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張豈之,江蘇南通人,生于1927年11月。1950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哲學系,同年考入清華大學文科研究所讀研究生。1951年在重慶教育學院任教。1952年在西北大學從事教學工作,1980年晉升為教授,1984年經(jīng)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為博士生指導教師。1988年獲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1989年10月榮獲陜西省有突出貢獻的專家稱號。1988年12月被評為陜西省優(yōu)秀博士生指導教師。曾任西北大學歷史系主任(1978年8月至1984年9月),西北大學副校長(1983年9月至1985年5月),西北大學校長(1985年4月至1991年8月)、華中科技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2001年至2003年)。現(xiàn)任西北大學名譽校長、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所所長,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首席專家,西北大學和清華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華夏文化》季刊主編,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文化素質教育指導委員會顧問,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等職務。
學術成就
張豈之長期從事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50-60年代,他協(xié)助侯外廬先生整理《中國思想通史》1-2卷,后來又同侯外廬、邱漢生共同主編了《宋明理學史》,成為史學界著名的侯外廬學派的領軍人物。80年代中期以來,他主編的著作有:《中國思想史》、《中國思想學說史》、《中國歷史大辭典·思想史卷》、《中國儒學思想史》、《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國思想文化史》、《中國近代倫理思想的變遷》、《中國近代史學學術史》,以及《陜西通史·思想史卷》、《中國歷史》(六卷本)、《中國歷史新編》(五卷本)。自著有《顧炎武》、《儒學、理學、實學、新學》、《春鳥集》、《中華人文精神》。并主編《華夏文化》雜志。1997年張豈之教授主編的《中國思想史》榮獲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1999年9月張豈之教授參與主編的《宋明理學史》榮獲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優(yōu)秀成果二等獎。1999年12月張豈之教授參與主編的《宋明理學史》榮獲首屆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獎榮譽獎。
擔任職務
歷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歷史學科組成員、國家教育部古籍管理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歷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孔子基金會副會長,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xié)會副會長、陜西省社會科學聯(lián)合會主席、陜西省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省高校研究生教育協(xié)會副主席、陜西省科技史學會名譽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院校兼職研究員或教授、陜西省政府專家顧問委員會委員、陜西省政協(xié)常委、全國政協(xié)委員等。
現(xiàn)任西北大學名譽校長、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所所長,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首席專家,西北大學和清華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華夏文化》季刊主編,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文化素質教育指導委員會顧問,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等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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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豈之:現(xiàn)在中國沒有國學大師
張豈之登上“全球通名家講談”講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請人們不要稱他為國學大師。“給我這個桂冠不適合,我達不到這樣的水平。我的老師季羨林先生,他有幾頂桂冠,其中一頂就叫u2018國學大師u2019,季先生公開跟媒體講這個桂冠對他不太合適。我的老師90多歲了,都不敢用,我今年才80歲,當然更不能用!
慎用“國學”一詞
張豈之曾在《人民日報》上撰寫過一篇文章,文中提到:“沒有人號召,也沒人推動,u2018國學熱u2019近些年悄然興起。對于一個國家來說,不研究歷史文化,不研究國學,就談不上文化的復興。所以,一定程度上,這股熱潮可以看成是民族文化意識覺醒的體現(xiàn)。”
而在這次演講中,張豈之則強調(diào)了他的最新觀點——慎用“國學”這一概念!1927年,王國維先生自沉于昆明湖以后,由于學科的分類,直到現(xiàn)在中國沒有再產(chǎn)生國學大師。這不是說后人不如前人,而是說現(xiàn)在沒有一個籠統(tǒng)的國學大師了,有的可能是中國文學史專家、思想史專家,或者是中國哲學史專家、中國美術史專家等等,一個籠統(tǒng)的國學大師在1927年以后已經(jīng)不存在了!
張豈之還進一步提議,今后媒體也應盡量少用“國學”一詞,十七大上,胡錦濤主席的報告里沒有用“國學”,而是使用了“中國文化”這個詞。“胡錦濤主席講u2018中國文化u2019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永不衰竭的動力,提法非常深刻。而u2018國學u2019含義不太清楚,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理解,也會造成分歧!
一位現(xiàn)場觀眾由此發(fā)問:“那么傳統(tǒng)意義上的國學概念究竟是什么呢?”張豈之用詳盡縝密的回答,將國學的起源、發(fā)展梳理了一遍!3000年前的西周時期,沒有私人講學,教育機構全部由政府開辦,就叫做官學,也稱之為國學,所以國學的含義之一就是政府辦學。官學中沒有專門的教師隊伍,當時官吏就是老師,只有貴族才能接受教育,普通百姓連識字的機會都沒有。官學壟斷一切的局面被孔子打破了,孔子是私人辦學,只要交一定的學費,用他老人家的話來講,只要你帶一點牛肉干,給一點糧食,我就可以教你?鬃訉逃陌l(fā)展影響很大,他的學生3000多人,大部分不是貴族,而是平民百姓。19世紀西學東漸,中國有些學者為了區(qū)別本土文化和西方傳來的科學技術,才提出國學一詞。到20世紀初,有些學者提倡用科學的方法整理一下民族文化遺產(chǎn),稱之為整理國故,因此清華大學1925年到1929年創(chuàng)辦了國學研究院,吳宓在國學院開學典禮上給國學下定義——國學者,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全體!
從“仁”到“和”
要在一個多小時內(nèi)講清楚中國文化,實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張豈之從這個大命題中拎出了兩條主線,儒家與道家。張豈之認為,《論語》和《道德經(jīng)》是中華文化最基本、最重要的兩部著作。
張豈之把1.2萬多字的《論語》歸結為兩個字,“人學”。張豈之這樣解釋:“《論語》的中心就是一個:怎么才能算是一個真正的人?一個人怎樣才是有道德、有文化的君子?”
孔子曾為自己做如下總結:“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笨鬃訉ψ约喝松拿枋,成為后世劃分人生的標準。張豈之這樣分析:“孔子十五歲就立志學習,成為君子;到四十歲才不搖擺、不動搖;u2018五十而知天命u2019,天命是事物發(fā)展軌道,即規(guī)律性,這個時候才知道事情是怎樣發(fā)展的;六十歲什么話都能聽得進去,無論批評還是表揚都覺得對自己有好處!闭f到這里,張豈之話鋒一轉,“古人六十已經(jīng)是高齡了,相當于現(xiàn)在的八、九十歲,我今年八十歲了,耳朵仍然不順,我喜歡聽好的,不喜歡聽不好的話。我達不到孔子的境界!
儒家一個重要的價值觀是“仁”,孔子曾用四個字對學生解釋“仁”的含義:仁者愛人。具體做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做到這一點還不夠,真正的君子要“己欲利而利人,己欲達而達人”,你自己要站住腳必須使別人也站住腳,你自己要發(fā)達,也要讓別人把事情做成功,這是君子應有的氣度與胸懷。如果說 “仁”是孔子對君子修養(yǎng)的一個基本要求,那么他的進一步要求就是“和而不同”,這也是孔子對后世影響最大的價值觀。張豈之這樣解釋:“不同的方面相互結合,叫做和;沒有其他東西結合,單一的東西就叫做同。u2018和而不同u2019與世界文明的多樣性是一個含義,這一概念在國外受到熱烈歡迎!
道教和儒家?guī)缀踉谕粴v史時期產(chǎn)生和發(fā)展。老子的著作《老子五千言》,也稱為《道德經(jīng)》,里面闡述的最重要的概念只有一個字,“道”。張豈之很形象地解釋說:“道,在春秋末期即指道路,引申下來就是規(guī)則、規(guī)律。天地從無到有,天地中間這一塊空間,老子為它取名為u2018無u2019。u2018無u2019沒有形象,不確定大小,相當于量子力學中的u2018不確定性u2019,萬物便從這不確定中慢慢產(chǎn)生。”老子這樣描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睆堌M之認為老子從這樣的推論中告訴人們,天道是自然而然的,人應該學習天道,讓生活也變得自然而然。道家的思想在后世被尊奉為智慧的最高境界,并在不斷地與儒家思想互相滲入,構成中國文化的主干。
警惕國學娛樂化
隨著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逐年被人們重視,這方面的書籍和傳播渠道也越來越多樣化,有觀眾現(xiàn)場向張豈之提問,用什么方式可以讓中國文化得到更好的傳播,怎樣才能讓國民將中華文化的精髓延續(xù)下去?
張豈之認為,今天光靠書本已經(jīng)遠遠不能滿足大眾的需要。在大學里開設中國文化課,是培養(yǎng)青年人文化觀念的一種手段,但對于普通百姓而言,接觸傳統(tǒng)文化最便捷的渠道是媒體。媒體用各種電視節(jié)目、影視作品、網(wǎng)絡信息極大地增強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傳播速度。但讓張豈之憂慮的是,如果傳播的內(nèi)容不加規(guī)范,國學也可能會淪為一種文化快餐,“文化快餐雖然有其合理性,但它最大的缺點就是沒有深度的理性思維,僅僅停留在了表層的視聽享受上。長期吃這樣的u2018快餐u2019,觀眾就會營養(yǎng)不良。因此,媒體開設國學的欄目,既要有講故事的能力,也要具備對史料的深刻理解,只有這樣,對歷史的闡釋才能經(jīng)得住歷史的檢驗!
張豈之的憂慮不無理由,事實上,國學熱固然是好事,但也暴露出問題。
此前曾有學者分析,這股熱潮反映出中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人文教育的缺失,這使得人們渴望彌補自己在文化經(jīng)典方面的不足,當然,大家希望補充速度越快越好,這就直接導致了書市的一個現(xiàn)象:解讀經(jīng)典的書熱銷,經(jīng)典書籍的銷量卻十分平淡。對國學的過度娛樂化解讀,弊端更加明顯。從“脫身白刃里,殺人紅塵中 ”,推論李白是大唐第一古惑仔;因為“冷月葬花魂”,推論林黛玉是沉湖而死,諸如此類,嚴謹?shù)目甲C成了書面的文字游戲,趣味化開始劍走偏鋒,以致走火入魔,這種傾向值得警惕。
張豈之希望從事中國傳統(tǒng)文化推廣的人們,“多做點踏實的工作,少點浮躁與喧囂,國學復興的步伐,可能會走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