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曲種。流行于陜西省北部延安、榆林等地。最初是由窮苦盲人運用陜北的民歌小調(diào)演唱一些傳說、故事。后來吸收眉戶、秦腔以及道情、信天游的曲調(diào)，逐步形成陜北說書。陜北說書的演唱形式是由藝人手持三弦或琵琶自彈自唱，說唱相間，分為“三弦書”與“琵琶書”兩種。后經(jīng)民間藝人韓起祥等人改革，一人可同時操5種樂器伴奏：大三弦或琵琶、梆子、耍板、名叫“麻喳喳”的擊節(jié)木片、小鑼或鈸。陜北說書唱詞通俗流暢，有濃郁的地方特色，一般采用五字句或七字句,但又不受字數(shù)的局限。曲調(diào)激揚粗獷,富于變化,素有“九腔十八調(diào)”之稱。常用的有“單音調(diào)”、“雙音調(diào)”、“西涼調(diào)”、“山東腔”、“平調(diào)”、“哭調(diào)”、“對對調(diào)”、“武調(diào)”等。說書藝人善于運用各種不同的曲調(diào)來描摹人物形象，表現(xiàn)人物的情緒。陜北說書的傳統(tǒng)書目很多，長篇書目有《花柳記》、《搖錢記》、《觀燈記》、《雕翎扇》等；短段有《張七姐下凡》等。韓起祥從40年代初便開始配合革命斗爭編演新書，幾十年來創(chuàng)作了《王丕勤走南路》、《劉巧團圓》、《翻身記》、《宜川大勝利》、《我給毛主席說書》等幾十種作品。改編的現(xiàn)代書目有《王貴與李香香》、《雷鋒參軍》等。陜北說書在發(fā)展中形成了許多不同的流派和演唱風(fēng)格，有影響的說書藝人還有劉緒旺、黨福祥、王進考等。

“說書”歷史悠久，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三千多年的西周時代。秦漢時，在宮廷已有了管理說書的“稗官”，這是皇帝專門設(shè)立用來搜集民間“街談巷語”、“里巷風(fēng)俗”官職。另外有以滑稽取樂職業(yè)藝人叫“俳優(yōu)侏儒”。1957年四川成都市郊的一座漢墓中出土了一個漢代說書傭，它袒露上身，左臂掖鼓，右手握錘欲擊，張口垂目，神態(tài)自若正在說講有趣的故事。說明在兩千多年前揚州說書就很盛行。至宋代通俗說唱統(tǒng)稱“淘真”，大抵說宋時，蓋汴京遺俗。清代說書形式較為普遍，清同治、光緒年間，曼殊、震鈞《天咫偶聞》卷載：舊日鼓詞有所謂“子弟書”者，始初于八旗子弟，其詞雅馴其聲和緩�！队芰指�志》中對于說書亦有這樣的文字記載：“清朝康熙年間，這里便有……劉弟說傳奇頗靡靡可聽……韶音飛暢，殊有風(fēng)情。不即江南之柳敬亭乎�！痹俅握f明了在二百年前，陜北說書藝術(shù)發(fā)展已達到較高藝術(shù)水平。

關(guān)于陜北說書的起源，推算起來，當和宋元話本及民間的蓮花落有關(guān)。宋元話本歷史已很悠久，故事性、趣味性很強，至今仍在民間廣為流傳。但“說話的”只是干說，不用任何樂器伴奏；在陜北農(nóng)村，是叫做說古朝或說《西游》的。說古朝的人也不以講故事謀生，只是在業(yè)余時間的一種自我娛樂。蓮花落，從古代典籍或戲曲可查到，歷史也很悠久了。開始，只是乞丐行乞時才敲打的一種極簡易的打擊樂，邊敲邊打邊信口唱上幾句，以引起好心人的同情，以訴說自己的不幸遭遇，求得善良人的施舍。打蓮花落，為的就是乞討謀生。陜北說書在舊社會是盲人的一種謀生的手段，盲人以說書掙幾個糊口錢，行似乞討，和打蓮花落也差不了多少。但不再是干唱，而有樂器伴奏；不再是隨便唱，而是有了故事，要細說故事情節(jié)。不作定論的定義是，陜北說書借用了宋元話本以及其它演義小說的故事，采用了蓮花落唱的形式，再添了一件樂器（三弦或琵琶），從而便發(fā)展成了一種特有的民間藝術(shù)。

陜北最早的說書人，十有八九是瞎子或半瞎子，俗稱先生或書匠。說書是他們謀生的一種手段，被人視為下賤的營生，明眼人是不說書的，很長一個時期說書便成了瞎子的專利。他們?yōu)榱损B(yǎng)家糊口，不光說書，還兼搞算命、看病、安神、謝土、保鎖娃娃等帶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活動，長期在外，由殘疾人或乞丐拖著瞎子，常年走村串戶，以說書為生。隨著時代的變化，明眼人也加入到瞎子說書的行列中來，給古老的陜北說書注入新的血液和活力，陜北說書在形式上也發(fā)生了較大的變化，由原來的一人說唱變?yōu)閮扇藢Τ�或多人走唱，所使用的樂器也不再是單一的曲項琵琶或三弦，二胡、板胡、笛子、揚琴等也參與其中，人數(shù)與樂器的改變更加拓寬了陜北說書的表現(xiàn)領(lǐng)域，同時也對書中人物的刻畫和環(huán)境、氣氛的渲染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陜北說書分為單人說書、雙人說書和多人群口說書三種，曲調(diào)也有九腔十八調(diào)之說，以平調(diào)為主，輔以歡音，苦音調(diào)、武調(diào)等調(diào)式，其音樂曲調(diào)的變化在整個說書的過程中顯得尤為重要，故事情節(jié)的。

很長時間以來，陜北說書是盲人的專利權(quán)。老盲人教小盲人，師傅收徒，全由口授。師傅耐心地傳授，徒弟認真地記憶，一代又一代，就是這樣延續(xù)的。在舊社會，明眼人是不學(xué)說書的。一是因為不道德，不能奪了可憐的盲人的生意；二是恥于操這種行業(yè)，認為是下賤的，不高尚的營生。沒有有知識的明眼人的指導(dǎo)，全由既是目盲又是文盲的盲藝人在極其狹小的圈子里創(chuàng)新發(fā)展，遂使得這種民間藝術(shù)雖然是群眾極喜歡的一種民間藝術(shù)，可終歸得不到大力發(fā)展。

在舊社會，從事說書的盲藝人為了糊口，還差不多都兼搞算命、扣娃娃、送鬼等封建迷信活動。算命又多為“瞎子滾流星”，即須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以及由天干地支組成的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六十個干支序列背得滾瓜爛熟，記住其中的某一個干支是哪一年，然后測生辰八字；按照生辰八字，推斷一個人一生的命運。瞎子滾流星因系盲人所為，少了察言觀色，又兼有一成不變的定論，因此很能迷惑愚昧的人們，危害當然也很大。

陜北說書的傳統(tǒng)表演形式是藝人采用陜北方音，手持三弦或琵琶自彈自唱、說唱相間地敘述故事。根據(jù)伴奏樂器的不同，或稱之為"三弦書"，或稱之為"琵琶書"。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陜北說書在著名藝人韓起祥等的改造下，發(fā)展成一人同時操用大三弦（或琵琶）、梆子、耍板、名叫"麻喳喳"的擊節(jié)木片和小鑼（或鈸）五種樂器進行伴奏的曲藝說書形式。

陜北說書的唱詞通俗流暢，有濃郁的地方特色；曲調(diào)比較豐富，風(fēng)格激揚粗獷，素有"九腔十八調(diào)"之稱，其中常用的有【單音調(diào)】、【雙音調(diào)】、【西涼調(diào)】、【山東腔】、【平調(diào)】、【哭調(diào)】、【對對調(diào)】、【武調(diào)】等。

陜北說書書詞的曲調(diào)很多。除了藝人們特有的開場白或特定的唱詞外，幾乎不加任何限制，可以由藝人任意發(fā)揮。好的民間藝人，在唱詞中大量引用陜北民歌、陜北道情、陜北秧歌劇、陜北碗碗腔，甚至秦腔、眉戶、蒲劇、晉劇、京劇的曲調(diào)，說得上是集各種唱腔于一爐，加以冶煉，然后形成一種別具一格的唱詞。

陜北說書的傳統(tǒng)節(jié)目很多，其中代表性的長篇有《花柳記》、《搖錢記》、《觀燈記》、《雕翎扇》等,短段有《張七姐下凡》等。從20世紀40年代起，陜甘寧邊區(qū)文協(xié)成立了說書組，由新文藝工作者林山等幫助韓起祥和其他藝人陸續(xù)編演了一些配合革命斗爭的新書目，如《劉巧團圓》、《王丕勤走南路》、《宜川大勝利》、《翻身記》、《我給毛主席說書》等。

韓起祥（1915～1989）

中國陜北說書演員。男，漢族，陜西橫山人。3歲失明，13歲學(xué)藝，30歲能說唱幾十部書，會彈50多種民歌小調(diào)，是陜甘寧邊區(qū)的盲演員。他自編自演了500多個新段子，熱情謳歌新人新事新風(fēng)尚。他的作品生活氣息濃厚，具有鮮明的時代氣息和民間藝術(shù)特點。他還改革了說書的音樂伴奏，增加了梆子、耍板等樂器，并創(chuàng)造性地把陜北民歌信天游以及道情、碗碗腔、秦腔、眉戶等劇種的曲調(diào)融于說書中，使這一藝術(shù)形式更加豐滿。幾十年中，他克服困難，堅持深入農(nóng)村 ，為廣大農(nóng)民演出 ，為曲藝界樹立了榜樣。代表作有《劉巧團圓》、《翻身記》、《宜川大勝利》、《我給毛主席去說書》等。

張俊功（1932年—2008年）

中國陜北說書演員。男，漢族， 陜北橫山縣人，陜北說書的一位改革者，一生致力于民間說書，是陜北說書歷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早在上個世紀在70年代，張俊功揚起了改革說書的大旗，把坐場改為走場，把一人改為多人，自成一派。改革后的陜北說書，人物角色分工更加明確，互相酬唱應(yīng)答，有了身段及表情表演，并且講究舞臺風(fēng)度、手、眼、法、步等規(guī)范。張俊功對陜北說書的改革，使這項民間藝術(shù)得以大力發(fā)展。主要作品有《說唐全傳》、《金鐲玉環(huán)記》、《對鞋記》、《觀燈記》、《楊家將》等。

解明生

延安市安塞縣人，是張俊功年齡最長的徒弟，半盲人，53歲。1964年，隨師傅張俊公學(xué)藝，是安塞曲藝隊隊長曾于1995年榮獲全國第二屆曲藝節(jié)牡丹獎。

曹伯炎

陜北說書表演藝術(shù)家，男，陜北延川縣人，1962年出生。國家一級演員，中國曲藝家協(xié)會會員，陜西省優(yōu)秀青年藝術(shù)家。中國民主同盟盟員。在延安曲藝館任職。他表演的陜北說書，多次參加國家、省市大型文藝演出、比賽并獲獎，十七次上中央電視臺表演節(jié)目。

還有田治枝等眾多的陜北說書表演藝術(shù)家，為陜北的說書藝術(shù)的傳承和傳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扣娃娃書詞內(nèi)容

有特定的書詞，其書詞是：

一柱名香上天空，

天羅萬象景致文。

打起銅鑼鐵面鼓，

我在玉皇前點神兵，

點起東方青甲神，

青甲神，愛穿青，

青人青馬青將軍。

馬后又捎春天的神。

一根天繩丈二的長，

一把銅鎖夠九的斤，

我在東方路上鎖鬼精。

有事鬼精鎖回的城，

無事鬼精打在后，急急如律令。

……

扣娃娃賞析

全長共四段，要把東西南北都點到，書詞也是一成不變，毫無創(chuàng)造力。但因是保佑性質(zhì)的，也頗能迷惑人。有時，被扣過的娃娃還要拜瞎子為“干大”，以便能消災(zāi)滅難地長大成人。

民間傳說從三皇治世時就有陜北說書。相傳很早以前，有一個老漢生了三個兒子，長大后給人家當奴隸，趕牲靈，大兒子叫大黃，讓奴隸主把一只手剁了，二兒子二黃的一只腿被打壞了，三兒子三黃讓主人把眼睛扎瞎了，弟兄三人流落到陜北的青化縣乞討為生。一天大黃拾到兩片爛木板，敲打著木板沿門乞討，說上一些吉利話，主人便賜給他們一些殘湯剩飯，有一次人家吃羊，他們撿來羊腸子，曬干繃在木板上，就彈出聲音來，后來他們弟兄三人自制了琵琶，從此相互配合，邊打、邊彈、邊唱。二黃心想大哥去世后誰來敲梆子，他靈機一動干脆把兩塊木板綁在腿上自打、自彈、自唱。后來老大、老二去了山西臨縣一帶，三黃卻留在了陜北，婚后生了五個兒子，并將彈琵琶的技藝傳授給兒子們。老大成家后收了三十六個徒弟，將三弦傳給了十八個徒弟，在榆林一帶安了家，把蓮花落、琵琶、三弦的技藝傳授給了后人。這一民間傳說足以見證陜北說書的歷史久遠。陜北說書是陜北民間的一種說唱藝術(shù)，深受陜北人民（特別是農(nóng)民）的喜愛。陜北說書最適宜在田間地頭、庭院炕頭上演出，聽眾可以是幾百或幾十人，也可以是幾個人。說書藝人一般為一個人，懷抱三弦或琵琶，腳綁木板，手彈三弦腳打板，邊說邊唱，邊唱邊說，一些短故事，也可以一唱到底，不說一句：或一說到底，不唱一句。

國家非常重視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保護，2006年5月20日，該曲藝經(jīng)國務(wù)院批準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

“彈起我的三弦定起個音，眾位明公仔細聽……”，陜北說書是說唱藝術(shù)，唱占了很大的比重，藝人們說：“說是骨頭唱是肉”。在書場里除了聽遠古神話、歷史傳奇、百姓故事，還可以學(xué)歷史、聽新聞，說書人走州過縣、見多識廣，朝政大事、奇聞趣談、張長李短等等，他都能說的活靈活現(xiàn)，并對那些邪、惡、丑，予以嘲笑和鞭達，對真、善、美大加贊美與頌揚。陜北說書中的每一部書很少有悲劇的結(jié)局，這在其它姊妹藝術(shù)中是很少見的。陜北說書，這一民間大眾喜聞樂見的說唱藝術(shù)，早在三十年代就取得了可喜的成績。那時陜甘寧邊區(qū)就開展了改造舊說書活動，對一些宣揚宗教、封建迷信的書目進行改造，高敏夫、韓起祥等人創(chuàng)作了新書《劉巧團圓》、《宜川大勝利》、《翻身記》、《血淚仇》等幾十部新書，當時深受邊區(qū)群眾歡迎。一九四六年八月，韓起祥在延安楊家?guī)X中央大禮堂為毛主席和朱老總說了新編書《張玉蘭參加選舉會》，聽完書后，毛主席稱贊道：“你的新書說得好……”。全國解放后，韓起祥的陜北說書曾風(fēng)靡一時，他一人就可以說五六百部新舊書，是陜北說書的一代宗師。提起陜北說書，人們就會想起這些人來：韓起祥（1915-1989）、張俊功、田治枝、解明生、曹伯炎……　陜北說書有聽頭亦有看頭。且看有看的講究，聽有聽的決竅。

在陜北每逢過廟會、祭祖、過生日、做滿月或喜慶佳節(jié)都會請說書的前來助興。說書一般由盲人手彈三弦，腿綁甩板，也有說書人擊鼓打板，另一人彈弦相輔。如今說書已經(jīng)不在是盲人的專場了，一些年輕人也加入進來了，他們?nèi)�五人組成一隊，有男有女，有唱有說，配上現(xiàn)代器樂，走村竄戶。在陜北的大型廟會上你常常能看到他們的身影。華燈初上時，男男女女的村民們就相聚而來，里三層外三層地圍在說書人周圍，這時醒木一響，三弦撥動，鼓聲咚咚，方言開篇，唱詞娓娓吟來，頓時里里外外鴉雀無聲。

唐代是中國文學(xué)藝術(shù)的黃金時代，百藝繁盛。說書在民間成熟而普及。1966年西安西郊出土的一組彩繪陶俑——說唱俑，說明一千三百多年前的長安已經(jīng)有了說書這種說唱形式。此時有了琵琶的伴奏，唐元稹長集《連昌宮調(diào)》有：“夜半月高弦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足見唐說書的昌盛，而平民都喜歡聽書，書聽到夜半還不足興。尤為可喜的是說書曲本“變文”出現(xiàn)以及當時寺院中和尚“講俗”的興盛，“轉(zhuǎn)變”已經(jīng)成為唐時的主要的說唱藝術(shù)。“變文”唱詞的韻式格體基本是七字句式，這種韻體格式至今還被陜北說書所保留。

陜北說書與變文格外相似，往往是以散文敘述事實，作為引起，以詩文敷衍一番。這種夾敘夾唱的形式無論是陜北說書還是變文都有。如變文《目連救母》與陜北說書《金箸記》就是其例�！白兾摹钡闹v唱形式是講前唱歌，稱為“押座文”，它是“變文”的“引端”或“入話”，是沿于宋代的每篇“話本”前面的“入話”或“笑耍頭回”或“得勝頭回”的形式�；蛴迷娫~，或說另外小故事，或發(fā)點議論，可與正文略有關(guān)系，也可沒有關(guān)系，所加的唱詞起定場作用。其“評話”稱之為“開詞”�！按蠊摹⒖鞎�”稱之為“書帽”，這些只是稱謂不同，其實質(zhì)是相同的。而陜北說書的定場詞，在正文說起之前，總會先敘述概括歷代帝王改朝換代之功業(yè)興衰之事，以引起“變文”稱之為“押座文”，陜北說書的開頭也有敘說，或是歷代帝王改朝換代之事，或是請神之類的開場詞。此后又唱經(jīng)文，做題解時用白文，叫“開題”，開題后背唱經(jīng)文。經(jīng)文后又白文，此后又相間進行，到完為止。散席后，又唱歌，叫“解座文”。今天陜北說書，演唱方式中起板、開場白、間奏、書帽、間奏、正文、結(jié)尾�！伴_場白”相當于“變文”的“引端”或“入話”，“書帽”相當于變文的“開題”，“正文”相當于經(jīng)文部分，結(jié)尾相當于“解座文”。這足以說明陜北說書與變文關(guān)系相當密切。

陜北說書初始是琵琶書，三弦書在琵琶之后廣而用之。

陜北說書的曲目中所保留的傳統(tǒng)節(jié)目不僅內(nèi)容題材因襲宋元活本和鼓詞中的歷史人物故事，而且有的書目連曲本多也一樣，如《金鐲玉環(huán)記》《繡鞋記》《汗衫記》《金箸記》《七俠五義》《包公案》等均是宋代故事的篇目，這一時期陜北說書有個顯著的特點就是腳本程式話。由于說書藝術(shù)全部地域化，因此說書腳本形成一定的套路，無論哪位小姐走路，無論何種人待客，無論描述哪個媒婆，都應(yīng)用一個書套，同時語言也開始蛻變?yōu)榈胤秸Z言了，自然陜北說書也有了陜北方言的特色。陜北說書有琵琶和三弦兩種形式。琵琶書早于三弦書，是陜北說書最古老的書種。至今琵琶、三弦的彈奏仍沿用骨質(zhì)拔子的古老遺風(fēng)。漢劉熙《積名》中也有記載。遠在漢張騫出使西域，自然會引進一些胡樂，琵琶自然會引進。武帝時嫁江都劉建之女細君到烏孫國，為安慰它對鄉(xiāng)土的思念之旅的寂寞，曾使工匠創(chuàng)作了一種馬上彈奏的樂器，這便是“漢琵琶”。實則這種漢琵琶是我國秦代的直徑圓體“弦鼗”的變體。這種“秦漢琵琶”幾經(jīng)改革演變，便是后世的月琴，秦琴，三弦等幾種樂器。這只能說明琵琶比三弦早，至于陜北現(xiàn)存較老式的琵琶來源，可能是承漢唐時引進的胡樂——“曲徑琵琶”。陜北自古是邊陲地帶，形成胡漢雜居的局面，胡漢文化交融，自然胡樂在這里被接受并且使用，這是歷史的結(jié)果。

到清代，陜北說書只能繼續(xù)發(fā)展�！队芰指�志》對說書有這樣的記載：“清康熙年間這里便有……劉弟說傳奇頗靡靡可聽……，韶音飛暢，殊有風(fēng)情，不即江南之柳敬亭乎！”這再次說明在二百年前陜北說書藝術(shù)已達到較高藝術(shù)水平，大概和現(xiàn)代說書相差無幾。從唐到清是說書的發(fā)展時期，這一過程經(jīng)歷了一個漫長的時期。從清到民國的三十年代，據(jù)傳，在此期間陜北盲人曾有一次大的聚會，目的是與明眼說書人宣戰(zhàn)，爭取飯碗不被搶奪。在這一時期盲人們只是為了求生存。到了中華民國，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萌芽，陜北說書也為自己的轉(zhuǎn)變創(chuàng)造了條件和提供了思想保證。

內(nèi)容和形式陳舊。今日的“陜北說書”，演唱的多是傳統(tǒng)書目，說唱形式也一成不變。傳統(tǒng)書目包含的思想、觀念等，多反映過去那個時代的主題，與新時代精神相距甚遠，如此，很難提起年輕聽眾的普遍興趣。

改革開放以后，人民的物質(zhì)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因此，就必然追求更高水準的精神生活。電視、錄像、舞會、卡拉OK、臺球、棋類以及南來北往各級各類文藝團體的演出活動，已經(jīng)把“陜北說書”擠出城鎮(zhèn)，擠向了十分偏僻的山村。

被稱為陜北民間藝術(shù)中最耀眼的技藝之一的“陜北說書”，雖然在厚重的文化積淀和滋養(yǎng)下，具有了獨特的藝術(shù)風(fēng)格，但隨著人們對文化生活的追求有了更新的要求，“陜北說書”藝術(shù)的繼承與發(fā)展，便成了亟待思考、解決的一個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