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隆溪，男，四川成都人。當代著名文化學者、世界級華裔學術(shù)大師之一。瑞典皇家人文、歷史及考 古學院唯一健在華裔院士、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及韋斯利大學杰出學人講座教授。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西語系，為“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1981年獲文學碩士學位并留校任教。1983年赴美留學，1989年獲哈佛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學位，曾先后師從于楊周翰、錢鐘書、朱光潛諸教授。同年受聘于加州大學河濱校區(qū)，任比較文學教授。1998年起，任香港城市大學比較文學與翻譯系講座教授兼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范圍包括英國文學、中國古典文學、中西比較文學、文學理論及跨文化研究。主要著述有《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評述》、《道與邏各斯》、《走出文化的封閉圈》等，在海內(nèi)外學術(shù)界享有盛譽�！吨腥A英才》雜志贊譽其為“中西方文化的擺渡者”。

　　作為四川人的張隆溪，名揚國內(nèi)外學界，其早年的一部作品還被收入“川籍學者文叢”。1947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他，從小學到高中，都成績優(yōu)異，名列前茅�？墒钱斔�1966年中學畢業(yè)時，卻剛好趕上“文革”開始，陡然間失去了繼續(xù)求學的機會。1969年，從成都九中高中畢業(yè)的他與成千上萬的“老三屆”知識青年一樣，插隊到了四川涼山州德昌縣茨達公社，在荒僻遙遠的大山里，一呆就是3年。 看似單純卻十分復雜的下鄉(xiāng)生活，磨練了青年張隆溪的意志，也激發(fā)了他在逆境中求知的欲望。但那時的張隆溪并不孤單，與他一起插隊的還有好幾位中學同學，其中包括后來執(zhí)導電影和電視劇的著名導演謝洪。 那段知青的苦讀生活對張隆溪影響至今，多年以后回想那些艱難的歲月時，他頗有感觸地說，“在困苦中仍然有對知識的熱烈追求，在貧乏中仍然有精神的慰藉，既有痛苦，也有歡笑，實在永遠也不會忘記。” 1972年春天，張隆溪遇到了返城的機會，但是以招工的名義。這已經(jīng)讓他足夠興奮，因為與偏僻的德昌相比，在省城成都，他可以有更多的閱讀機會。 在運輸公司的歲月里，張隆溪結(jié)識了一位與他年齡相仿的工友，他知道張隆溪喜歡外文，如饑似渴地看書，遂自告奮勇為他借到了一本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張隆溪頗感驚訝。這位工友遂直言相告，這本書是他一位叔輩收藏的，這位叔輩聽說有年輕人喜歡英美文學，便讓這位工友帶話，借書給張隆溪的條件很簡單：希望張隆溪翻譯一首詩給他看看。 無疑，張隆溪的筆譯博得了老先生的首肯。在工友的引薦下，張隆溪得以認識了這位工友的叔輩——曾經(jīng)在《中央日報》擔任過記者的歐陽子雋先生。歐陽先生為張隆溪提供了大量的閱讀書籍，甚至還對張隆溪大開方便借閱之門——“我這些書就是你的書，你任何時候都可以來讀�！痹跉W陽先生的支持下，張隆溪的求知欲望大大獲得了滿足。 當然，這位對張隆溪起著重要意義的工友也非等閑之人。雖然他沒有和張隆溪一樣走上文學道路，但是卻憑借著自己非凡的藝術(shù)悟性與對于美術(shù)的熱愛，崛起于上個世紀80年代的中國雕塑界，終于成為當代中國最重要的美術(shù)家之一。他就是“汶川大地震雕塑公園”的倡議者，現(xiàn)為全國城市雕塑建設指導委員會委員的著名美術(shù)家朱成。 “70年代初在成都相當特殊的環(huán)境里，盡管沒有學校提供條件，沒有老師指點，我卻由于結(jié)識了歐陽子雋先生而讀了不少英國文學名著。我永遠感謝歐陽先生在最艱難的日子里，為我打開書的寶藏，提供精神的食糧，這對于我后來的發(fā)展，的確起了關(guān)鍵作用�！睆埪∠�回憶說。

　　1977年11月，全國恢復高考。這個消息對于“蟄伏”多年的張隆溪來說，無疑是一個好消息。沒有上過大學的他，在川大副校長謝文炳的鼓勵下，并不滿足于只參加高考，而是想以“同等學力”考生的身份，參加“文革”后第一屆全國研究生入學資格考試，當時他的志愿是四川大學外語系。 此時的張隆溪，因為有人介紹，把一種新制藥物的說明書翻譯成英文，所以已被調(diào)入中國科學院成都分院生物研究所做翻譯，并已翻譯了兩本科普讀物。他自我感覺考上川大外語系沒有大問題，但是他又覺得川大外語系的方向是語法學與英語教學，而不是英美文學。當時只有北京大學招收英美文學的研究生。一個念頭在30歲的張隆溪腦海里騰起：我到底要不要改考北京大學的碩士呢？ 多年以后，張隆溪回想自己當年的選擇，都覺得有些莽撞。但是，這勇氣除了來自于自己的自信之外，更是來自于妻子——當時還是女朋友的支持。女友當年那句“如果不去試，你怎么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北大？去試過了，才免得將來后悔”，堅定了張隆溪向北大沖刺的信念。 當時，張隆溪在中國科學院成都分院生物研究所做翻譯工作，而分院院長是兼任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的馬識途先生，他讀過張隆溪翻譯法國歷史家泰納著《英國文學史》莎士比亞的一章，很賞識張隆溪的才能，愿意為張隆溪向北大咨詢一下相關(guān)的招生政策。馬老將張隆溪的英語習作轉(zhuǎn)給了自己當年的地下黨同事、時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的許師謙，因許教授并非英文專家，他又將這篇習作轉(zhuǎn)給了北京大學西語系，博得了西語系主任李賦寧教授的首肯。 許師謙教授馬上給張隆溪寫信，要他改報北大。收到信后，張隆溪異常興奮。直到現(xiàn)在，當他回想起那段往事時，都覺得自己的選擇有著劃時代的意義。

　　作為“文革”后第一批碩士研究生，張隆溪在北大燕園五載，除了自己的導師楊周翰教授之外，還結(jié)識了兩位讓他終身受益的老師：朱光潛先生與錢鐘書先生。蒙受3位學術(shù)前輩的親炙，張隆溪感覺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樂與幸福。在碩士畢業(yè)并在北大任教兩年之后，張隆溪選擇了赴美留學。與趙毅衡、趙一凡等學者一道，成為了上個世紀80年代出國攻讀博士學位的“文化先行者”。 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的幾年，張隆溪又與史華慈、張光直等海外前輩學者有了深刻的交往，甚至對于餐飲文化頗有研究的張光直老先生，還時常帶他去哈佛周圍的餐館一邊討論學問一邊品嘗美食。這一切使得張隆溪眼界大開，時隔多年之后，他對于當年的哈佛歲月仍有著極大的感情。 在美國，他結(jié)識了很多學界同行，在與這些同行的相互切磋砥礪之下，他從哈佛獲得博士學位之后，遂受聘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 幾年之后，張隆溪憑借著自己在北大和哈佛打下的學術(shù)底子，與學農(nóng)、務工時鍛煉出的“坐冷板凳”的功底，使得自己很快在國際學術(shù)界擁有了一席之地。 香港回歸后的第二年，張隆溪受聘香港城市大學，任香港城市大學比較文學與翻譯講座教授。此時的張隆溪，已經(jīng)在海外出版了《道與邏各斯》、《強力的對峙》等多部學術(shù)專著，獲得了廣泛的國際學術(shù)影響。尤其是近10年來，張隆溪的足跡遍布歐美、亞洲各地區(qū)，又出版了多部英文著作和多篇學術(shù)論著，也在國內(nèi)出版了幾本著作，使其成為了一個名副其實“東西海之間的思想擺渡者”。 2009年2月，又從遙遠的斯德哥爾摩傳來振奮人心的消息——張隆溪成為繼馮至、夏鼐之后的第三位瑞典皇家人文、歷史及考古學院華裔外籍院士，也是目前該院健在的唯一的華裔院士。

　　為張隆溪從事的是頗為艱深的東西方哲學比較研究，尤其是對于“道”和“邏各斯”的研究在海內(nèi)外享有盛譽，這種艱深的學術(shù)命題并非是每一個人甚至是每一個學者都可以理解的。 張隆溪的作品一直受到各方的關(guān)注、好評與熱情的推薦。譬如，在亞馬遜網(wǎng)站上就有讀者為他特意撰寫的書評，里面有這樣一句：“張隆溪教授始終致力于探尋穿越u2018中國文學u2019這一叢林的路徑，在方式上他借鑒于西方，但又不從屬于西方�！边@句話正反映了張隆溪這么多年來一直在探索、求證的研究方式。 近年來，張隆溪成為國內(nèi)最熱門的文化學者之一。國學熱、教育問題、中國形象、現(xiàn)代性進程中的文化力量——這些有時代意義的話題，都是張隆溪去努力關(guān)注、思考，并予以解讀的學術(shù)難題。 作為一名文化學者，張隆溪對于中國文化有著一種特有的自信與熱愛，他堅信文化作為“軟實力”之于一個社會、國家甚至民族復興的重要意義，“一個社會的發(fā)展和進步，文化是最主要的，文化可以說是一個脊梁骨，沒有脊梁骨就沒有發(fā)展，而科技的發(fā)展也是文化的發(fā)展。一個國家的發(fā)展最終還是依靠文化的發(fā)展”。 張隆溪，這個被許多記者認為“舉手投足都很成都”的國際知名學者，他對于自己的國家有著難以表達的熱愛與崇敬，而西方則是他曾經(jīng)生活、了解并反思過的所在。因此，他數(shù)十年如一日地在東海與西海之間承擔著“思想擺渡者”這一重任，雖歷盡千辛萬苦，但始終未曾有任何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