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寶嘉 - 生平簡介

李寶嘉生于世宦之家，他祖父、父親、伯父都是科第出身，有的在地方任牧令、監(jiān)司，有的在京城官居樞要。他生在山東，三歲時，父親去世，由堂伯李念之撫養(yǎng)。當時念之任山東道員、東昌府知府，寶嘉從小隨伯父在山東長大。伯父對他督教甚嚴，母親只此一個兒子，更是把全副心力放在他身上。李寶嘉自幼聰慧好學，興趣廣泛，每當夜深人靜之際，淡月孤燈之下，攻讀不止。他擅長制藝詩賦，善于繪畫篆刻，懂得金石考據(jù)，可謂多才多藝。少年時期就考取了秀才，名列第一，但始終未能考中舉人，仕途失意，這對他后來思想的變化，痛感官場黑暗，敢于起來加以揭露鞭撻，是有重要意義的。

光緒十八年（1892），念之從山東辭官回到常州，伯元一家，同返故鄉(xiāng)。此時，座落在北門外青山橋畔羅武壩的祖宅，已在戰(zhàn)亂中毀壞，于是在城內(nèi)青果巷選擇一處房屋居住。過了二年，伯父去世。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充滿著內(nèi)憂外患，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滿清統(tǒng)治者賣國求榮，腐敗反動。八國聯(lián)軍入侵北京，中日甲午戰(zhàn)爭失敗，戊戍變法被扼殺，清朝一面對帝國主義奴顏婢膝，割地賠款；一面對人民大眾加重剝削，殘酷鎮(zhèn)壓。政事的腐敗，社會的黑暗，使青年時代的李寶嘉不勝憂憤，思圖改革。他在詩中抒發(fā)抱負道：“世界昏昏成黑暗，未知何日放光明？書生一掬傷時淚，誓灑大千救眾生”。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方三十，在學文學上有扎實根基的李寶嘉來到上海，創(chuàng)辦《指南報》，以此揭露時弊，勸善懲惡。不久，改辦《游戲報》，后又改為《繁華報》，并受商務印書館之聘，編輯出版《繡像小說》半月刊。他是晚清上海小報的創(chuàng)始人，魯迅先生說他所辦報紙“為  偕嘲罵之文”“記注倡優(yōu)起居”（《中國小說史略》）。對于清朝末年的官場及社會上的種種腐朽現(xiàn)象，以嬉笑怒罵之筆，繪影繪聲，揭露無遺，受到各界人士的歡迎，發(fā)行頗廣。后來仿效者甚多，紛紛辦起保種小報，但都沒有他辦的報紙發(fā)行量大。

光緒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舉辦經(jīng)濟特科。所謂經(jīng)濟特科，是一種臨時設(shè)立的特別考試。必須是具有相當
資歷的人，并經(jīng)有聲望的官員保薦，才能參加這種考試，考取之后，立即就做官，那時雖有官銜而無實職的人是極多的。這時李寶嘉在上海寫小說成了名，  鄉(xiāng)侍郎曾慕濤保薦他參加經(jīng)濟特科考試。他卻加以拒絕，沒有卻參加考試，人們贊揚他志趣高尚。后來終因積勞成疾，年才四十，歿于上海。

李寶嘉 - 創(chuàng)作生涯

李寶嘉，1867年生于山東，早年喪父，由居官的堂伯撫養(yǎng)，因此對腐敗黑暗的官場有較深刻的印象。他少年時代擅長制藝、詩賦，1891年中鄉(xiāng)試第一名秀才。

895年甲午中日戰(zhàn)爭爆發(fā)，內(nèi)憂外患刺痛了李寶嘉的心，又因受到維新變法維新思想影響，他放棄了對科舉的追求，于1896年到上海創(chuàng)辦《指南報》。這是中國報刊史上最早的小報，第二年，他又創(chuàng)辦《游戲報》，每期4頁，約5000字，文字、廣告各占一半，有市井新聞、諧文、詩詞、燈謎、碑傳、楹聯(lián)、酒令、論辯等欄目。這兩份報紙主要刊載官場笑話、民間趣聞，與當時各報風格迥異，受到小市民和落魄文人的喜愛，開辟了中國消遣性小報的門徑。其實，李寶嘉的本意是要借游戲之說，嘲罵之文，對貪官污吏及政治腐敗現(xiàn)象加以揭露、諷刺、譴責，希望社會現(xiàn)實有所改良、變革。魯迅曾指出這類小報“命意在于匡世”。

后李寶嘉將《游戲報》轉(zhuǎn)讓給他人，于1901年創(chuàng)辦《世界繁華報》，該報為日報，辟有諷林、藝事志、野史、時事嘻談、小說、論著、譚叢等欄目，也以暴露、嘲諷官場腐敗現(xiàn)象為主，曾連載了著名譴責小說家吳趼人的《糊涂世界》及自己撰寫的描寫義和團起義的連載小說《庚子國變彈詞》等。當時，他住在勞合路（今六合路），那里妓院叢集，他特意在大門上貼了一副對聯(lián)“老驥伏櫪，流鶯比鄰”，在此環(huán)境下，他開始撰寫《官場現(xiàn)形記》，該小說由若干獨立的短篇小說連綴而成，原計劃寫120回，后因病，只寫了50多回，由他友人補綴至60回，它所寫的基本上是他從親友處收集來的實事逸聞，如第四十三回《八座荒唐起居無節(jié)》，指的是張之洞，四十四回提到的太監(jiān)，即指李蓮英，全面而集中地描繪了晚清時期形形色色的官僚群像，反映了整個官場的貪賄、欺詐等丑惡現(xiàn)象。由于他善于以滑稽玩世的文風貶斥時弊，所以頗受讀者歡迎，成為晚清四大“譴責小說”之一，在連載的同時，還被報館分五編先后單行出版，在中國文學史上頗有影響。在李寶嘉成功創(chuàng)辦《世界繁華報》的影響下，上海各小報紛紛蔚起，他因而被稱為小報界的鼻祖。

 此外，李寶嘉還發(fā)起創(chuàng)辦“海上文社”等文藝團體，并出版社刊《海上文社日報》。1903年，他應商務印書館之聘，擔任《繡像小說》主編，該刊經(jīng)�？�載吳研人等人的作品，曾連載了劉鄂的小說《老殘游記》，也連載李寶嘉自己的創(chuàng)作，如《文明小史》、《活地獄》、《海天鴻雪記》、《中國現(xiàn)在記》、《醒世緣彈詞》等十余篇小說與彈詞，《繡像小說》也是借文藝形式針砭社會丑惡現(xiàn)象的刊物。為吸引讀者，版面上還穿插一些彈詞、戲曲和雜文，所刊小說均配上繡像插圖，圖文并茂，很受讀者喜愛。 李寶嘉這一時期的創(chuàng)作仍與現(xiàn)實密切結(jié)合，如《醒世緣彈詞》宣傳破除迷信、反對纏足和吸鴉片，《文明小史》反映清末在維新運動和帝國主義侵略下舊中國的形形色色，諷刺了封建知識分子對文明的誤解，《海天鴻雪記》則描寫青樓生活，故有人評價李寶嘉，稱他的描寫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了新與舊的沖突和轉(zhuǎn)變。他還擅長繪畫，閑時用于消遣。但他的生活并不景氣，常常負債，某年除夕，討債人接踵而來，他只得跑到一個茶館躲避。工作的繁重和生活的困頓使他患了最重的肺病，1906年因肺病惡化在上海逝世，年僅40歲。遺有《芋香室印譜》、《南亭筆記》、《南亭四話》及多種書畫作品。

李寶嘉 - 文學作品

《官場現(xiàn)形記》
《文明小史》
《中國現(xiàn)在記》
 《活地獄》
 《海天鴻雪記》
《庚子國變彈詞》
《南亭筆記》
《南亭四話》
《芋香印譜》
《藝苑叢話》
《滑稽叢話》
《塵海妙品》
《奇書快睹》
《醒世緣彈詞》

李寶嘉 - 作品風格

常州籍著名語言大師趙元任，在他的《現(xiàn)代吳語的研究》一書中，特別給常州方言指出，有“紳談”和“街談”之別。就字面可見，“街談”即流傳于街頭巷尾，市井百姓口中的方言；“紳談”，來自于官宦和紳士口中的方言。李寶嘉，因為他既生活在市井之中，又受為官多年伯父的撫養(yǎng)，對官場特有的方言，有相當?shù)牧私�。所以李寶嘉在《官場現(xiàn)形記》中，也就自然而然地抖出好多紳談方言：

帶肚子（5.11)：清代有一定級別官員在任或新上任，另有人出錢給他而謀個屬下的小吏，這現(xiàn)象稱之為“帶肚子”。

正途（19回標題）、羊毛筆換得來的（19.11）：清代謀官有兩條途徑：其一是出錢給朝廷，按錢多寡，分等得位，這叫捐官；其二是經(jīng)過科舉考試（考試要用羊毛筆答卷）而謀官，故有“羊毛筆換得來的”之說，這被稱之謂“正途”。

大帽子（3.6）：清代官員戴尖頂、圓邊沿的大帽，由此大帽子便成了官員的別稱。大帽子在官場上也成了有背景有后臺的代稱。

一底一面、有底有面、連底連面（4.14等）：清代官吏貪污，有明里面子上的一份，還有暗底里的一份。故有一底一面、有底有面、連底連面之稱。清代商人賺錢也有明里暗里之別，故亦有一底一面、有底有面、連底連面之類的說法。

出……花樣（9.12）：清代官場有你出我的花樣，我出你的花樣之類的勾心斗角。于是官員之中經(jīng)�？谕拢骸俺觥�…花樣”之類言談。

罩（15.13）：清代官員說謀官，說掌權(quán)，好比如漁翁執(zhí)罩，罩住官、罩住權(quán)，去玩弄權(quán)勢，作威作福。他們把如此謀官、弄權(quán)，說成是“罩官”或“有幾個差使身上罩住……”。

腰把子（20.6）：比喻靠山、后臺。

經(jīng)絡（30.8）：清代官員關(guān)系，如人體經(jīng)絡，也如一張織網(wǎng)，這兒牽到那里，此處通向彼地，錯綜復雜，沆瀣一氣。

折個干（36.11）：收受實物賄賂，令人惹眼且不實惠；為避人耳目而又能達到實惠目的，將實物折成錢幣，此之謂“折個干”。

盡管以上這些紳談方言數(shù)量不多，但經(jīng)李寶嘉巧妙運用，它們在《官場現(xiàn)形記》長篇中，輔助其整體共同鑄成了一面歷史鏡子：它照見了封建制度的腐敗特征，照見了官場上實施腐敗的種種卑鄙伎倆，更照見了封建王朝日落西山的發(fā)展趨勢。李寶嘉抖出這么一些紳談方言，確也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人們透過字里行間窺見封建社會岌岌可危的世態(tài)，以及那日見衰敗的頹勢。

李寶嘉 - 人物評價

在晚清譴責小說創(chuàng)作方面，李寶嘉是一位多產(chǎn)而卓有成就的作家，他雖然寄希望于封建統(tǒng)治者的“覺悟”和改良，但痛切地看到社會政治的腐敗，廣泛運用諷刺手法，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清末封建社會的黑暗現(xiàn)實，特別是對清末官場的種種罪惡行徑進行了有力的揭露與鞭撻，在晚清小說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魯迅說清末的譴責小說以“南亭亭長與我佛山人名最著”（《中國小說史略》）。

他創(chuàng)作小說的目的在于揭露時弊，洗刷污濁，改進政治，推動社會進步。這是與他的社會改良主張一致的。他希望學習西方的文明與進步，但不贊成激進的改革，連變法維新也感到過激，至于民主革命更被斥為“破壞天理國法人情”（《文明小史》），這種想法，不僅是一種幻想，而且給他的創(chuàng)作帶來局限。在他的書中，對慈禧亦有諛詞，頌揚李鴻章的外交，對帝國主義是庚子國變的真正罪魁禍首缺乏認識，特別是對義和團的反帝本質(zhì)沒有理解，描寫成一味燒殺搶掠的“匪人”，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