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以《佛教征服中國》獲得博士學位，該書于當年出版后久享盛譽。

　　1962年任萊頓大學東亞史教授。

　　1969年創(chuàng)設萊頓大學漢學院現代中國資料中心。

　　1974-1990年任該校漢學院院長，期間還兼任該校中文系主任、《通報》主編。（摘自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版《佛教征服中國》）

　　其主要貢獻在于對四、五世紀中國佛教發(fā)展史的描述。

　　其最大的興趣是“當東方遇到西方”時的反應，他既研究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與適應，也探討明末清初耶穌會來華史，設法了解中國對外來影響的適應過程。

　　另外，近年來神學研究者亦開始注意到許理和對天主教在中國傳播(又稱為「儒家一神教」)的研究貢獻。

　　(初版是否以英文發(fā)表不詳，以下年代只標示版本時間)

　　《耶穌會在中國的紀略:ca. 1580 - ca.1680》，與Nicolas Standaert、Adrianus Dudink合著，1991年荷蘭林登大學出版。

　　《遭遇之初:十七世紀中國對于創(chuàng)造論的回應》，1995年紐約版

　　《中國國情文化的時與空》，1995年紐約版

　　《佛教征服中國》(此書是華語界最熟悉的許理和著作) ，1998年中國江蘇人民出版社譯出

　　《儒教的一次補充：中華帝國之下的基督教正統(tǒng)學說》（英文書名為a Complement to Confucianism : Christianity and Orthodoxy in Late Imperial Chin’）1993年紐約版

　　《中國耶穌會士傳記，約1580—1680》、《佛教、基督教與中國社會》、《佛教：在詞語、地圖與圖片里的起源與傳播》等。

　中國佛教源于印度佛教，但在早期進入中國之時就逐漸地展現出獨立發(fā)展的強大生命力。梁啟超曾

有過："佛法何故能行于中國，且至東晉而始盛？"1的思考。佛教作為一種外來宗教，何以興盛于中國？何以與中國文化結合得如此完美？這一系列問題同樣縈繞在我心頭。帶著這一困惑，我閱讀了荷蘭漢學家許理和教授的《佛教征服中國》一書。與以往研究不同的是，許著著重考察"促成佛教傳播的各種文化和社會因素"，它從一個嶄新的視野，展示了佛教在中國早期傳播的情況。

　　一、《佛教征服中國》結構體系概述

　　"中國佛教傳入早期"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時限概念，許理和教授《佛教征服中國--佛教在中國中古早期的傳播與適應》一書所指的"中古早期"迄止于漢魏兩晉。

　　《佛教征服中國》全書共分為六大章，六章均為獨立的部分，但又互為依托。從全書的結構來看，許氏以廬山慧遠的考察作為終點，特別在第四章"襄陽、江陵和廬山的佛教中心及北方佛教的影響"中，許教授似乎

給予慧遠"特別"的筆墨，所謂特別，乃是指許教授將此章的論述完全圍繞著廬山慧遠而展開，即使其中有對襄陽、江陵佛教中心的論述，但似乎都是為了論述廬山佛教中心的形成而著。在書中，許更是不辭繁瑣地在末尾附上《釋慧遠傳》，并在文中對慧遠的生平及其僧團活動給予特別的論述。可見慧遠在許所考證的中國佛教早期傳播中有著特殊的地位。

　　但當我們再次放眼全書時，會發(fā)現慧遠所集結的一切特性又充分應證了全書的所有觀點。如第一章緒論對全書的研究作了鋪墊，許教授重點解析了"士大夫"與"士大夫佛教"的概念，認為士大夫階層的基本特征是始終接受或多少標準化了的傳統(tǒng)文化教育，而"士大夫佛教"則代表了早期中國佛教發(fā)展史上的社會行為，有別于代表政治行為的"王室佛教"。2在后文中廬山慧遠身份的定位以及其對士大夫階層的吸引也證實了這一點。在第二章歷史概觀中許將中國早期的佛教分為漢代佛教、三國時期、西晉三部分來闡述，分別論述了其政治與社會背景、思想領域的變革以及代表事件與人物。許認為三國時期北方曹操"唯才是舉"的官員選拔原則以及吳越地區(qū)的漢化進程對于思想領域的變革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認為以洛陽為中心的魏國佛教為西晉時期佛教在北方的突然興盛奠定了基礎，而這一興盛直接影響了慧遠領導的廬山佛教中心。因而在書中，許一次又一次地提出：大約公元300年，對中國佛教是個轉折點：佛法滲入最上層士大夫中，實際上決定了中國佛教此后幾十年的發(fā)展進程，為佛教征服中國鋪平了勝利之路。3似乎在這里，許氏就已經看到了后來廬山佛教中心的雛形�？梢娫S對中國早期"士大夫佛教"形態(tài)給予了極高肯定。由于對慧遠的特別關注，許理和教授將分析論證的重點放在了兩晉時期，他認為襄陽、江陵和廬山三大佛教中心均有著濃厚的北方學統(tǒng)，并且都有依賴佛像的信仰傾向，以及注重東南方士大夫佛教所缺乏的禪修，還有一些為了理解真正的佛法并使之擺脫中國傳統(tǒng)思想的羈絆而作的大膽嘗試，而這些北方學派站在自己的立場上不斷對廬山慧遠及其追隨者施加深刻的影響。4在對慧遠的考察中，許注意到當時興起的凈土信仰及彌陀信仰，對慧遠結蓮社事件的真?zhèn)斡枰钥甲C，并對公元402年僧伽地位的論證給予了詳細的考察。由于慧遠在公元402年僧伽地位的論證中的特殊作用與影響，在第五章中許理和教授以專題的方式特別論述了公元4世紀及5世紀的"信仰的辯護"，對其中的緣由、種類、當時所流行的各種反對僧權的觀點以及記載文獻均作了詳細的考察。

　　二、對《佛教征服中國》的得失分析

　　許理和教授《佛教征服中國》一書內容充實，有著很強的邏輯性，多處內容前后呼應，互相應證，史料翔實。

　　許理和教授一書的特點在于對"中國中古社會初期對佛教的形成起一定作用并促成其傳播的各種文化和社會因素給予的關注"5。這是一個典型的西方學者考察中國的方式與角度。這個視角在很多方面會給人以啟發(fā)。在書中許有一個一以貫之的思想：佛教在中國并不是一種思想模式或哲學體系，而首先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高度紀律化的行為方式，6認為佛教傳入中國不僅意味著某種宗教觀念的傳播，而且是一種新的社會組織形式--修行團體即僧伽的傳入，并且佛寺在中國的存在所引起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知識分子和官方的態(tài)度、僧職人員的社會背景和地位，以及修行團體與中古中國社會逐步整合，這些十分重要的社會現象在早期中國佛教的形成過程中都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7這個觀點很特別，說明許注意到了佛教在入世方面的各種表現，在中國與貴族所發(fā)生的碰撞，但卻忽視了很重要的一點，即佛教在思想上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融合，但可能也正如許自己所說的"士大夫佛教的形成以及佛教與中國中古主流思想的融合基本上屬于中國佛教的研究領域"。8

　　因而在慧遠問題上，許理和教授雖然認為慧遠"開啟了中國佛教的新時代"，9但僅從廬山慧遠教團的規(guī)模、外界聯系等方面來闡述，而沒有涉及到慧遠的思想。如果慧遠作為一個時代的界線，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而只有形式上的興隆，沒有思想方面的支撐，我想是遠遠不夠的，或者說這種考察是缺乏說服力的。雖然許教授以各種文化和社會因素為視角的研究方法非常值得學習，但過于純粹的社會視角必然忽略了佛教在思想上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融合，要站在歷史的背景下，考察思想的發(fā)展。許理和教授雖然在第五章第六章中，對僧權的維護和佛道沖突的早期歷史進行了專題性的研究，其中有對思想的關注，如對儒家的文化優(yōu)越感的考證，對當時國人功利主義的考證，但這只能說明在"信仰的維護"方面佛教思想的逐步演變，對更廣泛層面上的佛教思想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融合并沒有展開。特別在慧遠這一重要人物上，仍沒有交代。這是我覺得非常遺憾的地方。因而在下文中我將對慧遠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即念佛三昧的修行方法有進一步的考察。

　　另外，許理和教授在論述慧遠及其僧團時，只考察了這個團體的外部關系，如與士大夫的聯系，與王室的聯系，卻忽略了對僧團內部聯系的方面。在我看來一個龐大的組織，必然有其存在的法則，出于這一點，我進一步考察了慧遠對僧團的管理。發(fā)現慧遠僧團在社會活動的過程中，慧遠作為一個領導者對僧團的內部進行過一系列的整頓。許理和教授在論證的過程中，忽略了這一問題。慧遠僧團的高度自律性，是慧遠思想的直接影射，就好比一支紀律嚴明的部隊，必然會得到老百姓的稱贊和敬重。因而慧遠內部僧團的整治對于佛教在中國的轉型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這一考察內容我也將在后文中著重展開。

　　總體而言，許理和教授的《佛教征服中國》一書對我有極大的啟發(fā)，讓我從一個嶄新的視角看到了佛教在中國中古早期的傳播與適應，讓我學會了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待與分析問題，而許氏對史料考察的嚴謹態(tài)度，也著實讓晚輩深感敬佩，這亦是一種治學態(tài)度。

　　三、對慧遠及其僧團活動的進一步考察

　　許理和教授將中國早期佛教形態(tài)稱為"混合形式的佛教"，10而佛教真正在中國的傳播緣于"士大夫佛教"的興起。認為佛教早期傳入中國的時候，并沒有立刻成為一種普遍的大眾宗教，只"散居在中國的外來家庭、群體和聚居區(qū)中"，11隨著少數民族的漢化、民族的交融，而逐漸被漢文化所吸收。在傳播初期，"佛教依賴于中國在家信徒，其中有些屬于有文化的階層，這些人大概出于對道教的愛好而多少與佛教有所接觸。"12而在整個3世紀，儒學蛻變?yōu)橐环N社會和政治思想體系，士大夫階層被一種精致的哲學--玄學所吸引，它將視點轉到了諸如"本無"與"末有"之間的關系等問題上，同時清談成風。在許理和教授看來"’談空論無’的流行成為了在早期中國士大夫佛教發(fā)展過程中最重要的因素。"13而大乘概念如"智"或"明"、"空"、"寂"、"方便"自然而微妙地與玄學中"圣"、"虛"、"無"、"靜"、"無為"、"自然"和"感應"相對應，"對于有文化的階層來說，大乘佛教，很可能正是由于這種似曾相識而對他們產生了吸引力。"14因而許氏一再強調"大約公元300年是個特別的轉折點。佛法滲入最上層士大夫中，實際上決定了中國佛教此后幾十年的發(fā)展進程：它為佛教征服中國鋪平了勝利之路。"15

　　在論述兩晉時期的佛教時，許將考察分為南北兩個系統(tǒng)來進行。南方以道潛（286－374）、支遁（314-366）為代表；北方則以道安（312－385）、慧遠（334－416）為代表。將4世紀末、5世紀初慧遠及其僧團的活動情況作為考察的終點，認為"慧遠及其僧俗追隨者的生活，代表了中國早期士大夫佛教充分發(fā)展了的形態(tài)"。16但我認為慧遠恰恰正是"士大夫佛教"的終結者，因為他是將"士大夫佛教"向"庶民佛教"轉型的關鍵人物，甚至可以說是佛教征服中國的轉折點中最為關鍵的人物。如果沒有這一轉型，中國佛教或許會像盛極一時的玄學一樣，隨著士大夫階層的消亡而消失。下面我將從慧遠僧團念佛三昧的方便法門和注重戒律的僧團建設兩個方面展開分析慧遠對中國佛教所做的這一偉大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