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君甫生平介紹）

　　上海，1929年初秋的一天，一輛別克高級轎車風馳電掣般地駛出中央巡捕房，由福州路經河南路折入法租界，然后暢通無阻地開至畢勛路梧桐樹濃蔭深處。車門開處，走下一位頭戴禮帽、頗具風采的中年男子，此人正準備將一份剛剛獲得的緊急情報交給中共地下黨聯(lián)絡員。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駐滬特派員鮑君甫。

　　鮑君甫別名楊登瀛，祖籍廣東，自幼就在日本生活與求學，畢業(yè)于早稻田大學。10余年的留學生涯，使他不僅精通日語，而且對東瀛政界、經濟、文化乃至民間風俗諸方面均了如指掌，成為一名名副其實的日本通。

　　1919年，鮑君甫回到風潮初動的上海，在一家日商洋行擔任高級職員，同時以嫻熟的日文為日本的一些通訊杜撰稿。1924年，他加入了改組后的中國國民黨，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在“五卅”的風暴中，楊結識了青幫中人、洋務工會負責人楊劍虹，因同鄉(xiāng)、同黨關系而成為莫逆。后來楊劍虹去廣東投靠陳立夫，成了陳的親信助手，鮑君甫也就此與陳立夫等相識。就在此時，楊的生活中發(fā)生了一件事，他沒有料到這件事影響了他的一生。1926年的一天，他的一位朋友登門拜訪，說有一個人久慕你的大名和才華，希望跟你學習日語，楊慨然允諾。這位“學生”就是共產黨員陳養(yǎng)山。此后兩人經常在一起杯酒論時局，吟詩抒抱負，而逐漸成為情投意合的密友。

　　1928年的初春，蔣介石在總司令的盛裝之外又戴上了軍委會主席和國民黨中政會主席的桂冠。為鞏固自己至高無上的地位，剪除政敵，蔣指令陳立夫建立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這個調查科就是后來與軍統(tǒng)齊名的“中統(tǒng)”的前身。陳立夫在籌建中排斥異己，重用親信，楊劍虹因此被擢為采訪股總干事。為搜集共產黨及反蔣團體的情報，調查科除在南京設立總部外，還擬在上海、武漢、開封等重要城市派出特派員。為了在上海這個“第二首都”建立可靠而高效的下屬機構，陳立夫煞費苦心多方物色人才，經慎重考察，決定由鮑君甫出任上海特派員。于是，楊劍虹代表陳立夫兩次拜訪鮑君甫，正式要他出山。

　　此時的鮑君甫，思想處于極度矛盾之中。他看透了國民黨的一黨獨裁與腐敗政治，不愿意為其賣命，但政治信仰又與共產黨人有距離，因而舉棋不定。此時陳養(yǎng)山因組織農村暴動失利而由浙返滬，暫居楊宅。楊與陳養(yǎng)山多次傾心長談后，意識到共產黨人光明磊落，勇敢無畏，將來之天下必定是共產黨的。經再三考慮，他向陳吐露了自己的心事，表示愿意為共產黨提供情報。陳養(yǎng)山感到鮑君甫有正義感，態(tài)度真誠，便立即向黨中央報告，建議抓住這一良機，與楊合作。周恩來得悉此事后十分重視，派陳賡同楊面談。

　　1928年5月，一個細雨綿綿的晚上，鮑君甫依約走進霞飛路的一家咖啡館。要與傳奇人物陳賡會面，楊起初不免有點緊張，但看到燭光燈影里的陳賡鎮(zhèn)定自若，言語幽默，不禁漸漸地松了一口氣。雙方約定：楊除為調查科工作外，還要盡快打人淞滬警備司令部和租界情報機構，取得他們的信任；中共地下黨派忠誠衛(wèi)士連德生充當楊的保鏢，進行單線聯(lián)系，并每月提供可觀的經費。不久，為提高楊的社會地位，地下黨又破例給他添置了一輛私人轎車，并在北四川路大德里的過街樓上設立鮑君甫辦事處，讓中共黨員張紅惠化名安娥任其專職秘書。

　　這樣，國民黨在上海建立的第一個專業(yè)反共特務機關，一開始就置于共產黨的控制之下，鮑君甫也成為中共歷史上第一個不是黨員的特工人員。

　　為博取國民黨方面的信任，鮑君甫根據地下黨的部署，制訂周密的計劃，一步步打人其核心圈。

　　每次陳立夫、張道藩等到達上海灘，楊便是今日“一品香”，明夜“大都會”，聲色犬馬，盡心招待，以鞏固私人友情。當他得知張道藩在國民黨內有一政敵時，便設計將這個政敵除掉，使張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站穩(wěn)了腳跟，從此張對楊感激不盡，視為知己。

　　當然，要應付國民黨特務機關，還須經常提供共產黨的活動情報。經黨中央特準，連德生定期將黨的宣言、飛行集會的傳單和《紅旗》、《布爾什維克》等刊物，以及真真假假的各種情報，提供給楊。每當國民黨或租界方面剛剛偵知共產黨的某些活動，地下黨便迅速通知鮑君甫，讓他立即上報調查科。有時，地下黨有意在租界內外布置一些假機關，放上幾冊文件，讓楊帶人“破獲”，以作為夸耀和報功的資本。這樣，在中共地下黨的配合下，楊輕而易舉地成為敵特機關中效率最高、能量最大的實力人物，從而取得了國民黨高層的信任。不久，楊劍虹因貪污事泄和青幫內訌而自殺。但此事并未妨礙國民黨對鮑君甫的重用，陳立夫親自到上海，鄭重其事地把蔣介石簽署的委任狀授給鮑君甫，上面寫著：“特派鮑君甫在滬協(xié)助辦理重要案件并處理之。此令�！焙髞碚{查科主任相繼由張道藩、錢大鈞、葉秀峰擔任，雖人事幾經更替，但他們卻無一不對鮑君甫另眼相看。1929年12月，陳立夫的表弟徐思曾出任調查科主任，徐也視楊為臺柱，特準楊可自由支取經費，還派人常駐楊登贏辦事處，以便隨時轉送最新的情報。

　　憑著“中央特派員”的頭銜，鮑君甫又與淞滬警備司令錢大鈞建立了良好的關系，還將觸角伸進了國民黨上海市政府、市黨部和憲兵系統(tǒng)，成為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高級特工。

　　20世紀20年代末、20年代初，中共中央設在上海租界內，一些反蔣組織如鄧演達的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汪精衛(wèi)的改組同志會也視租界為活動基地。因此國民黨指令楊登贏設法與租界巡捕房聯(lián)絡，以便“中外協(xié)同，精心合作”。

　　接到這一任務后，鮑君甫便動開了腦筋。他想到了同鄉(xiāng)——公共祖界警務處幫辦、探長譚紹良，便開始有意無意地與之接近。一次，譚的爪牙、兩個碼頭工賊被淞滬警備司令部抓獲，譚請求楊設法營救。楊抓住這個機會一口應承，聲言明日聽回信。是日下午楊即電請錢大鈞放人，當次日譚、楊見面時，那兩個工賊已返回捕房了。警務處督察長蘭普遜極為感激，請譚贈200銀元給楊。楊見了一堆白花花的銀元，只淡淡一笑道：“你認錯人了，你我至交，區(qū)區(qū)小事何足掛齒。”此后，蘭普遜也與楊熟識。不久，租界方面要楊秘密提供一份淞滬警備司令部的印鑒式樣。楊通過司令部副官處長茅乃功，將司令部各處、及偵緝隊的大小印鑒式樣全部弄齊。蘭普遜如獲至寶，并得出結論，楊不是司令部的人，但可以使司令部的人聽他指揮。從此他更看重鮑君甫，并在與國民黨交涉辦案時表示：“租界不希望同楊以外的人合作�！�

　　在蘭普遜的眼中，鮑君甫不僅是只手通天的國民黨高級官員，而且還是不可多得的日本通。自日本準備發(fā)動對華戰(zhàn)爭始，日本各系統(tǒng)的情報機關在上海的活動便日漸猖獗，租界內的英日矛盾也日趨尖銳。當蘭普遜就日本情報機關內幕及中日、英日關系的前景請教鮑君甫時，楊如數(shù)家珍般地將日本政府及各財團的情報系統(tǒng)一一道來。其淵博的知識、準確的判斷，使警務處官員們佩服得五體投地，力邀楊就任巡捕房顧問，還特準鮑君甫在公共祖界緊急辦案時，不必履行常規(guī)拘捕手續(xù)。從此楊成了蘭普遜的座上賓，經常自由出入蘭普遜的寓所。后來，蘭氏又將楊介紹到法租界巡捕房，楊又成為法租界巡捕房的顧問。國民黨方面見鮑君甫成了兩租界的紅人，也樂意將重要案件交給他處理，以減少麻煩。而中共地下黨則通過鮑君甫，基本掌握了兩個祖界巡捕房的動向。

　　站穩(wěn)腳跟后，鮑君甫幫助地下黨工作人員打人國民黨黨政機關和租界巡捕房，為地下黨購買槍支彈藥。每天傍晚，他把四方匯集的情報全部送到大德里辦事處，由安娥仔細辨讀，凡屬有價值的即抄錄下來。遇到有人告密，楊即設法及時通報地下黨，使之化險為夷。

　　地下黨工作人員宋再生(宋啟榮)經鮑君甫介紹，擔任淞滬警備司令部第四號政治密查員。一次，有個鐵路工會秘書顧某貪圖5萬賞金，企圖出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李立三，正好撞在宋再生手上，宋一面穩(wěn)住顧某，一面通知地下黨，使這個叛徒還在做發(fā)財夢時就被鎮(zhèn)壓了。1930年4月，共產黨員、黃埔一期畢業(yè)生黃第洪從國外返滬，周恩來代表中央與黃聯(lián)絡。哪知黃對革命悲觀失望，竟密函蔣介石，準備出賣周恩來，以換得榮華富貴。蔣介石得信后十分重視，指令徐恩曾經辦。徐讓鮑君甫去南京路郵局門口與黃接頭，楊馬上緊急通報中共地下黨員劉鼎。地下黨經過周密調查，掌握了黃第洪向國民黨自首的證據，便將這個叛徒抓獲并處決。

　　有一次，鮑君甫接到南京特務機關的密電，稱在共產黨內部物色到一個告密者，時機成熟時，他會提供重要情報。過了不久，淞滬警備司令部要楊將一公函送往公共租界警務處，楊送去后，潭紹良拆開一看，正是這個告密者的報告。巡捕們立即出動，破獲了平涼路一地下黨秘密機關，當場逮捕7名共產黨人。情報由自己的手送去，又目睹共產黨人入獄的慘景，鮑君甫恨得咬碎鋼牙，發(fā)誓抓住這個內奸。于是他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四處查訪，卻一無收獲。也是這個內奸合該命絕，竟自己找上門來了。在他看來，楊是大特務，投靠楊一定會有好處。一天，鮑君甫正準備出門，卻看見手下人領了一個人進來，口稱有要事報告。屏退左右后，此人神秘地對楊說出了中共地下黨活動的一些情報，并不無得意地描述著自己的“功績”，楊這才知道上次所送情報的告密者就是眼前這個人。他不動聲色地把告密者送出門后，立即通過最便捷的聯(lián)絡渠道，向中共地下黨報告。得到楊的消息后，地下黨立即行動，除掉了這個內奸。

　　1931年春，公共租界捕房在查封上海工聯(lián)機關時，逮捕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關向應，并在他的居處搜去一大箱文件，文件中又有不少是絕密性質的。中央領導對此極為重視，責令上海地下黨務必盡一切力量營救關向應，并將其中手抄和復印的絕密文件取回。這時巡捕房因從關向應身上沒有得到有用的東西，也把目光轉向了文件；而國民黨得悉此案后，似乎也從中嗅出了什么，提出由他們派員來清理這箱文件。蘭普遜考慮來考慮去，說此案是租界查獲的，只準鮑君甫一人插手。于是，楊即介紹劉鼎以“中共文件專家”的身份到捕房鑒定文件。劉與楊合作，晚上將一些真文件帶回家“研究”，次日早晨再將一些精心仿制的假文件交還。一周以后，鮑君甫告訴蘭普遜，這些材料均為“學術資料”，被捕者是位“激進的學者”。在獄中，已化名李世珍的關向應參加了陳為人、劉曉等人組成的臨時黨支部，根據黨的指示，他配合鮑君甫的行動，裝得庸庸碌碌，悲觀消極，從而把敵人敷衍過去。最后租界對關向應這個“激進的學者”從寬判刑，押了幾個月即行釋放。關出獄后即去香港，旋進入湘鄂西根據地，出任紅二軍團政委，與賀龍并肩戰(zhàn)斗。就這樣，鮑君甫用他的機智與勇敢，多次將革命者從死亡線上營救出來，回到黨的懷抱。

　　1931年4月24日，中共地下黨駐滬負責人顧順章在漢口被捕，旋即叛變投敵，供出黨中央的所有秘密。由于打入敵特心臟的錢壯飛及時報信，中央和上海黨組織及時轉移。28日，陳賡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找到鮑君甫，告訴他顧順章已叛變，要楊盡快去外地躲一躲。楊激動地握著陳賡的手說：“王庸(陳康的化名)，你真夠朋友，危難之時沒忘記我�！钡珬钭允延袕埖婪�這把“大紅傘”，能夠對付顧順章。兩天之后，楊被顧順章出賣而入獄。國民黨對他恩威兼施，楊始終未供出共產黨的任何情況，還痛斥顧順章誣陷好人。由于國民黨未抓到任何把柄，再加上已爬上國民黨組織部副部長高位的張道藩的疏通，半年后，楊被保釋出獄。1934年，他又擔任了南京反省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