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思源，字仙槎，山東省菏澤市牡丹區(qū)城內(nèi)當?shù)浣秩�。愛國民主人士。早年就讀于山東省立六中（今山東菏澤第一中學）。

1915年考入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為“新潮社”前期成員之一。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fā)，何思源參加了天安門前的集會及后來的一些愛國斗爭。同年秋，何思源考取官費留美生。1921年冬華盛頓會議開幕，中國人民要求大會討論山東問題。何思源作為中國留美學生代表成員，會見中國出席會議代表，要求據(jù)理力爭。會議期間，何撰寫《華盛頓會議中山東問題之經(jīng)過》一文，寄回國內(nèi)《東方雜志》發(fā)表。1922年秋，何思源去歐洲。次年，入柏林大學研究經(jīng)濟。1924年到巴黎。期間，撰寫《國際經(jīng)濟政策》一書。1926年冬回到廣州，出任中山大學教授兼圖書館館長。

1927年加入中國國民黨。1927年6月，被任命為“國民黨山東省黨部改組委員會”委員兼宣傳部長，參與策劃在山東“清黨”。1928年4月，被蔣介石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訓練部副主任兼法科主任。1928年5月到濟南。6月1日，國民黨山東省政府在泰安成立，馮系將領孫良誠任主席，何思源任國民黨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在他長期主持山東教育工作期間，任用之人，多為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及留美出身的有才之士，使山東教育界匯聚了不少人才。

1928年5月，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籌辦國立山東大學，并組成由何思源、魏宗晉、陳雪南、趙畸、王近信、彭百川、楊亮功、楊振聲、杜光塤、傅斯年、孫學悟等11人組成國立山東大學籌備委員會，著手籌備工作。在籌備過程中，蔡元培先生力主將國立山東大學設在青島，取得教育部長蔣夢麟的同意，國民政府教育部指令將國立山東大學籌備委員會改為國立青島大學籌備委員會，除接收原省立山東大學外，并將私立青島大學校產(chǎn)、校舍收用，籌備國立青島大學，何思源負責具體工作。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在魯北一帶組織部隊與日本侵略軍作戰(zhàn)。1944年12月任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日本投降后，率部接受偽省政府和“敵偽財產(chǎn)”。1945年5月，當選為國民黨第六屆中央監(jiān)察委員。何思源早在1945年6月便秘密入魯，并在9月1日返回濟南。何思源返回濟南后，先是把遠在阜陽的國民黨山東省政府機關遷回濟南，接收了國民黨控制下的山東日偽政權，并委派了專員、縣長。與此同時，何思源還盡量把國民黨地方部隊收于麾下，收編了日偽武裝，擴大了武裝力量。1946年(民國35年)，國民黨山東綏靖統(tǒng)一指揮部成立，以王耀武為主任，何思源、龐鏡塘為副主任。（王耀武，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1946年10月調(diào)任北平市市長。1948年秋，被免去北平市市長職務。1949年1月，人民解放軍發(fā)起平津戰(zhàn)役。北平解放前夕，他是北平市和平談判首席代表，為促進北平的和平解放積極奔走，因此遭到國民黨的暗害，寓所被炸，除小女兒被炸死外，他和夫人等全家人全部受傷。但他不畏強暴，堅定地與其他代表同到前線與中共代表談判，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毛澤東說他是“真正代表了民意”。

新中國成立后，何思源堅決擁護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積極參與國事。歷任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二至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委員等。 他先后在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全國政協(xié)會刊編輯部從事編譯工作，發(fā)揮其精通英、德、法、俄4種外語的特長，筆耕不輟，譯著甚豐。60年代初，出版的譯著已達16部，其中有《哥白尼與太陽中心宇宙系統(tǒng)》、《凱綏·克勒惠支》、《卡爾·馬克思》、《保思·郎之萬》、《近代中國外交史》等。同時還致力于《法華字典》、《德語文法》的編纂工作，并撰寫了8萬多字的文史資料。他不忘祖國統(tǒng)一大業(yè)，為臺灣早日回歸祖國積極奔走。1982年4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抗日戰(zhàn)爭來臨的時候，山東省教育廳長何思源，手中沒有一兵一卒，本應隨政府機構一起撤到大后方，但他沒有走，選擇了留在山東堅持敵后抗戰(zhàn)。

在長期的抗日準備下，何思源清楚日軍在山東占據(jù)了幾條鐵路線上的一些城市，距鐵路十幾里的縣城仍由中國人控制，幾乎在敵后各地方都有地方部隊進行抗戰(zhàn)，這些部隊勢力有大有小，性質(zhì)也不一樣，彼此常為爭奪地盤和給養(yǎng)發(fā)生矛盾沖突，但在民族大義上是一致的，因此敵我雙方的優(yōu)勢與劣勢，他成竹在胸。許多地方武裝的領導，何思源都認識，有些人就是他訓練出來的學生，因此，他擁有一支堅持抗戰(zhàn)的骨干隊伍。

1937年10月，日軍占領黃河北岸，在鵲山向濟南市打炮。堅定而沉著的何思源組織起省教育廳的干部，分組帶隊，沿途設站，指導和幫助逃難的老百姓，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chǎn)。

在魯北，人們對何思源充滿愛戴和尊敬�！袄蠌d長”三個字成為人們對何思源的專稱，婦孺皆知。愛屋及烏，凡是何思源手下省教育廳的人，即使是在土匪、偽軍占領的地區(qū)也可以通行無阻。日本人則恨透了何思源，曾動員山東、河北兵力幾千人，幾百輛汽車，分幾路大舉掃蕩魯北。所有日軍都帶著何思源的照片，恨不能很快抓住何思源，將他處死。但是處處有中國人，處處是中國心。日本人有時與何思源當面走過，也沒能認出他，抓住他。幾年里，何思源帶領游擊隊東奔西跑，轉戰(zhàn)魯北平原，經(jīng)歷了日寇的討伐、掃蕩、經(jīng)濟封鎖和政治瓦解，在山東人民的保護下他總能化險為夷，轉危為安。

何思源的夫人何宜文是法國人，育有四個子女。抗戰(zhàn)期間為支持何思源抗日，深明大義的何夫人獨自帶孩子住在天津的意大利租界。1942年，喪心病狂的日本侵略者，抓不住何思源，竟通過意大利租界劫持何夫人和孩子做人質(zhì)。這時，最小的女兒何魯美才6歲，最大的兒子何理路也才只有12歲。他們威脅何思源：如肯投降，南京的部長、山東的省長任他選，否則就處死他的全家。更為毒辣的是他們揚言要派軍隊包圍何思源的駐地，把他的妻兒綁赴進攻的日軍之前。

得知日本人擄走妻子兒女后，何思源心急如焚、悲憤莫名。但是他以民族大義為重，絕不向敵人示弱。他所掌握的知識使他異常準確地判斷：此事雖是日本人所為，但意大利也參與其事。而何宜文是法國人，法國政府決不會袖手旁觀，這就牽涉到中、日、意、法四國，況且國際公法有禁止用婦女、兒童作人質(zhì)的規(guī)定。知識就是智慧，他決定：此事得鬧大，引起國際輿論的關注，形成國際糾紛，讓日本人有所顧忌，才不敢輕易地下毒手。何思源寫了兩封信，一封是留給夫人何宜文的，一封是給魯北地方武裝將領的。信中他表達了自己決不屈服，抗日到底的決心。目的是表明態(tài)度穩(wěn)住軍心民心。然后，他一面電告國民政府，要求政府通過外交途徑向意大利政府提出嚴重交涉，抗議意大利政府為虎作倀，把自己租界中的良民引渡給別國政府。一面派得力的人士分赴天津、北平、南京、重慶等地積極活動，向報館、教會、團體、學校、慈善機構及各國領事揭露此事，廣造輿論。指斥日軍不顧國際公約，在戰(zhàn)爭中以婦女兒童作人質(zhì)的暴行，嚴正聲明意大利租界當局參與了這一暴行，負有嚴重責任。何思源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把魯北各地的意大利傳教士和修女都逮捕，集中在一個秘密地點軟禁起來。他提出如果自己的家屬被害，所扣押的意大利人也將沒有人身安全保障。

何思源利用各方關系施加壓力，迫使日本人放了妻兒。

他的行動很快就見效了，在天津的意大利教會曾受過何思源的幫助，他們首先埋怨意租界當局不該為虎作倀幫助日本人抓何夫人和孩子。南京方面的意大利大使也著了慌，怕何思源真地蠻干，立即去找日軍總司令。有些大漢奸也批評日本人：“這一手太不高明！”重慶方面指定外交部的王寵惠與法國政府、意大利政府商量，由意大利政府出面要回人質(zhì)。

日本侵略者人質(zhì)在手，一面用飛機散發(fā)勸降何思源的傳單，妄圖渙散瓦解魯北軍民的抗日決心。一面派人送勸降信給何思源，信中還附了一張照片：一身戎裝的日本憲兵隊長小林愛男站在柔弱的何夫人和幼小的孩子們身后，猶如豺狼炫耀到手的羔羊。何思源沒有拆信看，在一次為抗日陣亡的張營長舉行追悼的大會上，他當著全體軍民面把日軍的來信舉給大家看，他說：“日本鬼子想讓我去當他們的省長、部長，是瞎了眼！真無恥！這封信我沒拆，更不屑看。”說著就當眾把信給撕得粉碎。他接著說：“大家放心，日本鬼子動不了我一根毫毛，我的家眷是日本鬼子從意大利租界抓走的，我向意大利要人！我們堅決抗戰(zhàn)到底，如果有人胡說八道，就以漢奸治罪！”最后何思源堅定地說：“他們還送來一張照片，我留下作證，將來拿住日本憲兵，好對照治罪�！彼�的副官是徐希亭。

何思源在魯北有深厚的群眾基礎，不但地方武裝服從他，人民群眾擁護他，就連偽軍都暗中為他工作。日本鬼子把何夫人和孩子們押到山東交一個姓丁的偽軍頭目負責看守。姓丁的偽軍一面想方設法為何夫人和孩子們改善條件，一面隨時向何思源匯報。何思源通過這個偽軍，讓自己的老勤務兵張憲五裝成偽軍前去照顧何宜文母子的生活。一次日軍以何夫人為餌，押著她到何思源經(jīng)常活動的地方，妄圖引何思源上鉤。何思源將計就計，當天晚上，讓姓丁的偽軍請日軍去喝酒，自己與何夫人見面并談了情況和措施，然后秘密地離開。愚蠢的敵人帶著何夫人轉了三天，一無所獲。

人質(zhì)事件引起世界許多國家對日軍卑鄙行為的指責，給日軍高層造成很大壓力。日軍總司令岡村寧茨親自給山東省日軍司令土橋下令，限期在1月26日前把何夫人和孩子們送回天津原地。何思源又一次戰(zhàn)勝了日本侵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