯臺卻多次向明使表示了“歸誠之心”，明成祖朱棣于1406年6月（明永樂四年五月）派出專人與之聯(lián)系，阿魯臺則在1408年1月（明永樂五年十二月）遣使臣回回哈費思至明王朝進行“且奏求藥”，并得到了滿足。

　　1407年（明永樂五年），鬼力赤被傳非元裔，引起部下不滿，為部下所廢。1408年（明永樂六年），鬼力赤被阿魯臺等所殺。同年冬，本雅失里被擁立為蒙古大汗，阿魯臺為太師。至此，阿魯臺、馬兒哈咱、脫火赤等組成了新的統(tǒng)治集團。

　　1409年（明永樂七年）初，阿魯臺和本雅失里率兵出擊瓦剌，被馬哈木等擊敗，退走臚朐河（今克魯倫河）。阿魯臺雖兵敗，但未遭受重大打擊，仍自持力強，與明王朝為敵。同年7月，殺死明使郭驥。8月，明成祖朱棣命率10萬騎征阿魯臺和本雅失里。9月，丘福孤軍輕進，在臚朐河上游被阿魯臺和本雅失里打敗，全軍覆沒。1410年（明永樂八年）3月，明成祖朱棣率50萬大軍征討阿魯臺和本雅失里。6月，阿魯臺與本雅失里分裂，本雅失里率部西走，阿魯臺則率部東奔。明軍首戰(zhàn)本雅失里，蒙古軍大敗，本雅失里僅以7騎脫走，西入瓦拉；明成祖朱棣復率兵向東，大敗阿魯臺部于興安嶺。同年冬，阿魯臺被迫遣使貢馬，與明王朝修好。1413年（明永樂十一年），明王朝封阿魯臺為和寧王。

　　1416年（明永樂十四年），阿魯臺乘瓦剌軍被明軍戰(zhàn)敗之機，與瓦剌開戰(zhàn)，馬哈木敗亡，部眾潰散，其子脫歡被俘，在阿魯臺家中充當家奴，后被釋放回歸瓦剌。1417年（明永樂十五年），瓦剌部在兀古者河大敗阿魯臺部。1419年（明永樂十七年），阿魯臺出兵瓦剌，大敗瓦剌太平部。阿魯臺以從順的姿態(tài)結(jié)好明王朝，本是權(quán)益之計，當其勢力恢復之后，便不愿再受明王朝的羈絆。1421年（明永樂十九年），與明王朝失和，并驅(qū)騎南下。1422年（明永樂二十年）春，阿魯臺揮兵大舉攻入興和。明成祖惟恐阿魯臺勢力擴大。遂于1422年（明永樂二十年）、1423年（明永樂二十一年）和1424年（明永樂二十二年）3次率大軍親征阿魯臺。阿魯臺則采取迂回戰(zhàn)術(shù)，避不決戰(zhàn)，不與明軍直接對壘，盡管如此，阿魯臺的實力仍受到很大消耗。此時，瓦剌部正在迅速擴張實力，馬哈木之子脫歡經(jīng)過幾年的休整后，實力大增。1423年（明永樂二十一年），乘機攻打阿魯臺，大敗阿魯臺所部。阿魯臺部署離散，勢力大為衰落。

　　1425～1426年（明洪熙元年至宣德元年）間，阿魯臺擁立阿臺王子即汗位（即阿岱可汗）。但此時的大汗，已經(jīng)無權(quán)與明王朝交往，完全成為傀儡。

　　1428年（明宣德三年）以后，阿魯臺所部西迫于瓦剌部的威脅，東受兀良哈三衛(wèi)的壓力，南遷至明宣府以西的大同、寧夏、甘肅邊外一帶駐牧，并零零星星地寇擾明邊。1431年（明宣德六年）初，阿魯臺與瓦剌脫歡部進行大戰(zhàn)，阿魯臺敗北，所部2 000人馬駐牧于集寧海子西北岸，其統(tǒng)治已經(jīng)陷于癱瘓狀態(tài)。1432年（明宣德七年），福余等三衛(wèi)企圖乘虛攻掠阿魯臺，被阿魯臺所��；同年冬，阿魯臺率眾東行，鼓勇進攻三衛(wèi)，站住了腳根。1433年（明宣德八年）3月，阿魯臺使臣自遼東入貢，一反多年中自大同、宣府入境的慣例，引起明王朝邊臣的警惕。然而，阿魯臺其部下人窮馬困無衣無褐，降明者接踵而至，阿魯臺所部已是日薄西山，無力繼續(xù)控制局面了。

　　1434年（明宣德九年）3月，瓦剌脫歡所立脫脫不花可汗率眾襲擊阿魯臺，殺掠他的妻子部落，阿魯臺與失捏干等率殘部13 000人徙居母納山、察罕腦包（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西部烏拉山一帶）等處。同年8月，瓦剌脫歡出兵給予阿魯臺最后一擊，阿魯臺、失捏干被殺，部署潰散，其所立阿臺汗等殘部百余人遁往阿察禿之地。

人物經(jīng)歷

　　阿魯臺，1965年畢業(yè)于北京體育學院，后在山西晉東南體委、晉東南文化局、展覽館等單位工作。1981年再度畢業(yè)于北京體育學院，獲碩士學位，留北京體育學院任教，1995年評為教授，1997年評為博士生導師。2000年5月調(diào)至華南師范大學。

　　在開創(chuàng)中國體育社會學和群眾體育學的過程中，堅持體育的民間思想，倡導大眾的體育民主權(quán)利，力主體育的體制改革，解決體育的社會問題；最早提出體育的休閑思想；提出了符合中國國情的體育社會學理論體系和教學方法。

　　承擔了《中老年健身咨詢系統(tǒng)研究》、《關(guān)于構(gòu)建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框架的研究》等兩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以及多項省部級課題。在數(shù)十次參加國際、國內(nèi)論壇上做主題發(fā)言。

　　曾任中國體育科學會理事、體育社會科學專業(yè)委員會常委，中國體育發(fā)展戰(zhàn)略委員會委員，現(xiàn)任中國社會學會理事，中國社會學會體育社會學專業(yè)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中國體育行業(yè)職業(yè)鑒定專家組聘任專家，廣東省體育科學學會體育社會科學專業(yè)委員會主任委員，廣東省體育社會學會名譽副主任委員。

　　多年來在體育社會學、群眾體育學、體育文化學、體育管理學、體育新聞學、體育法學、奧林匹克運動等學科均有涉獵，編著有《體育的社會文化審視》、《體育社會學教程》、《中國體育社會學》、《體育的社會文化審視》、《生命與運動》、《體育社會學》、《全民健身與生活方式》、《中國體育社會學評說》、《體育人文社會學概論高級教程》、《中國體育文化縱橫談》、《體育文化憂思錄》等書，參與了《群眾體育學》、《中國體育概論》、《體育運動心理學》、《體育管理學》、《社會體育指導員培訓教材》、《社會體育學》、《體育基本理論教程》等教材的編寫，其中一些教材還擔任了主編。

　　曾任《新時期新名詞詞典》、《中華文明史》、《應用寫作大百科》撰稿人，《東方文化詞典》編委，《中國文化大典》執(zhí)行副主編，《華夏簡明百科全書》學術(shù)委員會委員、體育卷主編，《體育科學詞典》執(zhí)行副主編，《職工體育全書》主編。

　　執(zhí)教40年來，始終堅持在教學第一線工作，在教學工作中熱愛學生，熱愛講臺。注重教書育人，以身作則；注重運用啟發(fā)式、討論式教學；注重及時注入新知識、新觀點；注重教學藝術(shù)，教學語言修養(yǎng)；注重科研成果與教學工作的有機結(jié)合；注重嚴格要求，實現(xiàn)民主教學。課堂教學受到學生的普遍歡迎，1997、2005年所任課程先后被學校評為優(yōu)質(zhì)課。

　　長期擔任本科教學，函授教學，開設體育社會學、群眾體育學、體育概論、社會體育導論、體育人文社會學概論、世界宗教與民俗等課程。1990年代以來，培養(yǎng)博士生、碩士生百余人。

　　受國家體育總局、中國體育科學學會、各體育組織、地方體育局，以及基層單位邀請講學百余場，受眾兩萬多人。曾在美國科羅拉多國際體育協(xié)會聯(lián)合會年會、日本東京、仙臺、名古屋等大學、匈亞利國際田聯(lián)會議上講學，還多次到香港、澳門等地講學，或參加學術(shù)活動。參加了歷屆中國體育科學大會，多次做主旨報告或主題發(fā)言。多次參加國際國內(nèi)論壇活動，如在北京論壇、第九屆世界休閑大會等，在會上做主題報告。

　　采擷東方文明智慧 應答奧林匹克發(fā)問

　　——北京奧運會六大視覺符號的文化解析　體育文化導刊　2007/09

　　休閑的失落：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遺憾　體育文化導刊　2007/01

　　要上層樓,不要欲說還休

　　——評《中國競技體育制度創(chuàng)新》　體育文化導刊　2006/12

　　東西方文化對接中的奧林匹克運動　體育學刊　2006/06

　　21世紀：奧林匹克在想什么　體育科學　2006/07

　　對奧林匹克運動再認識

　　——評《奧林區(qū)克運動》（修訂本）　體育文化導刊　2006/04

　　改革開放以來北京市體育場館發(fā)展研究　廣州體育學院學報　2006/02

　　給體育社會學一個準確的學科定位　體育科學　2006/04

　　追逐奧林匹克的精神

　　——讀《奧林匹克憲章》　體育文化導刊　2006/01

　　關(guān)于社會體育現(xiàn)狀調(diào)查標準化的問題　體育科學　2006/01

　　觀念與體制相互依攀的怪圈

　　——東德體育教訓之五　體育文化導刊　2005/10

　　2008年后的中國體育　體育文化導刊　2005/10

　　難以自拔的體制陷阱

　　——東德體育教訓之四　體育文化導刊　2005/09

　　海迪耶 安德烈耶

　　——東德體育教訓之三　體育文化導刊　2005/08

　　曼富萊德·艾瓦德沉浮錄

　　——東德體育教訓之二　體育文化導刊　2005/07

　　輝煌背后的陰影

　　——東德體育教訓之一　體育文化導刊　2005/06

　　色諾芬及其體育思想　體育文化導刊　2005/03

　　體育人文社會學的學科集成與研究前沿　體育學刊　2005/01

　　奧林匹克運動：強者追求的文化　體育文化導刊　2004/08

　　謹慎的迂回

　　——中國發(fā)展高爾夫運動之路　體育文化導刊　20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