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西佗的著作，保存下來的有5種，其中3種是完整的短篇作品，2種是已經(jīng)殘缺的長篇歷史著作。按它們的寫作時間列舉如下：

《演說家對話錄》（Dialogus de Oratoribus）

成書時間

一般認為此書寫于公元80年前后，有的學者認為寫于公元98年至102年之間，迄今尚無定論。

基本內(nèi)容

在這部作品中，塔西佗通過探討雄辯術(shù)在羅馬帝國時期衰落的原因，揭示了羅馬文風的演變、以及由這種文風的演變所反映出來社會風氣的轉(zhuǎn)變，并將此與羅馬社會的興衰相聯(lián)系。

主題思想

他認為，在羅馬共和時期，貴族們可以自由地發(fā)表自己的各種政見，所以那時候講究雄辯術(shù)、散文的風格也因此而顯得明朗和豪放。帝制建立以后，由于專制壓迫日烈、文網(wǎng)日密、言論受到鉗制，于是雄辯術(shù)和散文便日趨衰落，代之而起的則是詭辯和阿諛奉承。這部作品系統(tǒng)而集中地反映出塔西佗對帝制時期由于專制統(tǒng)治而導致的社會政治空氣的不滿。

《阿古利可拉傳》（De Vita Iulii Agricolae）

成書時間

這部作品發(fā)表于公元98年，是塔西佗為其岳父寫的一部傳記。

內(nèi)容簡介

阿古利可拉是公元1世紀末期羅馬較有作為的軍事家和政治家，曾于公元78年任執(zhí)政官，并于同年出任羅馬駐不列顛的總督。在任期間，連年對當?shù)鼐用裼帽�、取得了格勞皮烏斯山�?zhàn)役的勝利、加強了羅馬對不列顛的統(tǒng)治。塔西佗在書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敘述他岳父的軍功和政績，把他寫成了一個完美的人物，對他的道德品質(zhì)做了不遺余力的贊頌，企圖以他為例來說明“即使在暴政之下，也可能存在不同流合污、不阿諛奉承的偉大人物”。

這部作品同時還記載了不列顛島上的早期居民的生活習俗及其社會制度、島上的地理風貌等，為后來的民俗學、人類學和地理學都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我們也可以從中看到羅馬帝國當時經(jīng)營不列顛的經(jīng)過。

《日耳曼尼亞志》（Germania）

基本信息

這部作品的全名為《論日耳曼人的起源、分布地區(qū)和風俗習慣》（De origine et situ Germanorum），也發(fā)表于公元98年。這是現(xiàn)存的有關古代日耳曼人的社會組織、經(jīng)濟生活、風俗習慣以及宗教信仰的最早的、也是最詳細和最完備的記載文獻。

敘述內(nèi)容

當時的日耳曼人正處于從氏族社會向國家轉(zhuǎn)變的過程之中，在社會生活上還保持著大量的原始時代的遺風。然而在塔西佗的筆下，他們生機勃勃、富于戰(zhàn)斗精神，與當時羅馬人社會中普遍存在的腐化墮落的情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一個是新興的、蒸蒸日上的社會，另一個則是沒落的、江河日下的社會。

作品意義

《日耳曼尼亞志》的篇幅雖然不大，但記述得簡明扼要、鮮明生動，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尤其在記錄日耳曼人的風俗習慣和經(jīng)濟生活方面，保存了極有價值的資料。恩格斯在寫作《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以及《論古代日耳曼人的歷史》等著作的時候，就把它作為主要史料之一。另外，《日耳曼尼亞志》中對日耳曼人的起源和傳播的描述，還成了后來“日耳曼起源說”和“羅馬起源說”這一歷史論爭中的重要證據(jù)。文藝復興運動時期，人文主義學者波吉奧、阿斯科利和塞爾蒂斯等人發(fā)現(xiàn)了塔西佗的這部著作，并將它整理出版以后，又引起了“高盧起源說”和“條頓起源說”的爭論。在19世紀，德國和法國圍繞著阿爾薩斯和洛林的歸屬問題發(fā)生沖突的時候，雙方又都把這部著作作為自己的立論根據(jù)。

《歷史》（Historiae，亦譯作《羅馬史》）

基本信息

一般認為，此書的寫作始于公元102年，完成于公元109年。全書共12卷（一說14卷），今僅存前4卷和第5卷的開頭部分。它涉及的時間范圍始自公元68年尼祿之死，止于公元96年圖密善（Domitian）之死。

敘述內(nèi)容

內(nèi)容包括整個弗拉維王朝（Flavian Dynasty）的史事。但是殘留部分的內(nèi)容只到公元70年8月為止。塔西佗在此書中記載的都是“當代”的史事，其中有許多都是他親身經(jīng)歷過的，盡管有些地方略嫌主觀，但基本上是信史實錄。

作品意義

此書是塔西佗寫的第1部正式的歷史著作，書名雖被定為《歷史》，但體裁仍是當時通行的編年體，與他后來寫的《編年史》并無差異，以致于他為了保持年代順序的整齊、在許多地方不得不中斷敘事的情節(jié)、進行分段敘述。

《編年史》（Annuls，也譯作《羅馬編年史》）

基本信息

此書的寫作時間大約在公元115年至117年之間。全書共16卷，完整地保留下來的只有第1卷至第4卷、第11卷至第15卷，以及第5卷、第6卷和第16卷的殘篇。

敘述內(nèi)容

此書所敘述的史事，始于公元14年奧古斯都之死和提比略（Tiberius）繼位，止于公元68年尼祿之死，恰好與《歷史》的敘事年代相銜接，包括整個克勞狄王朝的史事。

作品意義

《編年史》是塔西佗晚年的作品，從敘事的年代順序上看，它敘述的內(nèi)容早于《歷史》，然而它的寫作時間卻晚于《歷史》。這是因為：塔西佗開始寫歷史著作的時候恰好是弗拉維王朝垮臺之后不久，弗拉維王朝（尤其是圖密善）的殘暴統(tǒng)治，對塔西佗來說是難以忘懷的，他寫《歷史》是為了痛定思痛，是對一次痛苦回憶的記述。之后，他為了進一步探索暴政之所以演變、發(fā)展的經(jīng)過，才又回過頭來撰寫了帝國初期的歷史。

將《歷史》和《編年史》合在一起，塔西佗所敘述的史事上起公元14年，下迄公元98年，大致包括了公元1世紀羅馬帝國的歷史。在這兩部著作里，塔西佗對自己生活的時代所持有的批判態(tài)度表現(xiàn)得更加明顯。他以史學家的眼光和洞察力，對羅馬帝國初期的社會狀況和黑暗面作了形象的描述和深刻的揭露。

古代羅馬的史學誕生于第2次布匿戰(zhàn)爭期間。早期的奠基人畢克托、老加圖以及后來的撒路斯提烏斯等人把希臘史學的方法引入羅馬，李維則代表了羅馬史學的成熟和輝煌成就。然而，從李維到塔西佗，羅馬的史學又產(chǎn)生了一次飛躍。塔西佗的史學比起李維來發(fā)展得更加成熟，代表了羅馬史學發(fā)展的最高成就。

客觀寫史

塔西佗在西方歷史學史上第1次明確地提出了“抽離自我，超然物外”的客觀主義寫史原則，這是塔西佗史學成就的最高體現(xiàn)，也標志著西方史學在對史學本體的認識上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提出這種治史原則的前提，是對歷史真實的執(zhí)著追求。塔西佗之前的西方古典史學家，尤其是古希臘史學家，已經(jīng)成功地從具體的感性實踐中抽象地概括出了歷史學家應當秉持的最一般原則，即“求真求實”的原則；也歸納出史學的基本目標，即真實地記載歷史的經(jīng)驗和過去的事實。這些古典史學家很少涉及歷史的理論問題，即使討論到某些理論問題，也都集中于探討實現(xiàn)“歷史真實”的具體方法、特別是有關如何處理直接史料和間接史料的問題上。他們中的有些人也發(fā)現(xiàn)了一些涉及史家本身的、妨礙再現(xiàn)歷史真實的問題，但是往往只局限于從史學家個人的知識面的狹隘或者修養(yǎng)不足上去尋找答案，始終未能從中概括出造成史家記述失實的一般內(nèi)在原因。

塔西佗生活在一個文網(wǎng)日密、但時張時弛的政治環(huán)境里，共和與專制、求實與實用的思想因素此消彼長重要時期。這個時期政治制度發(fā)展的總趨勢是對社會進行全面徹底的控制，實用史學隨之得以迅速發(fā)展。塔西佗親身經(jīng)歷了弗拉維王朝諸君主的暴政，切實感受到了思想專政的恐怖，親眼目睹了當代羅馬史學的腐敗（即一味地為當朝元首唱贊歌）。作為共和制度的擁護者和古典史學傳統(tǒng)的繼承者，他對專制統(tǒng)治和歪曲歷史真實的行為表現(xiàn)出強烈的不滿，同時他也發(fā)現(xiàn)：以往羅馬史學中之所以存在著“失真”現(xiàn)象，其主要關鍵就在于史學家的主觀情感（如個人的愛憎好惡以及偏私之見等等）。因而他認為，史學家如果要想為子孫后代負責，那就應該摒棄個人情感、始終保持超然中立的客觀立場。另外還要指出的一點就是：當塔西佗開始撰寫歷史著作、并提出這些客觀主義治史原則的時候，恰逢政治環(huán)境變得相對寬松的時期，用他自己的話說，那就是“我們在這一時期里可以按照愿望去想、按照心里想的去說了”。因此，這種外界環(huán)境也使得他有可能對以往的史學經(jīng)驗和教訓進行反思和總結(jié)。

塔西佗的客觀主義治史原則，在其《歷史》和《編年史》的前言中，幾乎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提出來的。他在《歷史》的一開頭就直截了當?shù)刂赋隽艘酝�的帝國時期的史學中所存在的弊端：當專制統(tǒng)治確立之后，史學家們在治史過程中應有的坦率與真誠不見了，真正的歷史學家消失了，而造成這種結(jié)果的原因首先就在于“人們似乎認為政治與自己無關而對政治一無所知；其次是因為他們熱衷于獻媚逢迎，或者因為他們憤恨自己的主人。他們由于在對這批人奴顏婢膝和對那批人切齒憎恨之間搖擺不定，后代子孫便被棄之不顧了……”隨后他就自我表白道：“就我本人而言，我并不熟悉加爾巴、奧托、維泰利烏斯（均為帝國早期四帝內(nèi)亂期的元首），與他們毫無恩怨可言。我不否認我的政治生涯系因韋伯薌而開始的，后來得到提圖斯的提攜，圖密善又幫了我的忙。但是凡自稱始終不渝堅持真理的人，在寫任何人時都必須去除愛憎之情�！�

在《編年史》一開頭，塔西佗同樣先指出了以往各種帝國史著作的缺陷，然后便立誓要為后世留下一部真實可信的歷史、填補真正的帝國史的空白。他寫道：“我的計劃是無忿無偏、以十分超然的態(tài)度，先敘述奧古斯都統(tǒng)治的末期、然后寫到元首提比略及其繼任者的時代�！彼�還說：“我下筆的時候，既不心懷憤懣，也不會意存偏袒，因為事實上我沒有任何理由要受這些情緒的影響�！�

正是因為塔西佗從一開始就有了上述“既不心懷憤懣，也不會意存偏袒，超然物外，摒絕所有那一類的不良動機”的自覺意識。所以他在著述實踐中力求做到秉筆直書，因而他的著作的史料價值都比較高�！稓v史》和《編年史》是研究羅馬帝國初期歷史最直接的原始資料，《阿格里巴傳》中保存了許多關于不列顛早期歷史的珍貴史料，《日耳曼尼亞志》則是研究早期日耳曼人歷史最主要的史料。

但是他與李維一樣，并沒有強調(diào)歷史研究直接服務于現(xiàn)實政治的功用（即為治國方略提供借鑒），而主要是從道德教育的角度出發(fā)，強調(diào)歷史著作的立意應當有所褒貶、以此來促進個人和公共道德水平的提高。他明確地寫道：“我認為，歷史之最高職能就在于賞善罰惡，不要讓任何一項嘉言懿行湮沒不彰，而把千秋萬世的唾罵，作為對奸言逆行的一種懲戒�！敝v究歷史學對于后世的垂訓教育意義，注重歷史的經(jīng)世致用，這是古今歷史學發(fā)展過程中延續(xù)不斷的傳統(tǒng)。在繼承和發(fā)展這個傳統(tǒng)的歷史長河中，塔西佗的著作和思想是匯成這條大河的重要支流，尤其他以道德家的尺度來衡量歷史的做法，對后來的西方史學發(fā)展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

塔西佗是想通過對羅馬帝國建立以來的專制統(tǒng)治及其造成的惡果的揭露和批判，來引起人們的深思，希望人們從他的著作中明辨善惡、擇善而從。

從塔西佗的經(jīng)歷來看，他實際上是個專制政治的既得利益者。按照一般的常理，他應該對前朝的統(tǒng)治者感恩戴德才是，至少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的合法性，也不能對前朝的統(tǒng)治持否定、批判的態(tài)度。然而，在政治傾向上，塔西佗卻是留戀共和制、反對帝制的。這一方面是因為他親眼目睹了歷代帝王的腐敗與殘暴，親身經(jīng)歷了在專制統(tǒng)治下人格被嚴重扭曲、心靈長期處于被壓抑的痛苦狀態(tài)；另一方面，也是他個人的道德良知在起作用。

他認為：共和制度下的羅馬公民享有高度的自由，因此他們忠勇愛國、崇尚道義，羅馬才得以發(fā)展壯大；而到了帝制時期，專制統(tǒng)治日益加強，公民的自由受到壓抑，因此人們變得唯唯諾諾、因循茍且，昔日羅馬的立國精神逐漸亡喪、世風日下。他追慕羅馬歷史上那些建立功勛的英雄人物，痛恨那些專制君主以及宮中一群奴顏婢膝、阿諛奉承的佞臣。因此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無情地揭露了專制政體的罪惡，譴責了專制君主的專斷、昏庸和殘暴，揭露了宮廷陰謀的卑鄙和無恥；也揭露了元老院的元老們在帝王面前搖尾乞憐、百般諂媚、極盡虛偽吹捧之能事、以求在專制統(tǒng)治機構(gòu)中謀得一席之地的卑怯行為；同時他還論述了帝制所導致的社會風氣衰敗的具體表現(xiàn)和過程。

塔西佗的著作所記載的內(nèi)容，絕大多數(shù)是他所生活的時代的事情，即當代史。這也是由他的著史目的-發(fā)揮史學的道德垂訓功能所決定的。他認為：當代史是對照現(xiàn)實的一面最好的鏡子，了解它，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現(xiàn)在預見未來；同時，對于當代所發(fā)生的事情，人們往往還都記憶猶新，因而更能激發(fā)起人們的思想和感情，也就便于更好地發(fā)揮史學啟迪后人的功用。

尤其在《歷史》和《編年史》中，集中地體現(xiàn)了他那含蓄凝煉、靈活多變的文風：詞匯豐富而雅馴，文筆多變而不繁，語言精煉、結(jié)構(gòu)緊湊，文約事豐、言簡意遠。有些短語和警句猶如格言，啟人心智，被后人廣泛傳誦。

塔西佗很擅長塑造個性人物，他筆下所描繪的歷史人物無不惟妙惟肖、入木三分。他把帝國初期的幾個君主描寫得栩栩如生，使人讀后如見其人、如聞其聲。我們可以從他的著作中看到提比略的陰郁、克勞狄的懦弱、尼祿的荒誕、加爾巴的昏庸。塔西佗的這種描述效果，甚至打動了以文筆優(yōu)美而著稱的近代英國史學家麥考萊，他的評價是：“在刻畫人物性格這方面，塔西佗是古今無所匹敵的�！�

另外，塔西佗在描述歷史人物的形象時，還特別注重對歷史人物的個人心理動機進行猜測和描寫。他在記述了必要的事實之后，往往都要附上自己的看法和解釋，做種種心理分析。他似乎并不熱衷于去抽象地揭示歷史事件和人物行為的主要原因，而比較熱衷于揣摩歷史人物的心理動機，并對其進行細致的描寫。

在塔西佗的時代，由修昔底德所開創(chuàng)的、在歷史著作中穿插大段演說辭的做法，已經(jīng)成為希臘羅馬史學的傳統(tǒng)，演說辭已經(jīng)成為歷史著作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塔西佗的歷史著作中，也有大量的長篇演說辭。它們既是一篇篇的藝術(shù)作品，又與整體敘述有機地聯(lián)系在一起：通過演說人（往往都是重要的歷史人物）之口，表達了塔西佗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對這些重大歷史事件的態(tài)度。

他的著作意在鞭撻、意在揭露、意在發(fā)泄一個懷念共和制度的人對專制制度蓄之已久的憤怒情緒。這種著述動機和著述內(nèi)容，使得塔西佗在著述過程中十分自然地流露出強烈的個人愛憎�！稓v史》和《編年史》這2部歷史著作，就是在這種憎愛分明的對比之中展開的：書中既充滿了作者對戰(zhàn)爭、內(nèi)訌、陷害、背叛、賄賂等社會惡習的厭惡，同時也表現(xiàn)出作者對忠誠、友愛、堅貞、勇敢等崇高道德規(guī)范的贊揚。

在塔西佗的筆下，羅馬帝國上層統(tǒng)治者們的腐敗和丑惡、人君大臣們被服儒雅而行若狗彘的偽善面目，都遭到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就塔西佗揭露批判暴君專制的深刻程度而言，在西方史學史上可以說是前不見古人、后少有來者的。普希金曾把塔西佗的著作稱作為“懲罰暴君們的鞭子”，伏爾泰、孟德斯鳩等人都把塔西佗當作反對專制制度和暴君的楷模，因而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塔西佗的著作倍受推崇。

然而，如果按照塔西佗自己提出的所謂“去除愛憎之情”的客觀主義治史原則，這種感情洋溢的現(xiàn)象是絕對不應該發(fā)生的。塔西佗卻沒有能夠做到這一點。與他那超越情感、追求純粹客觀的理念相比，他對專制制度和專制君主的憎惡始終占據(jù)著上風。這是因為：他在專制君主的統(tǒng)治下所遭受到的心理壓抑和痛苦太深、太重了，以致于他難以超脫情感的驅(qū)動、使得他陷入情感的波瀾之中卻不能自知和自拔。

在塔西佗身上所表現(xiàn)出來的這種認識與實踐、理性與情感之間的矛盾，充分說明了人的情感所擁有的巨大力量，反映出客觀主義治史原則在實踐上的難度。即使歷史學家本身有絕對真誠的客觀中立的主觀愿望，但是在具體實踐過程中卻總是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受到情感的干擾，甚至淪為情感的奴隸。人，畢竟是理性與情感合二而一的動物，情感不可能被理性完全排斥。盡管如此，塔西佗提出來的客觀主義治史原則，仍不失為一切嚴肅正直的歷史學家追求的理想境界。

從塔西佗的傳世作品來看，其中雖然有關于日耳曼人、不列顛人、猶太人、埃及人等的記載，但是總的說來，他不像希羅多德和波里比厄那樣具有廣闊的視野、具有“世界”的概念。他記述的中心是戰(zhàn)爭、叛亂、政變、淫蕩等等。

另外，塔西佗也沒有真正認識到人類歷史發(fā)展的內(nèi)容和動力。在他看來，個人的因素始終主宰著歷史的發(fā)展，統(tǒng)治者的開明與否、軍隊的強大與否，始終決定著帝國的局勢和命運。

大家知道，古羅馬人的姓名通常是由三部分組成的，第一部分略等于我們的名，第二部分是氏族的名稱，最后部分略等于我們的姓。塔西佗的全名，我們能夠確定的只有后兩個部分，即科爾涅里烏斯·塔西陀（Cornelius Tacituos）至于第一部分，有的史料是普布利烏斯（Publius），有的是蓋烏斯（Gaius），迄無定論。

再說他的籍貫。歷來的研究者都傾向于認為塔西佗是山南高盧（Gallia Cisalpina）或納爾波高盧（Gallia Narbonensis）地方的人。也就是今天意大利北部或法國南部的人。這種思想沒有為直接史料所證實，但是有一定根據(jù)。塔西陀（Taciuts）在拉丁語里雖然有它的含義（“沉默的”），但作為姓氏來說，卻只見于高盧文獻，并非羅馬本地的著姓。再者，從塔西佗本人的作品可以看出。他熟悉高盧并且是帶著依戀和同情的心情來描述這個地方的。他的岳父阿古利可拉和他的老師阿佩爾也都是高盧人，而在他提到他的岳父出生高盧的馬西利亞（Massillia，即今天法國的馬賽）時，就特別指出這個地方的風氣是希臘的典雅和行省的純樸兼有之。

關于家庭出身�？茽柲�利烏斯雖說是著名氏族，但我們并不能據(jù)以判斷塔西陀就一定是貴族出身，因為我們知道，例如蘇拉就曾把這個名字大量的賜給被釋奴隸。各國羅馬史家?guī)缀跻恢抡J為他出身于騎士等級的一個相當富裕的家庭（他的岳父和老師也是騎士等級出身）。他的父親可能就是皇帝在該行省的財務代理官（procurator）。老普林尼在《博物志》中提到過同他相識的一個叫科爾涅里烏斯·塔西陀的羅馬騎士，而如果我們聯(lián)想到后來小普林尼同塔西佗本人的親密關系，那么這個塔西佗就很可能是塔西佗本人的父親。

塔西佗陷阱：古羅馬的執(zhí)政官塔西佗說過一句話，他說：當政府不受歡迎時，好的政策和壞的政策同樣會得罪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