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著名書畫家、金石學家、藏書家。字壽卿，號簠齋，別號海濱病史、齊東陶父。山東濰縣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進士，任翰林院編修，加侍讀學士。咸豐四年（1854）辭官歸里，絕意仕途。一生惟以征文考獻為事，收藏宏富，又精墨拓，最早收藏毛公鼎及一大批商周青銅器及秦漢古印名播天下。毛公鼎有文字七百余，推天下金器之冠，1948年運到臺灣，現(xiàn)存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周、秦、漢三代印璽7 000余方，鐘、鼎、尊、彝等235件，器物80多件，道光三十年（1850）建成“萬印樓”，現(xiàn)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收藏古籍、書畫等精品達萬件以上，如宋本《金石錄》10卷。與江蘇學者潘祖蔭并譽為“南潘北陳”。廣搜博求，緝成宋、明以來山東名人書畫真跡數(shù)十冊，名《桑梓之遺》。著《桑梓之遺人物考略》、《桑梓之遺錄文》、《石文雜錄》、《傳古別錄》、《簠齋吉金錄》、《十鐘山房印舉》、《簠齋藏古目》、《簠齋藏古玉印譜》、《簠齋藏鏡全目》、《簠齋藏古冊目》、《封泥考略》（與吳式芬合輯）、《簠齋金石文考釋》等。近人鄧實集錄其所藏彝器拓本為《簠齋吉金錄》8卷。去世后，其后裔將所藏古籍、書法、畫冊出售，今已罕見。

陳介祺（1813～1884）， 中國清代金石學家。字壽卿，號簠齋，晚號海濱病史 、齊東陶父。山東濰縣(今山東濰坊)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進士，官至翰林院編修。他嗜好收藏文物。著有《簠齋傳古別錄》，《簠齋藏古目》、《簠齋藏古冊目并題記》、《簠齋藏鏡全目鈔本》、《簠齋吉金錄》、《十鐘山房印舉》、《簠齋藏古玉印譜》、《封泥考略》（與吳式芬合輯）等。

自幼勤奮好學，聰穎強記。青少年時隨父在京求學，19歲即“以詩文名都下”。1835年(道光十五年)中舉人，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中進士。此后10年間，一直供職翰林院，官至翰林院編修。居京時廣泛涉獵各種文化典籍，對于經(jīng)史、義理、訓詁、辭章、音韻等學問，無不深入研究，而尤酷愛金石文字的搜集與考證。曾向當時著名學者阮元求教質(zhì)疑，并與何紹基、吳式芬、李方亦等許多金石學者互相切磋。他不惜巨資搜集文物，僅三代、秦漢古印一項，就有7000余方。1850年(道光三十年)，他在家鄉(xiāng)濰縣城內(nèi)舊居建成“萬印樓”一幢。在許瀚、吳式芬、何紹基等人協(xié)助下，他將所收藏的古印、封泥反復鑒別，系統(tǒng)整理，編成《簠齋印章》。他在京時，目睹朝廷喪權辱國，不滿官場腐敗，咸豐四年(1854年)借口處理母親的喪事返歸故里，從此不再復出為官�；氐綖H縣后，專心致志從事金石研究，到處購求文物，每得一器一物，必察其淵源，考其價值，解奇釋疑，一絲不茍。

嗜好收藏文物，銅器、璽印、石刻、陶器磚瓦、造像等無不搜集。精于鑒賞，尤擅墨拓技藝，其手拓銅器、陶、璽、石刻等拓片享有盛名。其收藏中包括大量重要文物。收藏的漢代紀年銅鏡、淮陽玉璽等大批古代璽印，都是同類文物中的精品。他一生精于金石文字考證及器物辨?zhèn)危�其《簠齋金石文考釋》一書對較重要的青銅器均進行了精審的考據(jù)和釋讀。著有《簋齋傳古別錄》專門介紹拓片技法。

他收集到秦代“鐵權”(秤錘)，別人以為是塊“頑鐵”，他卻視為珍寶，妥藏入庫。對于古陶文字，前人沒有收藏、著錄的，他獨予重視，不僅搜集了很多齊魯古陶，而且進行開創(chuàng)性的研究，著成《簠齋藏陶》一書。他鑒精藏富，治學嚴謹，多有創(chuàng)見，與江蘇學者潘祖蔭被并譽為“南潘北陳”。他收藏的文物青銅器最多，其中的毛公鼎，馳名中外。 此古器內(nèi)壁銘文多達499字，極為罕見。所作毛公鼎考釋，對研究西周時期歷史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他藏有商、 周古鐘11件，取其整數(shù)，因而“萬印樓”又稱“十鐘山房”。又因集有三代及秦漢印7000余方，名其樓曰“萬印樓”。此外，還有商周銅器235件， 秦漢器物80余種，以及秦漢刻石、各種古錢、陶、瓷、磚瓦、碑碣、造像、古籍、書畫等精品達萬件以上。

一生著述極為豐富，著有《十鐘山房印舉》《封泥考略》（與吳式芬合輯）《簠齋藏古目》《簋齋藏古冊目并題記》、《簠齋傳古別錄》《簠齋古金錄》《簠齋金文考釋》《簠齋藏鏡》、《簋齋藏鏡全目抄本》、《簋齋藏古玉印譜》等十余種，還有后人輯的《陳簠齋尺牘》，也保留了豐富的學術資料。未曾發(fā)表的著述手稿十幾種，1964年由其后人捐獻給國家。他的大量文物和著作，為后人進行歷史、文化藝術等方面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據(jù)。

陳介祺的藏鏡

一個偶然的機會，從嘉德拍賣會上，競得了陳介祺二百鏡齋藏鏡拓本兩冊，墨拓銅鏡一百八十二面，其中不乏佳鏡，孤品，加上為陳介祺親手墨拓，精彩有加，自然十分高興。諸多友人慫恿我將其整理出版，公諸同好，乃成書三卷。不日即將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發(fā)行。今從書之總論中摘編小文一則，先行就教于方家。 陳介祺的藏鏡殊為不凡。僅紀年鏡這一銅鏡中最名貴的鏡種即有七面，占當時存世的此類銅鏡的十分之一。陳氏究竟收藏了多少銅鏡，從來沒有一個準確的說法。他五十二歲以前在給吳大?的信中曾說 "藏鏡不皆精，共拓得百七十紙，自名二百鏡齋，以所好不篤，未能補足"。及至陳氏五十二歲，即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抱殘守缺齋"將所藏陳介祺藏鏡拓本影印出版《?齋藏鏡》，全書一百零八鏡。據(jù)編者宣哲說，此書所以較陳介祺所說的百七十之數(shù)少六十八紙，估計是汰除不精者的結果。但筆者將在嘉德拍賣會露面的陳介祺藏鏡拓本（以下稱"嘉德本"）與"抱殘守缺齋"出版的《?齋藏鏡》（以下稱"藏本"）一書仔細對戡，發(fā)現(xiàn)宣哲所言非是。具體情況是： "嘉德本"共一百八十二紙，"藏本"一百零八紙，"嘉德本"較 "藏本"竟多出七十四紙，"藏本"有而"嘉德本"沒有的六紙�？煽康牟牧险f明，陳介祺的藏鏡實數(shù)，應該是陳告知吳大?的一百七十鏡加"嘉德本"較此多出來的十二鏡，再加"藏本"所有而"嘉德本"所無的六鏡，總共一百八十八鏡。作者最近查閱了出版于四十年代初的梁上椿《巖窟藏鏡》，梁氏多次稱該書著錄陳介祺藏鏡二十面，經(jīng)與"嘉德本"仔細核對，梁氏談的這二十面，在"嘉德本"中找到了十一面，一百八十八面再加這十一面正好是一百九十九面，由此看來，陳介祺藏鏡不會少于二百面，至于他對吳大?談只有一百七十面，是在他去世之前二十五年的話，已經(jīng)不足為憑了。

從一百八十二紙的"嘉德本"看，陳介祺藏鏡鏡種十分豐富，一百八十二面銅鏡，貫穿西漢、東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金元明十多個時代，而重點在兩漢。其中西漢鏡約五十多面，東漢鏡約八十多面，已知的兩漢鏡鏡種幾乎無所不包。陳介祺藏鏡不僅數(shù)量多，而且質(zhì)量高，在一百八十二面銅鏡中，不僅有不少紀年鏡而且至少有二十面為不見任何著錄的孤品。這里先以西漢鏡為例，稍加介紹與說明。

五十多面西漢鏡中，有保留著先漢鏡遺風的蟠螭紋鏡、蟠虺紋鏡、四葉鏡。在這三個鏡種中，最令人矚目的是兩面"四葉心思君王鏡"。此鏡曾被梁上椿的《巖窟藏鏡》等許多鏡書所著錄，這是兩件保留有先漢遺風的名品。有開創(chuàng)漢鏡新面貌的草葉鏡、日光連弧鏡、昭明連弧鏡、銅華連弧鏡、日有?連弧鏡、清白連弧鏡、連弧銘文帶鏡。在這七種新鏡種中，草葉鏡以其秀麗柔和的風貌惹人；日光鏡和昭明鏡以其高潔明快、含蓄深沉攬勝；銅華、清白、日有?連弧鏡，以其端莊大方、氣勢恢宏得寵；博局四神鏡以其結構穩(wěn)重、紋飾豐富而傲視群鏡。有大量的四神禽獸鏡，鳥紋鏡、獸紋鏡、蜂蝶紋鏡、長樂未央鏡、君宜高官鏡、長宜子孫鏡、富貴鏡，也都是具有獨特風格的佳作。

銅鏡加飾銘文是漢鏡劃時代發(fā)展的標志。"嘉德本"西漢鏡銘文的內(nèi)容豐富多彩，許多佳作，銘文的書法精湛者也頗多，顯示著漢篆、漢隸結合的書法變化軌跡和漢篆、漢隸、八分體的美的魅力。

現(xiàn)在談談"嘉德本"的東漢鏡。東漢銅鏡的紋飾、銘文循著西漢鏡的思路發(fā)展著。東漢銅鏡藝術在西漢銅境藝術的基礎上繼續(xù)前進，也有了許多突破。在紋飾上的，比如畫像鏡，變形四葉鏡；在銘文上的，比如姓氏銘文鏡等，都可以說是新的面貌，這從"嘉德本"八十多面東漢銅鏡上可以清清楚楚看得出來，但總地說來東漢銅鏡沒有像西漢銅鏡對戰(zhàn)國銅鏡那樣的巨大變化。東漢銅鏡的進步表現(xiàn)在紋飾方面，主要是大大發(fā)展了博局鏡，它充實了博局鏡的內(nèi)容，改進了博局的若干制作技術，最后又對博局鏡逐漸進行了簡化，直到將其汰除。

東漢鏡的進步，表現(xiàn)在銘文方面，主要是大量出現(xiàn)了姓氏銘文，如"李氏作竟自有紀"，"五氏作竟四夷服"等等。在"嘉德本"八十多面東漢銅鏡中，姓氏銘文不下二十家。單從如此眾多的姓氏銘文即可看出漢代銅鏡制作是如何繁榮。

漢代銅鏡以其千姿百態(tài)的紋飾與樣式，內(nèi)涵豐富的銘文，足以垂范后世的健雄渾厚的書法，形成一道彩虹，劃破萬里長空，輝耀于中國藝壇，為中國藝術史增添了輝煌的一頁。這從"嘉德本"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三國兩晉南北朝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里，中國的銅鏡卻一直在漢鏡的傳統(tǒng)和影響中延續(xù)著，沒有中斷�？傮w說來，銅鏡的制作流行已大不如前，但也不能說這個時期的銅鏡沒有一點的發(fā)展和變化，至少紀年鏡是從三國時多起來的。紀年鏡在考古學上有其重要價值，它可充當判定一定銅鏡和一定墓葬的年代的標尺。除了博局鏡外，漢鏡中原有的鏡種如變形四葉鏡、禽獸鏡、神人瑞獸鏡、銘文鏡，大體都還維持著，半圓與方枚交織成帶的這種紋式，還有某些發(fā)展。陳介祺藏鏡的重點在漢鏡，三國兩晉南北朝銅鏡不是他最注意的主要對象，但因這一時期銅鏡基本上沒有超出漢鏡的范疇，他也還是收藏了不少， "嘉德本"總計有二三十面，其中包括上面提到的紀年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