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翔鶴 - 生平簡介
陳翔鶴，1901年3月19日生于四川省重慶市。1919年畢業(yè)于成都省立一中。1920年考進上海復旦大學。1922年在上海曾與林如稷、鄧均吾、陳煒謨組織淺草社，創(chuàng)辦《淺草季刊》。同年又辦《文藝旬刊》。1923年轉學到北京大學研究生班，專攻英國文學和中國文學，三年后執(zhí)教。自1927年至1936年先后在山東、河北省等校任教。“七·七”抗戰(zhàn)爆發(fā)后返回故鄉(xiāng)，次年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任成都分會常務理事。1939年經周文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積極從事文藝界抗戰(zhàn)活動。
同年又到愛國學生較為集中的國立六中四分校任教，并從事地下黨的工作。1941年后因遭反動當局的恐嚇威脅，被學校解聘。1945年任中國民主同盟四川省委執(zhí)行委員。1947年成都“六·二”事件后，遭到國民黨當局的通緝，在李劼人庇護下得以脫險。解放后，陳翔鶴歷任川西文教廳副廳長、川西文聯(lián)副主席、四川省文聯(lián)副主席、四川大學教授、中國作家協(xié)會理事。先后任《文學遺產》和《文學研究季刊》的主編和《文學評論》常委編委等職。
“文革”期間，因寫歷史小說《陶淵明寫挽歌》和《廣陵散》而遭誣陷，在林彪“四人幫”的迫害下，于1969年4月22日含冤辭世。
陳翔鶴 - 文學之路
陳翔鶴從青年時代起就與文學結緣。1922年在上海曾與林如稷、鄧均吾、陳煒謨組織淺草社，創(chuàng)辦《淺草季刊》。同年又辦《文藝旬刊》。時隔不久，淺草社核心人物林如稷赴法留學。同年底便北上到北京大學讀書，并與楊晦、馮至、陳煒謨等人組織創(chuàng)辦沉鐘社，編輯出版《沉鐘》半月刊�！稖\草》、《沉鐘》曾受到魯迅先生的好評，認為《淺草季刊》“向外，在攝取異域營養(yǎng)；向內，挖掘自己的靈魂，將真和美歌唱給寂寞的人們”。認為“沉鐘社是當時中國最堅韌、最誠實、掙扎的最久的團體”。由于他們還是思想上不夠成熟的青年，而走上“為藝術而藝術”的道路淺草、沉鐘社作家為初衷，本想從純文藝中求得生活為“高潔”，結果，卻終于走向現(xiàn)實主義的道路。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始于20年代初，是淺草和沉鐘的主要小說家之一。
中篇小說《不安定的靈魂》中的“我”——孫樹立在愛情上有過三次移情別戀，多次易地逃避愛情的牽繞，總是一個不安定的靈魂。作品借主人公這種飄忽不定的心情，傾瀉郁結為情懷。作者善于用第一人稱的創(chuàng)作手法，寫出真實感受，令讀者感到格外真實可信。在帶有自傳體的短篇小說《悼——》中的B先生，在《See！……》中的飯店侍者——6號服務員等篇章中，也取同樣寫作手法。這一時期的作品多具濃重的傷感情調。
30年代末，小說《古老的故事》中的蘇幼旃夫婦的悲慘遭遇，很容易使人聯(lián)想到魯迅先生《傷逝》中的涓生和子君的命運，這說明其作品已經開始走向現(xiàn)實主義。解放后，陳翔鶴歷任川西文教廳副廳長、川西文聯(lián)副主席、四川省文聯(lián)副主席、四川大學教授、中國作家協(xié)會理事。先后任《文學遺產》和《文學研究季刊》的主編和《文學評論》常委編委等職。
陳翔鶴 - 編輯家
《文學遺產》是中國解放后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發(fā)表文章最多的一個刊物。在這期間，陳翔鶴對工作非常主動積極，經常往返于上海、南京、武漢、天津、成都等各大專院校，拜訪那些研究有素的中國古典文學的老專家，和正在研究中國文學的青年學者，征詢他們對《文學遺產》的意見，和他們討論應該著重研究的問題，并約請他們?yōu)椤段膶W遺產》撰稿。陳翔鶴從青年時代就讀過不少的中外古典名著，知識淵博，他對許多古典作家的作品都有自己獨特的見解，而且輕易不肯放棄。但在陳翔鶴主編《文學遺產》期間，卻能虛心聽取專家們的意見，凡是他認為正確的意見，都很快地接受下來，改正或充實自己的主張。因此陳翔鶴和老專家與青年學者的關系都很好。熱心培養(yǎng)青年，積極獎掖后進，是陳翔鶴辦刊的基本宗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成長起來的古典文學界的年輕學人，幾乎沒有不曾受到《文學遺產》的沾溉與栽培。從五十年代中期到文化大革命前，陳翔鶴以《文學遺產》名義召集過許多次中青年作者座談會。像北京大學的陳貽欣、褚斌杰、裴家麟、倪其心，北京師范大學的郭預衡、聶石樵、鄧魁英、李修生，中國人民大學的馮其庸、朱靖華、吳文治，北京師范學院的廖仲安，原在北大后來調中華書局的程毅中、傅璇琮、沈玉成，以及文學研究所的胡念貽、曹道衡、鄧紹基、劉世德、王水照……都是《文學遺產》的常客。陳翔鶴的年齡比這些人大二三十歲，從學術輩份看，實際上就是師生關系。陳翔鶴誠懇地歡迎年青年人對編輯部工作提意見和建議，同時對他們寄予希望，尤其在學風方面。有時也對在座或不在座者的某些缺點作善意的告誡和警示。
陳翔鶴 - 友情
沈從文和陳翔鶴的友誼，始于上世紀20年代初。沈從文創(chuàng)作宏富，作品結集約有80多部，是現(xiàn)代作家中成書最多的一位。如代表作《邊城》、《湘行散記》等。陳翔鶴從1923年寫小說《茫然》，到1960年寫歷史小說《陶淵明寫〈挽歌〉》、《廣陵散》，在抒情、寫實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績。他們彼此尊重，50多年書信往來不斷，有學術思想的商榷，有藝術技巧的探討，也有對文壇現(xiàn)狀的憂慮。直到后來分別遭受到不同的處境，仍然“心有靈犀一點通”，如李陵答蘇武書：“人之相知，貴相知心�！�1923年8月，沈從文經過19天的長途旅行到達北京。沈從文成了北大中文系的旁聽生，并結識了中文系的陳翔鶴、德文系的馮至、哲學系的楊晦、英文系的陳煒謨。沈從文和陳翔鶴來往密切，他倆一同去北大中文系聆聽魯迅講“中國小說史”，魯迅小說集《吶喊》出版后，他們同去書店購買。陳翔鶴知道沈從文經濟上比較困難，經常約沈共餐，從不讓沈付款，對沈的接濟也是經常的事。
1925年，沈從文在香山慈幼院圖書館做了一個小職員，住進香山飯店前山門新宿舍里。這棟房子原是清初所建的四大天王廟。當香山寺改為飯店時，慈幼院便以“破除迷信”為理由，將廟堂改裝成幾間單身職工宿舍，沈從文是第一個搬進去住的人。陳翔鶴從沈從文的來信中知道這新住處的奇特環(huán)境后，竟獨自騎著一頭毛驢，搖搖晃晃上了香山，去尋幽訪勝，成了沈從文住處的第一位客人。
在和沈從文分別六年后，1932年1月陳翔鶴來到青島，在青島市立中學任語文教師。由于生活、工作、愛情諸方面的原因，陳翔鶴在青島十分苦悶。幸好，沈從文也在青島，執(zhí)教于青島大學，住在福山路。沈從文回憶說：“當時我倆幾乎每天晚上都到公園（今中山公園）去會面，到池塘中間那個亭子里交談起來，談人生、談文藝、談個人遭遇，已經時間很晚了，有時到半夜，周圍空寂有些令人恐怖，陳翔鶴不敢一人回校，每次都是我把他送回市立中學。”
中國解放后，沈從文在中央革命大學學習，畢業(yè)后，曾隨北京工作組去四川宜賓，參加過一段時間的農村土地改革工作。那時陳翔鶴任四川省教育廳長、四川省文聯(lián)副主席。聽說沈從文到了宜賓，急忙派車把沈從文接到成都的家中，暢談分別20多年各自的情況。這時沈從文才知道：七七事變發(fā)生后，北方眼看就要淪陷了，陳翔鶴不得已才回到故鄉(xiāng)成都，1938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長期從事黨在文藝界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并負責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成都分會的工作。解放了，黨委以重任，他擔負著繁重的工作。沈從文也對老友說了心里話，1948年，解放軍已兵臨北平城下。北京大學校務會議已經作出不遷校的決定，沈從文毅然決定留下來。這時他的心情其實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對新時代的來臨歡欣鼓舞，另一方面又擔心跟不上步伐。
土改工作結束后，沈從文路過成都，陳翔鶴去車站話別。此后，陳翔鶴仍時刻關心著老友的情況，但由于倆人相隔千里，許多事愛莫能助。1954年陳翔鶴奉調北京任中國作家協(xié)會理事、作協(xié)古典文學部副部長，主編《文學遺產》和《文學研究季刊》。兩位作家在北京又相聚了。那時陳翔鶴住在東總布胡同22號作協(xié)宿舍，沈從文住在東堂子胡同，相距不遠。由于沈從文的遭遇，舊日的朋友已經漸漸斷絕來往，陳翔鶴就成為沈從文家中少有的�？�，三天兩頭去看望他，這時的沈從文心情好多了，見到陳翔鶴總是說高興的事，沒有一點埋怨的言語。
沈從文后來回憶說：“回溯半世紀前第一階段的生活和學習，煒謨、其文和翔鶴的影響，明顯在我生長過程中，都占據(jù)一定位置。我此后工作積累點滴成就，都和這份友誼分不開。換句話說，我的工作成就里都浸透有幾個朋友澹而持久的古典友誼、素樸性情人格一部分”。
陳翔鶴 - 作家之死
黃秋耘在《文藝學習》分管古典文學和理論批評的編務，與陳翔鶴在一個院子里辦公。兩人在1954年認識，漸漸熟悉。陳翔鶴喜歡養(yǎng)花，在院子里養(yǎng)了十多盆蘭花，黃秋耘也很喜歡，成為陳翔鶴的助手。每當風雨來臨的時候，他們就得把蘭花搬到走廊。二人還一起談論古典文學。黃秋耘年輕，有問題便請教陳翔鶴，但二人又有許多不同意見。陳翔鶴隨和，黃秋耘因此也隨便了，二人常常爭論得面紅耳赤。他們稱得上一對“忘年交”，在院子里過了一段很舒心的日子。但1964年以后，情況發(fā)生了急劇的變化。黃秋耘回憶：“記得是在1964年或者1965年，姚文元在一篇文章中不點名地批判了翔鶴同志和我，說什么有些共產黨員不想革命，卻神往于陶淵明的生活情趣，像聽到‘空谷足音’那么狂喜。當時我們已經隱隱約約預感到，假如再有什么政治運動的話，恐怕是‘在劫難逃’的了。我也曾細細想過，像翔鶴同志和我這樣的思想感情，大概是不大符合一個‘正統(tǒng)的共產黨員’的標準吧。但是姚文元的道德情操似乎距離一個‘正統(tǒng)的共產黨員’的標準還更遠一些�！�陳翔鶴的另外一位同事林非回憶：1964年秋，康生在北京展覽館劇場作了一個報告，辱罵了不少文學藝術家。此報告不久被正式傳達，讓許多部門學習領會。林非所在的《文學評論》編輯部接到上面的通知，要求他們發(fā)表文章批判陳翔鶴的小說。于是，有人約請著名的古典文學研究家余冠英寫了一篇批判文章，題為《一篇有害的小說——(陶淵明寫》。文中稱《陶淵明寫》“充滿了陰暗消極的情緒，宣揚了灰色的人生觀”，“只能聽到沒落階級的哀鳴和夢囈”。文章發(fā)表后，《文學評論》的主編何其芳很快得到周揚的電話，并興沖沖地將周揚的話轉達給同事們：“說是余冠英的文章寫得好，文風也值得學習，替老一輩學者撰寫批判文章起了帶頭作用�！绷址菍Υ擞凶约旱恼J識，他在《回憶陳翔鶴》的文章中稱：“在這篇文章(余冠英的文章——編者按)結尾的地方，顯得很有禮貌地詢問陳翔鶴，請他思考究竟‘迎合了什么人的口味’，表現(xiàn)出似乎是一種平等的對話，看來從余冠英到周揚，都希望批判文章盡量寫得合情合理，具有科學性和說服力，能夠讓被批判者也心悅誠服和毫無精神壓力地同意這種結論。這種愿望確實是善良的，然而經歷了‘文革’的這場浩劫，我才徹底地明白了，此種天真幼稚的想法肯定無法實現(xiàn)，因為康生他們所掀起的大批判高潮，并非真的想要爭論什么文藝或學術問題，其最終目標是要建立一種徹底拋棄近代民主和法律觀念的絕對權威，……”
在這種情況下，陳翔鶴的思想是矛盾著的。有一次他見到林非，林非向他鞠了個躬，他緊緊握住林非的手，說：“我正在清理自己的思想，會跟上這個時代前進的�！闭涡蝿莞訃谰�1966年春，陳翔鶴還可以在家里接待老友陳白塵，話話舊，談談他的心愛之物蘭花。半年后，他再見到陳白塵，則是在批斗大會上。二人雖然互相看到了對方，但“誰也不能打招呼、說話，連交換一下眼色的機會都沒有”。批斗會完畢，“牛鬼蛇神”要各回“黑窩”。陳白塵在青年藝術劇院劇場大門外看到了陳翔鶴熟悉的背影，想要追上去，“只圖讓他看見我，互相點點頭，笑一笑，或者只交換一下眼色，也就心滿意足了”。[15]只是，陳翔鶴走得很快，過了東單十字路口后，陳翔鶴便消失在馬路對面了。陳白塵試圖穿過紛亂的車流夾縫追尋陳翔鶴的背影，但已消失在暮色中了。
陳翔鶴被迫到單位接受批斗，參加學習和體罰性的勞動，寫“交代材料”，還寫勞動小結：“我參加勞動不覺已經有六個多月之久了，勞動主要是掃地擦地等。但我是否可以稱為掃地擦地的能手呢?不能�？峙挛疫�只能算倒數(shù)第三呢。別的掃地的同志比我要高明得多。可見這樣工作也并不簡單。”
陳翔鶴年紀大了，又患有冠心病、高血壓、動脈硬化等疾病。激烈的“批斗”，使他的身體無法承受。有一次，他提出受不了。造反派惡狠狠地說：“受不了就死在這里�！标愊楮Q堅決地回答：“我才不死呢!”無論多么艱難，陳翔鶴沒有一點輕生的念頭，一聽到有人自殺的消息，他就十分反感。他對妻子和兒女們說：“他為什么要死呢?我是無論如何不能死的。第一我是共產黨員，第二我有六個孩子，我要為孩子們在政治上負責，一個人死了影響全家和后代，我還要為黨工作。”
1969年4月22日陳翔鶴上午在所里集中學習，開會，中午散會后回到家里已經十二點多了，他對妻子說，這兩天老咳嗽，很不舒服。一咳嗽就氣喘，要拿點咳嗽藥止咳。陳翔鶴在去單位接受批判的路上，突然間倒下，送往同仁醫(yī)院搶救無效最終去世。而“革委會”卻宣稱他“畏罪自殺”，在他死后還召開了所謂批斗“反黨分子”陳翔鶴的大會，而且研究所里每個人都非參加不可。
1978年11月，中共文學研究所總支委員會給陳翔鶴作了復查結論，肯定了陳翔鶴在解放前后為中國共產黨做出的貢獻，并在最后說：“‘文化大革命’中，陳翔鶴同志因受林彪、陳伯達及‘四人幫’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摧殘、迫害，于1969年4月22日逝世�，F(xiàn)經復查，當時強加給陳翔鶴同志的所謂‘畏罪自殺’并定為‘叛黨’等罪名，純屬捏造，應予推倒，并向群眾公開宣布，予以平反昭雪。”1979年4月13日，《光明日報》發(fā)表關于文學研究所和社科院另外兩個單位為陳翔鶴、徐懋庸、董秋斯三人舉行追悼會的新聞報道，
陳翔鶴 - 評價
陳白塵贊揚道：“一般作家是用紙和筆寫作的。革命作家是用血和肉寫作的。翔鶴是用他整個生命來寫作的，所以我稱他為真正的作家。因為，他首先是一個真正的人!”陳翔鶴 - 相關詞條
| 西戎 | 馬烽 | 柳青 | 秦牧 |
| 吳強 | 楊沫 | 曲波 | 峻青 |
陳翔鶴 - 參考資料
[1]http://www.pubhistory.com/img/text/2/2412.htm
[2]http://www.zsnews.cn/Culture/2008/08/04/904987.shtml
[3]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ID=125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