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孟海 - 簡介
沙孟海，原名沙文若，又名沙文翰，字孟海（以字行），別號石荒、沙村、蘭沙、決明等，別署勞勞亭長，浙江省鄞縣塘溪鎮(zhèn)沙村人。出生于一個中醫(yī)家庭，1919年畢業(yè)于浙江第四師范。早年從馮君木學古典文學，從吳昌碩學書法篆刻。歷任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授，省博物館名譽館長，浙江美術學院終身教授，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副主席、名譽理事、顧問，浙江省書法家協(xié)會主席、名譽主席，西泠印社社長，西泠書畫院院長等職。多才多藝、學識淵博、成績斐然的大家。中國當代著名書壇巨擘，現(xiàn)代高等書法教育的先驅之一。中國當代著名書法家、書法理論家、印學家、篆刻家、歷史學家和教育家。其書法遠宗漢魏，近取宋明，形成自己“雄強”書風。兼擅篆、隸、行、草、楷諸書，所作榜書大字。沙氏學問淵博，識見高明，于語言文字、文史、考古、書法、篆刻等均深有研究。主要著作有《印學史》、《沙孟海書法集》、《沙孟海真行草書集》、《蘭沙館印式》、《中國書法史圖錄》、《沙孟海論書文集》等。并主編《中國新文藝大系·書法卷》等。
沙孟海 - 生平
民主革命時期，幼承庭訓，早習篆法，在父親指授下“日臨數(shù)紙，從不中輟”。書法由篆隸入手，下逮漢魏碑版，恣意摹習，領略其體勢。又得吳昌碩指授，復博涉陳秋堂、趙之謙、吳讓之的治印風格，深得其理。
后刻苦自學，并拜馮君木、陳屺懷為師，至上海又轉益多師。
大革命時期，在上海鬻文賣字。此時，逐漸形成自己“雄強”書風。兼擅篆、隸、行、草、楷諸書，所作榜書大字，雄渾剛健，氣勢磅礴，堪稱曠世罕見。
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1929年任廣州中山大學預科教授。
抗日戰(zhàn)爭時期，經同鄉(xiāng)陳布雷介紹，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兼中央統(tǒng)計局（簡稱“中統(tǒng)”）局長、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朱家驊手下任秘書，書法多作真行草書。
解放戰(zhàn)爭時期，1949年后任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授，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常委。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常務委員。
1963年任浙江美院書法篆刻科專業(yè)教授。
1979年起為書法、篆刻專業(yè)研究生導師。歷任浙江省博物館名譽館長，西泠印社社長，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副主席、顧問等職。知識淵博，學貫古今，對書學、文字學、篆刻學、文獻學、金石考古學均有高深造詣，并有專著。書法由篆隸入手，下逮漢魏碑版，恣意摹習，領略其體勢。尤以行草書最佳，尤其善作孽窠大字。
1992年10月10日，92歲高齡的沙孟海因病在杭州逝世。
沙孟海 - 藝術發(fā)展
沙孟海在書法藝術創(chuàng)作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與其他藝術大師的成功既有相同之處，亦有不同之處。相同處如同是注重學問修養(yǎng)、講究傳統(tǒng)法度、從師從友交游、請業(yè)問教等。先生的幼秉庭訓、少年得志以及轉益多師等方面則是有些同輩或先輩大師所不具備的的。沙孟海時近一個世紀的人生經歷；時代的滄桑巨變、人間的悲歡離合等等都在先生的內心深處烙上了深深的印記。沙孟海一生的書法創(chuàng)作實踐活動，蘊含著無數(shù)次心靈的裂變與觀念的重塑。
第一階段：但求平正。30歲以前，沙孟海臨寫的碑帖有《集王圣教序》、《鄭文公碑》、《張猛龍》等。這一階段，可稱為但求平正階段。綜觀沙孟海這一時期的書法作品，在為數(shù)不多的作品中，楷書作為沙孟海書作的主要書體占據(jù)著首要地位。而其精工小楷尤甚多。這可能與沙孟海當時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與文化環(huán)境有著重要關系。
第二階段：務追險絕。進入中年以后，隨著學養(yǎng)的日漸豐厚和閱歷險漸次拓展。沙孟海多用功地關注字的“體勢”和章法的“氣勢’當然，原有精耕細作的楷書不是全然放棄，偶作楷書，仍極為精妙。譬如48歲所作《修能圖書館記》和50歲所作《葉君墓志銘》即是中年時期楷書的優(yōu)秀作品，也是沙孟海的得意之作。但以楷書為主的創(chuàng)作轉向以行草為主的創(chuàng)作是沙孟�！凹戎秸�，務追險絕”的藝術觀念的轉換之始，從以往的以“尚韻”為主的追求到對北碑一派“尚勢”為主的追慕，沙先生將自己的藝術觀念融于帖學與碑派的熔爐里，燃燒著，冶煉著，企冀藝術個性化的涅盤與再生。沙孟海也深知，帖學與碑派是書法藝術不同類型的兩種風格，盡管它們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姻緣關系和千絲萬縷的藝術內在的相同規(guī)律，然而畢竟尚韻崇勢，各領風騷，既非互相對立，也不能相互替代。要在帖學與碑派中融化自我，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藝術之路，實非容易之事。但擷取意態(tài)揮灑的帖學和雄渾樸拙的碑派之長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古代崇碑尚帖的書法藝術家都從此中領悟到藝術的無限玄機，使自己的藝術個性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宣泄。
第三階段：堂堂大人相。進入80年代以后，隨著“新時期”文藝事業(yè)的復蘇，沙孟海迎來了他書法藝術蓬勃向上的春天。沙先生精神勃發(fā)，滿懷激情地投入到書法藝術創(chuàng)作之中。先生說：“自從林彪、‘四人邦’被粉碎以來，全國形勢大好，文藝得到了春天。我雖80之年，還是壯心未已，正想與中年人一道來繼續(xù)上進，昌碩先生講‘謂我何求顙有眥，八十翁猶求不已’。”這一時期，沙孟海的創(chuàng)作進入一個鼎盛時期：“既能險絕，復歸平正�！标愓皴ハ壬凇渡趁虾ㄗ陶摗肺闹蟹治錾趁虾�80年代書風特征時說：“有意為之強調氣勢和刻意求全的強調技巧，逐漸地為爐火純青地信手拈來所代替。一切猶豫、彷徨和偶有小獲的喜悅，被一種更為大氣的風度所淹沒�！�
這個時期的作品，行草書和擘窠大字占據(jù)了沙孟海鼎盛時期的主導地位。這一時期的作品，是沙孟海千折百磨后的峰回路轉，歸于平正，一派玄機。沙孟海的書法風格由秀逸儒雅到渾厚華滋最終歸于古拙樸茂，一如草木之由春之絢麗多姿到夏之煊赫燦爛而人于深秋的豪邁深遠最終歸于冬之空曠無際。沙孟海結字的斜畫緊結，不主故常；用筆的側鋒取勢，迅捷爽利，鋒棱躍然；線條的渾厚樸拙，于縱橫之間任其自然，令人羨嘆不已。
沙孟海 - 藝術特色
沙孟海早年得吳昌碩指授，其書法無論篆隸楷草，代表北碑雄強一路，在書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書法以行草書最佳，尤其善作孽窠大字，人以為“海內榜書，沙翁第一”其擘窠榜書氣勢宏大、點劃精到，富現(xiàn)代感，以氣勝，且越大越壯觀，此非胸有浩然之氣不能致也，為當代書風典范。
沙孟海積七十年之書法功力，被人們尊為當代書去泰斗。他一生親歷自民國以來現(xiàn)代書法的發(fā)展。50歲以前，他的書法廣涉篆、隸、真、行、草各體，晚年尤精行書、草書。他的書法氣勢磅碑，雄渾厚重，剛健有力，自成一體。可以說，他的書法藝術博大精深，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他知識廣博，閱歷宏富、治學嚴謹，對書法學、古文字學、篆刻學、金石學，考古學都有精深研究。他一生僅書學方面就有《近三百年的書學》、《印學概述》、《沙孟海論書叢稿》、《印學史》、《中國書法史圖錄》、《沙孟海書法集》、《蘭沙館印式》、《沙孟海寫書譜》等，并主編《中國新文藝大系·書法卷》等。
沙孟海 - “大雄寶殿”補題款
杭州靈隱寺“大雄寶殿”匾額，是1953年寶剎修葺時，浙江書法界泰斗張宗祥推舉沙孟海題寫的，因沙孟海善書擘窠大字。然而，1957年，當他的三弟、時任浙江省省長的沙文漢被打成“右派”后，他作為兄長，題寫的匾額也不能繼續(xù)存在了。一個旗幟鮮明的決定很快做出：把沙文若(沙孟海字文若)三字從匾額上抹去！于是，在“整修內部，暫停參觀”之后，萬千游人面對的已是一塊沒有題款的“大雄寶殿”匾。好在游人中杭州人的比重不算太大，而杭州游客中清楚匾額來歷的也不太多，如果不是一個突發(fā)事件，這種格局也許將長遠地存在。
1970年，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在周恩來陪同下訪問杭州，游了湖看了戲之后，西哈努克提出要到靈隱寺進香。作為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他提出這個要求無可厚非，但對中國當局卻無疑是一個大難題。
1966年6月紅衛(wèi)兵運動發(fā)起后，靈隱寺的菩薩也成為攻擊的目標，當時周恩來以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名義給浙江省委發(fā)了電報，指示“暫將靈隱寺封閉，留待運動后期處理”。到這時，靈隱寺仍在繼續(xù)封閉之中。但西哈努克的要求又不便拒絕，周恩來幾經權衡，決定開放靈隱寺，讓西哈努克入廟進香！
西哈努克如愿以償，可誰也不會想到，親王在進入大殿前會盯著“大雄寶殿”四個字，問陪同參觀的中方官員：“這幾個字是誰寫的？為什么沒有題款？”中國官員吃了一驚，他沒有估計到西哈努克會有這樣的漢學功底。他看了看周恩來，惴惴地告訴親王：這字是古代傳下來的，已經不知何人書寫了。西哈努克不再聲響，似乎已經接受了“無名氏作”的觀點。
但周恩來卻接受不了，他知道這塊匾額的書寫者并非古人而是沙孟海，那個為黨提供了許多重要情報的沙文威的大哥沙孟海。他找來了當時的省革委會負責人，說了這么一段話：沙文漢是沙文漢，沙文若是沙文若嘛！怎么能夠因為沙文漢是右派，連沙文若的名字也抹去呢？不能搞株連。這不是黨的政策！
周恩來的指示得到了貫徹，浙江當局很快派人找到沙孟海，要他去補一個名字。按一般人的看法，這當然是“很抬舉你了”，可沙孟海不，他的倔勁又上來了。他說：“要么重寫一塊匾。名字就不補了。”來人好不尷尬，但是寫字的事又相強不得，你總不能摁著別人的手腕吧？事出緊迫，他們只好請來另外一個人，拼湊了“沙文若”三個字補上。字寫得不協(xié)調，很難看，但“大雄寶殿”的匾額上，“沙文若”三個字到底還是出現(xiàn)了。
沙孟海 - 沙孟海與蔣介石
蔣介石故居豐鎬房內報本堂，堂前兩側有一副引人矚目的柱對，上聯(lián)曰：“本尊親是謂至德要道”，下聯(lián)曰：光前裕后所望孝子順孫。這副楹聯(lián)，主題鮮明，對仗工整，頗見文字功夫，掛在祖堂之前，十分貼切。但是，這副楹聯(lián)的作者是誰，過去人們從未深究，由于它由蔣介石親書，所以，總以為作者就是蔣介石，對外也就這么介紹。其實非也，這副楹聯(lián)的真正作者是著名學者、當代書法泰斗沙孟海先生。
1946年，沙孟海應時任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的朱家驊之邀，在教育部任秘書，當時用的名字叫沙文若。蔣介石知道他擅長金石，對譜牒也頗有研究，特地請他重修《武嶺蔣氏宗譜》。沙孟海無法推辭，只好從命。歷時兩年余，于1948年12月告成。這次修譜，掛名的大總裁是國民黨元老、書法家吳敬恒，總編篡是蔣介石的陳布雷，沙孟海只列在4個編纂之一，但實際上做文字工作的主要是沙孟海，所以新譜定稿時，蔣介石在司職名單中親筆加上“特聘武進吳敬恒先生為總裁，主其事，慈溪陳君布雷、鄞縣沙君文若為編纂，襄其成”。把沙文若提到了副總編篡的地位，以示慰藉。進譜之日，蔣氏宗祠熱鬧異常，掛燈結彩，大擺酒席，吳敬恒、沙孟海等被邀上座，參與宴請。蔣介石想為故居的報本堂增添匾額，于是趁此機會，請吳敬恒題寫堂額，請沙孟海設計一副堂前楹聯(lián)。吳敬恒所書的堂額上首注有“民國第一戍子”，標明題額的時間。沙孟海設計的楹聯(lián)，由蔣介石書寫后，制匾掛于堂前兩側。
1949年1月下旬，蔣介石在發(fā)動內戰(zhàn)全面失敗的情況下，被迫第三次下野回鄉(xiāng)。當時許多人寫文章，說他那次回鄉(xiāng)，辦了一件大事，即重修蔣氏宗譜。沙孟海對這種說法加以否定。他說：“家譜早在1948年12月蔣介石下野前即已修好，下野后只是請我另編一本簡譜，只收載他直系一支，而且還未完成。由于宗譜全本體積太大，不便攜帶和翻閱，蔣介石準備離開家鄉(xiāng)，遠去臺灣，所以需要一本易帶易翻的小譜。”當時沙孟海已離開國民政府，為此，蔣介石派人到處打聽沙孟海的下落，找到后，幾次召沙到溪口，除談小譜以外，還探問家鄉(xiāng)先賢全祖望的遺跡及一些地方掌故，并要沙陪同參觀寧波天一閣。沙孟海怕蔣介石把他留在身邊，委他職務，就找個借口，離開溪口，到上海進行寫作。那年４月，蔣介石匆促離鄉(xiāng)，蔣氏小譜只在中華書局排印了幾頁樣本，即不了而了，沙孟海與蔣介石的關系也就此結束。
沙孟海 - 沙孟海與四兄弟
老大沙孟海曾任國民政府總統(tǒng)府秘書，與蔣介石、蔣經國、朱家驊等國民黨上層人物有過許多交往；老二沙文求是大革命期的廣州市委秘書長，廣州起義時與陳鐵軍烈士一塊壯烈犧牲；老三沙文漢是共產國際的紅色間諜，長期從事對國民黨軍隊的策反工作，“重慶號”起義、第二艦隊起義都傾注了他的心血，解放后出任浙江省第一任省長，政績斐然卻又遭受到難以名狀的冤屈；老四沙文威是顧克農，潘漢年手下的諜海干才，以國民黨專員的身份在國民黨宮壘中隱匿了十八年，利用沙孟海的掩護為革命做了許多甚有貢獻。
沙孟海少時家境窘迫，諸弟輟學使他有一種強烈的負疚感。1919 年師范畢業(yè)后，他就把諸弟一個一個接到外地讀書。先是二弟文求，再是三弟文漢，再是四弟文威。至1926年，除了年歲尚幼的五弟沙文度，其余三個兄弟都已出外讀書。二弟文求高中畢業(yè)后先考入上海大學，后來文求要求轉學復旦大學物理系，盡管復旦學費甚巨，沙孟海仍毫不猶豫地支持弟弟實現(xiàn)了自己的意愿。
困厄的家境迫使年輕的書法家通宵達旦地拚命，過起了鬻文賣字的生涯。當時上海灘仕宦商貿每遇婚喪壽宴，多喜歡饋贈書畫藝術品，雅而不俗。那陣他的書法在上海灘已經有點名氣了，又只有二十幾歲，出手快，有急需趕時間的活計，人們總喜歡找他，生意日漸紅火。他干脆請書界前輩朱祖謀先生列了一個“潤格”，“明碼標價”。這種鬻文賣字度日的清貧生活，沙孟海覺得不足言道，他只希望自己的四個兄弟能夠健康順利地成長，能夠過上安定的生活。
沙孟海 - 兩篇電文定亂局
抗日戰(zhàn)火很快燃燒起來了。武漢會戰(zhàn)后，日本軍部特派一個叫川本芳太郎的大佐專赴北平，敦促吳佩孚出山。川本為了便于接觸吳佩孚，還拜吳佩孚為師，時相過從，不時試探。川本懂得洪憲勸進的故事，于是乎，“大帥府”霎時熱鬧空前，來自全國各地“擁吳出山”“挽救大局”的電報紛至沓來。
吳佩孚出山之事在國民黨政府中造成很大震動。朱家驊在一個星期天的清晨緊急求見蔣介石，蔣介石聽完匯報一臉陰沉。朱家驊獻策道，現(xiàn)在有兩種選擇，一是像軍統(tǒng)對付唐紹儀那樣謀刺；一是他以中央委員會秘書長的名義給吳佩孚發(fā)一個電報，曉以大義，阻止他出山。朱家驊認為第二種方法要好一些，蔣介石微微點了點頭。
這時，沙孟海經同鄉(xiāng)陳布雷介紹，已在朱家驊手下當秘書，起草電文的任務就落實給他了。沙孟海當然知道朱家驊交付的擔子有多重，平時他并不喝茶，但那天晚上，他卻濃濃地泡了一杯。凝筆靜思，仿佛有一股神力在左右他的筆毫。一篇五百余字的四六駢文一揮而就。文中莊嚴聲明“春秋大義”，敦促吳佩孚千萬要以民族為重，不要“一失足而成千古恨”。朱家驊對電文極滿意，當即令人將電文急送吳佩孚的老友張芳巖，發(fā)給吳佩孚。吳佩孚正在就“出山”與川本商定程序，當隨從將他請進密室，將朱家驊的電文遞交給他時，這位戎馬一生的將軍仿佛遭了電擊。他反復誦讀著那朗朗上口的電文，一種自責的情感籠罩了他的身心。
川本正在焦急地等待這位大帥做出最后的決定，他已經向東京報告吳佩孚同意出山，東京要求他確定舉行就職典禮的日期。然而，當他把東京的意思提出后，吳佩孚卻不緊不慢地提出了就職的條件，那就是：成立一支由吳直接指揮的三十萬人的軍隊，日軍撤出華北。川本沒想到緊要關頭吳佩孚會來上這一手，于是吵著要剖腹自殺，但是沒等他拔刀，吳佩孚已經甩開袖子走了。
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衛(wèi)公開投敵，朱家驊得悉汪精衛(wèi)派特務欲拉吳佩孚下水的情報后，又叫沙孟海起草了第二個致吳佩孚的電文。不久，朱家驊收到吳佩孚通過張芳巖交北平地下人員拍回的一個電報，言詞懇切：“仆雖武人，亦知大義，此心安如泰山”。這表示了他在大是大非上的立場。在以后的日子里，盡管日本特務計出多端，吳佩孚卻終于沒有“出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