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法護竺法護(約3一4世紀)，又稱曇摩羅剎，語言學天才、大譯師。他祖籍月支，世居敦煌，因禮竺上座為師，故改姓竺。梁《高僧傳》卷一《晉長安竺曇摩羅剎(察)傳》說他八歲出家，竺法護既普通，又非常人。他慧解過人，精勤好學，知識淵博，心胸寬廣。在法護時代，流行在中國的佛教，雖已有些譯經(jīng)，但畢竟不多，仍以重視圖像為扎，法護乃立志弘法，隨師遠游西域諸國，學得各國語言三十六種，把當時流行在西城諸國的佛經(jīng)，盡量收集帶回敦煌，孜孜不倦，畢生從事翻譯工作。晉武帝末年，他曾隱居深山，后立寺于長安青門外，徒眾數(shù)千。后因關中大亂，戰(zhàn)爭頻繁，為避難，與徒眾東下澠池，遘疾而卒，時年七十有八。

姓名：竺法護

西域

性別：男

梵名：曇摩羅剎

時代：西晉

生卒：231-308

描述：晉代高僧、翻譯家

籍貫：其祖先是月氏人，世居敦煌

譯作：《正法華經(jīng)》、《修行道地經(jīng)》、《阿惟越致遮經(jīng)》等

榮譽：人稱“敦煌菩薩”

鳩摩羅什尚未來到中國以前，中國佛教初期最偉大的譯經(jīng)家就是竺法護。大乘佛教最重要的經(jīng)典《法華經(jīng)》，即竺法護以《正法華經(jīng)》為題譯出，而流布于世。羅什以前，到中國的譯經(jīng)師雖然很多，但以譯經(jīng)部數(shù)來看，竺法護的成績最為可觀。

竺法護及其作品

竺法護，又稱曇摩羅剎(梵Dharmaraksa，意為法護)，月氏國人，世居敦煌郡，八歲出家，禮印度高僧為師，隨師姓“竺”，具有過目不忘的能力，讀經(jīng)能日誦萬言。為了立志求學，不辭辛勞，萬里尋師，不但精通六經(jīng)，且涉獵百家之說。

晉武帝泰始年間(二六五——二七四)，寺院、圖像、佛像等，普遍受到崇敬，然《般若經(jīng)》等方部的經(jīng)典還在西域，尚未能傳布于中國。竺法護發(fā)憤立志弘法，隨師游歷西域諸國。據(jù)載，他能通達西域三十六國語言，熟諳印度、西域各國的字體、發(fā)音等，具備這樣的能力，奠定了他翻譯經(jīng)典的基礎。

竺法護為求《般若經(jīng)》，隨師從敦煌經(jīng)西域南道，先往于闐國，再到疏勒，轉(zhuǎn)往西域北道，經(jīng)龜茲而回敦煌，完成西域一周之旅。大致游歷了安息、月氏、大秦、劍浮、龜茲、于闐、疏勒、鄯善、焉耆、匈奴、鮮卑等十幾個地方。依傳記所載，他攜帶大批胡本回中原的途中，從敦煌到長安之間，隨時隨地都在從事譯經(jīng)工作�？傆嬕簧�游化二十余年，在武帝太康五年(二八四)譯出《修行道地經(jīng)》、《阿惟越致遮經(jīng)》，其后，直到懷帝永嘉二年(三〇八)為止，共有二十幾年歲月，是他在長安積極從事翻譯事業(yè)的顛峰時期。竺法護從最初譯經(jīng)到晚年，在譯經(jīng)事業(yè)上得到許多得力助手，如聶承遠、聶道真、帛元信、竺法首、陳士倫、孫伯虎、虞世雅等人，都擔任潤筆譯校的工作�？傆嬻梅ㄗo翻譯的經(jīng)典共有一五四部三〇九卷(《出三藏記集》載)，其中，流傳較普遍的是《方等泥洹經(jīng)》、《光贊般若經(jīng)》、《漸備一切智經(jīng)》、《舍利弗悔過經(jīng)》、《普曜經(jīng)》等。竺法護的晚年，世局動亂，以七十八高齡入寂。他窮其一生心力從事譯經(jīng)大業(yè)，是一位偉大的譯經(jīng)家。��

 竺法護梵名達磨羅察（察，一作剎），是世居敦煌的月支僑民，原來以支為姓，八歲依竺高座出家，以后從師姓竺。他博學強記，刻苦踐行，深感當時（曹魏末）佛教徒只重視寺廟圖像，而忽略了西域大乘經(jīng)典的傳譯，因此決心宏法，隨師西游。他通曉西域各國三十六種語言文字，搜集到大量經(jīng)典原本，回到長安。從晉武帝泰始二年到懷帝永嘉二年，譯出了一百五十余部經(jīng)論。武帝末年，他曾一度隱居山中，隨后在長安青門外立寺修行，聲名遠揚，各地僧俗從學的達千余人。他又去各地宏化，并隨處譯經(jīng)。晚年，行蹤不詳。據(jù)說以七十八歲的高齡去世。法護因原居敦煌，化洽各處，時人又稱他為敦煌菩薩。后來孫綽作《道賢論》，盛贊他u2018德居物宗u2019，并將護和竹林七賢中的山巨源相比。

竺法護翻譯的經(jīng)典，據(jù)梁僧祐《出三藏記集》的記錄，有一百五十九部、三百零九卷，當時存在的寫本是九十五部。其后各家目錄續(xù)有增加，唐代《開元錄》刊定法護譯本存在的凡九十一部、二百零八卷（現(xiàn)經(jīng)重新對勘，實系法護翻譯的只七十四部、一百七十七卷），其中有很多重要經(jīng)典。另有十種法護譯本已認為散失了的，現(xiàn)經(jīng)判明仍然存在，但誤題為別人所譯。這十種是：《無量清凈平等覺經(jīng)》二卷、《般若三昧經(jīng)》一卷（上兩種舊題支婁迦讖譯）、《舍利弗悔過經(jīng)》一卷、《溫室浴洗眾僧經(jīng)》一卷、《迦葉結經(jīng)》一卷、《楏女耆域因緣經(jīng)》一卷、《大六向拜經(jīng)》一卷（上五種舊題為安世高譯）、《舍利弗摩訶目犍連游四衢經(jīng)》一卷（舊題康孟祥譯）、《梵網(wǎng)六十二見經(jīng)》一卷、《貝多樹下思惟十二因緣經(jīng)》一卷（上兩種舊題支謙譯）。

《六組法寶檀經(jīng)》

法護的譯本有《般若》經(jīng)類，有《華嚴》經(jīng)類，有《寶積》經(jīng)類。有《大集》經(jīng)類，有《涅槃》《法華》經(jīng)類，有大乘經(jīng)集類，有大乘律類，有本生經(jīng)類，又有西方撰述類等，種類繁多，幾乎具備了當時西域流行的要籍，這就為大乘佛教在中國的弘傳打開了廣闊的局面。道安說：u2018夫諸方等無生諸三昧經(jīng)類多此公（法護）所出，真眾生之冥梯u2019（見《漸備經(jīng)敘》）。僧祐也說：u2018經(jīng)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u2019（見《出三藏記集·法護傳》）。至于法護的譯風，忠實于原本而不厭詳盡，一改從前譯家隨意刪略的偏向，所以他的譯本形式上是u2018言準天竺，事不加飾u2019，而給人以u2018辭質(zhì)勝文u2019的印象。用作對照異譯的資料，對理解經(jīng)義的幫助很大。道安稱贊他譯的《光贊般若》u2018事事周密u2019、《放光》u2018互相補益u2019、u2018所悟?qū)嵍鄒2019（見《合放光光贊隨略解序》）。又說他譯的《漸備經(jīng)》u2018說事委悉u2019、《興顯經(jīng)》u2018辭敘美瞻u2019、更出《首楞嚴》u2018委于先者u2019（均見《漸備經(jīng)敘》），都對義理研求有相互啟發(fā)的作用（支敏度曾用法護譯本《維摩經(jīng)》、《首楞嚴經(jīng)》分別對照舊譯，編成u2018合本u2019，便利于學者的兼通）。另外，法護譯出《正法華經(jīng)》，為《法華》最初的全譯本，經(jīng)印度沙門竺力和龜茲居士帛元信一再校訂，又由法護向一些學徒u2018口校詁訓，講出深義u2019，并還在檀施大會中日夜講說（見《正法華經(jīng)后記》）。他這樣熱心弘揚《法華》，對于其后鳩摩羅什新譯本的流通，創(chuàng)造了條件。法護其他譯本有影響于后世的，大都如此。

在法護的譯經(jīng)工作中，有許多助手為他執(zhí)筆、詳校。其中著名的是聶承遠和他的兒子道真，法護的弟子竺法乘、竺法首、張玄伯、孫休達、陳士倫、孫百虎、虞世雅等。聶承遠父子對法護譯事幫助最大，他們承旨筆受而外，并還常常參正文句。像法護所譯《超日明三昧經(jīng)》，原稿文句繁重，聶承遠即曾加以整理刪改。又法護譯缺本中有《刪維摩詰經(jīng)》，似乎也是承遠所刪的。承遠的兒子道真通達梵語，并擅長文學。他參加法護的譯事，積累了經(jīng)驗，在法護死后更獨自翻譯了一些小部經(jīng)典。他又將法護的譯籍編成目錄，即后世所稱《聶道真錄》（有時也稱《竺法護錄》）。據(jù)長房錄轉(zhuǎn)印的資料看，此錄記載法護的存缺譯本至少有五十三部，都有年月可稽。最早的年代是秦始五年（譯《方等泥洹經(jīng)》），其時或者是道真參加譯事之始。

法護的弟子很多，但行事可考者無幾。最著名的要算竺法乘。他少年就依法護為沙彌，富于悟解。太康年間，他筆受《修行道地經(jīng)》、《阿惟越致遮經(jīng)》等，后來在敦煌立寺延學，忘身為道，對那一方的教化起了很大作用。此外，他的同學竺法行、竺法存，都以隱居山林、講究實踐而知名于當世。還有竺法首，于元康年間筆受《圣法印經(jīng)》。

關于法護的譯經(jīng)，梁《高僧傳》卷一說他“自敦煌至長安，沿路傳譯，寫為晉(漢)文，所獲《賢劫》、《正法華》、《光贊》等一百六十五部”。其數(shù)量之大，可謂空前。但歷代各家《經(jīng)錄》，對法護譯經(jīng)的記載，出入頗大。茲舉三《錄》為例。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二說法護譯經(jīng)一百五十四部(實為一盲六十一部)，三百0九卷(其中九十五部有經(jīng)，六十四部有名無經(jīng))。

法華經(jīng)

《大唐內(nèi)典錄》說法護譯經(jīng)是二百一十部，三百九十四卷�！堕_元釋教錄》則為一百七十五部，三百五十四卷。誰的記錄正確年代久遠，無法考訂。不過近代佛教學者呂澂還是作過一些努力。他說：“竺法護翻譯的經(jīng)典，據(jù)梁僧《出三藏記集》的記錄，有一百五十九部。其后各家目錄，續(xù)有增加。唐代《開元錄》刊定法護譯本在存的凡九十一部，二百0八卷(現(xiàn)重新對勘，實系法護譯的只有七十四部，一百七十七卷)”呂先生所說的“九十五部”或“七十四部”是指尚存于《藏經(jīng)》中的經(jīng)典。法護的譯經(jīng)，相當一部分只有經(jīng)名，經(jīng)書巳不復存在。茲據(jù)《開元錄》卷二，將法護的譯經(jīng)名稱抄錄如下：

法護是羅什以前譯經(jīng)最多的大譯師，這是歷史事實。他的譯經(jīng)，涉及到《般若》、《華嚴》、《寶積》、《大集》、《涅磐》、《法華》等各方面的經(jīng)典，舉凡當時流傳于西域各國的要典，他都作了介紹，這就為大乘佛教在中國的廣泛流傳和發(fā)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礎。東晉道安稱贊他的譯經(jīng)說：“護公所出，若審得此公手目，綱領必正。凡所譯經(jīng)，雖不辯妙婉顯，而宏達欣暢，特善無生，依慧不文，樸則近本”。梁僧祐亦稱贊說：“經(jīng)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

法護不僅譯經(jīng)多，而且道德修養(yǎng)好，經(jīng)常追隨他的門徒，竟達數(shù)千之多。故晉代文人孫綽作《道賢論》，他與竹林七賢中的山巨源相提并論。他說：“護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論道，二公風德高遠，足為流輩矣”。法護因世居敦煌，德化遐邇，故時人尊他為敦煌菩薩。

由于竺法護譯出大量重要經(jīng)典，也由于他把譯經(jīng)與講經(jīng)密切結合，他自然而然成為一時佛學界巨擘，生前享有廣大的信眾，死后長為后學宗仰。東晉高僧道安曾說：“護公，菩薩人也。尋其余音遺跡，使人仰之彌遠。夫諸《方等》、《無生》、諸《三昧》經(jīng)類，多此公所出，真眾生之冥梯�！狈ㄗo受到如此高的評價，在兩晉之際的佛教界罕有其匹。另外，法護又是佛教玄學的開風氣之人，他譯出的那些大乘經(jīng)典，特別是般若類經(jīng)論，成為佛學與玄學相結合的橋梁，而他本人又“研幾極玄”，所以又深受玄學名士的推崇。東晉孫綽寫的《道賢論》，舉出七名佛教名僧，比擬玄學名士竹林七賢。其中把法護比山濤，論曰：“護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論道，二公風德高遠，足為流輩矣。”可見在魏晉玄佛合流的思潮中，竺法護又處于佛教玄學之首的地位。

敦煌菩薩

一些學者考證出竺法護在晉惠帝之后譯經(jīng)的具體名稱、時間、地點，對于竺法護西奔敦煌避亂的推測以有力的支持。另外還有兩條間接的證據(jù)：一、道安曾說法護譯出的《光贊般若經(jīng)》在涼州沉睡了幾十年后才重新回到中原。對此，合理的解釋是法護晚年回到?jīng)鲋�，把所譯的經(jīng)卷也帶回涼州，故《光贊經(jīng)》長期藏于那里。

僧傳說“護世居敦煌，死而化道周洽，時人咸謂敦煌菩薩也�！边@也可能是由于法護死于敦煌，當?shù)厝嗣窬囱鏊�獻身佛法，救拔眾生，而送給他“敦煌菩薩”的美稱�！捌兴_”是指立志成佛而修習大乘的眾生，修菩薩行必須自覺覺他，也就是既要注重自己修行，還要使無窮盡的眾生統(tǒng)歸于解脫。從竺法護一生的行事來看，特別是從他晚年在避亂過程的艱苦環(huán)境(無論是東奔還是西歸涼州)下仍不倦地譯經(jīng)、說法來看，“敦煌菩薩”這一榮譽，他是當之無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