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秋，入蘇皖聯立臨時政治學院（校址在福建崇安）。1941年秋，轉學入武漢大學（校址在四川樂山），1944年畢業(yè)于武漢大學歷史系。1946年秋任蘇州東吳大學文學院講師，1948年春執(zhí)教于北京大學歷史系，歷任助教、講師、副教授。1958年春調至內蒙古大學，歷任歷史系主任、名譽系主任、教務長、副校長；內蒙古自治區(qū)第四屆政協主席、內蒙古自治區(qū)第六屆人大常委副主任，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兼任中國世界古代史研究會副理事長、理事長。并兼任中國民主同盟內蒙古主任委員和民盟中央委員。

蒙古學

1959年胡鐘達開始研究蒙古古代史，側重于十四-十七世紀的蒙古史。主要論著《呼和浩特舊城〈歸化〉建城年代初探》（《內蒙古大學學報》1959年第1期），《豐州灘上出現了青色的城--阿勒坦汗和三娘子·古豐州經濟的恢復和歸化城的誕生》（《內蒙古大學學報》1960年第1期），《十三世紀蒙古社會性質問題》（《紀念成吉思汗誕生八百周年蒙古史科學討論會集刊》，內蒙古歷史學會編印，呼和浩特，1962年10月），《〈俄國·蒙古·中國〉漢譯本序言》，（《俄國·蒙古·中國》[英]約·弗·巴德利著，吳持哲，吳有剛譯，胡鐘達、陳良壁校，商務印書館，北京，1981年9月）�！睹髋c北宋-蒙古關系之探討》（《內蒙古社會科學》1984年第5期）。

社會經濟形態(tài)

“文革”結束以后，胡鐘達對社會經濟形態(tài)問題、歷史發(fā)展的不平衡性問題和古典時代中國、希臘政治體制的演變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尤其是對有關社會經濟形態(tài)問題的研究,如《試論亞細亞生產方式簡評五種生產方式說》（《中國史研究》，1981.3)；后又修改增補發(fā)于《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2)，《再評五種生產方式說》（1986.1），《“五種生產方式”問題答客問》等文章，認為過去所說“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以及“東方社會”（“亞細亞生產方式”）都是廣義的封建社會。所謂“奴隸社會”中的奴隸并不多，封建社會中的奴隸也不少，奴隸制與農奴制長期并存，是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農業(yè)社會。把這樣一個社會強行再劃分為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在生產力的發(fā)展上缺乏明確的、劃時代的標志，在生產關系上是“剪不斷、理還亂”，強行劃分，實在是庸人自擾。這一論點提出后，在“五種生產方式”說業(yè)已根深蒂固的國內外史學界引起強烈反響。特別是《再評五種生產方式說》一文廣泛引用中外原始材料和國外學術成果，在我國社會形態(tài)研究文章中屬罕見。成為我國80年代社會經濟形態(tài)研究領域內的代表性學者之一，為“無奴派”五家（黃現璠、胡鐘達、張廣志、沈長云、晁福林）之一。其主要學術成果收于《胡鐘達史學論文集》（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