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職學校
曾任職于福建廈門集美學校、上海商務印書館、暨南大學、光華大學、云南大學、坪石中山大學、桂林師范學院、貴州大夏大學、重慶中央大學、重慶大學、四川教育學院、中央大學、南京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華東師范大學、復旦大學等校。
自我評價
張世祿先生是在90高齡逝世的。1947年，他45歲，正走到人生旅途一半的時候，曾作過一首《自嘲》詩云：“書劍飄零作客頻，蓮花落里探真情。分明別有青云路，猶把儒冠自誤身。”這是對他自己前半生的總結，也是對后半生的預言。
背景資料
張世祿于1902年11月生于浙江省浦江縣東鄉(xiāng)一個風景秀麗的山村里。自幼生長在書香家庭，一家三代都以教書為業(yè)。祖父張有烈，號梅卿，是清代的貢生，為地方上有名的村塾老師。父親張道型，號儀甫，是個秀才。叔父張道塏，號爽甫，也是個秀才。擅長詩文、書法、繪畫，一生從事教育事業(yè)。
張世祿學齡前即由父輩授以“四書”、“五經”一類的古書，所以從小就愛上了古文。十二歲那年，才進鄉(xiāng)辦小學，主要還是誦讀古文，因之對后來研究古代漢語打下了基礎。小學畢業(yè)后，考入省立金華中學，校長是金兆梓先生，那時仍是學習古文。直到五四運動，才開始接觸到白話文和英語。1921年考入南京國立東南大學中文系。胡小石、陳中凡、顧實、柳詒征、竺可楨、梅光迪、吳宓諸老師都教過張世祿，使張世祿開始認識語言文字學的重要性。在大學期間還聽過章太炎、梁啟超等先生的講學。
張世祿先生既有國民黨的家庭關系，也有共產黨的家庭關系。他的胞兄張書旂是有名的花鳥畫家，任教于中央大學，很為國民黨當局所器重。1941年，羅斯福第三次當選美國總統(tǒng)時，張書旂創(chuàng)作了一幅《百鴿圖》，由蔣介石題上“信義和平”四個字，作為中國政府的賀禮，由中國國家代表團帶到美國。這幅畫在一個很長時期里，被懸掛在白宮總統(tǒng)辦公室，現(xiàn)收藏在羅斯福紀念館中。后來張書旂僑居美國，客死在那里。但是，張世祿先生的堂弟張紀恩卻是共產黨的干部，1928年就在黨的中央機關工作，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載有張紀恩對當時情況的回憶。后來向忠發(fā)叛變，中央機關被破壞，張紀恩被捕，電視連續(xù)劇《潘漢年》中還曾提及。據(jù)說張世祿先生就是為了營救張紀恩而與國民黨發(fā)生關系的。其時主管教育的，正需要拉攏張世祿這樣的名教授來支撐門面，張世祿也需要利用他們的力量來營救堂弟，這樣就有了交換的條件。張紀恩死里逃生，判為5年徒刑，而張世祿卻陷入了圈套，參加他們主持的大學教授聯(lián)誼會。張先生正是由于社會關系復雜、在“文化大革命”的歲月里吃盡了苦頭。
人物年表
1902生于浙江浦江。
1926年畢業(yè)于南京國立東南大學。獲文學學士。
1928年至1932年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員，兼暨南大學、復旦大學、光華大學等校語言文字學教授。
1940年至1947年先后任教于昆明云南大學、坪石中山大學、桂林師范學院、貴州大夏大學、重慶中央大學、重慶大學、四川教育學院。
1947年到中央大學任教授。
1949年后歷任南京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復旦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1952年到上海復旦大學任中文系教授。
學術活動
1934年應日本中國語言學會之邀，曾赴日講學。
20世紀50年代開始，先后在上海語文學會、上海教育局、常州教育局、安徽大學、杭州大學、揚州師范學院、中國音韻學研究會、武漢大學、湖南師范學院、江蘇省語言學會、華東師大、山東省方言學會、浙江省語言學會、上海中醫(yī)學院、中國訓詁學研究會講學或作學術報告。
1956年參加全國文科教材會議。
1958年參加《辭海》編輯工作，任語詞分科主編。
1974年參加“二十四史”標校工作。
1977年參加《漢語大詞典》編寫工作，擔任《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學術顧問，中國語言學會理事，上海語文學會、中國漢語音韻學研究會、中國漢語訓詁學研究會、上海古籍整理小組學術顧問。
學術研究
張世祿的研究面較寬。他在古漢語音韻、文字、訓詁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詣：在現(xiàn)代漢語語法、詞匯、修辭方面也有自己的貢獻：同時，他對普通語言學的研究也有獨到之處。
音韻學研究
他早期的研究以中國音韻學和普通語言學為主。他認為中國的語言學需受西方語言學理論的指導才能成為一門真正獨立的科學，并身體力行，以現(xiàn)代西方語言學理論和研究方法來研究中國傳統(tǒng)的音韻學。他用現(xiàn)代語言學理論，從文化演進的角度來表述中國音韻學的發(fā)展，著有《中國音韻學史》�！吨袊繇崒W史》（上下，商務印書館，1938年）一書是其音韻學方面最有影響的一部著作。該書共9章，從整個文化發(fā)展的角度闡明了音韻學發(fā)展變化的輪廓，指出中國音韻學在發(fā)展過程中曾受到兩次外來文化的影響：因印度文化的輸入，產生了反切的注音方法、四聲的名稱、字母等韻的建立和排比等；西洋文化的輸入，則促進了中國音韻學的科學化和國際化。該書是20世紀30年代繼王力的《中國音韻學》（1936年）之后利用現(xiàn)代語言學理論系統(tǒng)地分析、研究中國音韻學的又一部力作。
此外，他還有《廣韻研究》（商務印書館，1931年，是一部很好的音韻學入門讀物）、《中國聲韻學概要》（商務印書館，1929年）、《中國古音學》（商務印書館，1930年）、《音韻學》（商務印書館，1933年）等。這都對音韻學知識的普及及前人研究成果的介紹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普通語言學研究
在普通語言學方面，他著有《語言學原理》（商務印書館，1930年）、《語言學概論》（中華書局，1934年）、《語音學綱要》（開明書店，1935年）等。譯有《語言學通論》（[英]斐力司，合譯，商務印書館，1937年）。
詞匯、語法、修辭研究
他后期的研究試圖用唯物辯證的觀點與方法來解決漢語中的一些問題，研究工作集中在漢語的詞匯上，兼及語法、修辭與漢字改革等。著有《小學詞匯教學基本知識講話》（杭州人民出版社，1956年）、《普通話詞匯》（上海新知識出版社，1957年）、《小學語法修辭》（浙江人民出版社，1959年）、《漢字改革的理論和實踐》（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等。其中《小學詞匯教學基本知識講話》《普通話詞匯》和《小學語法修辭》，是為中等文化程度的讀者而寫的。以簡明的筆觸，細致的講解，豐富而生動的實例，介紹了詞匯學的理論和規(guī)律以及語法修辭知識。表明作者對中小學語文教育的關心。另有10多篇詞匯方面的論文，如《詞匯講話》《詞義和詞性的關系》《漢語歷史上的詞匯變化》《基本詞匯的性質》等，對詞匯學的研究與教學都起到了很好的促進與指導作用�！稘h字改革的理論和實踐》一書中，作者說明漢字本身不可能發(fā)展成為拼音文字，必須采用國際化的拉丁字母來實現(xiàn)中國文字的拼音化。澄清了當時人們對文字改革問題中的一些模糊認識。《關于漢語的語法體系》一文，指出了“建立自己的語法體系”是中國語言學界當時所面臨的主要任務。他對漢語的研究，受到了他所翻譯的高本漢的《中國語與中國文》（商務印書館，1931年）和 《漢語詞類》（商務印書館，1937年）的影響。學林出版社1984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論文集《張世祿語言學論文集》。
學人軼事
張先生由于社會關系復雜、在全國山河一片紅的歲月里吃盡了苦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fā)起以前，領導人物時常警告知識分子不要翹尾巴，并且不時要用棍子去敲打一下使之比較服貼，文革期間就更不必說了。但張先生卻是一直很自覺地夾起尾巴做人。在政治上張先生極為謹慎，決不敢標新立異，不管什么問題，只要一覺出與政治有關．張先生便馬上放棄自己的意見，舉雙手表態(tài)認同。然而一涉及學術領域，張世祿先生的態(tài)度卻硬得出奇，與他在政治態(tài)度上的馴服姿態(tài)，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比如，他根據(jù)漢語的特點，一向是反對漢字拉丁化的，但建國后看到用政治力量來推行漢字拉丁化，意識到這是政治問題，馬上改變態(tài)度，撰文表態(tài)贊成。又如，對于大躍進時代的大兵團集體科研方式和日日夜夜持續(xù)作戰(zhàn)做法，他是不贊成的，但是他也堅持參加，不敢懈怠。雖然有時也會壓抑不住，難免會蹦出一句驚人之語。有一天晚上，挑燈夜戰(zhàn)編教材的教室里，電燈突然熄滅了，張先生脫口而出：“電燈都感到吃不消了！”這本是一句幽默話語，卻被當作對待“三面紅旗”的態(tài)度問題，上綱上線地進行批判。從此，張先生就更加謹慎了。
60年代初，語言學界發(fā)起了“語法”與“文法”之爭，因為陳望道校長是“文法學派”的首領，所以復旦許多本來主張用“語法”的人，都投至“文法學派”的大旗下，獨有張先生仍堅持“語法”。陳望道為了統(tǒng)一復旦語言學界。形成一個完整的復旦學派，特地登門拜訪——這是解放以來，陳望道唯一的一次登上張家之門，其目的是想說服張世祿先生并使之同意“文法”的提法。但張先生就是不肯答應，他說：“我的觀點，我會在報紙上發(fā)表�！薄l(fā)表的仍是語法之見。
復旦所謂的“反革命集團”，當時上海灘的東西南北中、工農商學兵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聲名爆矣。在復旦一次名曰“落實寬嚴政策”的大會上張世祿先生的政歷問題在歷次運動中都已交代清楚，態(tài)度向來不壞，要挖反革命，他再三再四認罪，甚至還認定自己“沒有資格當教師”。而當時另一位學者嚴北溟卻面目殊異，小小個頭，依然犟頭倔腦，搞得上海機床廠來的那位工宣隊領導相當難堪。于是張世祿被定為“從寬”的典型，嚴北溟則落得“從嚴”的出路。日后人們常說“嚴北溟膽大如斗，張世祿沒得膽”。
“四人幫”倒臺后，“沒有資格當教師”的張世祿先生終于重新手執(zhí)教鞭，甚至還終于被他的復旦大學的老少同事們公認為“課上得最扎實、最會帶研究生”的導師。
主要著作
《中國聲韻學概要》（商務印書館1929年4月出版）
《中國古音學》（商務印書館1930年12月出版）
《朱翱反切考》（載1944年《說文月刊》第4卷）
《杜甫詩的韻系》（1944年《中央大學文史哲學叢刊》第2卷第1期）等論文。
《語言學原理》（193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語言學概論》（1934年中華書局出版）
《語音學綱要》（1935年開明書店出版）
《漢語詞類》（193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廣韻研究》（193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音韻學》（193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國音韻學史》（上、下冊，193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語言學通論》英國斐爾司著 張世祿譯（193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國語與中國文》瑞典高本漢張世祿譯（1931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小學詞匯教學基本知識講話》（1956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普通話詞匯》（1957年上海新知識出版社）
《小學語法修辭》（1959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現(xiàn)代漢語》詞匯部分（高校課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初版）
《古代漢語》一書（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