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阿連德生于智利的港口城市瓦爾帕萊索（Valparaíso）。在當?shù)馗咧挟厴I(yè)后他進入智利大學醫(yī)學院學習，1933年畢業(yè)，獲醫(yī)學博士學位。與妻子育有三女，其中伊莎貝爾·阿連德（Isabel Allende）曾任智利眾議院議長。

　　阿連德就加入了智利社會黨并成為其無可爭辯的領導人。他先后擔任過內閣大臣、眾議員、參議員的職務，直至智利參議院議長。1952年、1958年、1964年，他三次競選總統(tǒng)失利。他曾自嘲說自己的墓碑上應該刻上“下一任智利總統(tǒng)長眠在此”。

　　阿連德熱衷于馬克思主義，公開批評資本主義，致力于社會主義改革。因此他在從約翰·肯尼迪到尼克松的歷屆美國政府中都不受歡迎。美國擔心智利會成為共產主義國家，并加入蘇聯(lián)的社會主義陣營。

　　美國在智利擁有實質性的經濟利益。一旦社會主義者執(zhí)政，一些大公司的投資就有可能被國有化或者沒收。尼克松政府對阿連德的仇視最深，尼克松本人也公開承認這一點。在尼克松任內，美國資助支持保守派候選人若熱·亞歷山德里（Jorge Alessandri）的政黨。阿連德也從國外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組織那里獲得財政支持。

　　阿連德作為人民團結聯(lián)盟的領導人，在1970年的智利總統(tǒng)大選中獲勝。在投票中他獲得了36.2%的微弱多數(shù)，前總統(tǒng)亞歷山德里獲得34.9%，排名第三的基督教民主黨候選人拉多米爾·托米克（Radomiro Tomic）的得票為27.8%。按照智利憲法規(guī)定，如果沒有總統(tǒng)候選人獲得超過半數(shù)的選票，則將由國會從得票最高的兩名候選人中選出總統(tǒng)。通常的做法是選擇得票最高的候選人，然而也有例外。1958年，國會就選擇了在大選中獲得31.6%選票的亞歷山德里，而不是得票更多的阿連德。

　　大選后，美國中央情報局聯(lián)系即將卸任的智利總統(tǒng)埃杜阿多·弗雷（Eduardo Frei），希望他能說服他所在的智利基督教民主黨在國會投票中支持保守自由黨候選人若熱·亞歷山德里。按這一計劃，亞歷山德里在就任總統(tǒng)后將會立即辭職，并舉行新一屆總統(tǒng)選舉。弗雷就能夠合法地再次競選總統(tǒng)（智利憲法不允許同一人“連續(xù)”擔任兩屆總統(tǒng)，但對非連續(xù)的當選沒有限制），按照當時形勢，他應該能夠輕松擊敗阿連德。

　　然而，智利國會最終還是選擇了阿連德，條件是他要簽署一個“憲法承諾條款”，保證尊重并遵守智利憲法，所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革不能破壞憲法的任何條文。

　　阿連德開始推行被稱為“智利社會主義之路”的規(guī)劃，包括進行大型工業(yè)（銅礦、銀行等）的國有化，徹底改造醫(yī)療衛(wèi)生系統(tǒng)，改革教育系統(tǒng)，給兒童提供免費牛奶，深化前任總統(tǒng)弗雷的土地改革。

　　智利總統(tǒng)任期六年，這可以解釋阿連德為什么迫切進行經濟結構調整。要想使他的事業(yè)得到繼承，他不僅僅要很好地組織起這次改革，更重要的是必須獲得成功。

　　阿連德的具體措施包括：開征“溢利稅”，延期償付外債、對國際貸款人和外國政府的債務不予償還，提高工資、同時凍結物價。這些措施招致了地主、一部分中產階級、右翼的國家黨、羅馬天主教會（教會對教育改革的方向不滿）的反對。

　　阿連德政策的中心是土地改革。這一改革在弗雷執(zhí)政時就已經進行了。弗雷政府沒收了全國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易于接管的財產。而阿連德政府的目標是沒收所有超過80公頃有基本灌溉的土地。另外，阿連德希望通過提供（在實行了國有化的企業(yè)中或者公共工程項目中的）工作機會，改善最貧窮國民的經濟社會福利。

　　在阿連德任期的第一年，在經濟部長奉行的擴張貨幣政策下，短期的經濟狀況十分喜人。國內生產總值增長8.6%，工業(yè)增長12%。同時，通貨膨脹率從34.9%降至22.1%，失業(yè)率也明顯回落至3.8%。然而在1972年，這一成果未能得到保持，出現(xiàn)了無法控制的140%的通貨膨脹。而政府采取的凍結物價政策使得黑市上的大米、大豆、糖、面粉的價格飛漲，超市貨架上也看不到這些基本貨物了。

　　1971年，不顧美洲國家組織條約的規(guī)定，智利與古巴恢復了外交關系。古巴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對智利進行了一個月的訪問。在訪問中，卡斯特羅積極參與了智利的內政，組織了大規(guī)模的集會，對阿連德提出公開的建議。這使得右翼人士認為“智利社會主義之路”就是要將智利送上與古巴一樣的軌道。

　　1972年10月，智利爆發(fā)了第一波大規(guī)模的罷工浪潮。這次罷工由沒落小康階層發(fā)起，卡車司機、小商人、一部分職業(yè)團體和學生組織參與其中。持續(xù)24天的罷工給智利經濟以沉重打擊。智利陸軍總司令卡洛斯·普拉茨（Carlos Prats）將軍出任內政部長。

　　除了早先討論的提供工作機會以外，阿連德在1970年和1971年數(shù)次提高工人工資，但都被食品價格的持續(xù)上漲所蠶食。在弗雷政府時期物價就持續(xù)走高（1967年至1970年期間平均每年上漲27%），而僅在1972年8月這一個月中，一攬子基本消費品的價格就從190埃斯庫多上漲到421埃斯庫多，漲幅為120%。在阿連德執(zhí)政的1970-1972年，出口下降24%，進口上升26%，其中據(jù)估計進口食品上升149%。智利人民生活水平并沒有得到與工資上漲相匹配的改善。

　　出口的下降主要是由于銅價下跌。像半數(shù)的發(fā)展中國家一樣，智利超過一半的出口都依賴于單一商品。1971-1972年，國際銅價從1970年高峰時的66美元每噸，下降至48-49美元每噸。國際銅價的波動對智利經濟造成了負面影響。

　　阿連德與基督教民主黨主導的國會摩擦不斷�；�督教民主黨作為左翼政黨參加了1970年大選，然而在阿連德的任期內，該黨不斷右傾，最終與右翼的國家黨結成聯(lián)盟。他們指責阿連德將智利引向古巴式的獨裁政治，試圖推翻阿連德的一些激進改革措施。阿連德與他的反對者在國會互相指責對方違背憲法，踐踏民主。

　　阿連德愈加堅定的社會主義政策（部分是應同盟中激進成員的要求）和與古巴的親密聯(lián)系使美國政府憂心忡忡。尼克松政府通過多邊組織向智利施加經濟壓力，繼續(xù)支持阿連德在國會中的反對派。阿連德當選后，尼克松旋即指示中央情報局和國務院對阿連德政府“施加壓力”。這些政策對阿連德政府的垮臺造成了多大影響還不得而知。

　　對政變的擔心持續(xù)了很久，最遲在1972年就有流言傳出。1973年，由于智利的貿易伙伴對阿連德心懷不滿，而銅價又快速下跌，智利經濟墜入低谷。到9月，惡性通貨膨脹和商品短缺導致整個國家陷入一片混亂。

　　雖然經濟指標下滑，但是阿連德所在的人民團結聯(lián)盟在1973年早先舉行的議會選舉中所獲席位仍然些微上升至43%。然而此時與基督教民主黨結成的非正式聯(lián)盟已經解體，基督教民主黨與右翼的國家黨結盟（“民主同盟”）反對阿連德政府。行政機構與立法機構的之間的矛盾陷入僵局。

　　1973年6月29日，羅伯托·索帕（Roberto Souper）上校指揮的坦克團包圍了總統(tǒng)府（拉莫內達宮），但政變未遂。8月9日，普拉茨將軍出任國防部長，但這一決定招致軍隊普遍不滿，導致了8月22日他不僅辭去這一職務，同時也辭去了陸軍總司令一職。皮諾切特取而代之。

　　幾個月中，政府由于擔心國家警察的忠誠度，始終不敢動用。1973年8月，憲政危機已經浮出水面，最高法院公開抱怨政府執(zhí)行土地法不力，而眾議院（此時基督教民主黨已與國家黨結成緊密同盟）指責阿連德政府違背憲法，號召軍隊維持憲法秩序。

　　1973年9月上旬，阿連德構想通過公民投票的方法解決危機。演講提綱顯示他將于12日提出方案，但是他未能在生前發(fā)表演講。

　　1973年9月11日，皮諾切特將軍領導智利軍隊發(fā)動了針對阿連德的軍事政變。阿連德在總統(tǒng)府前中彈身亡。按照軍政府的官方版本，阿連德是用機關槍自殺的。槍托上嵌有黃金，上刻“致好友薩爾瓦多·阿連德，菲德爾·卡斯特羅贈”。多年以來，阿連德的支持者幾乎一致認為他是被政變軍人殺害的。近些年來，自殺的這一版本開始被接受。另一個版本稱，阿連德是在總統(tǒng)府外臺階上的交火中被殺的。

　　美國在政變前插手了智利政治，介入的程度仍眾說紛紜。中央情報局在政變前兩天得到了消息，但中情局稱其“沒有直接參與”政變。

　　皮諾切特掌權后，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向總統(tǒng)尼克松匯報說，美國“沒有發(fā)動政變”，但是“盡力創(chuàng)造政變的條件”，包括領導經濟制裁。近期解密的文件顯示，美國政府和中央情報局曾試圖在1970年阿連德就職之前推翻智利政府，計劃代號“福貝爾特”（Project FUBELT），導致當時智利陸軍總司令瑞恩·施奈德（René Schneider）被暗殺。許多相關文件至今仍未解密，因此中央情報局是否直接參與了1973年的政變還沒有公開的檔案證據(jù)。

　　導致阿連德下臺的這場政變是美國冷戰(zhàn)時期對外行動的熱點話題。雖然同一時期拉丁美洲也發(fā)生了多起政變，這場政變仍然是最具爭議性的。

　　2011年7月19日，智利法醫(yī)部門公布了前總統(tǒng)阿連德的開棺驗尸報告，確認在1973年9月11日的軍事政變中，阿連德并非死于他殺，而是自殺。該報告結束了對阿連德死亡真相長達近40年的猜測。　由多名智利和外國專家組成的多學科調查小組對阿連德的遺骸進行了兩個多月的分析，最終呈遞給法官的長達500頁的報告稱阿連德死于自殺�！�

　　此前對于阿連德的死因一直存在多種猜測。有人認為在皮諾切特將軍率領的部隊圍攻總統(tǒng)府后，阿連德被謀殺。法醫(yī)鑒定組的帕特里西奧·布斯托斯認為，這種猜測與專家組的一致結論存在差異。　

　　布斯托斯指出，實際上阿連德死于自殺�！拔覀冞M行了牙齒和法醫(yī)基因方面的驗證。這就是歷史真相，現(xiàn)在這一真相得到了專家的認定，將提交給負責調查死因的政府部門。”

　　7月19日，智利前總統(tǒng)阿連德的女兒伊莎貝爾·阿連德在首都圣地亞哥向記者講話，阿連德的女兒伊莎貝爾·阿連德認同由法醫(yī)部門出具的科學分析結論，重申阿連德的家屬一向認為他死于自殺。她說：“這一結論就是阿連德的家屬一致持有的觀點。在1973年的政變中，面對極端局面，阿連德總統(tǒng)選擇了寧愿自殺，也不愿投降�！� 醫(yī)生何塞·巴斯克斯和托馬斯·托瓦爾在政變當晚進行的尸體解剖結果顯示，阿連德死于自殺。這也是官方至今都堅持的結論。然而，2008年由死亡學家路易斯·拉瓦納爾提供的一份分析報告卻認為，阿連德身上有兩顆子彈。這一看法再次引發(fā)了猜測。　

　　英國彈道專家戴維·普賴爾本周二解釋說，阿連德的遺骸上的確有兩顆子彈，但卻只有一處槍傷，來自于一支每秒可以射擊10次的自動步槍。他指出，“沒有任何證據(jù)表明存在其他人的參與”。[1]

　　阿連德身亡30多年來，他依然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他未能完成自己的總統(tǒng)任期，因此有很多關于如果他當時能夠繼續(xù)執(zhí)政，智利今天將是什么樣的揣測。

　　阿連德的生平在討論共產主義政府是否贏得過民主選舉的勝利是常被提及。阿連德合法地贏得了民主選舉，但是在投票中他獲得的是相對多數(shù)而不是絕對多數(shù)，人們?yōu)榇藸幷摬恍�。他的支持者認為，因為基督教民主黨候選人托米克的左傾競選立場與阿連德相仿，分流了左翼的選票，而他們兩人獲得總共64%的選票。而反對者認為，阿連德比選民預計的更為左傾，而基督教民主黨后來又與右翼勢力聯(lián)盟，并獲得軍隊的支持最終導致阿連德政府下臺。

　　在左翼政治家的眼里，阿連德是一位英雄。有些人認為他是為社會主義獻身的烈士。他的形象如同切·格瓦拉一樣，成為了馬克思主義的標志。有些人認為，美國政府，尤其是亨利·基辛格和中央情報局，應當對阿連德之死負責。他們把阿連德視作美帝國主義的犧牲品。

　　另一些人眼中的阿連德迥然相異。他們批評他的政府對私有工業(yè)進行大規(guī)模國有化，與一些激進組織如左翼革命運動關系親密，以及執(zhí)政后期出現(xiàn)的物資供應短缺和惡性通貨膨脹。這些都導致了阿連德支持率的明顯下滑和與基督教民主黨的分道揚鑣。他們還指責他試圖繞過國會，實行獨裁，對媒體批評懷有敵意。一種普遍的批評源于他與卡斯特羅和中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緊密聯(lián)系。批評者認為他試圖將智利轉變?yōu)楣虐褪降莫毑脟�家。這些評論爭議頗大。后來的軍政府曾稱，阿連德政府密謀先發(fā)制人，自行發(fā)動流血政變以建立阿連德的個人獨裁。這一所謂阿連德政府的“Z計劃”被證明是軍政府的虛假宣傳。

　　近來的辯論圍繞阿連德1933年的醫(yī)學博士論文《精神衛(wèi)生學與犯罪行為》而展開。有人認為，阿連德具有種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傾向。阿連德基金會對此反駁說，阿連德只是在論文中引用了一位意大利科學家的話，而阿連德本人對那些理論是持批評態(tài)度的。

　　1、阿連德本人“他是和平與建設的標志，是革命的旗幟，是創(chuàng)造執(zhí)行力的旗幟，是人類情感極度張揚的旗幟�！薄�— 關于斯大林逝世的講話。

　　2、“對于那些中產階級國家，我們要戰(zhàn)勝他們，我們要推翻他們。”——同法國記者雷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y)的談話，1970年。

　　3、“我不是所有智利人的總統(tǒng)。我不是說這種話的偽君子�！薄�—1971年1月17日在一次公眾集會上的講話，被所有的智利報紙引用。

　　4、“智利萬歲！人民萬歲！工人萬歲！”——1973年9月11日上午的廣播。阿連德為人所知的最后一句話。

　　1、“我看不出為什么我們要對一個國家由于其人民不負責任而走向共產主義袖手旁觀。對于智利選民決定自己的命運來說，這個問題是他們不堪承受之重�！薄�—亨利·基辛格

　　2、“把智利經濟搞垮，讓阿連德上不了臺，上了臺也要趕下來�！崩聿榈�·尼克松，1970年9月15日對中央情報局的指示。

　　3、“通過政變推翻阿連德是一項既定的、堅定不移的政策。最好能在10月24日[國會投票日]之前進行，不過這方面的努力在那天之后仍將得到繼續(xù)。我們將動用一切資源，為達到這一目的施加最大壓力。這些行動必須秘密地、安全地進行，不能讓人們看到美國政府背后的手�！薄�—美國中央情報局圣地亞哥分部行動指南，1970年10月16日。

　　4、“阿連德治下，一粒堅果、一個螺絲也不能進入智利。一旦阿連德上臺，我們要盡全力使智利和智利人民陷入極端匱乏和貧窮中�！薄�—愛德華·考瑞（Edward M. Korry，時任美國駐智利大使），聽到阿連德當選消息時。

　　5、“阿連德正在尋求獨裁，那就是打著無產階級專政旗號的共產主義暴政�！薄�—1973年5月15日，智利基督教民主黨全國大會報告。

　　6、 “在這一地區(qū)的所有領導人中，我們認為阿連德對我們的利益是極其有害的。他口頭上傾向卡斯特羅，反對美國。他的對內政策是對智利民主解放和人權的威脅�！薄�—亨利·基辛格回憶錄《脫胎換骨》。

　　7、 “人民團結聯(lián)盟的政權，代表了社會主義真正民主化的初次嘗試。這種社會主義，與其源頭不同，不是接受威權主義的官僚領導，而是通過民主自律進行領導�！薄�—拉丁美洲北美議會（NACLA）社論，2003年7月。

　　《紐約時報》資深記者史蒂文·金澤撰寫的《顛覆——從夏威夷到伊拉克》一書，詳盡地揭露了美國在過去100年中顛覆外國政權的種種手段，并對其動機進行了深入剖析。

　　20世紀70年代初，薩爾瓦多·阿連德·戈森斯當選智利總統(tǒng)。這位左翼政治家維護本國經濟主權和反對美國霸權的進步主張，嚴重威脅了華盛頓在拉美的既得利益，在白宮引起了空前的恐慌。在美方的煽動和慫恿下，智利軍方以一場血腥的武裝叛亂摧毀了本國的民主制度，堅持抵抗的阿連德本人也不幸身亡。

　　1970年初秋的一天，從早餐開始一直到晚餐前，華盛頓的政府官員和商業(yè)精英策劃了一件普通人想也不敢想的事情。他們開了一連串的會議，聽取了關于“國家安全遭受嚴重威脅”的警告，最后決定推翻一個當時尚未掌權的政府——這回，美國人的目標鎖定了智利總統(tǒng)薩爾瓦多·阿連德·戈森斯。

　　鑲邊眼鏡、花呢夾克、稍顯不羈的八字胡，這一切都讓阿連德看上去像個溫文爾雅的大學教授。但另一方面，這位智利總統(tǒng)又是個真誠的革命者，根植于馬克思主義的戰(zhàn)斗精神，讓他熱衷于激進的社會變革。毫無疑問，阿連德也是個堅定的反帝國主義者，他十分欣賞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并立志將那些主宰本國經濟命脈的美國公司收歸國有。

　　從表面上看，針對智利而策劃這次充滿風險和暴力的陰謀似乎有些不妥。智利是個小國，而且遠離美國海岸，也從未對后者構成任何軍事威脅。然而，在阿連德于當年9月4日贏得選舉后，他所表現(xiàn)出的左傾立場還是讓華盛頓實實在在地感到了恐慌。很快，一封冗長的密電就從中情局總部發(fā)出，飛往早已安插在智利首都圣地亞哥的潛伏特工。

　　要鼓動智利國內外的情緒，讓他們相信，阿連德上臺無論對智利、拉美還是全世界都沒好處……軍事政變是惟一的解決之道，其關鍵則在于智利內部的心理戰(zhàn)。要采取一切可能的計策、手段，來制造其對阿連德的抵抗力量。輔助戰(zhàn)應該更猛烈、更刺激……多舉行大規(guī)模煽動性集會，直到那些共產主義者作出回應……如果我們能成功按照上述方式施壓，可供利用的借口自然就會出現(xiàn)。

　　對方表示完全理解該指示的內容。“要在智利制造混亂，”他們在回電中說，“我們負責提供方案，但整個過程中必定會有流血產生�！�

　　同年11月6日，僅僅在阿連德宣誓就職的兩天后，理查德·尼克松便召集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正式將推翻他的計劃提上日程。到會的軍政要員沒有一人懷疑這樣做有何不妥。

　　“我們不想犯錯，應該摧毀他，”國務卿威廉·羅杰斯說，“可以先給他點經濟壓力嘗嘗�！�

　　“我同意，”國防部長梅爾文·萊爾德附和道，“必須盡快想辦法挫敗甚至直接推翻他。”

　　尼克松本人也發(fā)表了一番長篇大論，說明了阿連德之所以造成“威脅”的原因。談話對于他為何醉心于發(fā)動政變只字未提，卻讓我們看到了美國高層的真實想法，極好地闡釋了它的拉美政策——

　　如果我們不介入，阿連德就可以穩(wěn)固自己的政權，那么全世界都會目睹他的成功。假設南美的領導人都認為也可以像智利那樣做，我們可就麻煩了……記住，我們決不會允許失去拉美，要通過這件事釋放出明確的信息，警告這些家伙休想蒙混過關！

　　尼克松公開表示，針對智利政府的顛覆計劃將加速進行。在白宮授意下，中情局負責的一系列地下活動緊鑼密鼓地展開。歷史資料顯示，在隨后的數(shù)年間，美國向智利反對黨和其他政治組織提供了總共350萬美元的秘密援助；圣地亞哥情報站花費200萬美元在當?shù)刈畲蟮膱蠹垺缎攀箞蟆飞线M行反政府宣傳；此外，還有150多萬美元給了商業(yè)、勞工與市民組織，以便后者策劃針對阿連德的示威游行和暴力活動……

　　美國密謀干涉智利內政的計劃不久后便被揭露了。華盛頓的一位專欄作家杰克·安德森通過特殊渠道獲得了美國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的內部備忘錄，里面詳細記錄了跨國公司、情報部門與政府串通一氣，旨在推動智利陷入經濟崩潰，從而造成危機以便軍事干涉的種種圖謀。消息一出，連許多美國人也感到憤怒�！鞍讓m怎么可以阻止一位民主選舉出來的總統(tǒng)執(zhí)政呢，況且這個國家對美國還算友好？”《華盛頓郵報》在社論中質問道。

　　時間轉眼到了1973年。隨著南半球冬季的結束，這出戲劇終于拉開了它的最后一幕。9月9日，在自己女兒的生日晚宴上，時任智利陸軍總司令的奧古斯托·皮諾切特把空軍司令古斯塔夫拉到一個角落，低聲告訴后者一切準備妥當，剩下的事情只需“按一下電鈕”即可大功告成。確定了最終的行動時間后，軍官們在一封密令上簽下了自己的姓名，皮諾切特則在信封上蓋上自己的印章——這樣，顛覆現(xiàn)政府的軍事政變就算最終拍板了。

　　內外交困的阿連德只得提議以全民公投決定自己的去留。然而一切為時已晚。9月10日，他的擁護者們在各大城市發(fā)現(xiàn)了軍官們的反常行為；第二天凌晨1點半，全國各地的軍隊紛紛開始行動。正如皮諾切特等人預料的那樣，政變依照計劃按部就班地展開了，分頭出擊的部隊很快控制了廣播電臺、市政設施、警察局和其他要害部門。瓦爾帕萊索港早晨7點落入叛軍之手，全國第三大城市康賽普西翁不久后也被占領。

　　心知大勢已去，阿連德出人意料地回絕了下屬們讓他出國避難的請求，決定前往象征民主的貨幣宮進行最后的抵抗。9月11日上午7點半，四輛藍色“菲亞特”和一輛小貨車出現(xiàn)在貨幣宮前的憲法廣場上。阿連德大步從車中走出，他的身邊跟隨著23名戰(zhàn)士，每人都身佩自動手槍，還帶著兩挺機槍和三支火箭筒。阿連德手中則緊握著一桿卡斯特羅親自贈送的沖鋒槍，那上面銘刻著“送給我戰(zhàn)斗中的朋友和同志”的字樣。

　　總統(tǒng)將部下召集起來，告訴他們自己將在貨幣宮獻身。叛軍首腦的電話也很快打來，聲稱如果阿連德愿意投降就放他一條生路。后者拒絕了——他知道，出爾反爾的皮諾切特一定會在他乘坐的飛機離開智利領空前將其擊落。大約9點鐘左右，他走上陽臺，無比凄涼地望了一眼空蕩蕩的憲法廣場，通過臨時搭建的廣播站向全國發(fā)表了最后的講話：

　　“我決不辭職。我將用一切方式進行抗爭，哪怕以生命為代價……外國資本——帝國主義和反動勢力的聯(lián)合——使得智利軍隊放棄了傳統(tǒng)，發(fā)動了政變……智利萬歲！智利人民萬歲！……我相信，自己不會白白犧牲；我相信，這至少給大家上了一堂道德課，是對犯罪、懦弱和叛國的斥責！”

　　隨后的戰(zhàn)斗已沒有太多懸念。在重火力的掩護下，聽命于皮諾切特的步兵團開始向貨幣宮進發(fā)，保衛(wèi)者奮起反擊，雙方互有傷亡。中午時分，兩家英國造的“獵鷹”戰(zhàn)斗機升上了天空，旋即飛撲而下猛烈開火，勢頭之兇狠甚至讓人懷疑它們是否是由美國人直接操縱。十幾門大炮很快也加入了圍攻的行列，在震耳欲聾的炮聲中，貨幣宮頓時一片火海，濃煙滾滾……

　　傍晚時分，全副武裝的叛亂士兵終于攻陷了這座千瘡百孔的建筑物，激烈的交火聲逐漸沉寂了�！巴瓿扇蝿�，”指揮這次襲擊的哈維爾·帕拉西奧斯將軍通過無線電向上級報告，“貨幣宮已被攻下，總統(tǒng)死亡�！�

　　阿連德去世時65歲，當了1042天智利總統(tǒng)。

　　政變31年后，由智利政府委任的特別調查委員會總結道：“在獨裁統(tǒng)治的年代，嚴刑拷打是一項國策，旨在鎮(zhèn)壓恐嚇普通民眾�！眻蟾娲_認，在軍政府掌權期間，全國有27255人被折磨拷問，里卡多·拉戈斯總統(tǒng)宣布這些人將獲得終身撫恤金。不久之后，時年89歲的皮諾切特本人也受到了司法機關的軟禁。

　　對于那段不光彩的歲月，智利三軍總司令胡安·埃米利歐將軍做了有歷史意義的坦白：“智利軍隊……應對過去所有應受懲罰和道德上不可接受的行為負責；對任何人，我們都沒有理由侵犯其人權�！�

　　那么，倘若沒有美國干涉，智利又會發(fā)生些什么呢？尼克松政府噩夢般的預測——阿連德將實行獨裁統(tǒng)治并令他的國家成為蘇聯(lián)盟國或許會成為事實，但考慮到保守勢力的制約和阿連德本人的民主背景，這種情況只有極小的可能性。至于皮諾切特之流“發(fā)動政變是為了阻止內戰(zhàn)”的辯解更是天方夜譚。智利長期的政治傳統(tǒng)已經表明，這個國家完全有能力找到一種不那么暴力而且符合憲法的途徑來擺脫困境；如果這樣，在隨后那些年中，由于政治原因而遭逮捕、拷打和殺戮的人數(shù)肯定會少得多。

　　歷史學家肯尼斯·麥克斯韋寫道：“把問題留給智利人自己處理才是最理想的選擇，阿連德或許會因為自身的因素而倒臺，但絕不會成為獻身未竟事業(yè)的悲劇英雄�！�

　　今天的智利雖然成功地恢復了民主，可仍舊是一個傷痕累累的國度。美國的粗暴干涉與隨之而來的獨裁統(tǒng)治已在公眾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事實也讓人們相信，1973年的政變對絕大多數(shù)人都沒有任何好處。連曾任美國國務卿的科林·鮑威爾都對這種觀點表示認同。

　　“那不是一段值得我們引以為榮的歷史�！彼�說。

　　（節(jié)選自《顛覆——從夏威夷到伊拉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