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緒二十二年（丙申）生于陜西省咸寧（民國時并入長安）縣灞橋豁口村。今陜西省西安市灞橋區(qū)豁口村，1913年入西北大學預科。1915年畢業(yè)于陜西陸軍測量學校，1916年加入中華革命黨反袁。1918年參加靖國軍反段，靖國軍失敗后追隨楊虎城，1922年任陜北鎮(zhèn)守使井岳秀步兵團（楊虎城部隊）團附。

1924年出任楊虎城的第一個軍校--安邊軍事教導隊隊長，后來在西北紅軍創(chuàng)建和發(fā)展過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共產(chǎn)黨人吳岱峰當時就是軍事教導隊的第一期學員。后任國民三軍三師游擊二支隊司令。

1927年后任第二集團軍10軍參謀長，暫21師參謀長。楊投蔣后，部隊擴編，孫升任7軍17師長。曾主持17路軍與紅四方面軍的秘密聯(lián)絡�！袄遵R事件”爆發(fā)，楊虎城派孫蔚如進甘救援，趕走了吳佩孚、雷中田。楊向蔣保舉孫任甘肅省主席，想趁機囊括陜甘兩省，蔣不同意，只任孫為甘肅宣慰使，而以邵力子為主席，孫甚不滿。西安事變時，孫蔚如任戒嚴司令。事變后，楊虎城出洋，西安綏署及17路軍被撤消，改編為38軍，孫任陜西省主席兼38軍長。轄17師（趙壽山）和177師（李興中）�？箲�(zhàn)期間，38軍升格為31軍團和第四集團軍，孫任軍團長和總司令，兼一戰(zhàn)區(qū)副司令長官，曾指揮中條山西段戰(zhàn)斗。1945年接替孫連仲任任六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但戰(zhàn)區(qū)實權掌握在陳誠嫡系郭懺手里）。

1945年7月，孫蔚如調任第六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授上將銜。日寇投降時，他為第六戰(zhàn)區(qū)受降主官，在武漢接受日本第六方面軍投降并全權處理六戰(zhàn)區(qū)受降事宜。武漢中山公園內(nèi)至今還有一座受降碑，碑上鐫刻的草書銘文是孫蔚如將軍親自撰寫的：“民國三四年九月十八日，蔚如奉命接受日本第六方面軍司令官岡部直三郎大將率二十一萬人簽降于此。第六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孫蔚如題�！�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孫蔚如將軍眼見蔣介石極力準備內(nèi)戰(zhàn)，營私獨裁，禍國殃民，多年來他屢諫蔣介石釋放楊虎城將軍又連遭訓斥；積憤已久，不愿再事敷衍，便連電辭職，但均未獲準。于是他不理事務，消極度日。1946年春，孫蔚如將軍任武漢行轅副主任，當時的主任程潛也是一個位高權不重的人物，更不要說他了。后調任戰(zhàn)略顧問委員。1948年秋，蔣介石威逼他去臺灣，他決心脫離蔣氏，于是舉家避居杭州。1949年春，中國人民解放軍渡江前夕，蔣介石安排好飛機逼令孫蔚如遷居臺灣，孫蔚如將軍一面派人大肆張揚去臺灣購買了住所，一面潛居上海，暗中指示他帶往南方的以原第四集團軍的一個加強團為底子組建的國民黨232師參加湖南和平起義。另外，他本人又與中共地下工作者取得聯(lián)系，終于在中共組織的掩護下，安全到達北京，投入了人民共和國的懷抱。

建國后孫蔚如將軍長期擔任陜西省副省長、國防委員會委員、民革中央常委兼陜西省主委、全國政協(xié)委員等。積極為新中國的建設事業(yè)做貢獻，光明磊落、剛正耿直。1979年，孫蔚如將軍病逝前致書中共中央，客觀綜述自己的一生，衷心表達他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真誠信服，以及祝愿祖國日益繁榮昌盛的心愿。其情感真摯，言辭懇切，感人至深。

孫蔚如，1896年1月31日出生于陜西省咸寧縣豁口村(今屬西安市灞橋區(qū))一個“耕讀傳家的書香門第”。自學生時代起，他就博覽新書，投身民主革命。1910年，他入咸長初等實業(yè)學校，以圖“實業(yè)救國”。1911年10月20日，陜西革命軍響應武昌起義，孫蔚如曾協(xié)同革命士兵進攻西安城內(nèi)旗兵。1913年他入陜西陸軍測量學校學習，畢業(yè)后任陜西陸軍測量局地形課課員。1916年他加入中華革命黨。

1917年，孫中山先生在廣東舉起護法旗幟，陜西革命黨人起義響應，組織陜西靖國軍。孫蔚如立即投筆從戎，在第三路第二支隊第1營任連長，參加了配合南方的護法戰(zhàn)爭。在反擊北洋軍閥八省軍隊的圍攻戰(zhàn)役中，他率領四排兵力，以少勝多，重創(chuàng)甘軍陸洪濤部喻升一標(相當一團)。1921年，陜西靖國軍在北洋軍閥的分化瓦解下，紛紛接受軍閥改編，唯一堅持革命旗幟的只有楊虎城部，孫蔚如乃于次年轉入楊部任第5營營附，旋任營長。楊、孫二人遂義結金蘭，誓同患難。孫初入楊部，即參加了在乾縣鐵佛寺伏擊甘軍陸洪濤部的戰(zhàn)斗，獲步槍千余支，子彈60余萬發(fā)，軍聲大振。隨后，在馬嵬、武功附近，與直系軍閥激戰(zhàn)二十余日，立下戰(zhàn)功，因兩臂負傷而留醫(yī)鳳翔。楊部因軍閥部隊大舉來攻，形勢嚴重。楊虎城與于右任商議后決定，為了保存革命力量，于右任“南下請示孫中山”，楊虎城“率隊北赴沙陀國(指陜北)”，暫依地方實力派人物井岳秀，整訓休養(yǎng)。

孫蔚如未及傷愈，即東出潼關，經(jīng)河南，拜謁岳武穆廟。樊鐘秀約他南下廣東革命，他表示，由于與虎城的友誼，且北方革命力量只留此一根蒂，愿在北方與楊一起革命。隨后他赴北平，再行治傷手術，于1923年初到陜北會合楊部。

楊部到達陜北后，縮編為陜北鎮(zhèn)守使署暫編步兵團，駐防靖、安、定三邊地區(qū)。因楊虎城養(yǎng)病榆林，由李子高任團長。李為人忠厚而才疏，應付局面頗感力絀。孫蔚如回來后，受命為中校團附，著手訓練部伍，提高士氣；剿滅土匪，以利商賈；鏟除鹽政積弊，便利人民吃鹽；開辦小學五所，提高漢蒙人民文化水平；開辦軍事教導隊，培養(yǎng)干部。教導隊于1923年春開辦，孫著重招收各地進步青年學生，并聘請趙壽山、劉光甫、段象武等受過正規(guī)軍校訓練的人作教官，培養(yǎng)忠于三民主義的軍事干部，孫自兼隊長。吳岱峰、張漢民、孔從周、劉威誠等都是當時招考來的進步青年學生，以后成了楊虎城部隊的骨干力量。楊虎城軍中向有“測、保、教”是骨干的說法，即指其軍官中從陜西陸軍測量學校、保定軍官學校和安邊教導隊出身的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安邊教導隊的開辦，形成了楊部“自力更生”培訓軍官的傳統(tǒng)。

1924年10月，馮玉祥發(fā)動北京政變，邀請孫中山北上。楊虎城起而響應，部隊改編為陜北國民軍，楊為總指揮，孫為參謀長，并兼教導營(由教導隊擴編而成)營長、第2游擊支隊司令。是年冬，楊部揮師南下，又改編為國民軍第3軍(軍長孫岳)第3師，楊任師長，孫任參謀長，對北洋軍閥作戰(zhàn)。1925年春，國民軍向大荔、朝邑、郃陽、澄城、韓城一帶的劉鎮(zhèn)華鎮(zhèn)嵩軍的幫兇麻振武部發(fā)起攻擊，收復郃陽、韓城兩縣，配合了國民第2軍在豫西擊潰劉鎮(zhèn)華軍的斗爭。是年夏，在千陽、隴縣地區(qū)接連擊敗北洋系甘軍孔繁錦部；為接應國民軍第3軍入陜，參加追擊北洋系陜西督軍吳新田，在鳳翔重創(chuàng)吳部第7師。

1926年春，吳佩孚北連奉張夾擊國民軍，國民軍第2軍在河南失敗，吳佩孚又指使河南劉鎮(zhèn)華、陜西吳新田、甘肅孔繁錦三支軍閥部隊號稱“十萬之眾”，欲一舉攻占長安。北方革命形勢頓形緊張。陜軍聯(lián)合御敵，以楊虎城、李虎臣、衛(wèi)定一部共同堅守西安。堅守西安之役自4月開始。孫蔚如協(xié)助楊虎城指揮部隊堅守城池，孫部守東北城隅，為最接近敵軍之處，是敵軍攻城之重點。圍城期間，大小戰(zhàn)斗，日輒數(shù)起。圍城后期，斗爭更為艱苦，軍民幾乎斷炊，以油渣、谷糠、榆樹皮為食，漸亦不繼，每日餓斃者數(shù)十人以至數(shù)百人。在這種情況下，孫部仍然堅守陣地。一位紳士曾對孫蔚如說：“把人都死完了，守下城做啥！”孫應聲怒斥：“以前死的都是官兵，李先生沒說話�，F(xiàn)在輪到李先生頭上了，就不情愿了?”有一次，劉鎮(zhèn)華部在城東北角外數(shù)百公尺處，一夜筑起炮臺兩座，高出城表，并以重賞為誘餌，糾合著名悍匪組成攻城肉搏隊，以炮火配合，妄圖一舉攻破西安。孫蔚如守城一整夜剛下城墻休息，聞訊后又迅速登城接戰(zhàn)。原守軍一連人僅余官兵三人，來援之軍也已傷亡過半，戰(zhàn)斗仍在激烈進行。孫指揮官兵英勇抗擊，始將敵擊退。是役慘烈搏斗7小時，傷亡甚重，孫之14名勤務兵傷亡11人，城角有一樓被摧毀無余，只剩一堆瓦礫。就這樣，孫蔚如協(xié)助楊虎城堅守西安達8個多月，直到馮玉祥的國民軍聯(lián)軍11月來援，才解圍。是役，世稱“二虎(楊虎城、李虎臣)守長安”，是中國近代軍事史上著名的守城戰(zhàn)役之一，有力地配合了南方的北伐戰(zhàn)爭。

1927年春，楊虎城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2集團軍第10軍，孫蔚如任軍參謀長，后調任第2師副師長代理師長，部隊東出潼關，參加北伐戰(zhàn)爭。5月，第10軍在歸德協(xié)同友軍與北洋軍閥張宗昌、褚玉璞、孫傳芳等部展開豫東會戰(zhàn)。孫在程大莊一役，僅以步兵1營和師部手槍連抗擊了步、騎、炮聯(lián)合進攻的數(shù)倍于己的敵人。戰(zhàn)斗中，他三面被敵包圍，仍堅守不退，沉著應戰(zhàn)，予敵以大量殺傷，牽制了敵人，為總部爭得了時間。豫東會戰(zhàn)，楊虎城部損傷很大，在歸德孤立無援，乃脫離戰(zhàn)場，移防皖北太和、河南鹿邑一帶整訓。

1928年初，楊虎城赴日本養(yǎng)病。此時楊部正處于困難時期，編制、軍餉兩無著落，又夾于各派軍閥之間形如壘卵，如果應付不當，部隊前途將不堪設想。楊在出國前，對派誰代掌軍務的問題，經(jīng)反復考慮，終認為孫蔚如“深沉穩(wěn)練，工于心計，且馭下寬厚溫和，兼收并蓄，托以重任，當不辱命”，因此，委托孫對內(nèi)代行軍務。在這期間，孫蔚如堅持民族民主革命立場，堅決執(zhí)行楊虎城“不危害革命，掩護共產(chǎn)黨人”的主張，許多共產(chǎn)黨人來到第10軍開展工作。孫蔚如在碭山駐地紀念周大會上講話時，嚴厲斥責反動派殺害共產(chǎn)黨人的罪惡行徑，認為這是“損傷國家元氣，十分可恨”。

是年春，中共皖北特委領導皖北暴動，有人叛變告密，交出楊部中的部分共產(chǎn)黨人名單，蔣介石電令鎮(zhèn)壓。當時，受楊虎城委托在軍部負責外事的師長馮欽哉等人主張照辦，并與孫蔚如大吵。孫蔚如感慨地說：“這些人一是我的鄉(xiāng)黨，二是我的學生，叫我殺誰呢？我殺了怎么能對得起陜西人，怎么能對得起我的學生，更怎么能對得起我的朋友！且這些人都有愛國之心，是有為之士，基于愛國救民之愿，不顧生命，參加革命，消滅軍閥，打倒帝國主義。誠為可嘉，何為可殺！”遂命孔從周將暴露的數(shù)十名共產(chǎn)黨人以“遣送編余軍官”的名義，給資護送出境。不久，又發(fā)生多次因活動不慎而暴露的共產(chǎn)黨人為蔣系特務偵知來電索要的事情，均經(jīng)孫蔚如嚴詞教訓一番：“你們這些娃娃，胡鬧，10軍容不得你了，馬上走！”安排人開給路條，給資護送出境。與此同時，蔣介石令第10軍從馮玉祥第2集團軍轉屬蔣系第1集團軍方振武之第4軍團，參加第二次“北伐”戰(zhàn)爭，孫蔚如以軍餉、彈藥無法解決為理由，婉言拒絕了蔣的命令。是年秋，孫率軍轉入馮玉祥第2集團軍的山東防區(qū)，被改編為暫編第2集團軍第21師，楊虎城從國外回到部隊任師長，孫蔚如任第3旅旅長。

1929年2月，暫編21師集結臨沂，奉命剿滅盤踞膠東多年的劉桂棠(即劉黑七)、顧震兩股慣匪。孫蔚如協(xié)助楊虎城指揮武勉之、韓寅生、張自強、趙壽山、段象武各團，在莒縣、諸城、日照、安丘一帶，僅8天時間，就將土匪萬余人徹底肅清，使膠濟鐵路以南地區(qū)的社會秩序大為好轉。

是年4月，楊部又離馮附蔣，改為新編第14師，旋又改為陸軍第17師，孫仍任旅長。9月，楊部奉蔣令移防南陽，即卷入新軍閥混戰(zhàn)的旋渦。是年冬，孫率部在內(nèi)鄉(xiāng)、淅川等地，神速奇襲馮玉祥軍之劉汝明部，獲得蔣介石的嘉獎。在軍閥混戰(zhàn)中，他心境不快，在養(yǎng)病臥龍崗時，面對戰(zhàn)亂不已的分裂局面，發(fā)出了切盼跳出混戰(zhàn)旋渦的心聲，作七絕詩一首： 二豎無端苦相侵，龍崗高臥度春深。 中原板蕩應如昨，猶憶先生梁父吟。

在這期間，楊虎城在南陽舉辦教導隊，楊自兼大隊長，委孫為副大隊長，負責實際工作。該隊的共產(chǎn)黨人很多，各中隊的主要軍官，除一人外，其余均為共產(chǎn)黨員。第二年初，該隊的共產(chǎn)黨員醞釀兵暴。事情敗露后，孫把暴露的中共黨員用卡車送走。他說：“我既反對右傾的屠殺共產(chǎn)黨，又反對左傾的暴動政策”，“大家都是朋友，好合好散�！�

1930年中原大戰(zhàn)爆發(fā)后，7月，蔣介石任命楊虎城為國民革命軍討逆軍第17路總指揮，負責攻打洛陽和潼關。楊派孫任南陽守備司令，任務是確保前線補給和后方安全。后因軍情緊急，孫奉命率本旅和兩個補充旅，協(xié)同其他部隊，將抄楊虎城部后路的劉汝明部擊潰。9月，他又帶領部隊參與攻打洛陽和潼關，乘勝進入關中。在西進途中，將撤往山西的馮系劉郁芬、呂秀文等部，截擊于陜西省大荔一帶，盡俘其眾，而將劉、呂等兩級軍官及其眷屬安全送走。入陜后，第17路軍整編，孫任第17師師長。1931年春，孫蔚如令趙壽山旅將駐陜南之川系軍閥劉存厚、田頌堯等部擊敗，底定陜南。

“九·一八事變”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11月，吳佩孚借“國難”之機，策動川、甘、寧、青、新五省地方軍閥聯(lián)銜發(fā)出“咸(15日)電”，推自己為中國國防軍總司令，主持所謂“對日軍事大計”，企圖東山再起。甘肅省保安總司令雷中田打出“甘肅獨立”的旗號。蔣介石面臨“九·一八事變”后外患日亟的被動局面，復又添此北洋軍閥余孽的聯(lián)合作亂，大為震驚，全國亦輿論嘩然。楊虎城為穩(wěn)定西北大局計，請纓平亂，派孫蔚如以潼關行營參謀長名義，率領第17師(缺趙壽山旅)和其他部隊入甘，平亂驅吳。孫為減小阻力，在平?jīng)鲕娒衤?lián)歡大會上提出“西北團結、漢回不分、陜甘一家”的口號。11月29日，首戰(zhàn)會寧。守軍師長王家曾拒不投降，聲稱：“你們楊虎城過去守西安8個月，我現(xiàn)在要守會寧一年�！钡�是，孫僅以一個團的兵力，攻打了26分鐘就全殲守敵。捷報傳到西安，楊虎城適與友人臥榻談天，聞訊躍起，連說：“真的嗎?！”接著，孫蔚如揮師乘勝攻打定西。定西既破，吳佩孚逃往北平。孫率師于12月上旬進入蘭州，地方軍閥懾服，西北局勢底定。楊虎城電蔣介石由孫蔚如暫代甘省主席。然而，蔣懼楊部勢力發(fā)展，拒絕其請，僅任孫為甘肅省宣慰使，暫兼軍民兩政。在主甘期間，孫蔚如發(fā)表《告甘肅民眾書》，宣布要“整飭紀綱”、“解除甘民痛苦”、“融洽回漢感情，加強民族團結”、“充實西北國防”，準備大刀闊斧，著意經(jīng)營。

正當他準備在西北大有一番作為之時，蔣介石為了打壓楊虎城勢力，另派邵力子為甘肅省主席，調任孫蔚如為38軍軍長，免其宣慰使之職，移駐平?jīng)觯�旋移天水。孫不甘心甘省政權為蔣控制，認為這是過河拆橋、排斥異己，一怒之下，電蔣大發(fā)牢騷，同時電召素以驍勇善戰(zhàn)著稱的98團團長王勁哉輕騎趕赴天水，以防不測。楊虎城見電后，認為關系重大，不可輕舉妄動，遂令扣發(fā)。孫回西安見楊時，還意猶未平：“你們統(tǒng)治得太嚴了，一個軍長連一個電報都發(fā)不出去！”1933年，蔣介石為了讓嫡系部隊控制甘肅，進一步擠壓楊部勢力，將38軍調往陜南，與川軍劉湘、田頌堯等部執(zhí)行圍攻紅四方面軍的任務，并令胡宗南部進駐隴南天水，從側背監(jiān)視第17路軍。

雖然戰(zhàn)事頻頻，內(nèi)爭不已，孫蔚如一直關心日本侵略中國問題。他在《平甘通電》中表示：“本鬩墻外侮之心”，“恢復協(xié)力對外，以報仇雪恥，規(guī)復疆土�！�12月10日控制蘭州，稍事安頓后，即于12月中旬迫不及待地致電第17路軍總指揮部參謀處，要求詳細了解日本侵華情形及我國備戰(zhàn)程度，并希望隨時得知勢態(tài)發(fā)展情況：“自暴日強占東省，舉國憤慨，我界同胞，尤深切齒、滅此朝食、咸具決心�！�…究竟暴日逞兇情形，及我方備戰(zhàn)程度若何，請為祥示，并將討日消息，時時電知，至深切盼�！泵鎸κY介石對外奉行妥協(xié)，對內(nèi)排除異己，繼續(xù)進行反共內(nèi)戰(zhàn)的倒行逆施，他內(nèi)心對蔣介石產(chǎn)生了強烈不滿。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報國救國大志，他與楊虎城、杜斌丞等人經(jīng)過多次秘密計議，決心與革命力量聯(lián)絡，謀求停止內(nèi)戰(zhàn)，一致抗日。

從1933年開始，孫蔚如在陜南“剿共”前線，以第17路軍全權代表身份，與中共紅四方面軍溝通聯(lián)系、建立秘密停戰(zhàn)關系。他先后11次派軍部少校參謀武志平（中共地下黨員)赴川北蘇區(qū)與紅軍聯(lián)系，紅四方面軍也派徐以新兩次到漢中與孫蔚如談判互不侵犯問題。孫致信紅軍將領徐向前、陳昌浩說：“當前日寇憑陵，國勢阽危。凡有血氣者，莫不痛心疾首”，“各黨派對政治見解有所不同，盡可開誠商議，豈容兵戎相見，兄弟鬩墻，而置外患于不顧！”“深愿停戰(zhàn)議和，共同反蔣抗日�！睂O在與徐以新會談中表示，西北第17路軍是有革命傳統(tǒng)的，個人對共產(chǎn)黨人是抱友好態(tài)度的，希望紅軍將胡宗南部擠出隴南以至整個西北，第17路軍不向紅軍作真正的進攻，并愿給紅軍作后方掩護和接濟適量軍事物資。雙方達成協(xié)議，形成了停戰(zhàn)合作的局面。在與紅軍停戰(zhàn)合作的兩年中，他始終以互諒互讓、維護和局的原則處理雙方之間的關系，遵守共同協(xié)議，放松了與紅軍駐地接界地區(qū)的盤查限制，為紅軍的對外聯(lián)系和物資交流創(chuàng)造了較寬松的條件。他還送給紅四方面軍一整套四川北部(包括甘南、陜南各縣)的軍事地圖和一些通訊器材、醫(yī)藥器械等物品。此外，他在所轄駐防區(qū)內(nèi)減小對人民群眾的抗日民主運動及革命活動的壓力，使其得到相當?shù)陌l(fā)展。

1935年秋，孫部先后駐防關中、陜北。華北事變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中共中央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策略方針，全國抗日潮流澎湃向前。孫蔚如同楊虎城一樣，積極執(zhí)行停止內(nèi)戰(zhàn)，團結抗日的方針，通過各種渠道打通與中國共產(chǎn)黨及紅軍的聯(lián)系，重建某種形式的合作關系。1936年秋，他托人向中共中央轉告：“38軍愿同紅軍互不侵犯，建立聯(lián)系，互助合作，共同抗日。”中共中央對孫的態(tài)度“極表歡迎”。毛澤東在致孫的信中指出：“今則西北大局益急，舍聯(lián)合抗日無以自救救國……自即日起，雙方即應取消敵對行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蓖瑫r，毛澤東還將發(fā)出不久的中共中央《致中國國民黨書》送一份給孫。此后，駐防陜北“剿共”前線的孫蔚如，暗中掩護中共和紅軍的人員、物資過境，形成了與紅軍合作抗日的局面。

西安事變時，楊虎城召孫開會部署當夜行動，他當即表示堅決擁護張、楊，主張：“要干就干到底！”當夜行動時，他在西安綏靖公署內(nèi)配合張、楊掌握全局。在西安事變期間，他擔任軍事顧問團召集人、西安戒嚴司令、抗日聯(lián)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負責人、抗日援綏第1軍團軍團長。

12月25日，各方達成初步協(xié)議后，蔣介石被釋放回南京，但陜西形勢卻異常緊張，張學良送蔣返寧被扣，而將事變機動處置權交楊虎城。但楊虎城根本無法協(xié)調東北軍的行動，東北軍內(nèi)部矛盾重重，和戰(zhàn)兩派之間劍拔弩張。主張和平解決而又具有實力的東北軍高級將領王以哲成了兩派斗爭的犧牲品，楊虎城部也被蔣分化瓦解，孫蔚如成了楊虎城手下最具實力的高級將領。另外，蔣的嫡系部隊源源開進陜西，壓迫東北軍和17路軍，南京政府又逼迫楊虎城離軍出國考察。在這種情況下，孫蔚如雖對和議條件多有爭執(zhí)，但他與楊虎城和中共代表周恩來的態(tài)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將張、楊發(fā)動兵諫的初衷貫徹到底，主張和平解決，建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堅決反對內(nèi)戰(zhàn)再起。西安事變后，楊虎城被迫出國，孫接任陜西省政府主席，第17路軍被縮編為第38軍，孫任軍長，成為陜西省的軍政主要領導人。他以極大的耐心，平和的策略，煞費苦心地協(xié)調各方面的關系，保護了西安事變的成果，迎接了抗日戰(zhàn)爭的到來 。

“七七事變”爆發(fā)，日本展開全面侵華戰(zhàn)爭，孫蔚如將軍率楊虎城部請纓抗戰(zhàn)，遂派趙壽山率17師、許權中率529旅、李振西率軍教導團赴河北、山西等地抗日前線，先后參加保定、忻口、舊關等戰(zhàn)役，戰(zhàn)功卓著、英勇頑強。這幾支參戰(zhàn)部隊是陜軍的精華，被蔣介石在戰(zhàn)場上分割使用，置于其裝備精良的嫡系部隊的最前端，傷亡十分慘重，又不予補充供給，一時部隊中悲觀情緒嚴重。孫蔚如將軍深知這是蔣介石為報西安事變之仇，借機消滅楊虎城部隊。但是，為了民族抗戰(zhàn)的大局，他率領陜西廣大軍民積極配合前線，掀起抗日支前的熱潮。孫蔚如將軍四處講話，約談記者，悼慰死傷官兵，鼓動抗日，勉勵前方將士同仇敵愷，為民族尊嚴而戰(zhàn)；其夫人會同楊虎城夫人帶頭捐款獻物，慰勞前方將士；陜西各地紛紛響應，支前勞軍活動此起彼應，陜軍士氣為之一振，空前高漲。

但是，蔣介石所統(tǒng)率的國民黨軍隊，大部紀律松弛，一盤散沙，短短幾個月里，幾十萬大軍屢屢被日軍挫敗，一退再退。不久，太原淪陷，日軍進逼黃河。當時，統(tǒng)管西北5省軍政要務的蔣介石嫡系西安行營一片驚慌。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等人沮喪悲觀，倉皇失措。他們聲稱日軍武器精良，不可戰(zhàn)勝，關中無法守衛(wèi)，應當放棄。行營各文武高級官員攜家?guī)Э诜殖嘶疖囷w機，紛紛逃往寶雞、成都等地。一時間，西北抗戰(zhàn)局勢悲觀，人心惶惑，不可終日。在此危難之際，孫蔚如將軍拍案而起。他一方面數(shù)電蔣介石以及國民黨軍政當局，歷述黃河可守、關中可保、日軍定被遏止的理由，一方面利用報紙、電臺和各種集會宣傳鼓動堅決抗日、抗日必勝的信心。特別是孫蔚如將軍不計個人利害得失，借西安行營總理紀念大會之機，面對西北各界人士，公開與西安行營的悲觀論調唱對臺戲，以《西北國防與抗戰(zhàn)》為題，憤然演說，力主堅守黃河河防，阻敵西犯。他在演說中引用南宋劉锜守順昌的史實為例，表示既為本省主席，絕不生離西安，誓與故土人民共存亡。他說到做到，將38軍留陜各部全部調入陜東河防一線，組織群眾，武裝地方抗日力量，修固工事，要與日軍決一死戰(zhàn)。西北各界為之一振，蔣鼎文一伙被弄得羞愧難當，但也只好懷恨在心、緘默不語，不敢再大事張揚后撤，西北抗日活動又日盛一日。不久，國民黨中央調來援軍，西北局勢得以安定。

1938年7月，蔣介石命令十七路軍改編為31軍團，任孫蔚如為軍團長，所屬部隊除被蔣鼎文扣下、以后再未歸還的一個旅外，全部離陜東渡，開赴晉西南抗日第一線，以堅守中條山，保衛(wèi)黃河安全為任務。蔣介石嚴令孫蔚如，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退過黃河，拼命死守。不久，又將31軍團改為第四集團軍，孫蔚如任總司令。

蔣介石之所以將第四集團軍全部調入中條山，除了借此免去孫蔚如陜西省政府主席職務，把原十七路軍擠出故土之外，還另有一番用心。當時，一本日本出的畫報上有一幅漫畫，對蔣介石的陰謀刻畫的淋漓盡致。這幅漫畫畫的是：堅守中條山的部隊穿著破舊衣服，肩扛破槍，身上標有“雜牌”字樣。在他們的前面是日本軍隊，后面是服裝齊整、裝備齊全的蔣氏嫡系軍隊，端著刺刀戳向“雜牌”的脊背。這幅漫畫雖然是日軍的宣傳畫，但卻把蔣介石如此布置，妄圖消滅十七路軍的險惡用心刻畫地惟妙惟肖。對這一點。孫蔚如將軍十分清楚，但他又不能公開與蔣介石對抗。一方面，他始終擔心在押的楊虎城將軍的性命，他怕讓蔣介石找到借口加害楊將軍；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清楚堅守中條山對保衛(wèi)三秦大地不受日本軍隊踐踏的重要意義。他鼓勵部隊，要以民族大義為重，英勇殺敵，誓死保衛(wèi)家鄉(xiāng)不受侵略。十七路軍一些老部下、老將領也曾當面責怪他，認為不能聽從蔣介石的命令，把楊虎城將軍締造的這支部隊拿去與日本人拼光，替幾十萬在他們身后養(yǎng)尊處優(yōu)、裝備精良的蔣介石嫡系部隊充當炮灰。孫蔚如將軍緘默不語，他苦心孤詣，唯有下定以死抗戰(zhàn)的決心。余將以血肉之軀報效國度，舍身家生命以拒日寇，誓與日寇血戰(zhàn)到底！但聞黃河水長嘯，不求馬革裹尸還還！”

日軍集中幾個師團數(shù)萬兵力在空軍、炮兵的配合下，短短的兩年時間里，對中條山防地進行了十一次猖狂的進攻，其中以“血戰(zhàn)永濟”、“六六戰(zhàn)役”、“望原會戰(zhàn)”最為慘烈悲壯！ 大小戰(zhàn)役數(shù)百次，戰(zhàn)況空前激烈，有時為一座山頭、一個村鎮(zhèn)反復爭奪、幾經(jīng)易手。日軍攻勢強大，人多勢重，常使堅守陣地的第四集團軍整營整連的傷亡。面對如此艱苦局面，孫蔚如將軍下令收縮防線，集中部隊，靈活出擊，并派出疑兵穿插敵后打運動戰(zhàn)、突襲戰(zhàn)，搞得日軍首尾不得相顧，整體無法推進。兩年時間里，日軍頻繁改變作戰(zhàn)方案、撤換指揮官，越是急于跨過中條山越是不得前行，其上報日本軍部的作戰(zhàn)報告也不得不聲稱“守備中條山之支那部隊雖屬雜牌，但其戰(zhàn)斗力頗強，不可輕敵”。孫蔚如率領第四集團軍全體將士在沒有友軍支援的配合、軍需物資極端缺乏的艱難情勢下拼力死戰(zhàn)，以近2/3人員傷亡（陣亡2.1萬）的慘重代價始終巍然屹立于中條山上，有力遏止了日軍打通中亞與德軍會合的整體作戰(zhàn)企圖，用血肉保衛(wèi)了關中故地，表達了三秦子弟兵的赤膽忠心。

當時的陜西報紙所稱“西北整個得以安定，皆賴我英勇將士在北岸艱苦支撐所賜”并非虛言。日軍視中條山為華北戰(zhàn)場之“盲腸”，全國人民則把第四集團軍稱為“中條鐵柱”。各地進步記者、各界代表團紛紛來到中條山。他們滿含熱淚，慰勞官兵；四處稱頌，盛況空前。形勢所迫，蔣介石也不得不對其抗戰(zhàn)業(yè)績表示贊揚。孫蔚如將軍笑了，他揮筆作下了《滿江紅.中條山抗日》詞一首。詞中慷慨吟道：“立馬中條，長風起，淵淵代鼓”，“新舊恨，從頭數(shù)，挽狂瀾作個中流砥柱”，復雜的心緒，悲壯的情懷流溢于字里行間。這不僅刻畫了他本人當時的精神面貌，而且也表達了全軍將士決心在中條山抗戰(zhàn)到底、消滅日寇的豪情壯志。

中條山的兩年戰(zhàn)事中，第四集團軍由于一方面有楊虎城締造該部以來長期與中共合作的傳統(tǒng)；另一方面，在抗戰(zhàn)中無論人員物資都得不到國民黨方面的支持，相反卻得到中共黨政軍各方面的全力以赴的真誠幫助，此間與中共來往甚密。這自然引起蔣介石的忌恨。蔣介石即將第四集團軍調離中條山，名為調防河南守備黃河南岸百余里防線，實際目的在于使第四集團軍遠離中共八路軍。孫蔚如將軍深知蔣介石用意，他一方面巧妙應付蔣介石借清查部隊中“共黨分子”從而對部隊施加迫害的種種陰謀行為，一方面精心指揮第四集團軍進行了滎（陽）廣（武）戰(zhàn)役，登（封）汜（水）戰(zhàn)役，迫使日軍退出鄭州，困守邙山橋頭堡。從中條山戰(zhàn)役到河南戰(zhàn)役，孫蔚如將軍指揮第四集團軍依靠中共和社會各界進步人士的幫助，在幾十萬裝備精良的國民黨嫡系部隊與日軍一觸即潰、望風而逃、潰不成軍的混亂戰(zhàn)局中，一幟獨樹，打了許多硬仗，有利遏止了日本軍隊猖狂的攻勢。

1945年6月，蔣介石見借日本人之手無法消滅楊虎城將軍締造的這只頑強的部隊，便采取抽梁換拄的手法，掉離了第四集團軍的各主要將領，派其嫡系將領張耀明接掌部隊。孫蔚如將軍被調去湖北任第六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蔣介石采取明升暗降的手法剝奪了他的兵權，將他置于自己勢力的監(jiān)視包圍之下。日本投降時，孫蔚如出任武漢區(qū)受降司令，積極負責，解除日軍武裝20余萬人，接收工廠、倉庫等300余所，編遣偽軍9萬余人。

1945年12月，他任武漢行營副主任。1946年，他任武漢行轅副主任。1948年8月，他任戰(zhàn)略顧問委員會委員。

1949年初，他留在上海，未隨國民政府赴臺灣。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他歷任陜西省副省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委員，陜西省第一、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xié)商委員會副主席，陜西省第一、四屆政協(xié)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委，民革陜西省委第一、二、三屆主任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等職。

1979年7月27日，孫蔚如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