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家鼐，幼讀詩書，院試中舉后，初次會試不第，目睹諸兄登榜，益自奮勉。終于咸豐九年（1859 年）中一甲一名進士（狀元）。后授修撰，入直上書房，欽賜擴建故居，懸“狀元及第”匾。因久居京都，后又在北京廉子胡同另建府第。

同治三年（1864 年）任湖北學政。光緒四年（1878 年）命在毓慶宮行走，與翁同和授讀光緒皇帝，后累遣內(nèi)閣學士，提升工部侍郎。光緒十六年授都察院右都御史、工部尚書，兼順天府尹。光緒二十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即將爆發(fā)，朝議主戰(zhàn)， 他力諫“釁不可啟”，主張忍讓屈和。甲午海戰(zhàn)失敗，朝野震驚，他提出了變法自強的政治主張，認為要振興中華，要注重科學，興辦實業(yè)，國家欲富強、民族要興旺首先要開辦學堂。

同治三年康有為在北京創(chuàng)立“強學會”，翻譯西書西報，議論時政，請求朝廷變法維新。孫家鼐列名強學會，并參與活動。御史楊崇伊秉承李鴻章之意，向皇帝上奏“強學會妄議朝政”，于是將強學會改名為“官書局”，孫家鼐仍主其事。他屢向光緒帝推薦維新派鄭觀應的《盛事危言》、湯光潛的《危言》和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等書，并請印刷數(shù)千份發(fā)給各級官員。他贊成維新派關于“開民智”、“通下情”為第一議的政治主張，認為“報紙是通下情之重要途徑，閱報能去皇帝壅蔽，但要嚴禁凌亂宸聰”。他與馬吉森合股在河南安陽創(chuàng)辦廣益紗廠。令其侄孫孫多森在上海創(chuàng)辦阜豐面粉廠、中孚銀行，并投資興辦啟新水泥公司、北京自來水廠、井陘礦務局、灤州官礦公司等。

光緒二十四年光緒帝下詔推行變法，廢科舉，興學堂，辦報編書，命孫家鼐主辦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研究歐美日本國家辦學體制。孫家鼐提出“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計劃京師大學堂設10 門主科、10 門附科，要求：“總古今，包中外，該體用，貫精粗……”。并主張興辦醫(yī)學堂、武備學堂、速成學堂，大聲疾呼各省要多辦中、小學堂。嗣后，還令其子孫先后在故鄉(xiāng)壽州辦了很多學堂�？怠⒘鹤兎ㄊ�敗后，六君子受戮，慈禧太后“廢帝立儲”，他力諫不可，意見未被采納，藉口養(yǎng)病請退以示抗議。八國聯(lián)軍侵入北京后，他奉慈禧命至西安任禮部尚書。還京后，拜體仁閣大學士，歷轉(zhuǎn)東閣、文淵閣、晉升武英殿充學務大臣。光緒三十二年清廷宣布立憲，設立資政院，孫家鼐出任總裁，召諸臣輪班進講，親撰尚書、四子書講義以進。光緒三十四年二月，賞太子太傅，在壽縣城北街建太傅第（今中共壽縣縣委黨校址）。宣統(tǒng)元年（1909 年）孫家鼐再疏乞病，不久去世，終年83歲。謚號文正公。翌年，家人扶柩回籍，葬于壽縣城南九龍鄉(xiāng)柳樹圩附近。

咸豐九年（1859年）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出湖北學政，升侍講、侍讀。入值上書房。光緒四年（1878年），命在毓慶宮行走，與翁同和同任光緒帝師。歷升侍講學士、侍讀學士、侍郎等職。

光緒二十年（1894年），孫家鼐反對為朝鮮的宗主權與日本開戰(zhàn)，力言“釁不可啟”，主張妥協(xié)，與李鴻章的見解不謀而合。二十四年，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成立，任第一任管學大臣。三十三年，與溥倫同任資政院總裁，妥擬院章，籌畫立憲事宜。

戊戌變法期間，孫家鼐主張向歐美學習，指出“中國以禮教為建邦之本，綱常名義，萬古常新”，變法乃維護清廷統(tǒng)治的工具，固有制度不可打破，與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的主張不同。二十四年，慈禧與榮祿發(fā)動戊戌政變，廢除新政，罷免翁同和，囚禁光緒帝，殺“戊戌六君子”。孫家鼐變法立場較溫和，遂未被追究。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fā)，帝后西行陜西，孫家鼐被啟用為禮部尚書。還京后，任體仁閣大學士，歷轉(zhuǎn)東閣、文淵閣、武英殿大學士，充學務大臣，注重實學，并與張百熙等制定《奏定學堂章程》，開展教育改革。后與慶親王奕劻、軍機大臣瞿鴻禨總責核定改革官制。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賞太子太傅。

宣統(tǒng)元年，孫家鼐病逝，晉贈太傅，謚文正�！肚迨犯濉酚袀鳌�

妙語連珠中狀元

孫家鼐幼讀詩書，咸豐元年（公元1851年）院試中舉后，初下南闈不第。他目睹諸兄名登金榜，益自奮勉。1859年，孫家鼐參加咸豐九年的殿試時，咸豐皇帝命他以大清王朝的興盛寫一副對聯(lián)。孫家鼐即興書聯(lián)曰：

“億萬年濟濟繩繩，順天心，康民意，雍和其體，乾見其行，嘉氣遍九州，道統(tǒng)繼羲皇舜堯；二百載綿綿奕奕，治績昭，熙功茂，正直在朝，隆平在野，慶云飛五色，光華照日月星辰”。

這副對聯(lián)即歌頌了清朝的豐功偉業(yè)，又巧妙地把歷代皇帝的年號“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等嵌入聯(lián)中，可見孫家鼐出眾的才華。咸豐皇帝看后，驚呼“絕妙！”舉起朱筆點他為頭名狀元。

置身變法大潮中

1894年中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主張談判講和，翁同龢力言開戰(zhàn)。而孫家鼐強烈反對為朝鮮的宗主權與日本開戰(zhàn)，認為“釁不可啟”，贊同李鴻章的和談主張。甲午戰(zhàn)爭的失敗使孫家鼐看清了清朝政府政治、軍事的腐敗，思想上發(fā)生了變化，同情維新派，并提出了自己的變法主張。1895年，康有為在北京創(chuàng)立強學會，議論時政，譯書譯報，宣傳變法維新。孫家鼐“嘗為代備館舍，以供棲止，且列名北京強學會”。不久，御使楊崇伊秉承李鴻章的意旨，彈劾強學會“私立會黨，將開處士橫議之風”，強學會遂遭清廷封禁。而孫家鼐“力言其誣，且謂事實有益”；以強學會人馬改組成官書局并主其事，主張廣覽博采，以備報效國家之用。

孫家鼐認為維新派“開民智”、“通下情”為第一要義的主張最要緊，贊同將上�！稌r務報》改為官報 。他指出：自古以來，“圣帝明王，未有不通達下情，而可臻上理者也”。“國家積弊，惟在敷衍顢頇，事無大小，多以茍且塞責了之”，“貧弱之患猶小，壅蔽之患最深”。并在奏折中引用魏征致唐太宗的話：“人君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彼�建議皇帝詔令京、申、鄂、粵等地的報館，將各家所出的報紙，逐日呈送都察院，“錄呈御覽”。

孫家鼐還認為變法自強宜統(tǒng)籌全局，分別輕重緩急，謀定而后動。指出：“今日時勢，譬如人患痿痹而又虛弱”，要對癥下藥，不可病急亂投醫(yī)。他還向光緒皇帝推薦鄭觀應的《盛世危言》、湯壽潛的《危言》和馮桂芬的《校分 阝廬抗議》三部書，認為馮書最“為精密”，“其書主變法，臣亦欲皇上留心閱看，采擇施行”，并奏請刊印，頒發(fā)給各署官員，俾諸臣條論可否，以備公認而順人心。他說：“變法宜民出于公論，庶幾人情大順，下令如流水之源也。”不過，孫家鼐寄希望于“君臣同心”，只要符合大多數(shù)官僚的利益，變法維新就可以暢通無阻了，這顯然是把變法維新看得過于簡單了。

在維新變法問題上，孫家鼐和翁同龢、李鴻章都能影響光緒皇帝，但孫家鼐有別于翁、李，也有別于康梁等維新派。在光緒籌劃變法過程中，身居高位忝列“帝黨”的孫家鼐，深知國家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在于清王朝政治上的腐朽和經(jīng)濟上的衰敗。但他決不想打破這個制度或者動搖這個制度的根基，他反對維新派的改革政治制度的主張。他認為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雜引讖緯之書，影響附會”，向光緒上奏，“以為康有為書中，凡有關孔子改制稱王等字樣，宜明降諭旨，亟令刪除，實于人心風俗，大有關系”。他對于維新派的民權說尤加反對。如光緒皇帝預備頒布的新政詔令曾有設議院內(nèi)容，但孫家鼐力諫：“若開議院，民有權而君無權矣�！彼�的這一態(tài)度正合光緒之意，結果維新派的“設議院”主張沒有列入維新的詔令。他主張向歐美學習，指出要“因時制宜，一切格致之書，專門之學，則又宜博采泰西所長，以翊成富強之業(yè)”。同時，他又認為“中國以禮教為建邦之本，綱常名義，萬古常新”。這與洋務派的主張如出一轍。所以，他主張變法的目的只是為維護清廷統(tǒng)治出謀劃策，用“變法”來為它造血、輸血。

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書，實行新政。慈禧太后為主的“后黨”即瘋狂反撲，15日迫使光緒帝免了翁同龢的職；未幾，又囚禁了光緒皇帝，“新政”盡被廢棄，一批維新志士被處死，一些大臣被革職，“后黨”全面掌權。孫家鼐因其變法要求溫和保守，所以并未受到慈禧頑固派的追究，保住了位子。

創(chuàng)辦京師大學堂

光緒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甲午戰(zhàn)爭后，民族危急空前嚴重，民族資本主義初步發(fā)展。以康梁為首的維新派代表著民族資產(chǎn)階級上層和開明士紳的政治要求走上歷史舞臺，得到以翁同龢為首的帝黨官僚的支持，皇帝開始實行維新。當時的士大夫認為，救國之本在于徹底改學，也就是徹底改變學習的系統(tǒng)和培育人才的方法。如梁啟超所說“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孫家鼐也提出“國家要富強，民族要興旺，首先要開辦學堂”的主張，贊同維新派“開民智、通下情”的政治主張，并參與康有為創(chuàng)立的強學會的活動。中國近代最早的大學──京師大學堂的創(chuàng)辦，正是這種思潮的產(chǎn)物。

光緒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初，光緒皇帝命孫家鼐籌建政府出版機構──京師官書局，它包括一個圖書館、一個印刷廠以及一所學堂。接著命在北京建立一所大學堂，委派孫家鼐籌建，并兼任管學大臣。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創(chuàng)辦京師大學堂的過程中，特別重視科學教育。歷時甚短的強學會及京師官書局，主要致力于政治議論，推廣科學文化尚在其次。但孫家鼐于1896年3月24日奏報官書局章程，將農(nóng)務、制造、測算之學置于律例、公法、 商務的同等地位，并率先提出了京師大學堂分科立學的主張。他認為，“非為科立學不為功”。在這份奏折里，他還強調(diào)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著名公式，并定為立學宗旨。然而，在他看來，無論：“中學”或“西學”都不是一門“學科”，它們是學問的門類，是學習和求知的方式，至于京師大學堂所要傳授的“學問”，孫家鼐則分立10科，并不作中西學之分，其中有6門學科涉及科學和技術。這6門學科的內(nèi)容均包括基礎科目與應用技術。例如，制造、格致（化學和物理）等學均被列入“工學科”之中。

1898年8月9日，管學大臣孫家鼐建議修改由康有為和梁啟超起草的《總理衙門籌議京師大學堂章程》，削減“溥通學”（隨后稱“普通學”）中的經(jīng)史課程，取消“專門學”中的“兵學”。這一建議立即得到皇帝的贊可。理科課程的教學原封未動，文科課程的減少，使理科的地位顯得更加重要。

此外，在1898年9月9日的奏折里，孫家鼐要求在京師大學堂開設中西醫(yī)學專業(yè)，條陳立即得到皇帝的贊同。孫家鼐又于9月14日上呈一份章程， 規(guī)定學生兼學中西醫(yī)學，大學堂開設一家醫(yī)院，供學生日常實習之用。

當時，康梁二人傾向于把中學和西學當做各由其特定學科組成的兩種相互對立的學問體系，孫家鼐則認為，作為學問的普遍范疇，每一門學科無不是中西學術兼收并蓄。他寫道：“蓋學問乃天下萬世之公理”。根據(jù)孫家鼐的建議，京師大學堂的原始方案賦予理科的重要性不僅超過康有為和梁啟超的設想，甚至可以說，與文科、政治和法科相比，占有壓倒的地位。

但是，由于保守勢力的反對，京師大學堂歷時兩年未能開學。在此期間，孫家鼐任禮部尚書，旋遷吏部尚書。至光緒二十四年兼任大學士，并受命加速開辦大學堂。在光緒二十四年六月至九月的“百日維新”時期，設立大學堂是新政的一項重要內(nèi)容。八月九日，“京師大學堂”成立（后為北京大學），孫家鼐為第一任管學大臣，丁韙良被聘為總教習，擇福隆安舊宅為校址，并立即修葺房屋。然而，這年秋天慈禧太后重掌政權，光緒的新政均被廢棄，許多大臣被處死或革職。孫家鼐雖為光緒皇帝的師傅之一，卻未受斥退，仍在朝中供職。

戊戌政變后，大學堂雖蒙朝旨準予保留，但開辦條例已與原方案相去甚遠。大學堂于1898年12月31日開學,科學課程竟一門未開。這種狀況并非出自朝廷的意愿。恰恰相反，1898年9月26日上諭及同年11月16 日懿旨一再要求對學生進行這方面的教學。1898年12月3日孫家鼐奏報大學堂開辦情形， 他強調(diào)指出：“泰西各國兵家農(nóng)工商，所以確有明效者，以兵農(nóng)工商皆出自學堂......農(nóng)知學，則能相土宜，辨物種；工知學，則能通格致，精制造......其事皆士大夫所宜講求”。由此可見，大學堂開學后遲遲沒有開始科學一事，真正的責任者并不是孫家鼐。問題出在負責招聘各課老師的“西學總教習”丁韙良（W.A.P.Martin）身上。此人辦事懶散，漫不經(jīng)心，在任同文館總教習時，他對開設科學課程，就有過這種表現(xiàn)。因此，1902年1月10日，清政府下令恢復京師大學堂， 并任命張百熙為管學大臣時，后者的第一個舉動就是把丁韙良及以往聘用的所有外國教習統(tǒng)統(tǒng)免職。一開始張百熙也遇到各種保守勢力的刁難。為取悅對方，他聘請吳汝綸為學堂總教習。光緒二十九年，旗人榮慶受命協(xié)助張百熙督辦學堂，但是二人在很多方面意見相左。因此，光緒三十年年初，命孫家鼐與張、榮共同整頓學堂教育。然而，孫家鼐此時已年近八旬，學堂的大部分規(guī)章實際上是由張百熙制訂。在他的主持下，學堂漸有起色。隨著張百熙制訂了教學大綱，科學教學在大學堂真正發(fā)展起來。

輕車簡從返故里

光緒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十二月，康梁變法失敗，譚嗣同等六君子被殺，一個企圖謀廢光緒帝的陰謀正在醞釀，孫家鼐聞后力諫不可，稱病乞罷，回鄉(xiāng)探親。

孫狀元還鄉(xiāng)的消息不脛而走，古城的大街小巷都在議論。這也難怪，這位咸豐九年的狀元，雖是壽州北大街人，但16歲便離家，中間只有一次因守父孝回來過一次，故鄉(xiāng)人大多沒見過他。而今已是73歲，才得以返鄉(xiāng)小住，真可謂“少小離鄉(xiāng)老大回”了。鄰里們能不盼望見一見當今皇上的老師、內(nèi)閣大學士、吏部尚書孫家鼐的尊容嗎？

這可忙壞了知州魏紹殷、總兵郭寶昌，他們決定以最隆重的禮儀接待衣綿還鄉(xiāng)的孫大人。1899年12月16日，知州率領文武官員，一大早便來到靖淮門列隊迎候，沿途錦旗飄揚，鼓樂齊鳴，好一派熱烈而隆重的場面！

時間一小時一小時過去，太陽已從東方地平線升到頭頂，知州萬分焦急，“怎么還沒來到？”這時一個衙役來報：孫大人早已從東門進城回“狀元府”了。孫家鼐輕車簡從、不愿驚動地方官員的行為，州人十分敬佩。

一天夜晚，孫公戴小帽，身著便服，手提燈籠，獨自探望親友。在他回府行至鐘樓巷附近時，巧遇上都司率隊查街巡邏，孫公便面墻而行，以示禮遇。不料被都司誤認為是“行跡可疑的竊賊”，當即被緝拿帶走。當他們來到“狀元府”門前時，孫公要求叩門請人作保，守門人王興見狀大驚，痛斥都司妄行，這可嚇壞了都司。次日，知州、總兵帶著都司前來請罪，孫公不但沒有怪罪，反而稱贊都司忠于職守，并建議提升。一時間被州人傳為佳話。

興教重工薦人才

1900年（光緒二十七年），八國聯(lián)軍入京，慈禧太后西遷，孫家鼐奉詔至西安復任禮部尚書。1902年初，返京后，官拜體仁閣大學士，后轉(zhuǎn)東閣、文淵閣大學士，晉升為武英殿大學士，充學務大臣。

1900年庚子事變發(fā)生后，編修官劉廷琛上疏責備身為大學士的孫家鼐失職，孫不與爭辯，后來皇帝命他推舉御史，孫家鼐卻獨保劉廷琛。他這種對國家負責，不計前嫌的寬闊胸懷，受到世人的稱贊。

孫家鼐重科學、興實業(yè)，與馬吉森創(chuàng)辦安陽廣益紗廠、與其子孫孫多森開辦上海阜豐面粉廠、中孚銀行，又投資啟新洋灰公司、北京自來水廠、井陘礦務局、灤州煤礦、天津勸業(yè)道等民族工業(yè)。又如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所立之《壽州公學捐款題名記》碑文記載了孫家鼐“捐銀一千兩”一事，反映他重視教育，扶植家鄉(xiāng)辦學的維新救國精神。

孫家鼐著作多毀于義和團起事期間，僅少量奏稿幸存。有《太傅孫文正公手書遺折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