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起孟（1911—2010.3.2），安徽省休寧縣商山鄉(xiāng)人；中國著名的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中國民主建國會和全國工商聯的卓越領導人，第七屆、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民主建國會第七屆、八屆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中國共產黨優(yōu)秀黨員；孫起孟是老一輩民主黨派領導人之一，為民建的創(chuàng)建和發(fā)展做出過卓越的貢獻；歷任中華職業(yè)教育社第三屆理事會總干事、副理事長，第四屆理監(jiān)事會理事，第五屆理事會副理事長，第六、七屆理事長，第八、九屆名譽理事長。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教育家、社會活動家。

1927年～1930年在蘇州東吳大學文科學習。

1930年，畢業(yè)于蘇州東吳大學（現蘇州大學）政治學系。

1930年～1934年在蘇州女子師范學校、蘇州中學任教。

1934年～1935年任貴州省立師范學校校長、貴州省政府教育廳秘書。

1935年上半年轉入蘇州女子師范學校任教期間，領導進步學生發(fā)動驅逐思想保守、反動的校長陳淑。

風潮失敗后被國民黨政府江蘇教育廳開除教職，離開蘇州；

1935年～1938年任上海《申報》周刊編輯、廣州《星粵日報》社副總編輯。

1938年后，任中華職業(yè)教育社云南辦事處主任、中華職業(yè)教育社總書記。

1938年起，先后任重慶中華職業(yè)教育社四川、云南辦事處主任。

1945年，參與發(fā)起組織民建，任常務理事。

1946年后，任中華職業(yè)教育社副總干事，比樂中學校長，香港持恒函授學校校長。

1948年，響應中國共產黨“五一口號”，代表民主建國會赴解放區(qū)，參加籌備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任籌備委員會副秘書長，并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2002年2月27日，擔任安徽省黃山市休寧縣人民政府高級顧問。

新中國成立后，歷任政務院副秘書長兼人事局局長，中央人事部副部長，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第六辦公廳副主任，國務院第八辦公室副主任，中國統(tǒng)一戰(zhàn)線理論研究會副會長，中華職業(yè)教育社總干事、副理事長、理事長。全國工商聯第三、四屆副主任委員，第五屆副主席，第六屆顧問。第一、二、三、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

孫起孟同志因病于2010年3月2日12時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晚年的孫起孟同志盡管久病在床，但仍然思維清晰；在與病魔作斗爭的同時，他始終關心國家大事，或看電視，或聽身邊的工作人員讀報紙上的重大新聞了解祖國的滄桑變化。

提出基本政治制度寫入憲法

孫起孟曾經擔任第七屆、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是在他77歲至87歲的十年間；如此高齡的孫老仍為我國的民主法制建設嘔心瀝血、忘我工作。

孫起孟回憶道：“鑒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已經成為我國政治體制中的基本制度，并在我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發(fā)揮重要的作用，民建中央領導層考慮向中共中央建議把上述的基本政治制度載入我國憲法。當時我們對于這項憲法修正案的表述并未進行過深入的研究。我記得，此事由我與在人大常委會分管立法的副委員長王漢斌聯系，請他轉述民建中央的上述意見。后來漢斌同志告訴我，中共中央提出的關于憲法修正案的幾點補充建議已經采納了民建中央的這項建議。在此期間，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的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崇淮也在人大常委會會議上就此建議作了發(fā)言。”

“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于3月29日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其表述為u2018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fā)展u2019，我以為這段話雖然著筆不多，但對我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具有重大、深遠的指導、推進意義。u2018長期存在和發(fā)展u2019明確規(guī)定這一基本政治制度決非權宜之計，將作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yè)的一大特色堅持執(zhí)行。它與u2018發(fā)展是硬道理u2019一樣，對于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建設同樣可稱之為不磨之論。堅持貫徹u2018長期存在和發(fā)展u2019，必將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以其先進性和優(yōu)越性大力推進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孫起孟（1911—2010.3.2）同志，1927年至1930年在蘇州東吳大學文科學習，1930年畢業(yè)于蘇州東吳大學政治學系。1930年至1934年在蘇州女子師范學校、蘇州中學任教。1934年至1935年任貴州省立師范學校校長、貴州省政府教育廳秘書，風潮失敗后被國民黨政府江蘇教育廳開除教職，離開蘇州；1935年至1938年任上�！渡陥蟆分芸�編輯、廣州《星粵日報》社副總編輯。11938年起先后任重慶中華職業(yè)教育社四川、云南辦事處主任。1945年參與發(fā)起組織民建，任常務理事。2006年，溫家寶探望孫起孟同志。

新中國成立后，歷任政務院副秘書長、人事部副部長、中國統(tǒng)一戰(zhàn)線理論研究會副會長、全國工商聯第三、四屆副主任委員，第五屆副主席、第一、二、三、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第七、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二、三、四、五、六屆全國政協(xié)常委，第四、五屆全國政協(xié)副秘書長。民建全國會務推進委員會委員、常委，民建總會委員會秘書長，民建第一、二、三屆中央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第四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第四、五、六屆中央委員會主席，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

孫起孟是第一至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第二至六屆全國政協(xié)常務委員，第四屆全國政協(xié)副秘書長，第一至四屆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員、副主席，全國工商聯副主任委員、副主任。

孫起孟同志因病于2010年3月2日12時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晚年的孫起孟同志盡管久病在床，但仍然思維清晰；在與病魔作斗爭的同時，他始終關心國家大事，或看電視，或聽身邊的工作人員讀報紙上的重大新聞了解祖國的滄桑變化。

具有悠久歷史的江蘇省新蘇師范學校，其前身是蘇州女子師范學校。1991年4月，孫起孟來新蘇師范視察，重新回到了他自己生活征途的第一站，看到這所學校在當年的舊址上已經發(fā)生了巨變，感慨系之。他深情地說：“你們這所學校是我在三十年代工作、學習過幾年的一所學校。在與當時同學共同學習和共同生活中，我獲得了對我一生有益的啟迪和長進，所以我一直對你們懷著深摯的感情�！�

孫起孟中學時就讀于離家不遠的蘇州東吳大學第一附屬中學。雖然附中是美國基督教會辦的一所學校，但這所學校有著一批富有愛國主義情感和強烈反帝意識、始終堅持中華民族節(jié)操的優(yōu)秀教師。聽孫起孟回憶說，在這批優(yōu)秀教師中，有一位姜尚愚先生曾經給他留下了終身難忘的美好回憶。姜先生常年穿一件竹布長衫，總是那么整潔挺括。他學的專業(yè)是數學，不知為什么沒有教數學，而是教國文。姜先生上國文課，能非常熟練、非常巧妙地把語文教學和思想教育結合在一起，使學生在聽他講解教材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增進了愛我中華的思想感情，同時也逐漸懂得了反對帝國主義的道理。姜先生遇事認真，一絲不茍。他上課總是在鈴響之前就到教室，不論嚴寒酷暑，不論刮風下雨，幾年如一日，從不遲到。他批改全班同學的作業(yè)，規(guī)定哪天發(fā)，準在這天發(fā)到同學的手里，而且對每個人的每篇作業(yè)看得都非常細致。他的筆致是那么挺秀工整，正如他的形象。孫老說：“我受教于姜老師在半個多世紀之前，但至今不敢怠惰，處理事情也還比較注意時效；追溯根由，這是姜老師給我的終生受用的教益。”

中學畢業(yè)后，孫起孟升入東吳大學，側重于學哲學。當時“畢業(yè)即失業(yè)”是社會的痼疾頑癥。他學的專業(yè)更增加了就業(yè)的困難。畢業(yè)前夕，正在他到處求業(yè)之際，知道東吳大學一位教授不想再在她已經應聘的蘇女師兼課，孫起孟也顧不得蘇女師開設的那些學科自己教得了教不了，就托這位教授舉薦自己先去帶課，那時他還不到20歲。1930年大學畢業(yè)后，孫起孟才正式受聘繼續(xù)在蘇女師執(zhí)教。

為了謀生，從沒有經過師范專業(yè)培訓的孫起孟初登教壇，對教育事業(yè)還不可能有什么深刻的認識。但當他任教之后，就以前輩教師為楷模，全身心地投入到為中華振興培養(yǎng)人才的教育事業(yè)中。他回憶步入教師生涯的情況時說：記得我到蘇女師最早教的學科如中國文化史、文字學、西洋文化史等，都是我在大學里從來沒有學過的。然而，我沒有知難而退（何況無路可退），把全部心思精力投入到備課中去，有時是沒日沒夜地苦讀原著，查考資料，雖說是“現學現賣”，畢竟是盡我最大的可能備好課的。

孫起孟說：我在蘇州女子師范學校教的時間最長的是國文，我在大學里學的主科是哲學(美國的實用主義哲學)。我沒有學過教育科學，更談不到有什么教學經驗。但是我有一顆熾熱的心，一顆把學生教好的心。我也曾尋思過，我當教師的條件可以說是很差，為什么得到學生們那么大的信任和支持呢？想來想去，我想出了一條，這就是：全心全意地撲在為學生服務的工作上。回想當時的心情，幾乎很少考慮這考慮那，想的全是學生需要什么，我便努力去做什么。朱光熙同志（北京師范大學離休干部）是孫起孟當年的學生。她在向我們介紹半個多世紀前接受孫老師教育的突出感受時說：“孫起孟是教書育人的好老師。在女師三年，孫老師在課上課下潛移默化地使我們懂得了做什么樣的人，怎么做人。他無論課上教學、課下輔導，都嚴謹不茍。講課干凈利落，既無說教也無廢話，提問恰當，學生只感到課時太短，從無厭倦之感。尤為難得的是我們的各種課余活動，孫老師總是積極參與，態(tài)度認真，既嚴肅又和藹，既是老師，又像兄長，半個世紀過去了，學生們仍念念不忘�！�

當年的學生、曾任全國婦聯副主席的羅瓊和宋慶齡基金會副主席的吳全衡向我們介紹說，孫老師除課堂教學外，還要求學生在課外多讀書報雜志。羅瓊、吳全衡在1985年第一個教師節(jié)寫信給孫起孟說：“每當我們回憶征途，您五十多年前的教誨，仍然縈回在我們的腦際，是您把我們從死讀書、讀死書的圈子引向救國救民、追求革命真理的光明道路。”

1945年，抗日戰(zhàn)爭勝利了，中華民族面臨兩種前途、兩種命運抉擇的關鍵時刻。當時34歲的孫起孟懷著滿腔的愛國熱情，與黃炎培、章乃器、施復亮、胡厥文等愛國的民族工商業(yè)者和與其有聯系的知識分子，在中國共產黨的指引下，高舉愛國主義旗幟，在重慶發(fā)起組織民主建國會這一政治組織。1948年9月以后，孫起孟受民建中央委托，與章乃器、施復亮代表民建，由香港赴東北解放區(qū)參加籌備新政協(xié)工作。

隨著國共北平和談的破裂和南京、上海的相繼解放，新政協(xié)的籌備工作迅速提上日程。1949年6月11日，新政協(xié)籌備會第一次預備會在香山毛澤東住所舉行，大體議定了新政協(xié)籌備會參加單位、人數和人選，新政協(xié)大會參加單位和人數等。6月15日，新政協(xié)籌備會第二次預備會通過議事日程，完成各項準備工作后，當晚新政協(xié)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開幕。出席會議的有23個單位134人。孫起孟出席了在北平召開新政協(xié)籌備會，并出任了新政協(xié)籌備委員會副秘書長。

“從1949年6月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籌備會起，我就是其中的一個工作人員。我親身經歷了人民共和國誕生之前那些激動人心的日子。進入1949年的9月，召開人民政協(xié)的鑼鼓敲打得越來越緊密了。9月21日，舉世矚目的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開幕詞是由毛澤東同志作的。這是一篇震撼人心的講話!我記得，當他講到u2018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u2019時，全場掌聲經久不息。雷鳴般的掌聲表露了中國人民對埋葬舊世界，重建新世界的無比高昂情緒。我看見鄰座有幾位年時較高的代表一面流著熱淚，一面使勁地拍掌，我自己也是這樣�！�

“9月30日夜，人民政協(xié)第一屆全體會議勝利地閉幕了，時間已近晚上9點，全體代表到北京飯店舉行了近800人的盛大宴會以示慶祝。這是一個大場面，毛主席坐在第一餐廳里，喜氣洋洋。代表們紛紛下位向毛主席敬酒，先是工人、農民、青年代表和勞動模范、戰(zhàn)斗英雄們向毛主席敬酒;全體青年代表們全部起立敬酒;一杯又一杯，毛主席也就有敬必飲。在宴會進行中間，毛主席叫我去找致公黨主席陳尤金，說是有事要和他談。后來聽說，是關于人事安排的問題。新政協(xié)籌備會的第一個重大任務就是人事安排，對此一般都由毛主席、周恩來、劉少奇等中央領導同志出面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領導人物直接商談，充分交換意見。特別是恩來同志更是經常地、廣泛地同各方面人士接觸。這件事做得本來已相當妥善，可是聽到陳尤金的一點反映，毛澤東同志還是在百忙中擠出時間與他促膝談心，解決問題。這種赤誠協(xié)商的精神和作風確實為后人樹立了值得學習再學習的楷模�！�

“在這個晚宴上人人都多喝了些酒，因為人人都有吃喜酒之感。我也情不自禁地喝了過量的酒，回到勤政殿辦公室已經醉得有點不大清醒了。鑒于齊燕銘經常熬夜，但那晚實在有點支持不下去的樣子。估計開國大典的各項工作已經準備就緒，不會有什么大事了，我才建議他去睡個整覺，由我來值班。當我料理好一些事情之后，已是1凌晨。倦意加醉意，幾乎驅使我進入夢鄉(xiāng)。

正在有點朦朧之際，忽然聽得有人進屋的輕微聲響。猛然抬頭一看，周恩來同志已經坐在我的面前。這真使我感到十分惶愧不安!恩來同志是新政協(xié)籌備會常務委員會的副主任，在此期間，我直接、間接地知道他總是工作在我們之前，休息在我們之后，不眠之夜對他來說是常事，新政協(xié)的任何一件比較重要工作，莫不凝聚著他的心血。想不到在這時候，他還是精神抖擻地親臨總值班室來檢查工作、布置工作。

恩來同志不會沒發(fā)現我的倦態(tài)和窘狀，但他對我不但沒有任何責備，反而耐心細致地指導我怎樣把有關開國大典的幾個重要工作環(huán)節(jié)搞清楚，布置好。比如10月1日下午召開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他叮囑我務必檢查清楚開會通知是否準時送達每個政府委員的手里，因為看來是細節(jié)，但這是建國后中央政府的第一次重要會議，初辦沒有經驗，無論如何出不得差錯。他還給我講了開會時與會同志所乘汽車進入天安門的行駛路線，至今我還有幸保存著當時恩來同志畫下的路線圖，圖上有他親筆寫的u2018東掖門u2019、u2018西掖門u2019字樣。記不準是他親自打電話還是讓我通知當時負責這方面工作的楊奇清同志(后任中央公安部副部長)，把政府委員的用車事宜安排、檢查好。在向我交待了幾件事情之后，他又親自打電話給當時在天安門上負責工作的薛子正同志（后任北京市副市長），逐項查問了天安門上有關舉行開國大典的準備工作。至今我印象很深的是，恩來同志在與子正同志通話時提高了嗓門，語氣也十分嚴厲，要他無論如何把有關工作細節(jié)一環(huán)一環(huán)地檢查清楚，不得發(fā)生任何紕漏。他還要我轉告當時負責警衛(wèi)工作的李廣祥同志（后任公安部副部長）一些事情。當他交待檢查完事情離開總值班室時，天已經開始發(fā)亮，迎來了我們偉大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天！”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50年的發(fā)展史，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不過是一瞬而已。斗轉星移，整整半個世紀過去了，當年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和機關的領導大都先后謝世，而親歷了這一重要歷史時段的孫起孟對于50年前參加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的籌備工作，并擔任第一屆和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的孫起孟來說，當然留下了不少難忘的記憶……

1954年9月15日，孫起孟出席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毛澤東同志主持大會并致開幕詞。孫老說:“毛主席的著名論斷 u2018領導我們事業(yè)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u2019，就是那個開幕詞中講的。”

大會第一天，選舉出了由毛澤東同志等97人組成的主席團；通過了包括制定憲法、制定幾個重要法律、通過政府工作報告、選舉新的國家領導工作人員等項議程。下午，主席團推定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宋慶齡等為主席團常務主席，還決定了包括孫起孟在內的11人為大會副秘書長……

孫老回憶一屆人大常委會中中共黨員與黨外人士的比例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中共黨員與黨外人士的比例相同，79個常委中，40人是中共黨員，39人是黨外的。周恩來同志解釋擬提名人選的情況并作說明時說，名單取得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的同意，在主席團擴大會上提出后在小組會討論。他還說，除了各代表組討論外，各民主黨派自己開會討論也是允許的……

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全國人大的歷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當時常委會的領導做了很多創(chuàng)造性的工作。那時人大工作相當活躍，立法、監(jiān)督和代表視察等工作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給孫老留下印象較深的就是“人大把統(tǒng)戰(zhàn)工作作為人大常委會的重要工作之一。在一屆人大常委會中，黨外各界和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高。那時，在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上，始終保持著一種非常民主和融洽的氣氛：代表或常委會委員都能充分發(fā)表意見，包括不同的意見和批評意見；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領導人更是特別重視黨外的人大代表和常委會委員們的意見，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民主和人民代表大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