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名：Jan M. Smits

　　性別：男

　　婚姻狀況：已婚

　　居住地：荷蘭王國列日市

　　國籍：荷蘭

　　楊·斯密1967年出生在荷蘭萊頓，1991年獲萊頓大學法學碩士學位，1995年獲荷蘭萊頓大學法學博士學位，主攻方向為私法領(lǐng)域。1995年至1996年間，他在荷蘭蒂爾堡大學擔任私法和商法教師。1996年至1999年擔任荷蘭馬斯特里赫特大學法學院副教授。1999年至2007年間，他擔任馬斯特里郝特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歐洲私法學術(shù)帶頭人。自2007年起，他受聘于荷蘭蒂爾堡大學擔任該校法學院國際比較法研究中心主任和校理事會成員。

　　他同時受聘于比利時魯汶大學、列日大學、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客座教授，阿姆斯特丹上訴法院榮譽法官。

　　身為歐洲私法領(lǐng)域的領(lǐng)軍人物之一，楊·斯密以其嚴謹?shù)闹螌W態(tài)度和鮮明的學術(shù)論調(diào)在歐洲私法和比較法學界頗有影響。他同時也是一位多產(chǎn)的法律學者，迄今為止已創(chuàng)作并出版了20余本法律著作，在諸多知名刊物上發(fā)表了110多篇學術(shù)論文。他的學術(shù)觀點基本總結(jié)如下：

　　 比較法基礎(chǔ)理論及歐洲法律一體化：在比較法和法律移植方面，楊·斯密保持積極樂觀的激進主義論調(diào)。他雖然并非一位世界大同論法律學者，卻首肯法律作為一種高技術(shù)性學科的實用主義價值。他認為歐盟法和歐洲私法均屬于混合型法律制度，即融合了以德國、法國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和以英國為代表的英美法系的精華，但他主張歐洲私法一體化不應(yīng)當采取從上而下的集權(quán)型統(tǒng)一路線，而是應(yīng)當在不同國家法律制度的良性競爭的基礎(chǔ)上找到最佳的解決方案[1]。在法律移植上，楊·斯密不僅認為法律移植是確確實實存在的，而且應(yīng)該在歐洲法律一體化中發(fā)揮更大的作用[2]，這一點從他于2007年加入以法律移植支持派著稱的艾倫?沃森研究基金會可見一斑。在2006年出版發(fā)行的《牛津比較法手冊》中，他認為過去的幾十年已經(jīng)見證了比較法作為一門法律學科的重要性和實用性，在一國創(chuàng)制、改革或闡釋本國國內(nèi)法的時候，立法和司法機關(guān)應(yīng)該充分利用比較法這一理論武器[3]。

　　 歐洲私法和歐洲合同法：楊·斯密在歐洲私法一體化問題上長期保持二分法的辯證論調(diào)，雖然他肯定目前歐盟范圍內(nèi)私法一體化的進展，但他認為目前的歐盟立法明顯缺乏外部的完整性和內(nèi)部的統(tǒng)一性；在歐洲合同法方面，他則更傾向于一種批評的論調(diào)，他認為歐洲合同法的未來應(yīng)該更加關(guān)注合同法領(lǐng)域的分歧和分離趨勢，在理論上講歐盟指令是最有潛力且最強大的手段來促進歐洲合同法的統(tǒng)一，但實際并非如此，因為歐盟指令在被執(zhí)行至各成員國國內(nèi)法之后已經(jīng)喪失本意[4]。

　　 歐洲民法典及學術(shù)界歐洲法律標準參數(shù)思潮：楊·斯密雖然并無直接否定歐洲民法典，但他卻在諸多文獻中立場鮮明地批評了目前歐洲法學界廣為盛行的歐洲法律標準參數(shù)思潮。在2008年第15期的《馬斯特里赫特歐洲法和比較法期刊》中，他不僅認為目前諸多歐洲學術(shù)團體推出的以歐洲合同法為核心的法律標準參數(shù)成果在方法論上陷入混亂和模糊的境地，而且認為這些成果已經(jīng)嚴重脫離了目前歐盟的法律和政治現(xiàn)實[5]。

　　 歐洲法律文化：楊·斯密對于長期以來在歐洲法學界存在的“法律文化的分立阻礙了歐洲法律一體化”的傳統(tǒng)論調(diào)提出了質(zhì)疑，他認為法律文化作為一種精神軟件并不因國界而存在分立，因為它的受眾面是個體，而持有并享受一法律文化的群體是流動而分散的，傳統(tǒng)觀念里以國籍來界定一個體或群體從屬于何種法律文化是偏頗的。楊·斯密還認為，當我們在歐盟范圍內(nèi)探討成員國法律文化的分立和分化時應(yīng)該將我們的視線從成員國法律文化上轉(zhuǎn)移至具有跨國性的文化片斷，但他同時主張統(tǒng)一的法律文化是各成員國法律最終實現(xiàn)統(tǒng)一的前提[6]。

　　[1]、Jan M. Smits, A European Private Law as a Mixed Legal System, Maastricht Journal of European and Comparative Law 5 (1998), p. 328-340

　　[2]、Jan M. Smits, On Successful Legal Transplants in a Future Ius Commune Europaeum, in: Andrew Harding & Esin Örücü (eds.), Comparative Law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etc. 2002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pp. 137-154

　　[3]、Jan M. Smits, Comparative Law and its Influence on National Legal Systems, in: M. Reimann & R. Zimmerman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Law, Oxford 200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513-538

　　[4]、Jan M. Smits, Contract Law in the European Union: Convergence or Not?, in: Sammelband 4th European Juristsu2019 Forum, Wien [Manz] 2008, pp. 45-65

　　[5]、Jan M. Smits, The Draft-common Frame of Reference (CFR) for a Euorpean Private Law: Fit for Purpose?, Maastricht Journal of European and Comparative Law, Vol 15, pp. 145-148

　　[6]、Jan M. Smits, Legal Culture as Mental Software, or: How to Overcome National Legal Culture?, in: Thomas Wilhelmsson, Elina Paunio & Annika Pohjolainen (eds.), Private Law and the Many Cultures of Europe, The Hague 2007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pp. 141-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