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厄內(nèi)斯特·莫理循簡介

　　莫理循在清末民初親身經(jīng)歷和參與了中國近代史上許多著名事件：中國東北的日俄戰(zhàn)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八國聯(lián)軍入侵、辛亥革命、民國成立、袁世凱竊國、巴黎和會……他對中國的感情是非常復雜的：一方面，作為英帝國主義殖民者，他本能地會站在帝國主義的立場上思考和行動；另一方面，作為中國政府雇員，他努力想幫助中國政府擺脫政治和經(jīng)濟危機。其對當時的中國政治和經(jīng)濟有著重要影響，北京著名的王府井大街，舊時就曾叫過莫里循大街.

　　他原是英國愛丁堡大學醫(yī)學博士。1894年，他游歷中國南方，一年后，其游記《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在英國出版。1896年他從曼谷到昆明，接著又有到東北三省游歷。

　　正是因為這本書，他被英國《泰晤士報》賞識，聘為駐中國記者，1897年到北京，開始了他長達17年的記者生涯。當時中國正處于中日甲午戰(zhàn)爭之后，是世界的聚焦點，也是各國列強陰謀的眾矢之的。莫理循來自第一時間的獨家新聞，使《泰晤士報》成了報道中國消息的當之無愧的權威�？梢哉f，當時《泰晤士報》有多少讀者，就有多少人知道這個“中國的莫理循”。

　　1912年他應中國政府的聘約，擔任了袁世凱的政治顧問。他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置有房產(chǎn)，當時的外交圈稱王府井大街為“莫理循大街”，其英文街名牌一直掛到1949年。他的私人圖書館，收藏了有關中國和亞洲的圖書、雜志、地圖等文獻2萬多冊，被稱為“莫理循文庫”。

　　莫理循對中國造成的影響至少有如下幾個方面：

　　他以親歷者的身份，利用《泰晤士報》向西方世界客觀公正地報道了北京的“義和團事件”，認為一些西方傳教士不尊重中國人感情是整個事件的重要起因，驅(qū)散了妖魔化中國的輿論迷霧。

　　他利用《泰晤士報》的版面，發(fā)動了一場遏制俄國影響的運動，促成了“日俄戰(zhàn)爭”，以至于當時的國際輿論界把“日俄戰(zhàn)爭”稱之為“莫理循的戰(zhàn)爭”。

　　他與端納合作，搶先把袁世凱與日本秘密簽訂的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外交密件偷盜出來，泄露給外部世界，將日本想滅亡中國的陰謀大白于天下。

　　他力勸中國加入“協(xié)約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他認為“協(xié)約國”一定能勝利，勝利后，中國就可以參加“和會”，中國就可以在“和會”上要求廢除與戰(zhàn)敗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

　　他任《泰晤士報》記者時極力向西方世界吹捧袁世凱，而作為袁世凱的政治顧問又堅決反對袁世凱稱帝。

　　他在巴黎和會上盡心為中國代表團所擬各項公文修改底稿，努力為中國代表團據(jù)理力爭。

　　其中功過是非還有待學者們研究。

　　莫理循1912年出任中華民國總統(tǒng)袁世凱的政治顧問，在他的眼中，袁世凱自然有另一形象。雖然這一形象不免是個人喜好的結果，但莫理循畢竟是那個時代的人，加之他與袁交往甚密，他眼中的袁世凱在某些方面或許更貼近真實的袁世凱，反映出歷史的另一面。

　　莫理循:袁世凱“最適合當總統(tǒng)”

　　1912年8月，在國內(nèi)動蕩不安的局勢下，國外的輿論認為中國將在袁世凱的手上陷入無政府狀態(tài)，在袁世凱與內(nèi)閣總理唐紹儀的離職上大做文章。莫理循決定離開北京，前往倫敦去作一番演說。8月19日，莫理循抵達倫敦。他借助自己的“公共關系”將觀點發(fā)表到了英國的報紙上，極力為袁世凱塑造強有力的領袖形象。當有人提出唐紹儀因與袁世凱的矛盾憤而辭職離京的問題，莫理循眼睛一眨也不眨地說，唐紹儀是到天津看望妻兒，與袁世凱并沒有任何矛盾。莫理循還贊美中國當時的投資環(huán)境，“應當對這個國家的未來充滿信心”。

　　可當時中國的事實與莫理循的描述、演說相距甚遠。那么莫理循為什么還要在英國媒體上為袁世凱大造輿論呢？為什么要把混亂的中國描繪成一片和平的景象呢？因為他認為工于心計的袁世凱是當時處于動蕩的中國唯一可以勝任的領袖，是“中國的未來”。莫理循希望，袁世凱能成為自己心目中的領導人——“這個領導人應具備絕對權威，在世界有影響，以英國式的資本主義政治、經(jīng)濟、文化、外交為其指導方針，能夠把中國引領向強大、光明的未來”。莫理循的英國之行，幾乎全部是在為民國而“效力”。在他的影響、鼓動下，一些英國人，包括軍官、股票經(jīng)紀人、銀行家等，都表示愿意為中國的復興添磚加瓦。

　　然而這些努力，都無法改變中華民國混亂的局面。1913年宋教仁的謀殺案，社會輿論也已經(jīng)普遍懷疑這是袁世凱所干的，公開指責袁世凱。對于“宋案”，莫理循保持著少有的“緘默不語”，他真的不知道該怎樣才能使袁世凱擺脫困境。在他看來，袁世凱為了鞏固其統(tǒng)治，殺宋教仁是完全有可能的。當然他對此還是持有一定的懷疑。在“宋案”發(fā)生兩個月后，已被供出的主謀、原國務院秘書洪述祖辯解說，他殺宋教仁是“滿懷報國之情”，“使世人認清這位革命領袖的真面目”，與他人無關。莫理循似乎認可了洪述祖的辯解，當趙秉鈞提出由一個公正的法庭來調(diào)查此案，并希望莫理循參與其中時，莫理循以“為了國家的尊嚴和人民的聲譽，在這種時候進行調(diào)查是不明智的……”為借口，擱淺了此事件的調(diào)查。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凱成為中華民國的正式總統(tǒng)。莫理循應邀參加了就職典禮，他在日記里說:“總統(tǒng)在此發(fā)表了世界上最好的一個就職演說�！痹�世凱就任總統(tǒng)后，加緊了獨裁步伐，11月4日，宣布國民黨為非法團體，隨后解散國會，頒布秉承他的意志起草的《中華民國約法》，將權力集中于總統(tǒng)一人。在這種情況下，莫理循雖然對袁世凱的做法有點非議，“有時我認為自己對總統(tǒng)有點兒影響，但我很失望。我看不出中華民國的國民與十五年前我們所知道的中國人有何不同”。“沒人向我咨詢有關財政方面的問題……也沒有人向我詢問過那些追逐國外特許權者的信譽問題。實際上，我只能在像總統(tǒng)帽子形狀這樣雞毛蒜皮的小事上發(fā)表自己的看法”。但牢騷歸牢騷，莫理循還是對袁世凱充滿信心。他在接受澳大利亞記者采訪時袒露了自己的看法:人們普遍認為，袁世凱“最適合當總統(tǒng)”。“如果袁世凱辭職了，國家將陷入無政府狀態(tài)。袁世凱政府的目的在于建立這樣一個共和國，它融合了美、法兩國制度的精華，瑞士的部分憲法，以及大不列顛諸多制度產(chǎn)生的自由”。

　　莫理循憑借自己的國際聲譽多少為袁世凱贏得了些掌聲，但袁世凱并沒有抓住這些有利的因素，在獨裁的路上越走越遠，最后竟然做起了皇帝夢。對于袁世凱的稱帝，莫理循是極力反對的，他在日記中說:“為中國政府服務。我擔心自己正在一步步墮落�！�…他這么做違背了他的所有誓言，將他的所有理念都拋到九霄云外。袁世凱自己原先并不想當皇帝，但在其子和被他冷落的原配夫人的影響下，他正為登上皇帝的寶座而調(diào)兵遣將。這與日本人和孫逸仙的預言一致。他使自己、他的國家和他的顧問成為笑柄�！本驮谠�世凱稱帝的當天，莫理循評論道:“袁世凱今天接受了帝位。真令人吃驚！裝模作樣，愚蠢至極�！彼麡O其灰心喪氣，離開袁世凱前往南方調(diào)查。

　　1915年2月初，莫理循從南方回到北京，再次敦促袁世凱放棄君主立憲。然而踏上錯誤之路的袁世凱，已經(jīng)不可能懸崖勒馬了。莫理循憤怒至極，他作了自我反省:“袁世凱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清楚地認識到，過去為他工作如此熱情是犯了多大錯誤�！�

　　在清廷還沒有退位的時候，莫理循把袁世凱看做是中國的未來，他在《泰晤士報》發(fā)表文章，稱贊袁世凱的智慧。民國初年的四年時間里，莫理循極力輔助袁世凱，為他出謀劃策，四處奔走，吶喊助威，希望他能領導好這個國家，使新生的共和政權更加完善。然而令人諷刺的是，莫理循的這些努力并沒有讓從封建泥堆里爬出來的袁世凱變得干凈，變得學會民主。莫理循對新生的共和，對民主，對袁世凱，乃至對當時的整個中國都寄予了太高的希望。這就注定莫理循在中國只能以悲劇作為收場。

　　揭露“二十一條”與促成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

　　莫理循對中國的貢獻，現(xiàn)在已經(jīng)很少提及了，但這也并不能隨著袁世凱被人指責為“竊國大盜”、“獨裁者”、“賣國賊”而否定或抹殺這位外國友人對中國曾經(jīng)的貢獻，尤其在揭露日本侵略中國的“二十一條”和促成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上，莫理循做了許多具體和有意義的努力。

　　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向袁世凱提出了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并威脅袁世凱，不許泄露條款的內(nèi)容，否則將武力對付中國。面對“二十一條”，公正地說，袁世凱是不想接受的，也做了一些抗爭，比如更換外交總長，故意拖延談判時間，爭取國際社會支持，派遣憲法顧問賀長雄回國探詢等。其中，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被袁世凱列為重中之重。在這一點上，莫理循似乎跟袁世凱很是“意氣相投”。2月9日，在莫理循的努力下，《泰晤士報》刊發(fā)了“二十一條”的內(nèi)容。消息一公布，就引起了國際輿論的關注，美、俄、英三國電令各該國駐日公使向日本外務部要求，希望獲知中日秘密談判的內(nèi)容。日本經(jīng)不住國際社會的壓力，就將其中的較為普通的十一款通知各國，隱瞞了其中的第五號內(nèi)容。

　　日本的詭辯蒙騙了國際社會，加上中國是經(jīng)過非官方的方式公布的消息，美、英等國雖然表示關注，但并沒有因此而給予積極響應。但莫理循并沒有中止努力，而是采取了新的方式，也就是將“二十一條”的全部文本交與英、美、俄等各主要使館，試圖引起列強的重視。但鑒于英、美等國無暇東顧，加上日本的不斷施壓，袁世凱最后還是接受了這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莫理循一而再、再而三的努力都付諸東流了。莫理循在服務中華民國時，還有一件事也不得不提，那就是他極力促成了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他在給袁世凱遞交的一份備忘錄中，列舉了參戰(zhàn)的十二種好處。這十二種好處歸納起來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可以提升中國的世界政治地位；二是可以借此振興中國的經(jīng)濟，促進中國經(jīng)濟的發(fā)展。這符合當時中國的實際，與今天一些國家的“好戰(zhàn)”不一樣，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參戰(zhàn)也許是明智的選擇。

　　但還沒等參戰(zhàn)袁世凱就死了。在袁世凱死后的四十天，莫理循向黎元洪遞呈了關于中國加入?yún)f(xié)約國的備忘錄，勸說黎元洪參戰(zhàn)。隨后莫理循前往日本游說，還向俄、英、美等公使做宣傳。1917年2月8日，莫理循向段祺瑞遞呈了關于中國參戰(zhàn)的備忘錄。2月9日，中國政府就德國潛水艇政策問題向德國提出抗議。莫理循支持中國的這一行為。2月24日，莫理循接受《大公報》采訪，發(fā)表關于中國參戰(zhàn)的談話。3月4日，中國政府斷絕與德國的外交關系。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戰(zhàn)局已經(jīng)明朗，協(xié)約國的取勝似乎也只是時間問題。中國如能參戰(zhàn)，也將以戰(zhàn)勝國的身份展示于世界。讓人氣憤的是，連在中國領薪水的外國顧問們也想著自己國家的利益。1917年3月18日，法國人寶道以全體外國顧問的名義起草了一份備忘錄，建議中國政府把收回來的德國租界交給協(xié)約國管轄——真是荒唐之極。莫理循還算有良知，他拒絕簽署這份備忘錄，認為這對中國不公平，中國人也不會答應。8月14日，在參戰(zhàn)問題上徘徊了兩三年后，中國終于對德宣戰(zhàn)。莫理循極力促成的“戰(zhàn)爭”得以實現(xiàn)。

　　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看似平常，而且是到了戰(zhàn)爭快結束時才宣布參戰(zhàn)，但這對于新生的中華民國，對于從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一直受凌辱的中國來說，是一個強勁的信號——中國要從被侵略走向反擊，要從被奴役走向獨立。莫理循無疑在這其中做出了貢獻。正如后人評說的那樣:“此時的莫理循，既希望中國加入到英國一邊以增加協(xié)約國的力量，也希望中國由于參戰(zhàn)而改變它在世界上的地位，為自己取得應得的利益。他的雙贏原則在中國參戰(zhàn)問題上得到充分的體現(xiàn)�！�(摘自《溫故(之八)》，湯伏祥文，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莫理循從小就極富冒險精神，曾在18歲的時候，沿澳大利亞南海岸，以每天50公里的路程，徒步旅行了一千多公里。這成為他以后探險生涯的開始。

　　莫理循畢業(yè)于英國愛丁堡大學，大學畢業(yè)后，他按照少年時代的夢想，開始環(huán)游世界。1893年在到達遠東后，因錯過前往日本的輪船，翌年二月，他自上海沿長江到重慶，轉道云南，僅是靠母親寄的40英鎊，徒步前往緬甸的仰光。之后，他整理一路的日記和照片，出版了《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一書，該書使他名聲大噪，并被英國泰晤士報聘為駐華首席記者。

　　1897年3月，莫理循到達北京，就此開始他長達二十余年的中國生涯。作為記者，他身歷或親見從戊戌變法，辛丑簽約，清末新政，日俄戰(zhàn)爭，帝、后之喪，直至辛亥革命的全部歷史變遷。作為新生的民國政府政治顧問，他參與了鞏固袁世凱統(tǒng)治的進程，幫助中國政府對抗日本“二十一條”政治訛詐，推動中國參加歐洲大戰(zhàn)，反對袁世凱稱帝。在他病重之際，還為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修改文件。1920年5月底，他在倫敦死于胰臟病。

　　莫理循在20世紀頭二十年的北京政壇與西方新聞界，都是最為重要的“中國通”。

　　1894年，莫理循由上海動身循陸路徒步旅行到達仰光。1896年從曼谷到昆明，次年又作橫穿東三省的旅行。1897年，莫理循成為《泰晤士報》駐華特派記者。在二十多年的記者生涯中，清末民初的變革，莫里循始終在場，他有記者的銳利眼光和寬廣胸懷，他報道了許多劃時代事件。莫里循是澳大利亞人，為英帝國服務，對中國卻很有感情。他每隔兩三年，便鄭重其事地請照相館師傅上門來拍他與仆人（包括仆人家屬）合影的照片，此中可見他的善良。

　　1910年，莫理循開始了為時半年的中國西部考察，從陜西 咸陽出發(fā)，途經(jīng)甘肅 平?jīng)�、蘭州、涼州、甘州、肅州，出嘉峪關進入新疆，經(jīng)哈密、烏魯木齊、石河子，一路西行到達伊犁，爾后向南翻越木扎爾特冰川，經(jīng)阿克蘇到達喀什葛爾，后向西過烏恰，最后到達俄國的奧什（今屬吉爾吉斯斯坦）。在此次考察中，莫理循親歷、親聞、親見的可靠記錄，對于我們了解清末中國提供了非常生動、直接的材料。

　　他曾是袁世凱的政治顧問，后來雖離開中國，但在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期間那段風風雨雨的日子里，他又從倫敦前往巴黎，出任中國代表團的政治顧問。莫理循在中國生活了20余年，是中國近代史上許多重大事件的親歷者和參與者。

　　1917年，英國人莫理循在華收藏的大量東方學文獻被日本收購，成為今天東洋文庫的前身。從此，中國人只能東渡日本才能利用莫理循文庫，這不可避免地制約了中國學術的發(fā)展水平。

　　歷史學家將莫理循文庫與《永樂大典》和敦煌文書相提并論，足見其在中國學者心目中的地位。因此，莫理循文庫的外流同樣是中國學術的“傷心史”。

　　他居住北京達20余年，親歷了近代中國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他的大量報道、通訊與日日記成為研究這一段中國歷史的重要素材。他身后留下的圖片資料約3000余幅。旅澳歷史畫家沈嘉蔚從中精選主要部分并作了必要考證，分為《北京的莫理循》、《世紀之交的戰(zhàn)亂》、《目擊變革》三冊出版，含庚子事變紀實、20世紀初中國近代化變遷、清末民初民情風俗、莫理循與中國仆人的友誼、莫理循與清末民初在華洋人等專題內(nèi)容。

　　莫理循1920年在去世前寫給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中說，他所收集的資料諸物，應捐給新南威爾士州圖書館。根據(jù)這個遺囑，莫理循的遺孀宣布，當物色到整理和編選的合適人選后，這批檔案即捐給圖書館，二十五年后公開。到1925年J.B.Capper共整理出兩卷，但未出版。1946年，莫里循的長子同意將全部檔案移交圖書館。后來Cyril　Pearl撰寫莫里循的傳記《北京的莫里循》，便利用了這批檔案。由旅澳的駱惠敏博士整理編輯的《莫里循通信選1897－1920》，于1978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英文版，中譯本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在上海出版。這些整理出版的通信，僅僅是莫理循檔案中的一小部分，更有歷史價值的大量日記，卻因字跡難辨，整理難度很大，加之無專人編輯注釋，將之公開出版尚待時日，這樣它們只得靜靜躺在書架上。

　　位于日本東京都的文京區(qū)有一座并不太引人注目的圖書館--東洋文庫，最初的名字卻叫作"莫理循文庫"。其實，東洋文庫正是在莫理循的24000冊藏書基礎上建立的。這正是莫理循當年專門請人為自己的圖書收藏設計的藏書票，上面有一只可愛的澳大利亞袋鼠形象，在藏書票的上方還可以看到喬治·厄內(nèi)斯特·莫理循的名字。 這就是當年莫理循在北京的圖書館。當時它就坐落在莫理循在王府井大街的家里。這個圖書館擁有自18世紀以來英、法、德等歐洲各國各有關學會出版的從創(chuàng)刊號開始的各種定期刊物120余種； 1000多種各類地圖和畫冊及原始照片， 17世紀和18世紀歐洲基督教各教會在華傳教士的著作；等等書籍共計2.4萬余冊。

　　為了我們的這次拍攝，東洋文庫專門把莫理循圖書收藏中的精品拿出來。這其中包括1485年出版的第一版《馬可波羅東方游記》， 1600年的中國地圖，這些藏書不僅是莫理循收藏中的精品，也是世界文化的寶藏。

　　莫理循有目的的系統(tǒng)收藏圖書開始于他剛到北京那一年。在一篇日記中莫理循寫道，剛到北京，發(fā)現(xiàn)這里關于中國的圖書少的可憐，赫德爵士那里有一些，但是也很零星，很想把有關中國的各方面圖書收集起來。

　　在完成了在中國西南的旅行后，為了《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這本書的寫作，莫理循先后參考了關于中國的西文圖書幾十本。從那時起，他就開始接觸跟中國相關的各種西文圖書。

　　1900年之后，莫理循的工資翻了一翻，由每月50英鎊漲到100英鎊。這時他準備著要實現(xiàn)建一座個人圖書館的愿望。

　　1902年，莫理循把家搬到了王府井大街路西，他決定把5間南廂房全部打通，建成一座圖書館。整個改造的過程歷史三個月。

　　在莫理循的圖書館中地圖和其他圖板放在西墻角的大抽屜里，為防風沙和陽光，書籍放在藍布制成的書套中。他親自查封所有寄來的書，每一本書他都看過，并在目錄中做一些說明。

　　莫理循是個條理清晰的典范，這是莫理循為自己的圖書編寫的索引目錄，上下兩冊共有1500多頁。

　　圖書館就像莫理循的城堡，他把索引系統(tǒng)作得非常完善，每當拜訪者懷著求助的心情望著莫理循時，無論這是一份多么不起眼的材料，城堡的主人總能十分從容的走到某一處，取出你所找的那一本。

　　位于王府井大街98號的莫公館似乎永遠門庭若市，人們在查閱書刊與閑聊之際交流有關中國的最新消息，而主人則從來訪者那里獲得他所需要的信息。莫理循說，他的家簡直就是中轉旅店、情報局和圖書館的結合體。

　　當時曾經(jīng)流傳著這樣一個笑話，說很多剛到中國的外國人都抱怨，一下火車，黃包車夫不由分說，便把他們從前門火車站徑直拉到王府井大街的莫理循家，因為在車夫們看來，所有來北京的外國人，必定是來找莫理循的。

　　王府井大街被稱作莫理循大街，可能也就是從這時開始的吧……

　　莫理循檔案已大致按照時間順序編號，查閱十分方便。這批檔案數(shù)量不少，約有幾十卷之多，計有日記、信件、地址本、請柬、拜帖、菜單、票據(jù)、郵票、紙幣、剪報、地圖、藝術品等，應有盡有，可見莫里循此人頗有收藏的雅興。這倒也好，翻閱他的檔案，除了可以感受歷史的風云變幻之外，更可以讓你從那些不起眼的物件里，瀏覽一個世紀前的諸般景象。

　　查閱莫理循檔案，手續(xù)并不復雜，辦有借閱證的讀者，可根據(jù)自己的需要添上有關卷宗號碼，管理員從檔案庫里拿出即是。我們先調(diào)出莫里循檔案中的照片類卷宗。這類卷宗有十多卷，分為家庭、交往等專題，大約有上千張照片。

　　這些照片，生動凸現(xiàn)出莫里循在中國政壇活躍的身影。他珍藏的照片中，不乏當年叱咤風云的人物，從政治家、革命家、軍閥一直到各界名流，孫中山、袁世凱、李鴻章、辜鴻銘、張作霖、陳寶琛等，都有照片贈他，如今他們在這里默默相對。擔任過北洋政府總理的馮國璋，在自己的照片上面用毛筆寫道：送莫老夫人。這是他在北京廊房頭條榮光照相館拍攝的。1918年，時任外交總長的陸徵祥，送給莫理循的有照片和名片，名片上僅印有：中華民國外交總長陸徵祥，為中法文兩種。這名片應該是他在巴黎和會期間使用的。一張小小名片，在我面前也漫溢出濃厚歷史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