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瑯是福建泉州晉江龍湖鎮(zhèn)衙口人，祖籍河南省固始縣方集鎮(zhèn)。祖先叫施柄，是南宋高宗時期評事官，于1163年（隆興元年）自河南光州固始縣施大莊（今郭陸灘鎮(zhèn)青峰村）南渡入閩，成為了潯海施氏的始祖。施瑯出生于一個農(nóng)民家庭，祖父時家境較為寬裕，到了父親施大宣的時候開始衰落，但施大宣尚義持正，樂善好施，所以在鄉(xiāng)里名聲很好。施瑯生得臉面大額頭寬，施大宣以為這是貴人相，所以對施瑯嚴加管教，希望施瑯日后成為公侯將相。

少年時代的施瑯學書不成，所以放棄去學劍。跟從他的老師學習兵法，各種兵法沒有不精通的，并且智勇雙全。促使施瑯充滿自信心。綜觀施瑯一生行事，無不透露出自信的性格。施瑯十七歲便從軍，為明將總兵鄭芝龍的部將。每到作戰(zhàn)的時候肯定是身先士卒，屢立戰(zhàn)功。

后來在鄭成功部下任左先鋒職，追隨鄭成功進行抗清斗爭。鄭成功待他非常好，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得力助手，對他禮遇非常，軍事相關的事務以及機密大事都要和他商量。

1646年（順治三年），清軍統(tǒng)帥博洛利用鄭芝龍的聲望招降其舊部，“奉鄭之命降清的有武毅伯施福、海澄伯鄭芝豹和部下總兵十員，兵將十一萬三千名”。李成棟奉調由閩浙入粵時，施福率施瑯梁立等及五千兵馬隨征，在撲滅順德縣“海寇”和鎮(zhèn)壓東莞、增城地區(qū)的張家玉抗清義師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碑傳記》載：“既而承當要事，從海道出粵東，戰(zhàn)勝攻克，人以岳家軍目之”。由于李成棟對南方兵將存在歧視心理，在奏疏中說從福建帶來的施瑯等官兵“脆弱不堪，無資戰(zhàn)守”，甚至伺機剪滅和解散。施福、施瑯、黃廷等人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忍氣吞聲，大有懷才不遇，有功不賞之感。

1648年（順治五年），閩系將領跟從李成棟反清復明。施瑯在遣回福建途中遭李成棟部將郝尚久的暗算，“公偵知其事，急拔眾走饒平（今廣東省潮州市東），踞守閱月突圍出，且戰(zhàn)且行，從弟肇璉、肇序皆隨歿軍中”，勉強拖到粵閩交界的黃岡鎮(zhèn)才得以脫身，投鄭成功部下。成為鄭成功部下最為年少、知兵 、善戰(zhàn)的得力驍將。

1651年（順治八年）施瑯隨鄭成功下廣東南澳勤王。后因施瑯與鄭成功戰(zhàn)略“舍水就陸，以剽掠籌集軍餉”的做法提出反對意見，鄭成功很不高興，削施兵權，令施瑯以閑暇人員返回廈門，時遇清軍馬得功偷襲廈門，守廈的鄭軍主將鄭芝莞驚慌棄城潰逃，當時施瑯親率身邊六十余人主動抵抗清軍，勇不可擋，殺死清軍主將馬得功之弟，馬得功差點被活捉，清軍的率殘兵敗將倉惶逃離廈門。在南澳的鄭成功見軍心動搖，覺得繼續(xù)南下已不可能，只好回師廈門。

1651年（順治八年），施瑯在清軍登上廈門島形勢極為嚴峻的時候，曾經(jīng)率領部卒數(shù)十人奮力作戰(zhàn)；鄭成功回到廈門論功行賞，獎給白銀二百兩。表面上是賞罰分明，可是，鄭成功對施瑯的傲慢跋扈卻懷有戒心。盡管鄭成功肯定了他在廈門迎戰(zhàn)清軍的功績，卻不肯歸還他的兵權。施瑯在廣東時曾經(jīng)委婉地提請鄭成功注意主力西進后后方兵力單薄的危險，鄭成功聽不得不同意見，解除了他的兵權。在施瑯看來，自己在總的用兵策略上提的建議已經(jīng)被事實證明是正確的，遣回廈門以后又不顧個人安危，奮勇同清兵作戰(zhàn)，滿心以為鄭成功班師歸來將恢復自己的左先鋒職務。不料，鄭成功回到廈門以后，并不讓他官復原職。施瑯大為不滿，向成功報告自己心灰意懶，想去當和尚，借以探測成功對他的態(tài)度。成功不為所動，叫他另行募兵組建前鋒鎮(zhèn)。施瑯見難以挽回，一氣之下剃光頭發(fā)，不再參見鄭成功。

1652年（順治九年），曾德事件導致施瑯與鄭成功公開決裂。自從鄭芝龍降清后，曾德似乎不大得志，在鄭成功軍中受施瑯節(jié)制。施瑯既被削去兵權，曾德為求出頭之日，利用過去在鄭氏家族軍隊中的關系投入成功營中充當親隨，即所謂“恃鄭氏親昵，逃于鄭所”。施瑯聽到消息后，大為憤慨，派人把曾德捉回斬首。鄭成功“馳令勿殺”，施瑯卻悍然不顧，“促令殺之”。

鄭成功見施瑯違令擅殺鄭氏舊將，斷定他是反形已露，就在五月二十日密令援剿右鎮(zhèn)黃山以商量出軍機宜為名逮捕施瑯之弟施顯，同時命右先鋒黃廷帶領兵丁包圍施瑯住宅，將施瑯和他的父親施大宣拘捕。施瑯被捕后，在一些親信部將和當?shù)鼐用竦难谧o和幫助下逃到大陸。鄭成功獲悉施瑯已經(jīng)逃入清方管轄區(qū)后，怒不可遏，在七月間把施大宣、施顯處斬。施瑯得知父親和弟弟被殺的消息，對鄭成功恨之入骨，死心塌地投靠清朝，一意同鄭氏為敵。

1656年（順治十三年），施瑯隨清定遠大將軍濟度進攻福州，被授予同安副將的職務。后調北京任內(nèi)大臣期間，甚為貧苦，依靠妻子在北京當女紅裁縫貼補家用所需。

1659年（順治十六年），清廷升任施瑯為同安總兵。1662年（康熙元年），施瑯升任為福建水師提督，遣軍擊敗鄭經(jīng)進攻海澄的軍隊，并上書清廷將臺灣納入清朝的版圖。終于獲得康熙帝的支持。期間鄭成功在臺灣病逝、鄭經(jīng)繼為延平郡王。鄭經(jīng)接替鄭成功后，由于內(nèi)部陳永華（鄭克臧岳父）和馮錫范（鄭克塽岳父）發(fā)生內(nèi)訌。病中的鄭經(jīng)把政務交由長子鄭克臧處理，克臧聰明能干，做事井井有條，從來沒有過失，也很受鄭經(jīng)的寵愛和信任。鄭經(jīng)病逝后，馮錫范毒死鄭克臧，立十一歲的傀儡鄭克塽為延平王，馮錫范專橫，貪贓枉法，大失人心。1664年（康熙三年）施瑯由于建議，清朝派他率兵收復金廈新勝，預備進攻澎湖，直搗臺灣，使國家四海歸一，邊民無患。

1667年（康熙七年），孔元章赴臺招撫失敗后，施瑯即上《邊患宜靖疏》，次年又上《盡陳所見疏》，強調不能容許鄭經(jīng)等人頑抗，盤踞臺灣，而把五省邊海地方劃為界外，使得東南地區(qū)賦稅缺減，人民愈加貧困；必須速討平臺灣，裁減當?shù)氐能婈�，恢復地方上的�?jīng)濟，增加賦稅，使得民生得以安定，邊疆可以安穩(wěn)。他分析雙方的力量，指出臺灣兵馬總計不滿二萬多，船兵大小不上二百號，他們之所以能占據(jù)臺灣，是因為汪洋大海為他們提供了保障。而福建水師官兵共有一萬多人，管制的陸上兵馬和投降清朝的官兵也有不少，只要從中挑選勁旅二萬，足以平定臺灣。他主張剿撫兼施，從速出兵征臺，以免養(yǎng)虎遺患。施瑯這一主張，受到以鰲拜為首的中央保守勢力的攻擊，以海洋險遠，風濤莫測，馳驅制勝，計難萬全為借口，把他的建議壓下來。施瑯的議諫被束之高閣，甚至裁其水師之職，留京宿衛(wèi)，長達13年，但他仍然矢志復臺報仇，實現(xiàn)自己的意愿。在京之日，他密切注視福建沿海動向，悉心研究風潮信候，每天在府內(nèi)耐心等待朝廷起用。

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十月，清政府平定了“三藩”之亂后，施瑯終于在李光地等大臣的力薦下，復任福建水師提督之職，加太子少保銜。

從施瑯的自身條件來看，他的確是攻臺清軍主將的合適人選。首先，施瑯生長在海邊，自幼隨父從事海上貿(mào)易活動，精通航海，對海疆的氣候、地理等方面的情況了若指掌。從軍后，轉戰(zhàn)東南沿海，有豐富的海戰(zhàn)經(jīng)驗。其次，施瑯通曉兵法、戰(zhàn)陣，并一貫主張以武力統(tǒng)一臺灣，所以多年來精心謀劃對臺用兵方略，提出“因剿寓撫”的戰(zhàn)略方針及一整套實施方案，不但周密完備，而且是切實可行的。第三，施瑯是從鄭氏陣營中反叛出來的，他熟悉臺灣鄭氏集團內(nèi)情，他的智勇韜略也一向為鄭軍官兵所畏懼。他在鄭氏集團中的故舊很多，為他爭取內(nèi)應和進行情報工作提供了便利條件。第四，施瑯不但是武力統(tǒng)一的堅決擁護者，而且對統(tǒng)一充滿信心。

他回到廈門后，便日以繼夜，廢寐忘食，一面整船，一面練兵，兼工制造器械，親自挑選工匠和船，歷時數(shù)月，使原來全無頭緒的水師船堅兵練，事事全備。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施瑯督率水軍由銅山出發(fā)。在進攻路線的選擇上，施瑯根據(jù)風向和敵方防御情況的情報，決定清軍船隊從銅山（今福建東山島）啟航，乘六月的西南季風向東穿越臺灣海峽，首先奪取地處澎湖主島以南、鄭軍防守薄弱的八罩島。這樣就可獲得船隊的錨泊地和進攻出發(fā)地，占據(jù)上風上流的有利位置向澎湖發(fā)起攻擊。攻下澎湖，扼敵咽喉，然后兵鋒直指臺灣，可順利實施“因剿寓撫”的戰(zhàn)略方針。

六月十六日，清軍艦隊向澎湖鄭軍發(fā)動第一次進攻，初戰(zhàn)失利。施瑯很快吸取教訓，對下一步作戰(zhàn)行動進行了周密籌劃和部署。施瑯將清軍分為四部分：施瑯親率56只大型戰(zhàn)船組成的主攻部隊，正面進攻鄭軍主陣地娘媽宮；總兵陳蟒等率領由50只戰(zhàn)船組成的東線攻擊部隊，從澎湖港口東側突入雞籠嶼，作為奇兵，配合主攻部隊夾擊娘媽宮；總兵董義等統(tǒng)率另50只戰(zhàn)船組成的西線攻擊部隊，從港口西側進入牛心灣，進行佯動登陸，牽制西面的鄭軍；其余80只戰(zhàn)船作為預備隊，隨主攻部隊跟進。十八日，施瑯先派戰(zhàn)船攻取澎湖港外的虎井、桶盤二島，掃清了外圍。二十二日早七時，經(jīng)過充分休整和準備的清軍向澎湖鄭軍發(fā)起總攻。經(jīng)過9小時激戰(zhàn)，清軍取得全面勝利，共斃傷鄭軍官兵1.2萬人，俘獲5000余人。擊毀、繳獲鄭軍戰(zhàn)船190余艘。鄭軍主將劉國軒乘小船從北面的吼門逃往臺灣。此役清軍陣亡329人，負傷1800余人。

此后，施瑯又一面加緊軍事行動，一面對占據(jù)臺灣的鄭氏集團施以招撫。在施瑯大軍壓境之下，鄭克塽茫然地說：“現(xiàn)在臺灣人心風聲鶴唳，繼續(xù)守衛(wèi)臺灣恐怕右邊��；士卒滿目瘡痍，再戰(zhàn)下去恐怕難以取勝。還是應當請降，以免今后追悔莫及�！编嵖藟u聽從了劉國軒的勸告。

八月十三日，施瑯率領舟師到達臺灣，劉國軒等帶領文武官員軍前往迎接。施瑯入臺之后，主動前去祭鄭成功之廟，對鄭氏父子經(jīng)營臺灣的功績作了高度的評價，并稱鄭氏收復臺灣是為國為民盡職的舉動，對鄭成功毫無怨仇。祭祀完成之后，施瑯哽不成聲，熱淚縱橫。鄭氏官兵和臺灣百姓深受感動。贊揚施瑯胸襟寬廣，能以大局為重。冷靜處理公義私怨的關系，遠非春秋時期的伍子胥所能比擬。

當時，清廷內(nèi)部對臺灣地位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對是否留臺存在爭議。施瑯上疏力主留臺衛(wèi)臺。在分管兵部的清朝東閣大學士（宰相）潘湖叟黃錫袞的支持下，施瑯（乃分管兵部的內(nèi)閣大臣潘湖叟黃錫袞的妹夫）的意見打動了康熙帝和朝中大臣，清廷終于決定在臺灣設府縣管理，屯兵戍守。

收復臺灣后，在施瑯的治理下，規(guī)定赴臺灣的人不許攜帶家眷。施瑯以為惠州、潮州地區(qū)的人大多通海，所以禁止與臺灣的往來。首先嚴禁廣東客家籍人渡臺，理由是那里出的“海盜”多，以及惠潮之民多與鄭氏相通；對其他地區(qū)的人民渡臺也嚴加限抑，竟然規(guī)定渡臺人員不得攜帶家眷，也就是說不許老百姓在臺灣扎根，這一政策后來導致臺灣婦女奇缺。因此施瑯對臺灣的統(tǒng)治構成兩岸往來的最大障礙。

施瑯攻占臺灣后，奪占田產(chǎn)收入施瑯名下的，幾乎占據(jù)南臺灣已開墾土地的一半之多，名為“施侯租田園”，一直延續(xù)到臺灣日據(jù)時期。收的租子叫做“施侯大租”�！笆┖畲笞狻钡氖占{統(tǒng)歸清朝在臺衙門代行，并保送至北京轉交施瑯世襲業(yè)主。如此猶嫌不足，還貪得無厭，連無田無地的澎湖漁民也不放過，施瑯向漁民們勒索“規(guī)禮”收入私囊。

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施瑯逝世，清朝賜謚襄莊，贈太子少傅銜。施瑯死后與其妻王氏、黃氏合葬。

統(tǒng)一臺灣是施瑯一貫的主張，因為他看到了統(tǒng)一臺灣對祖國安危的重要性。從1664年（康熙三年）開始，施瑯就建議進軍澎湖、臺灣，使四海歸一。在他因颶風所阻，兩次進軍澎湖、臺灣失敗后，仍矢志統(tǒng)一臺灣，再次上疏要求征臺。施瑯反對清政府的遷界禁海政策，指出這一政策不合于“天下一統(tǒng)”，又影響財政收入，應盡快“討平臺灣”，“百姓得享升平，國家獲增餉稅”。清政府當時沒有采納他的意見，將他調入京師為官。在京期間，他一面繼續(xù)上疏征臺，爭取康熙帝的支持；一面廣交朝中大臣，爭取他們對統(tǒng)一臺灣事業(yè)的理解和支持。

施瑯上任以后，積極訓練水師，督造戰(zhàn)船，選拔將領，全心籌措征臺計劃。他于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六月中旬，率清軍大舉進攻，不久占領澎湖，劉國軒逃往臺灣。清軍占領澎湖后，鄭克塽敗局已定，但施瑯卻不忙于進軍臺灣，而是著眼于做爭取鄭克塽及其軍隊的工作。他厚待投降和被俘的鄭軍將士，穩(wěn)定民心；同時建議朝廷“頒赦招撫”鄭氏，以爭取和平統(tǒng)一臺灣。康熙帝同意他的招撫政策。鄭克塽、劉國軒見施瑯“無屠戮意”，也愿意歸順。從此臺灣成為清朝疆域的一部分。這是繼鄭成功收復臺灣之后，使中國疆土再次得以統(tǒng)一的壯舉。

施瑯統(tǒng)一臺灣后，清廷內(nèi)部產(chǎn)生了一場對臺灣的棄留之爭。在大臣中主張守而不棄者，居然只有少數(shù)人，即如姚啟圣和施瑯等。施瑯是經(jīng)過對臺灣的親身調查研究而據(jù)理力爭的�！芭_灣一地，雖屬外島，實關四省之要害”，“棄之必釀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圉”。

更重要的是，他對西方殖民者的情況有所了解，對荷蘭殖民者的侵略本性有所認識，認為“紅毛”“無時不在涎貪，亦必乘隙以圖”。促使康熙帝下決心留守臺灣，并于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設立臺灣府，隸屬于福建省。在閉關鎖國、自以為是天朝大國的清初時期，施瑯能對西方殖民者有這點初步認識，是十分難能可貴的，也是包括康熙在內(nèi)的同時代人所不及的。應當說，施瑯這一貢獻比起他收復臺灣來說，在反對西方殖民者的問題上，有著更重要的意義。

對人才的使用上，施瑯也有他獨到的見解。他向康熙提出合理使用人材的建議，認為鄭氏歸降人員中，不乏優(yōu)秀人材。施瑯深知，充分發(fā)揮人材的作用，對國力的增強，對政權的鞏固都有好處。他認為，雖然國家每三年開一次武場選出一些人來，但他們沒有經(jīng)歷過戰(zhàn)爭的磨煉，不夠成熟，倒不如使用投誠過來，久經(jīng)沙場、有實地作戰(zhàn)經(jīng)驗的糾糾勇夫。而且，施瑯在用人上還主張不因循守舊，不拘一格。他提出國家一年花一二萬金來養(yǎng)有用之人。他還主張將那些才略未必能勝任的安置下去，把能者提拔上來，以人盡其材。

在大陸，官方以往僅正面宣傳鄭成功擊退荷蘭殖民者“收復”臺灣的事跡，對鄭成功后人在臺灣的統(tǒng)治及傾向偏安，作了忽略；對施瑯也鮮有著墨，只在提及鄭成功時才略帶說明。自從具有臺灣獨立傾向的民進黨籍陳水扁于2000年當選臺灣地區(qū)執(zhí)政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出于對宣傳“統(tǒng)一中國”的考慮，才大規(guī)模正面評價施瑯，稱其為維護國家統(tǒng)一的英雄，并在其家鄉(xiāng)福建晉江為其塑了一尊石像。而民間往往對施瑯評價具有爭議。

明朝代表中國政治興替的“正統(tǒng)”，而清朝則為外來的異族統(tǒng)治；于是，施瑯作為背叛明朝、背叛鄭氏的“投降派”，成了現(xiàn)代以來中國人最不齒的人物。因此，盡管施瑯代表清朝“解放臺灣 統(tǒng)一中國”，史學家卻難以將他的形象正面化。歷史敘事中的民族英雄，依然只能是保持政治氣節(jié)的鄭成功，而不是有違民族大義的施瑯。直到1980年代，世易時移，對施瑯的歷史審判才開始出現(xiàn)翻案。

在臺灣，因為國民黨當局同情明鄭之“正統(tǒng)”意識形態(tài)，所以施瑯長期只能得到負面評價。同時，民間也同情鄭家，將施瑯視為與吳三桂一樣的漢奸賣國賊。在臺獨勢力中，施瑯是代表大陸進犯臺灣的侵略者，因而評價也以負面居多。

著有《靖海紀事》、《平南實錄》等。

有一年，施瑯母親病重，施瑯四處問藥都未見功效。一日，他聽說永春百丈巖馬氏娘娘施藥普濟眾生，甚是靈驗，托囑妻子照看好母親，自己專程趕到百丈巖，其時天色已夜，當夜在百丈巖住宿，睡中入夢，他夢見馬氏娘娘要他寬心，病十日內(nèi)即可痊愈，正要問施什么藥時，天亮了。他急忙披衣到寺堂焚香叩救賜藥，一位和尚急匆匆走過來說：“敢問施主可是施瑯大人？”施瑯點頭稱是，和尚取出九包草藥，教他如何煎制，頃刻間不見了。施瑯急忙忙把藥帶回晉江，如法炮制，服過三貼藥后，母親病已有好轉，再服三貼已能下床，最后服完三貼，母病即已痊愈，一家人十分歡喜，皆稱馬氏仙藥靈驗。施母病好之后，叫兒子要抽時間專程到百丈巖道謝。因當時操練水師繁忙，一拖就是半年。一個暑天中午，施瑯躺在屋后龍眼樹下乘涼，不知不覺睡著了，并且作了一個夢，夢中的人事物醒來仍然記得清清楚楚。第二天，他帶領幾個弟兄，依夢所指來到永春，詢問有沒有雪山巖，當?shù)玫娇隙ù饛蜁r，他十分驚訝，同夢里所說完全吻合。找了三天三夜，終于在山頂上的一個槽里找到它，同他夢中所見一模一樣。任憑風吹雨打都不會熄滅。后來人們把巨石叫向天燭，也叫神燭！

康熙皇帝要施瑯統(tǒng)率水師收復臺灣。臨戰(zhàn)前，施瑯又來到百丈巖，當他登上山腰時，猛地看見一只梅花鹿匆匆向他跑來，四下一望也沒人追趕。梅花鹿在他身邊繞了三圈后，拿起玉石放在施瑯手上，然后又繞行三圈，沿山上跑了，一會兒就不見了。施瑯拿起玉石一看，只見眼上穿著一條紅線，似乎佩帶，正面寫一個“海”字，背面寫一個“施”字，他把玉石揣在懷里，一再揣摸仍不解其意。登上馬氏廟，燒了三柱香，抽了三回簽，仍然不得其解，只見一位和尚告訴他：“海戰(zhàn)時一定要佩帶它”。一天，水師云集海上，一聲炮響，千船競發(fā)，向著臺灣島進軍。施瑯不忘把玉石掛在脖子上，緊貼懷里。鄰近臺灣島時，鄭軍萬炮齊轟、萬箭齊發(fā)，海面火光沖天，此時突然海浪沖天，海水漫進船艙。施瑯一面沉著指揮作戰(zhàn)，一面親自燒了三柱香放在船頭，忽聽“咣啷”一聲玉石墜地，施瑯突然明白過來，捧起玉石，高高地舉起狠狠地往水中一擲。說來奇怪，海浪平靜下去，海水碧波蕩漾，水師們一鼓作氣，沖殺過去，登上海岸，打得鄭軍落花流水，最后鄭軍全軍覆滅，施瑯收復了臺灣，又一次統(tǒng)一了祖國。后來，有人說那梅花鹿是馬氏娘娘變的，玉石是鎮(zhèn)海石，也是鎮(zhèn)妖石。

“三藩之亂”期間，福建主政者耿精忠與廣東主政者尚之信均鼓勵手下商人前往日本與東南亞貿(mào)易，以支應財政開銷。臺灣主政者鄭經(jīng)也占領福建海澄、廣東南頭（珠江口東北面）水域，以經(jīng)營對中國的貿(mào)易。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夏季，清軍水師在施瑯率領下，于澎湖擊敗鄭軍。東寧明鄭集團決定投降清廷“舉國歸命”，以免因洋米被截，導致饑荒。施瑯在與英、荷兩國滯臺人員接觸后，計劃以“臺灣歸還荷蘭”等方式，誘引英、荷兩國人前往福建或臺灣貿(mào)易，并以“外國貪涎”為由，力促清廷維持海禁，以達成讓福建外貿(mào)商壟斷中國外貿(mào)的目標。然施瑯此一企圖，并未獲得荷蘭當局支持，遂于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在康熙帝堅持開海，以及福建、兩廣總督不予配合的多重因素下破滅。

施瑯底定全臺，上奏清廷建議奉臺灣民間信仰的媽祖“天妃”賜晉天后（宋徽宗時期，中國朝廷已頒福建所信仰的媽祖以“正妃”稱號、元朝皇帝進封“天妃”），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清廷準奏，且進頒“護國庇民妙靈昭應仁慈天后”敕號，改臺南寧靖王府為大天后宮，派滿族大臣禮部侍郎（三品）雅虎致祭。雍正四年，皇帝又御書“神昭海表”匾，由臺灣鎮(zhèn)總兵林亮迎至天后宮敬懸，乾隆時期清廷又頒旨改官祀，天后宮之名稱逐漸普及至今。

當時施瑯從湄洲島帶的古媽祖黑面二媽，如今安置在鹿港天后宮，供眾信徒膜拜，此尊神像已有一千年的歷史，全世界僅此一尊，大陸本有兩尊開基媽，但都毀于文化大革命。

施瑯性格直率，不喜說謊，不愛玩弄花招，見到錯誤便要指出，即使會因而得罪上級。施瑯這種個人性格在鄭成功軍中之時表現(xiàn)的最為突出。

在鄭成功軍中，樓櫓、旗幟、伍陣相離之法等，“皆瑯啟之”，被鄭成功任為“左先鋒”。施瑯在京師擔任內(nèi)大臣之時，并沒有意志消沉或甘于職位爵祿而失去進取之心，依然以收復臺灣為己任，積極結交朋友宣傳自己的平臺方略，為出征臺灣作積極準備。

通過前文的分析，施瑯性格直率，充滿自信，富有進取心。其實，施瑯性格亦甚沉穩(wěn)，考慮問題謹慎、周到，不急功近利、魯莽從事。

當然，有關施瑯這一性格在史料中的反映絕不僅此而已，但僅據(jù)所舉的這些事例，已足見施瑯性格沉穩(wěn)。另外，施瑯這一性格的形成有一個明顯的過程：施瑯父、弟慘遭殺戮使其棄鄭歸清是其性格走向成熟的一個轉折點，內(nèi)調京師十三年則是另一個轉折點，在攻臺前后達到成熟。

施瑯故居即靖海侯府位于晉江市龍湖鎮(zhèn)衙口村，坐北朝南，占地2500余平方米，系施瑯受朝廷封賞，返鄉(xiāng)大興土木重建的祠堂，并建造家廟、侯府、都衙、東衙、西衙等8座相毗連的龐大官邸。

靖海侯府始建于清朝初年，成于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迄今已有300多年歷史。原為三落（現(xiàn)存二落）雙護厝大型建筑，墻體大多采用“出磚入石”和“一斗一臥”。硬歇山頂式的典型皇宮式，五開間、穿斗式建筑，結構精巧。前附石埕，后帶花園，呈長方形，規(guī)�；趾搿�

施瑯墓在惠安黃塘虎窟村西北500米處鶴頂山的斜坡上，岡巒周匝，綠樹成蔭。墓坐北朝南，占地15186平方米，系與兩位夫人合塋，墓垵為磚石結構，中豎花崗巖墓碑。在墓園內(nèi)還保留有三道圣旨石刻，以保證其能夠風光安然地下葬，當時康熙皇帝對于他的平臺功勞評定從這三道圣旨上可見一斑。此外，在墓南1公里處還立有墓道碑1座，其外以亭罩住。整座陵墓規(guī)�；趾辏�設置布局嚴整，為福建省其他歷史人物墓葬所未有。

績光銅柱坊位于同安區(qū)大同鎮(zhèn)頂頭村東公路旁，建于清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系為褒彰靖海侯施瑯統(tǒng)一臺灣的功勛而建�？児忏~柱坊為1982年同安縣第一批文物保護單位。

坊坐南朝北，石構，四柱三開間，面闊9.55米。明間為雙層樓閣，鴟尾重檐，高9米，頂層正中嵌置飾有縷空蟠龍紋的“恩榮”題匾。明間正、背坊分別橫鐫楷書“績光銅柱”、“思永峴碑”，下坊板鐫施瑯生前所獲官階爵祿，橫架梁上雙龍火珠紋飾。兩次間低于主間，面闊各1.25米，正、背面枋板上分別鐫有施瑯之子施世驃及同安之縣劉興元、教諭江山鈽甫等立坊官員的結銜題名，橫架梁上浮雕大舜耕田、太公釣魚等人物圖像。坊柱方形，四柱基部前、后各附夾石雕獅座一對。此坊于1994年因拓寬公路東移15米，是本地區(qū)規(guī)模較大裝飾較考究的功德碑坊。“績光銅柱”典出西漢伏波將軍馬援事跡；“思永峴碑”，典出西晉名吏羊枯事跡。建坊者以此歌頌施瑯好比馬援建立的功勛，表彰施瑯像羊枯那樣有德于民，值得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