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同龢（1911年10月12日-1963年6月18日），中國音韻學家。生于云南昆明，江蘇如皋人。母家為浙江籍，而宦居昆明，先生即生于其外祖家，至四、五歲始回如皋。后其父任職北京故宮博物院，乃舉家入京。1932年考入清華大學中文系。他是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的助手。

　　1911年，清宣統(tǒng)三年，1歲，10月12日生于云南昆明。

　　1932年，22歲，入學清華大學中文系。從 王力學 音韻學，聽課筆記被整理成王力《 漢語音韻學》， 畢業(yè)論文《切韻指掌圖的幾個問題》。

　　1936年考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語言組，和 周祖謨同寢。

　　1937年，27歲，大學畢業(yè)，考入中研院史語所任職。

　　1938年，28歲，隨史語所遷云南昆明。

　　1939年 李方桂回國，從李方桂學音韻學。

　　1939年，29歲，與 王季緒博士之 女王守京女士結(jié)婚。

　　1940年，30歲，參與史語所云南省及四川省方言調(diào)查。冬，隨史語所遷四川 南溪縣 李莊鎮(zhèn)。

　　1942年嘗試做上 古音韻表。

　　1943年，33歲，升任副研究員。

　　1944年，34歲，冬《上古音韻表稿》四川李莊石印出版。

　　1946年，36歲，獲中研院 楊銓獎金。

　　1948年，38歲，發(fā)表《華陽涼水井客家方言記音》和《廣韻重紐試釋》。

　　1949年，39歲，發(fā)表《等韻門法通釋》。隨史語所遷臺灣。升任研究員。初任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1952年，42歲，開始紀錄 閩南語。

　　1953年，43歲，與趙榮瑯、藍亞秀合撰《記臺灣的一種閩南語》。

　　1954年，44歲，出版《中國語音史》。應哈佛燕京學社之邀，赴美國哈佛大學為訪問學人2年。

　　1956年，46歲，赴日本京都大學短期訪問。

　　1957年，47歲，發(fā)表《廈門方言的音韻》。開始調(diào)查臺灣南島語。

　　1959年，49歲，赴美國華盛頓大學任客座教授1年。

　　1960年，50歲，發(fā)表《4個閩南方言》。出版《高本漢詩經(jīng)注釋》中譯本。

　　1963年，53歲，撰成《鄒語研究》。

　　董同龢先生就讀 清華大學期間，嘗從 王力先生習音韻學。王先生所著《 漢語音韻學》一書，即以董同龢先生之聽講筆記整理而成。其時唐《 切韻》 殘本正引起學者注意，董同龢先生亦頗 留心于此。撰成學士論文《切韻指掌圖的幾個問題》，討論該書之作者及來源等問題。旋即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為趙元任先生助手，并時向李方桂、 羅常培諸先生請益。趙元任先生為王力先生業(yè)師，是以先生日后每作書與 趙先生，必以“再傳弟子”自稱。

　　史語所方言調(diào)查計畫之擬定，在于“以最少的時間獲得全國方言的大概情形”，故所采調(diào)查方式，以記錄某些預先選定之字為主。先生于參與調(diào)查之中，思考此種方法之得失，深知就該計畫之出發(fā)點而言，固然經(jīng)濟有效，然若就語言整體了解觀之，則是法確有明顯之短處。一則選字以現(xiàn)代各方言所自出之中古音系為據(jù)，求得之音韻系統(tǒng)，難免為演繹之者，而非歸納之者。二則以此方法所得語料，自成片斷之真實語言記錄極少，于詞匯與語法之觀察無從著手。是故先生執(zhí)行史語所計畫時，亦頗思脫離漢字羈絆，依照語言研究之基本步驟記錄漢語。三十五年春，史語所第二次調(diào)查四川方言，先生于成都紀錄華陽 涼水井之 客家方言，始嘗試純以描寫語言學方法調(diào)查漢語，次年春撰成〈華陽涼水井客家方言記音〉，于三十七年發(fā)表。該文提供完全得自口語之語料，并由語料歸納音系，整理語匯，不僅為客語之第一篇調(diào)查報告，亦為首次以純粹描寫語言學立場撰成之漢語方言調(diào)查報告。

　　方言調(diào)查工作之外，董同龢先生自大學起，對于漢語音韻史之興趣及研究，雖于顛沛之中亦未嘗停頓。三十三年在李莊石印出版《上古音韻表稿》，運用可靠材料與語言學理論擬構(gòu)上古音音值，修正 高本漢先生諸多看法。同時進行中古音之研究。三十五年以廣韻重紐問題研究之成果，與 周法高先生同獲中央研究院楊銓獎金。三十七年發(fā)表〈廣韻重紐試釋〉，于三 等韻重紐問題初步理出 頭緒，以為重紐實系二類不同 韻母之對立，而非聲紐無意義之相重，此種韻母之區(qū)別至為緊要，而向為學者所輕忽。次年發(fā)表〈等韻門法通釋〉，厘清明清以降說等韻門法者妄以己意附會而立說紛紜之謬。該文闡明門法沿革，辨明門法于 劉鑒《 經(jīng)史正音切韻指南》所載〈門法玉鑰匙〉以前及其后實有不同；比較門法與其他等韻條文之異同，并根據(jù)對中古韻書與韻圖之最新認識，說明劉氏以前門法性質(zhì)而逐條予以詮釋；更就劉氏以后門法變革論其得失。而此轇轕數(shù)百年之音韻學史料從此人人可識。

　　三十八年，董同龢先生隨史語所遷至臺灣后，即兼受聘為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先生結(jié)合教學與研究，因講授聲韻學而編寫之《中國語音史》，于四十三年出版，建立其上古至現(xiàn)代完整之漢語音韻史系統(tǒng)。惟出版時因排印困難而有所刪節(jié)，日后始據(jù)遺稿增補，改名 《漢語音韻學》。

　　在臺期間，仍持續(xù)從事方言調(diào)查。四十一年春，利用帶領(lǐng)學生記音實習之機會，開始記錄閩南語，次年春與學生趙榮瑯、藍亞秀合撰成《記臺灣的一種閩南話》，亦采調(diào)查華陽涼水井 客家話記錄口語之方法。該書當時并未刊行，而于先生逝世四年后始出版。此后至四十三年赴哈佛訪問前，陸續(xù)記錄十馀種閩南方言，皆采相同方法，不用事先編訂之單字表與詞匯表，而隨機記若干日常用語，及故事、俗語、歌謠等較長語料。四十六年先發(fā)表〈廈門方言的音韻〉，自陳發(fā)表該文動機，謂閩南話以廈門方言為主，雖已有諸多研究，然既親身觀察，而知前人所言猶有未盡。以現(xiàn)代之語言研究者立場而言，研究一語言，求得其音韻系統(tǒng)，訂定一套合宜之 音標，實非易事。若研究者目的有異，處理材料之態(tài)度有所不同，則各家必不完全一致。故自四十三年因離臺中斷閩南語紀錄研究，而正預備恢復繼續(xù)之際，將所見先行公布， 拋磚引玉，以為日后工作之指標。四十九年復發(fā)表〈四個閩南方言〉三百馀頁，處理廈門、晉江、龍溪、揭揚四種方言，分為個別描述及比較音韻二部分。自言其本預備在已紀錄之十多種閩南方言基礎(chǔ)上，隨時添加，俟材料齊全，將以進行大方言區(qū)之詳細比較研究，繪制方言地圖，然近年工作進行之中，時有感于此大功之告成，已不能寄望于最近之將來。一則語言純粹之發(fā)音人日益難尋；一則以一人之力，整理眾多材料，實不知俟之何年。是故決定先就已有材料為初步處理。該文選取者，為閩南語中流行最廣之廈門話，及泉州方言、漳州方言、潮汕方言樣品各一，已足以表現(xiàn)閩南語粗略輪廓。

　　四十六年夏，董同龢先生參與臺灣大學山地人類學研究隊，指導學生記音實習，始接觸臺灣南島語言中之 鄒語。次年夏，帶領(lǐng)王嵩興、管東貴、鄭再發(fā)等再度赴 阿里山區(qū)調(diào)查鄒語八十馀日。至五十二年春撰成《A Descriptive Study of the Tsou Language，F(xiàn)ormosa》（《鄒語研究》）六百馀頁并付印。而先生旋即發(fā)病，終未能親見此一力作出版。先生晚年，常向?qū)W生言及其愿有二：一為藉臺灣南島語言之調(diào)查研究，將語言學確實移植至國內(nèi)；一為利用現(xiàn)代語言學觀念，建立可稱為一門學術(shù)之訓詁學。惜乎先生早逝，未能進行更多南島語之研究，而古籍訓解字義研究之計畫亦未及實行。

　　董同龢先生初入史語所時，嘗從羅常培先生問訓詁。羅先生意訓詁亦語言研究之一部分，若由現(xiàn)代語言學之詞匯學、語意學、語源學入手，當能理出頭緒云。其后先生時念以語言學知識運用于古書訓解，而苦無機會。四十七至四十八年間，受高本漢先生著《詩經(jīng)注釋》激發(fā)，立意嘗試為之。系主任 臺靜農(nóng)先生對此亦表支持，因召集學生數(shù)人，每周舉行“古籍訓解討論”一次，利用《 詩經(jīng)》、《 戰(zhàn)國策》為材料，根據(jù)現(xiàn)代 語文學基本知識，先排除不可理解有悖常理或不能持之有

　　故之說，再嘗試建立可理解可信之說解。一年之中，積極結(jié)論雖不多，而眾人從此知訓詁之不能任意為之，如有所見，必有所據(jù)而人皆可理解，至若有未能解決之問題，實因蒐集整理資料之基本工夫不足之故。四十九年，出版《高本漢詩經(jīng)注釋》中譯本。自云翻譯此書之意，在使有志趣之年輕學者多多領(lǐng)悟：雖讀古書，而現(xiàn)代工具與方法極為重要。先生堅信若有一學者，與高氏唯一之異，僅在幼年所受薰陶為中國或為西洋文化背景之異，是二人解讀 《詩經(jīng)》，在語文學知識方法所能掌握之范圍內(nèi)，必不致有基本之差別。

　　在當今客家學研究領(lǐng)域，有一部必讀的經(jīng)典方言著作，就是董同龢的《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華陽涼水井，今屬于成都市龍泉釋區(qū)十陵鎮(zhèn) 雙林村。

　　抗戰(zhàn)時期，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語所遷入四川，參加了該所主持的四川方言調(diào)查。此前，他早已知道“成都附廓以及鄰近好幾個縣分的鄉(xiāng)間有異乎普通四川話的客家方言(俗稱u2018土 廣東話u2019)存在”，只是沒有機會找到發(fā)音人，所以“問題就一直擺在心里”。1946年春，該所對四川方言作第二次調(diào)查，董同龢在對 四川大學的各地學生進行訪間錄音時，有幸遇到家住華陽涼水井的盧光泉。在盧光泉的配合下，他花了16個下午進行記音，由此產(chǎn)生了這部傳世的經(jīng)典方言之作。

　　董同龢對四川 客家人的語言背景情況作了這樣的介紹：“據(jù)我所知，有好多村鎮(zhèn)，十分之九以上的居民都是u2018廣東人u2019。在茶館里議事或u2018趕場u2019時做生意，都應用他們的u2018土廣東話u2019。他們保守力量很大的，雖然同時都會說普通的四川話以為對外之用，可是一進自己的范圍，就有一種 無形的力量使他們非說自己的話不可。據(jù)說他們都有歷代相傳的祖訓，就是u2018不要忘掉祖宗的話u2019。小孩子在家里說一句普通四川話，便會遭致 大人的訓斥。

　　在這本著作中，董同龢采取了這樣一種記音方法：他“先間一些事物的名稱或說法，以期在簡短的字句中辨出必要辨別的語音。一等到辨音有相當把握，就立刻開始成句成段以至成篇的語言記錄”。盧光泉在記音過程中，根據(jù)董同龢的要求，積極配合，他有時一個人“擺”；有時一個人扮演兩個角色，“其中都是一些家�，嵥�，甚至連夫妻口角都有。難得他繪聲繪色，給我們這些不易記得的語料”；有時是“獨白式的u2018 龍門陣u2019，中間也偶夾一些對話”；有時在讀“他們祭祖時的禱詞，頗有跟日常用語格調(diào)不同的詞句”；“有時像是一個童謠”，“說起來有節(jié)奏”等等。

　　董同龢還記述了過程中的一些有趣的細節(jié)，有一次他讓盧光泉用客家話復述他在茶館里聽來的《施公案》。有一次董同龢把方言調(diào)查中常用的用國語寫成的“北風跟太陽”讓他讀，盧光泉看過以后，“丟開原文，用自己的方言說出來”，結(jié)果發(fā)現(xiàn)，“那里面翻譯的色彩當然是不少”，由此也可看出客家方言“官話化”的情形。

　　《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不僅是運用現(xiàn)代語言學方法系統(tǒng)研究客家方言的經(jīng)典之作，因其審音準確，資料豐富與方法科學，至今仍是方言調(diào)查的典范。同時，它還提供了研究成都東山客家的寶貴資料，充分展示了成都東山客家的風采與魅力。在客家學界，許多人正是從這部學術(shù)著作中了解了成都客家的潛在的研究價值。

　　四川的客家人口僅次于閩、粵、贛、桂，是國內(nèi)最大的客家 聚居地之一。透過對民國時期在四川對客家聚居地的個案研究，我們似乎可以看到四川蘊藏著豐富的客家文化研究內(nèi)容，但半個世紀來，四川的客家研究很難與其客家大省地位 名實相符。因此，四川的客家研究可謂任重道遠。

　　專著

　　《上古音韻表稿》《中國語音史》《 湖北方言調(diào)查報告》與 趙元任先生等合撰之

　　譯著

　　《高本漢詩經(jīng)注釋》

　　身后整理出版專著

　　《鄒語研究》《語言學大綱》《 漢語音韻學》（即《中國語音史》之完整原稿）《記臺灣的一種閩南話》與趙榮瑯及藍亞秀合著之《董同龢先生語言學論文選集》 丁邦新先生所編《四個閩南方言》開方言比較研究先河，方言之歷史 音韻研究基礎(chǔ)于焉奠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