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良嗣（？—1126）即馬植，遼燕（今河北北部）人。仕遼至光祿卿。 徽宗政和初，童貫使遼，因獻結好女真伐遼取燕之策，隨貫歸，易姓名李良嗣，被薦于朝，徽宗召見，進聯(lián)金滅遼之議，賜姓趙，任秘書丞。宣和二年（1120）多次使金（女真），與完顏阿骨打談判聯(lián)兵攻遼事，頗盡心力。進龍圖閣直學士。宋攻克遼燕山府后，官至光祿大夫。后因力諫勿納張覺，奪職。累貶郴州（今湖南永興南）。靖康初，以結邊患，于貶所處死。后金人敗盟，于欽宗靖康元年戮死于郴州。有《燕云奉使錄》，已佚。事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四、一一，《宋史》卷四七二有傳。今錄詩二首。

  宋政和元年(1111年)，童貫作為宋朝使節(jié)出訪遼國。童貫當時是西北宣撫使，被稱為西陲將軍，深得宋徽宗信賴，宋徽宗認為他是北部邊患專家，其實他只是個不懂軍事、不會打仗的“常敗將軍”。

    童貫在遼國官員的陪同下在盧溝橋附近的驛館里下榻。這期間，因買馬結識了一個叫馬植的人。馬植曾任遼國的光祿卿(三品)，就是專管祭祀、朝會和皇帝生活用品的官兒，后來辭官做起了馬販子。此人是燕京人，做事干練，雖然身在遼國，卻希望自己的家鄉(xiāng)能歸宋朝，可謂身在遼國心在宋。馬植說自己身為漢人，祖居燕山，想到契丹人占著燕山心感愧疚�，F遼帝天祚荒于女色，大權旁落于大舅哥蕭奉先手中，遼國已是外強中干，人心渙散，滅亡是遲早的。他向童貫獻計說：現在在遼國東北面有一支女真人，他們對遼國通鷹路、打女真的做法非常不滿，正在醞釀一場大的反抗。宋朝應當以買馬為名，暗中遣使渡海，與女真人聯(lián)合圖遼，南北夾擊，燕云十六州何愁收不回呢？童貫是個聰明人，連呼好計。

    1115年，聽說大金國成立，馬植向宋朝的雄州投了蠟丸書密信，在雄州刺史的協(xié)助下回到宋朝，隱藏在童貫家中。早在童貫與馬植初次見面時，童貫就想到馬植早晚要回到宋朝，為隱瞞身份，就賜馬植改名為李良嗣。此時，童貫也向宋徽宗獻上了聯(lián)金滅遼之策，并向宋徽宗推薦了馬植。宋徽宗聽后連連點頭，念李良嗣一片忠心，賜予皇姓，即稱趙良嗣。宋徽宗說：“遼國不滅，燕云不收，北部邊陲久不安寧。今所獻良策，或可解除朕心頭之病�！�

    關于是否應該與女真人結盟夾擊攻遼，宋朝的大臣們在廷議時發(fā)生了激烈的辯論，但經過童貫的運作，還是沒能阻止宋徽宗做出與女真聯(lián)合攻遼的決定�！度�朝北盟會編》對“海上之盟”的評價是：“國家禍變自是而始”。

作戰(zhàn)的金軍

    談判經過--幾經波折多次使金

    聯(lián)合女真攻遼之策雖然定下來了，但是由于宋朝跟西夏打了一次敗仗，隨后西北又發(fā)生了一次地震，所以結盟之事暫時擱置。

    政和七年(1117年)，童貫調到樞密院主管北方防務，這時金已經建國并且占領了遼東，打過了遼河，童貫便準備實施馬植之策。八月，宋朝非正式地派了一個遼降宋、懂金文的藥師去探女真虛實，結果此人因為沒帶正式的文書，到了金州被女真兵抓住，直到政和八年才回到山東，無功而返。

    宋朝總結了第一次派人的教訓，決定正式派使節(jié)使金。于是挑選了有膽識、文武雙全且有勇有謀的登州防御史馬政做正使，平海軍卒呼延慶為副使。經過一番準備，政和八年八月，使團從蓬萊出發(fā)渡海，九月到了遼東金州，又走了20多天到了金上京。阿骨打在皇帝寨接見了馬政一行，聽聞宋金聯(lián)合攻遼收復燕云十六州的動議，十分意外。阿骨打與吳乞買、撒改、斜也、斡魯、粘罕、完顏希尹等商議了兩天，決定同意這個策略，并派渤海人李善慶等人與馬政同回宋朝商量具體事宜。

    李善慶一行十月起程，十二月抵達了汴京。宋徽宗并沒有接見李善慶等金國使節(jié)，只是派了蔡京、童貫與金使談判。童貫首先提出攻遼成功后燕云十六州自然歸宋，李善慶以臨行時太祖未授分配燕云權力為由，含糊其辭。

    政和九年三月底，宋朝派趙有開為使，呼延慶為副再次使金，李善慶等金使跟隨回到金國。不料走到登州，沒等上船渡海，趙有開就死了。這時宋朝聽到遼國冊封阿骨打為東懷國王、遼和女真講和的消息，就取消了再派使節(jié)的打算，讓呼延慶只帶登州的文書與李善慶回金國，六月初到了金上京，呼延慶被扣留。金國粘罕問呼延慶，宋朝為何中止談判，并對宋朝此前再三的傲慢無禮表示不滿。呼延慶回答：我朝聽說貴國已受遼封為東懷國，與遼修好，故未遣使。粘罕說：與金修好是遼單方面的意思，遼冊封金為東懷國，是對大金的侮辱，并沒有接受。如果宋朝想繼續(xù)聯(lián)金攻遼，請拿國書來。因宋徽宗沒見金使，這次阿骨打也沒見呼延慶。宋朝滯留了李善慶8個多月，金國又扣留了呼延慶幾個月，才放回大宋。

    宋金結盟--金變被動為主動

    宋政和十年三月，趙良嗣帶著宋徽宗的親筆信再次使金。此時恰巧阿骨打帶兵在外攻打遼上京，二國政吳乞買接待了趙良嗣。吳乞買建議與宋朝的結盟叫金宋聯(lián)盟。趙良嗣一聽金在前，覺得很不舒服，但把宋放前邊，金朝又不會同意。于是腦筋一轉，就說：此盟是從渡海開始的，不如就叫海上之盟。吳乞買表示同意。

    趙良嗣未等阿骨打回來，晝夜兼程，在遼上京附近追上了阿骨打，進行了金宋結盟的談判。趙良嗣首先拿出了宋徽宗的親筆信，這信除了禮節(jié)性的話之外，主要就是雙方聯(lián)合攻遼成功后，請許宋燕京一帶舊漢地。這個條約定的本來就很不明確。實際當時契丹占的長城以南的地方共分成燕、云、平三部分：燕是北京周邊(包括北京)的9個州縣；云是大同周邊(包括大同)的7個州縣，加起來十六州。但是這個之外還有一個平州，就是秦皇島周邊的灤、昌、樂等州縣。宋對是否要西京大同說的含糊其辭，對(平州)秦皇島地區(qū)根本就沒有提及。這么糊涂的朝廷，談判中怎么能占到便宜呢？經過辯論，雙方達成如下條款：

    一、宋金南北出兵夾攻契丹。兩國軍隊均不許越過長城。這期間雙方不許單方與遼講和。

    二、宋朝作為代價，將每年貢給遼國的歲幣，按舊數轉貢金國。金國出兵，宋朝給予一定的糧餉軍費補貼。

    三、戰(zhàn)后(如果勝利)，金原則上同意將燕云十六州交給宋朝。

    四、雙方不許招降納叛。

    五、雙方共同遵守盟約，若不如約，則難依已許之約。

    六、平州不屬燕京舊漢地，也不屬遼太宗受賄之地，與燕京為兩路，不在歸還之列。此外，金軍為捉拿天祚帝暫住西京(云中)。

    趙良嗣回到汴京后，由于出色地完成了“海上之盟”的簽訂，宋徽宗和童貫都非常高興，趙良嗣也變成了朝野中無人不知的名人。宋金之間經過兩年時間派使節(jié)“五來二去”的周折，終于簽署了“海上之盟”。

    大宋：慘不忍睹的“勝利”

    盟約簽訂后，阿骨打率領金軍很快攻下了遼中京，同時派粘罕出兵占領了西京大同。這時，阿骨打在關外把軍隊安頓下來，等待宋朝出兵攻燕京的消息。宋朝卻遲遲沒有出兵。原來宋朝“后院起火”，方臘在南方的起義讓宋徽宗焦頭爛額，宋朝只好先派兵鎮(zhèn)壓方臘起義。方臘平了之后，童貫才率大軍揮師北上攻打燕京，雖然晚了很長時間(三年零八個月，如果從金建國算已經晚8年了)，可畢竟是出兵了。然而童貫所率大軍連連潰敗，始終攻不下燕京，只好求助阿骨打。阿骨打非常氣憤，同時也對宋軍產生了一種蔑視。于是揮師南下直指居庸關，守關的遼兵聽說阿骨打率領金軍要攻關，放下武器打開關門讓金軍通過。就這樣，金軍一路順利進入燕京城。燕京城的文武百官都集合在鞠球場上受降，連炮衣都沒有掀開，說明面對金軍遼軍根本就沒想反抗。金軍兵不血刃地占領了燕京城。

    最后大宋不得不與金國達成如下協(xié)議：金同意將太行山以東燕、薊、檀、景、順、涿、易七州交還于宋；宋每年向金納歲幣(進貢)銀絹各20萬兩匹，另輸代稅錢100萬緡；平灤營不是五代時契丹的受賄之地，不在歸還之列。西京暫不還，另議；宋同意金帶走燕地人口。

    對宋來說，這是個相當苛刻的協(xié)議。但是宋徽宋急于慶祝所謂的“勝利”，并沒有計較，就急著答應了。金軍滿載金銀財寶、圖書典籍，押解著幾萬燕京的各類工匠、年輕女子、青壯勞力浩浩蕩蕩一路向東去了，給宋朝留下了一座空的燕京城和周邊幾座幾乎空了的縣城。盡管如此，宋徽宗仍然非常興奮，他認為自己完成了歷代老祖宗都沒有完成的收復燕云十六州的偉業(yè)，值得慶祝。于是先是把收復燕地有功人員晉官封爵，封童貫為豫國公，封趙良嗣為近康殿學士(二品)等，又宣詔全國大赦，同慶三天。最可笑的是，他覺得這些還不夠，最后在萬歲山刻了一塊石碑，讓自己的功績永垂青史。

“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涂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真得志，先發(fā)制人，后發(fā)制于人，事不侔矣。”

　　趙良嗣思辯不俗，還有一副好口舌，僅憑三言兩語，就哄得宋徽宗龍顏大悅。其實早在仁宗和神宗時期，朝廷就制訂過聯(lián)合高麗對抗遼國的戰(zhàn)略規(guī)劃，并得以部分實現。作為神宗的第十一個兒子，徽宗馬上想到的就是效仿皇父的做法，眼下除了高麗這層老關系外，還多了女真反遼的天賜良機，若是把握住機會，沒準能徹底除掉遼國這個橫亙在北方的心頭大患。趙良嗣的情報，勾起了徽宗的念想，每一句話都說到了藝術家皇帝的心縫里。于是，在大內朝堂上，徽宗授予無尺寸之功、且不知根不知底的趙良嗣“朝請大夫、秘書丞、為秘閣待詔、備皇帝顧問”這么一大串頭銜，讓他由一個大遼的叛逃者，驟然變身為大宋的寵貴。

　　但是，趙良嗣給北宋帶去的，只不過是某種寬泛的構想，并沒有任何具體的行動步驟。他此前甚至連女真人長什么樣都不知道，如何聯(lián)金？選擇哪種形式和途徑？這些涉及具體落實的問題，只能統(tǒng)統(tǒng)交給北宋方面去想辦法。而北宋對遼、金雙方的戰(zhàn)爭形勢缺乏及時可靠的情報渠道，遼東半島又屬于遼國的東京道，遼人不可能允許大宋的海船靠岸，不加阻攔地放任宋使北上聯(lián)絡金國。正基于此，北宋在第一時間想到了友好鄰邦——高麗。

　　于是就有了開篇的那一幕。在趙良嗣到宋國一年零三個月之后，徽宗高調地超規(guī)格款待了李資諒，他希望能通過高麗的協(xié)助，與金國取得聯(lián)絡。政治嗅覺敏銳的李資諒聽到宋徽宗的密諭，馬上就明白葫蘆里裝的是什么藥了。然而，對于十年前剛剛被女真人放了一次血的高麗而言，這分明是逼著他們去摸高壓線。

靖康之難，一個極其富強的宋王朝，突然崩盤，絕大多數人尚未來得及反應，就已經迅速跌落至谷底。這其中既有一些客觀原因，但更多的是人為因素造成，靖康之難到底是誰造成的禍害，這個話題在南宋以后一直都很熱門。

漢式帝國結構發(fā)展到宋代日趨完善，組織能力更加強大，所以宋朝創(chuàng)造出漢唐都遠遠不能望其項背的文明高峰，但仍有其缺陷，其中最嚴重的就是抗大風險能力。封建領主制民族將主權分散到許多個層疊的領主單元，所以組織能力很差，但其中一個甚至幾個領主的損毀都不會造成全盤崩潰。而龐大的漢式帝國雖然組織能力奇強，但是高度統(tǒng)一的主權形式也將所有的雞蛋放在了一個籃子里，一旦被敵軍攻克國都，整個國家都陷入群龍無首的境地。

前代的漢唐面臨的敵人很弱，做不出來這樣的事，但時代發(fā)展到宋代，遼、金甚至西夏、蒙古的出現就有了將這種危險轉化為現實的可能。而由于缺乏長城的穩(wěn)定防御以及蒙古草原的現代化，宋帝國的國土安全遠遜于前代甚至后代的明朝。雖然宋初通過強大的河北軍，用無數兒郎的血肉組成新的長城，以步制騎，將強大的遼軍擋在國門之外，但隨著與遼帝國的百年和平以及西夏的崛起，宋軍的精銳已經轉移到陜西軍，河北軍的實戰(zhàn)能力已經很差。

當失去遼帝國這個活長城又錯信郭藥師時，河北軍再也無法像百余年前的潘美、李繼隆那樣抗擊彪悍的女真鐵騎了。而本來更加強大的陜西軍，被牽制在廣袤的西夏邊境上，又突然失去了童貫這個主心骨，雖然也派出了一些部隊救援中原，但始終沒有對金軍形成有效攻勢，甚至被瀕死的西夏人咸魚翻身，戰(zhàn)線東移了不少。

順便說一句，有些人說宋朝“守內虛外”，為了維護封建獨裁統(tǒng)治，不信任邊將，把兵力都集中在都城，所以邊防軍戰(zhàn)斗力差。但是我們已經看到，宋初的精兵集中在河北，后來在陜西，東京只有一些內衛(wèi)、儀仗部隊，靖康之難的發(fā)生，很大程度上正是都城守御虛弱，邊防精銳來不及救援造成的。“守內虛外”的說法有，但恰恰是錯誤的。

當然，除了這些客觀原因外，更多的是人為因素。類似情況發(fā)生在羅馬、波斯、大明身上的時候，都是這些帝國自身走入弱勢，實難支撐的時刻。而宋帝國卻是在經濟、軍事形勢一片大好的情況下主動崩盤，則不得不認為人為因素更多于客觀因素。

靖康禍首首先想到的自然是童貫，這位宦官王確實在陜西戰(zhàn)場立下大功，但他為了立更大的功，挑唆藝術家皇帝違背祖宗家訓，挑開宋遼戰(zhàn)端，自己創(chuàng)造了無數令人瞠目的紀錄，也將文明葬送在了巔峰。而他的同伙蔡京、王黼、趙良嗣包括宋徽宗也都是主要責任人。

當然，這些人是直接責任人，但這一群思維方式奇特的人是怎么掌握國家大權的？這才是問題的根本所在�，F在有些人把禍首認定為宋太祖、宋太宗，認為是他們閹割了中華民族的“尚武”精神造成了靖康之禍。甚至有人把責任扣在孔夫子頭上，認為是儒學造成了漢民族的“文弱”。我還遇到過有人說是朱熹的理學造成的(注：朱熹在靖康之難三年后才出生)。為什么靖康之難這么重大的一個歷史教訓，到我們的時代突然變得這么混亂，會有這么多人對這么嚴肅的一個問題信口雌黃？事實上，南宋以后人們對靖康之難進行了深刻的總結，并且基本認定其禍首就是——王安石。

對，您沒有看錯，靖康之難的禍首正是“中國11世紀偉大的改革家”王安石。

很清楚，靖康之難的原因既不是什么“文弱”，也不是什么“守內虛外”，而是滅遼這個近乎弱智的決策。世界上有弱智存在很正常，但是弱智們掌握朝政就很可怕了，宋徽宗、蔡京、童貫、王黼這些人為何能夠身居高位并且沆瀣一氣，破壞宋帝國長久以來穩(wěn)定的決策機制？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身份：新黨。

熙寧變法我們前面一直沒有說清，因為現在才是說清的時候。熙寧變法的具體內容完全正確，大多進入宏觀經濟學的經典教材，也是現代國家具體采用的經濟政策，王安石的奇才堪與沈括、牛頓比肩。但是他試驗這些工具的時候方式太過于激進，對經濟的一時傷害尚在其次，而這場變法造成的“新舊黨爭”才是靖康之難的主源頭。王安石除了千年不遇的卓越才華外，還擁有極高的人格，但非常遺憾的是他提拔的人卻沒有一個好東西。曾布、呂惠卿這些人不是真正的改革家，而是企圖打著改革的名義攉取政治利益的投機分子�！端问芳槌剂袀鳌分泄灿�21人，其中14人在北宋，這其中又有12人都是新黨人士。大家注意，“新黨”、“舊黨”這樣的詞匯并非所謂舊黨人士發(fā)明，而是新黨人士在朝廷內部人為劃分出的陣營，政治投機商們便通過這樣的陣營打擊異己，提拔自身。宋神宗年輕時信任王安石，是新黨的支持者，后期非常后悔，轉而支持舊黨。而其后執(zhí)政的皇帝、太后在新黨和舊黨之間反復切換，將黨爭的風氣推向了高潮，而最令人遺憾的是，最后的勝利者仍然是新黨：宋徽宗。

雖然最后的新黨不再像王安石那樣不理智的強推新法，但他們的政治風氣卻已經形成。眾所周知，權力的制約和內部平衡是一個權力主體生存的保障。按照宋朝的權力制約設計，皇帝、臺諫、文官形成三足鼎立的制約態(tài)勢，相當穩(wěn)固。但是新黨人士為了自身利益，無原則的和皇帝合作，壓倒了反對勢力，形成了制約很小的權力陣營。這種風氣在曾布、呂惠卿身上已有體現，在蔡京、童貫身上更是發(fā)揮到了極致。按照宋廷的決策機制，做出一項戰(zhàn)略決策需要通過很多環(huán)節(jié)，接受很多監(jiān)督，并非某些人頭腦一熱就能通過。伐遼這種智力不正常的戰(zhàn)略明顯是某些人的好大喜功，在正常的朝政下是不可能通過的，也只有皇帝、首相、總司令沆瀣一氣的時候才能通過。

中打轉的宋夏戰(zhàn)爭更加激烈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