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是戰(zhàn)國時期韓國貴族，出生于戰(zhàn)國末期韓國的都城新鄭（今河南省鄭州市新鄭市鄭韓故城）。韓非精于“刑名法術(shù)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與秦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學生。韓非文章出眾，連李斯也自嘆不如。韓非將自己的學說，追本溯源于道家黃老之術(shù)，他對老子《道德經(jīng)》有相當大的研究，《韓非子》中，著有《解老》、《喻老》等篇，集中表述了韓非的哲學觀點。韓非是戰(zhàn)國末期帶有唯物主義色彩的哲學家，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韓非目睹戰(zhàn)國后期的韓國積貧積弱，多次上書韓王，希望改變當時治國不務(wù)法制、養(yǎng)非所用、用非所養(yǎng)的情況，但其主張始終得不到采納。韓非認為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北阃硕�著書，寫出了《孤憤》《五蠹》《內(nèi)外儲》、《說林》《說難》等著作，被譽為最得老子思想精髓的兩個人之一(另一人為莊周)。

他的書傳到秦國，秦王非常贊賞韓非的才華。不久，因秦國攻韓，韓王不得不起用韓非，并派他出使秦國。韓非子被韓王派遣出使秦國，秦王很喜歡韓非，但還沒有決定是否留用。但是文采斐然的韓非為秦王嬴政所賞識而倍受重用。由于李斯提出滅六國一統(tǒng)天下的通天大計，而首要目標就是韓國，但作為韓國公子的韓非與李斯政見相左（韓非主張存韓滅趙），妨礙秦國統(tǒng)一大計，于是李斯就向秦王上疏辯駁。韓非與李斯之政見相左。韓非欲存韓，李斯欲滅韓。因為韓非子和李斯曾經(jīng)是同窗，李斯深知韓非辯才了得，擔心嬴政被韓非計謀所蒙蔽，故上疏嬴政，陳述其中利害。他說：“韓非前來，未必不是認為他能夠讓韓留存，是重韓之利益而來。他的辯論辭藻，掩飾詐謀，是想從秦國取利，窺伺著讓陛下做出對韓有利的事。”

秦王認為李斯言之有理，便抓捕韓非。廷尉將其投入監(jiān)獄，最后逼其服毒自殺。韓非想上書始皇帝，被拒絕。后來始皇帝后悔了，派人赦免他，但是韓非已經(jīng)死了。

韓非子的文章構(gòu)思精巧，描寫大膽，語言幽默，于平實中見奇妙，具有耐人尋味、警策世人的藝術(shù)風格。韓非的《孤憤》、《五蠹》、《說難》、《說林》、《從內(nèi)儲》五書，十萬余言，字里行間，嘆世事之難，人生之難，閱盡天下，萬千感懷。

韓非子之死的母本說法和主流說法見于司馬遷的《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殺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司馬遷寫韓非子之死，寫得簡練、生動、傳奇，然而太過簡略的筆觸，給人留下了難以釋然的空白。

韓非子即使不死，也早已斷絕了活路，終將走向死路。

當堂溪公言之諄諄地告誡韓非：“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shù)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術(shù)，設(shè)度數(shù)，臣竊以為危于身而殆于軀。何以效之？所聞先生術(shù)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彊，二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狈暧霾豢杀匾�，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為先生無取焉�！表n非的回答，卻顯得義正詞嚴，直率而不夠禮貌（倆人之間，可能存有年齡差距）：“臣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為立法術(shù)，設(shè)度數(shù)，所以利民萌便眾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暗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暗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貪鄙之為也。臣不忍鄉(xiāng)貪鄙之為，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先王（當為先生）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韓非認為，堂溪公雖是一番好意，但不了解自己，誤解了自己，甚至，傷害了自己。同時，“憚亂主暗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貪鄙之為也。”之句表明，韓非早已下定了向死而行的決心，做好了向死而行的準備。

韓非在國家政體方面主張建立統(tǒng)一的中央集權(quán)的封建專制國家，韓非子的“法”、“術(shù)”、“勢”相結(jié)合的政治思想，是封建專制主義思想的重要內(nèi)容。韓非還繼承了荀子關(guān)于封建專制的一些思想，并進一步理論化和系統(tǒng)化，從而成為封建專制主義思想的倡導(dǎo)者。

雖然我們可以說儒家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孟子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與封建專制主義思想有一定關(guān)系，但是都不如韓非講的明確�！俄n非子·忠孝篇》說：“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表n非把臣、子、妻對君、父、夫的從屬關(guān)系作了肯定，并把三者的順逆看成是天下治亂的“常道”。這就有了三“綱”的基本內(nèi)容。加上韓非的“法”、“術(shù)”、“勢”的政治主張，便使封建專制主義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

韓非子繼承和總結(jié)了戰(zhàn)國時期法家的思想和實踐，提出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quán)的法家實踐理論。他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zhí)要，四方來效”（《韓非子·物權(quán)》），國家的大權(quán)，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須有權(quán)有勢，才能治理天下，“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韓非子·人主》）。為此，君主應(yīng)該使用各種手段清除世襲的奴隸主貴族，“散其黨”“奪其輔”（《韓非子·主道》）；同時，選拔一批經(jīng)過實踐鍛煉的封建官吏來取代他們，“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fā)于卒伍”（《韓非子·顯學》）。韓非子還主張改革和實行法治，要求“廢先王之教”（《韓非子·問田》），“以法為教”（《韓非子·五蠹》）。他強調(diào)制定了“法”，就要嚴格執(zhí)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有度》）。他還認為只有實行嚴刑重罰，人民才會順從，社會才能安定，封建統(tǒng)治才能鞏固。韓非的這些主張，反映了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為結(jié)束諸侯割據(jù)，建立統(tǒng)一的中央集權(quán)的封建國家，提供了理論依據(jù)。

韓非子另主張‘‘名實相符’’，認為君主應(yīng)根據(jù)臣民的言論與實績是否相符來決定功過賞罰。

對于民眾，他吸收了其老師荀子的“性本惡”理論，認為民眾的本性是“惡勞而好逸”，要以法來約束民眾，施刑于民，才可“禁奸于為萌”。因此他認為施刑法恰恰是愛民的表現(xiàn)。（《韓非子·心度》）。容易讓人忽視的是韓非是主張減輕人民的徭役和賦稅的。他認為嚴重的徭役和賦稅只會讓臣下強大起來，不利于君王統(tǒng)治。

對于臣下，他認為要去“五蠹”，防“八奸”。（《韓非子·八奸》 《韓非子·五蠹》）所謂五蠹，就是指：1、學者（指儒家）；2、言談?wù)撸ㄖ缚v橫家）；3、帶劍者（指游俠）；4、患御者（指依附貴族并且逃避兵役的人）；5、商工之民。他認為這些人會擾亂法制，是無益于耕戰(zhàn)的“邦之蟲”，必須鏟除。 所謂“八奸”，就是指：1“同床”，指君主妻妾；2“在旁”，指俳優(yōu)、侏儒等君主親信侍從；3“父兄”，指君主的叔侄兄弟；4“養(yǎng)殃”，指有意討好君主的人；5“民萌”，指私自散發(fā)公財取悅民眾的臣下；6“流行”，指搜尋說客辯士收買人心，制造輿論的臣下；7“威強”，指豢養(yǎng)亡命之徒，帶劍門客炫耀自己威風的臣下；8“四方”，指用國庫財力結(jié)交大國培養(yǎng)個人勢力的臣下。這些人都有良好的條件威脅國家安危，要像防賊一樣防備他們。

韓非的這些主張，反映了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后采取的許多政治措施，就是韓非理論的應(yīng)用和發(fā)展。

《韓非子》是戰(zhàn)國末期韓國法家集大成者韓非的著作。這部書現(xiàn)存五十五篇，約十余萬言，大部分為韓非自己的作品�！俄n非子》一書，重點宣揚了韓非法、術(shù)、勢相結(jié)合的法治理論，達到了先秦法家理論的最高峰，為秦統(tǒng)一六國提供了理論武器，同時，也為以后的封建專制制度提供了理論根據(jù)。

當時，在中國思想界以儒家、墨家為顯學，崇尚“法先王”和“復(fù)古”，韓非子的觀點是反對復(fù)古，主張因時制宜。韓非子根據(jù)當時的形勢情況，主張法治，提出重賞、重罰、重農(nóng)、重戰(zhàn)四個政策。韓非子提倡君權(quán)神授，自秦以后，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治國理念都頗受韓非子學說的影響。

改革圖治，變法圖強，是韓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內(nèi)容。他繼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思想傳統(tǒng)，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伞钡挠^點，主張“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五蠹》）

韓非主張社會歷史進化論，認為歷史是向前發(fā)展的，當代必然勝過古代；人們應(yīng)該按照現(xiàn)實需要進行改革，不必遵循古代的傳統(tǒng)。韓非子用進化的歷史觀點分析了人類歷史。他把人類歷史分為上古、中古、近古，當今幾個階段，進而說明不同時代有不同時代的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那種想用老一套辦法去治理當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

韓非子的進化歷史觀在當時是進步的。他看到了人類歷史的發(fā)展，并用這種發(fā)展的觀點去分析人類社會。

韓非子把社會現(xiàn)象同經(jīng)濟條件聯(lián)系起來，這在當時是難得的。韓非子對經(jīng)濟與社會治亂的關(guān)系有了初步認識，注意到人口增長與財富多少的關(guān)系，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人民眾而貨財寡”會帶來社會問題的思想家。

中國人慣于尊重過去經(jīng)驗，這個傳統(tǒng)思維方式對中國哲學有巨大的影響。從孔子的時代起，多數(shù)哲學家都要找古代的權(quán)威來支持自己的學說�？鬃酉矚g援引的古代權(quán)威是西周的文王、周公。墨子與儒家辯論時，援引比文王、周公更古老的夏禹。孟子為能凌駕墨家之上，往往援引堯舜，因為他們是傳說中比夏禹更早的圣王。最后，道家為勝過儒家和墨家，又請出伏羲、神農(nóng)，據(jù)說他們比堯舜還要早幾百年。而法家的主張與他們完全不同，法家堅持歷史進化論，認為歷史是不斷發(fā)展進步的，這在諸子百家中難能可貴。

法家反對保守的復(fù)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變法圖強。他們認為歷史是向前發(fā)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fā)展而發(fā)展，既不能復(fù)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商鞅明確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韓非則更進一步發(fā)展了商鞅的主張，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他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韓非子注意研究歷史，認為歷史是不斷發(fā)展進步的。他認為如果當今之世還贊美“堯、舜、湯、武之道”“必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張“不期修古，不法�？伞薄笆喇悇t事異”“事異則備變”（《韓非子·五蠹》），要根據(jù)今天的實際來制定政策。他的歷史觀，為當時地主階級的改革提供了理論根據(jù)。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后來建立的中央集權(quán)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jù)，后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quán)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法家在法理學方面做出了貢獻，對于法律的起源、本質(zhì)、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jīng)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quán)、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huán)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guān)系等基本的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

法家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說過，商人日夜兼程，趕千里路也不覺得遠，是因為利益在前邊吸引他。打漁的人不怕危險，逆流而航行，百里之遠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漁的利益。有了這種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結(jié)論：“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

韓非子著作總結(jié)了前期法家的經(jīng)驗，形成了以法為中心的法、術(shù)、勢相結(jié)合的政治思想體系。

韓非子著重總結(jié)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shù)和慎到的勢融為一本。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時指出，申商學說的最大缺點是沒有把法與術(shù)結(jié)合起來，其次，申、商學說的第二大缺點在于“未盡”，“申子未盡于術(shù)，商君未盡于法”。（《韓非子·定法》）韓非按照自己的觀點，論述了術(shù) 法的內(nèi)容以及二者的關(guān)系，他認為，國家圖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權(quán)術(shù)，同時臣下必須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韓非的“術(shù)”主要在“術(shù)以知奸”方面有了發(fā)展。他認為，國君對臣下，不能太信任，還要“審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韓非特別強調(diào)了“以刑止刑”思想，強調(diào)“嚴刑” “重罰”。

尤可稱道的是，韓非子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法不阿貴”的思想，主張“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這是對中國法治思想的重大貢獻，對于清除貴族特權(quán)、維護法律尊嚴，產(chǎn)生了積極的影響。

韓非子認為，光有法和術(shù)還不行，必須有“勢”做保證�！皠荨保�即權(quán)勢，政權(quán)。他贊賞慎到所說的“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難者》），提出了“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難勢》）的論點。

韓非子的法治思想適應(yīng)了中國一定歷史發(fā)展階段的需要，在中國封建中央集權(quán)制度的確立過程中起了一定的理論指導(dǎo)作用。

儒家講究：“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倍�以韓非為代表的法家更把它發(fā)展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即使是對高貴的人，有權(quán)勢的人也不徇情�！俄n非子·有度》：“法不阿貴，繩不繞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

韓非主張以法為教，意思就是除了制訂法律以外，還必須要宣傳法律，普及法律知識，遵守法律，運用法律，使整個社會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風氣。（出處 《韓非子·五蠹》：“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保�

韓非的法家思想最偉大的實踐者是秦始皇，秦國的教育制度，便為法家思想。以法為教是秦代施行政策，加強思想法制，鞏固中央集權(quán)的標志之一。

法教是與禮教相對立的。在秦未統(tǒng)一六國時，秦孝公就同商鞅、甘龍、杜摯三大夫討論 正法之本，商鞅掌握秦國政權(quán)后，便強調(diào)以法制取代禮治。所謂 知者作法 而 賢者更禮（《商君書·更法》）。他還寫了奏書，陳述 明主忠民產(chǎn)于今世，而散領(lǐng)其國者，不可以須臾忘于法 （《商君書·慎法》）。

司馬遷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指出：韓非“喜刑名法術(shù)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事非”，“皆原于道德之意”。說明韓非思想源于道家，以老子的樸素的唯物主義道論與辯證法為他的“法、術(shù)、勢”相結(jié)合的“君人南面之術(shù)”尋求哲學基礎(chǔ)，而且開拓了道家的形下之道。在《韓非子》一書中，無論是《解老》、《喻老》，還是《主道》、《揚權(quán)》、《外儲說右下》、《八經(jīng)·主道》、《南面》等，所闡述的都是“道可道，謂經(jīng)術(shù)政教之道也（《本道》）。韓非以“法、術(shù)、勢”皆源自對道家的政治解釋，使道家的“無為”內(nèi)涵從形而上滑落到形而下，關(guān)注政治與人生。韓非在《解老》、《喻老》、《主道》、《揚權(quán)》諸篇中，都吸取了道家的思想。韓非思想的根源來自于老子以及《鄭長者》。

韓非子雖然是荀子的弟子，思想主張卻與荀子大大相反，他沒有承襲荀子的儒家思想，卻愛好“刑名法術(shù)”之學，且歸本于‘黃老之學’，一套由‘道’、‘法’共同完善的政治統(tǒng)治理論。韓非總結(jié)法家三位代表人物慎到、申不害、商鞅的思想，主張君王應(yīng)該用‘法’、‘術(shù)’、‘勢’三者結(jié)合起來治理國家，此為法家之博采眾長之集大成者。

秦始皇在初見韓非著作部份篇文內(nèi)容就佩服地說：“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意思是說，寡人如果能見此人，與其同游談?wù)撘环�，那就是死也都無憾了！在韓非死后，當代各國國君與大臣競相研究其著作《韓非子》，秦始皇在他的思想指引下，完成統(tǒng)一六國的帝業(yè)。

韓非子反對政治治理的原則建構(gòu)在私人情感聯(lián)系與當代社會道德水平的提升上，主張將人的自利本性作為社會秩序建立的前提，強調(diào)君主統(tǒng)制權(quán)視為一切事物的決策核心，君權(quán)是神圣不可侵犯，君主應(yīng)當運用苛刑峻法重賞來御臣治民，以建立一個君主集權(quán)的封建國家。

韓非子在其《韓非子》里面有《解老》與《喻老》兩篇，直述自己思想源自于老子，故后世稱之為道法家，意味從道家里面延伸出來的新法家思想。從思想上說，韓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從政治上說，商鞅是法家最杰出的人物。商鞅以其思想和行動，創(chuàng)造了一個國家的富強，奠定了天下統(tǒng)一的基礎(chǔ)，開創(chuàng)了一個新時代。法家這兩個巔峰人物，都從老子那里得到了豐富的營養(yǎng)。

道是變化的，天地是變化的，人是變化的，社會是變化的，治理社會的方式方法也是變化的。但道也有相應(yīng)的穩(wěn)定性，這個穩(wěn)定，就是人應(yīng)遵守的行為準則，在現(xiàn)實中就是法。法就是依著道而建立的。法必須隨時代變化，法必須人人遵守。因為認識到萬事萬物的變化，韓非子、商鞅同老子一樣，也是反傳統(tǒng)的。韓非子取《老子》‘無為’的思想，《老子》認為處世，不需要拘泥固定形式與方式，只要順著大道即可。韓非認為無為，落實在君王統(tǒng)治上，應(yīng)該是無論特定喜好，或不喜好都不能被臣下推測與掌握，此觀點還包括施政習慣，統(tǒng)馭方式等，應(yīng)該陰晴不定，難以掌握。如此才不會反被臣下駕馭，這也就是申不害的“術(shù)”。

韓非子之學成為法家，又歸本于道家。其最高理想為“君無為，法無不為”，認為法行而君不必憂；臣不必勞，民但而守法，上下無為而天下治。但其學說過于尊君，為后世所詬病。

韓非子反對天命思想，主張?zhí)斓雷匀�。他認為“道”是萬物發(fā)生發(fā)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有了“道”才有了萬物，“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薄坝顑�(nèi)之物，恃之以成�！保ā督饫稀罚╉n非同時在中國哲學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理”這個哲學概念，并論述了它與“道”的關(guān)系。他認為，“道者萬物之所成也，理者成物之文也�！保ā督饫稀罚�“理”在韓非看來，就是事物的特殊規(guī)律，人們辦事應(yīng)該尊重客觀規(guī)律。

韓非子的認識論繼承了先秦哲學中的唯物主義的思想傳統(tǒng)。他提出的反對“前識”和“因參驗而審言辭”的觀點，在中國哲學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頁。韓非子反對“前識”的觀點。所謂“前識”，就是先驗論。韓非主張“虛以靜后”，通過觀察事物得到認識而非妄加揣測。韓非子提出了“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奸劫弒君》）的著名論題�！皡ⅰ本褪潜容^研究，“驗”就是用行動來檢驗，就是實踐。韓非認為，不經(jīng)過實踐（參驗）而硬說是如何如何，是無知的表現(xiàn)；不能確定的東西而照著去做，是自欺欺人。因此他主張“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fā)于卒伍”。（《顯學》）。

韓非子的思想中有不少辯證法的因素�？吹绞挛锊粩嗟刈兓�著，指出“定理有存亡，有生死，有盛衰�！薄拔镏�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為常�！保ā督饫稀罚┧�在中國哲學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矛盾論”的概念。他所講的矛與盾的故事，對人們分析問題 表達思想至今仍有著深刻的啟發(fā)作用。

韓非子的政治思想為中國封建統(tǒng)一事業(yè)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提出對立統(tǒng)一的矛盾論問題的哲學家，他的哲學思想包含了相互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思想，開拓了人們的思路。韓非不愧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大思想家。

“無為，而無不為”“道生法”是道家的思想，它也是法家的思想，在韓非子看來，君王應(yīng)當具備的一項品質(zhì)便是“為無為”，自己表現(xiàn)出“無為而治”。韓非子說：君王應(yīng)如“日月所照，四時所行，云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已；寄治亂于法術(shù)，托是非于賞罰，屬輕重于權(quán)衡�！保ā俄n非子·大體》）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shù)，各有特點。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時，韓非提出了將三者緊密結(jié)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quán)勢，要獨掌軍政大權(quán)，術(shù)是指的駕御群臣、掌握政權(quán)、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勢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

韓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法治思想，適應(yīng)戰(zhàn)國末期治理亂世的歷史環(huán)境

改革圖治，變法圖強，是韓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內(nèi)容。韓非用進化的歷史觀點分析了人類歷史，他看到了人類歷史的發(fā)展，并用這種發(fā)展的觀點去分析人類社會的過去現(xiàn)在和將來。對于當前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yè)有很強的借鑒意義。，對秦王朝統(tǒng)一中國功不可沒。"依法治國、建設(shè)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黨中央提出的治國方略，韓非的法治思想是在戰(zhàn)國末期禮制遭到嚴重破壞的形勢下形成的治國思想。"以法為核心，法、術(shù)、勢相結(jié)合"的思想改造了傳統(tǒng)法律文化，對現(xiàn)代中國法治建設(shè)具有現(xiàn)實的針對性指導(dǎo)意義。

韓非把社會現(xiàn)象同經(jīng)濟條件聯(lián)系起來，這在當時是極其難得的。韓非對經(jīng)濟與社會治亂的關(guān)系有了初步認識，注意到人口增長與財富多寡的關(guān)系，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人民眾而貨財寡”會帶來社會問題的思想家

司馬遷指韓非子好‘刑名法術(shù)’且歸本于‘黃老之學’，司馬遷在《史記》評曰：“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

《太史公自序》：“韓非揣事情，循勢理�！贝澤俣��！�

秦始皇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

揚子《法言》曰：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

乎！”曰：“何也？”“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被蛟唬骸胺菓n說之不合，非邪？”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評曰：“臣聞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為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烏足愍哉！”

司馬貞：“刑名有術(shù)，說難極知。悲彼周防，終亡李斯�！�

毛澤東在讀《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時批注道：韓非子師從于荀子，戰(zhàn)國時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法治、術(shù)治、勢治三者合一的封建君王統(tǒng)治術(shù)，對后世影響很大。

晚年毛澤東曾和他的侄兒毛遠新有過一次關(guān)于讀書學習的談話。他說：你說的《韓非子》我年輕時就看過幾遍，其中的《說難》、《孤憤》、《五蠹》都能背得下來。這個韓非和李斯都是荀況的學生，也都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大

法家.

近代陳啟天和常燕生則提出要參考法家理念用以治國。常燕生指出在《法家思想的復(fù)興與中國的起死回生之道》一文的結(jié)尾他得出結(jié)論說：“中國的起死回生之道就是法家思想的復(fù)興，就是一個新法家思想的出現(xiàn)，對于這個結(jié)論，我可以毫不猶疑的向全國民胞保證”。

梁啟超則提出“只有法家的法治主義才能救中國”。

韓非死于秦國，有記載說，韓非尸體運回韓國，葬在故土，即孤墳攤處，另說葬九女山古墓群。

韓非子著書之余時常登臨的孤憤臺猶存，位臨棠溪岸邊，原是一處高地，松柏銀杏蒼蒼。之后，孤憤臺漸漸之低小，鄉(xiāng)民們平素叫“孤墳攤兒”，考古和被盜均未發(fā)現(xiàn)萌基，專家考證應(yīng)為“孤憤”臺，正好符合韓非“驅(qū)車勸諫韓王不用”而閉門著書的歷史事實。

遠水不救近火。

人處疾則貴醫(yī)。

巧詐不如拙誠。

不明察，不能燭私。

不勁直，不能矯奸。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

事以密成，語以泄敗

不躓于山，而躓于垤。

以子之矛，陷子之盾。

法不阿貴，繩不撓曲。

治民無常，唯法為冶。

治民者，禁奸于未萌。

戰(zhàn)陣之間，不厭詐偽。

長袖善舞，多錢善賈。

不期修古，不法�？�。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矜?zhèn)尾婚L，蓋虛不久。

一家二貴，事乃無功。

治強生于法，弱亂生于阿。

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

存亡在虛實，不在于眾寡。

懸衡而知平，設(shè)規(guī)而知圓。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

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

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

寄治亂于法術(shù)，托是非干賞罰。

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

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

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

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fā)于卒伍。

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

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

搖鏡則不得為明，搖衡則不得為正。

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

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故人多溺。

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qū)蠅，蠅愈至。

敏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

糟糠不飽者不務(wù)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

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

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溢，盜跖不掇。

目失鏡，則無以正須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

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jù)之者，誣也。

圣人不期循古，不法�？桑�論世之事，因為之備。

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

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

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

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

和氏之璧，不飾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zhì)至美，物不足以飾之。

欲成方面圓而隨其規(guī)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guī)矩，議言之士，計會規(guī)矩也。

十仞之城，樓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

小信誠則大信立。

時移而治，不易者亂。

內(nèi)外相應(yīng)，言行相稱。

明主之道，明于公私。

家有常業(yè)，雖饑不餓。

據(jù)史料可考，韓非子的故土在西平縣出山棠溪北岸的韓堂村。韓堂村建有韓家祠堂，而后遷至出山鎮(zhèn)西南，韓堂村留名至今。韓祠為韓家宗祠，何代修筑無考，但每年春節(jié)韓姓子孫敬奉韓家宗祖一直延續(xù)，韓祠歷代修復(fù)，破損于解放初，1958年在此建出山禮堂，有“思辨”碑石一塊，村人說曾蓋在西街井口，后無下落。

（西漢）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誕生于韓非著作中的典故比比皆是，是中國文學的璀璨結(jié)晶。

2017年電視劇《秦時麗人明月心》：俞瞳飾演韓非。